墨索里尼大事记

　　　　　　　　　　　　　　　　第11章 1942年1 月，当墨索里尼在讲话中把维杜索尼介绍给他的新同事的时候，他就声称：“在我们执政20年之后，两代人都在争夺政府。一代人正在日落西山，而另一代人正如旭日初升。”他又借用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补充说：每一代人都要与他的前辈竞争。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观点。墨索里尼 39岁就当上了总理，1943年的时候他将年满60岁。而他的大多数同事年龄都比他小，许多人甚至比他小10岁甚至更多，而齐亚诺只有40岁。这些人是否也是构成“新一代”的一部分？他们是否也注定要取代老一代？宣传家们还可以说“没有人像他那样能永葆青春，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就是为历史、为政治和为法西斯主义而生”，并且补充说人民需要“他”，就像是他们需要“面包和空气”一样。但是，一个永远年轻的领袖的可信性实际上正在崩溃。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老”这个词也越来越适合用来形容墨索里尼了。1942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与墨索里尼见面之后，博塔伊对其作了一番非常典型的描述。墨索里尼明显正在衰老，“他脸色灰白，两颊深陷，嘴巴痛苦地下垂着”，好像是他的溃疡病又引发了疼痛一样。博塔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人并不是累了，或者内心沮丧、郁闷，而是年事已高。”对那些“爱他的人，以及那些不顾一切仍然爱着他的人”来说，他这个样子会让他们感到沮丧的，特别是当他真的拉着他们的手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正在毁灭他原来的形象。博塔伊即使在和他的下属谈话的时候，也悲伤地承认说，墨索里尼现在因为他的又秃又亮的脑袋而被嘲笑为“硬乳酪”，而他的脑袋“一度曾是代表他的吸引力的地方”。他又说，“那个曾经永远正确的人，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总是错误的。”“曾几何时，任何明显的成绩或者优点都要归功于他。但是现在，任何糟糕的事情都可以拿来责备他，即使根本不是他的错。这就是因果报应的结果。”那么，在1942年至1943年间，墨索里尼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呢？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称他是另外一个在军事指挥和身体状况两方面同时衰弱的战争领导人呢？自从1925年那次患病之后，墨索里尼就一直经受着十二指肠溃疡的痛苦。同时，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膳食都很谨慎（尽管医生说这是由于细菌感染，但他还是过分依靠牛奶和其他奶制品），避免吃肉、饮酒和抽烟，这些安排都是合理的。法西斯的宣传家们把他塑造成一个永远年轻的有男子气概的人，在床上精力充沛，并且精通所有能想像得到的体育运动，但是，他的头发却在50岁的时候变白了，这与官方宣传的形象是不一致的。在战争的压力下，曾经喜欢游泳、慢跑和骑马的领袖逐渐变成了一个健康状况恶化、有时甚至精疲力竭的人。1941年8 月，墨索里尼家族中也有人在战争中死亡了：布鲁诺在托斯卡纳担任轰炸机试飞员时因为飞机失事而死。布鲁诺的遗孀忍痛收拾好丈夫头天晚上在一个比萨旅馆里睡觉时所用的被褥和枕套等遗物，然后带着这些遗物去见她悲痛欲绝的婆婆了。墨索里尼从未亲近过他的几个小儿子，但是据说在布鲁诺死后，他也努力花更多的时间与维托里奥待在一起。弟弟阿纳尔多去世时，他曾写过一本《阿纳尔多的一生》，现在，他也为布鲁诺写了一本名为《我与布鲁诺谈话》的小书。与前一本书一样，这本书也很奇怪，法西斯的严厉与脆弱的家庭感情交织在一起。书中也有虚伪做作的内容，把布鲁诺也神化了，称他是一个勇于追求胜利的战士。同样，墨索里尼还在书中强调了有关父子关系和布鲁诺的坟墓的秘密，同时还以法西斯式的大吹大擂来向公众宣传他的书。与布鲁诺熟悉的人发现书中塑造的法西斯英雄与真正的布鲁诺一点都不像，根本反映不出他们认识的那个 “害羞、胆小、专横、少言寡语和压抑”的布鲁诺。虽然没有放弃在托洛尼亚别墅和卡米内特堡里的家庭生活，但由于日常生活中也有不顺心的地方，因此这种家庭生活也没有能够帮助缓解墨索里尼的压力。从婚外私通中获得的满足也得不到保证。他与克拉雷塔·佩塔奇的关系仍在继续——齐亚诺以及其他下属竟然公开说墨索里尼的闲话，吹毛求疵地谈论起他的“老年性欲”来。而阿尔皮纳蒂被放逐期满回来后说，克拉雷塔在里米尼也是非常爱管闲事，就像其他“墨索里尼的女人们” 在罗马涅的其他地区的行为一样。虽然墨索里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缺乏活力，但克拉雷塔每次回到罗马时都要在她的卧室里住上一段时间。她的卧室里有很多镜子，还有一个整套的黑色大理石浴室——连德费利切都严肃地评论说，它看起来“像美国电影里的东西，明显缺乏品味。”在办公室里熬过了艰难的一天之后，墨索里尼习惯于在深夜给他的情人打个电话，通常是抱怨繁重的工作和失眠，而两人之间并不值钱的情话也能让他放松一些。这些电话大多被录了下来，例如，墨索里尼在1940年6 月9 日和1941年6 月22日这两天的半夜里打的电话——在后一天的晚上，墨索里尼预言德国进攻苏联将是一场灾难。他说，德国将赢得许多战斗，但最终将输掉整个战争。克拉雷塔当时也经常生病。1940年，她好像有过一次宫外孕。还有谣言说她流过一次产。1941年12月，警察在窃听她的电话时听到她告诉墨索里尼说，她怀上了他的孩子。虽然最终并没有孩子出生，但听到这一消息，墨索里尼照旧说了些俗套的表示高兴的话。克拉雷塔对墨索里尼的健康问题也非常焦虑，向他的医生们施压说要确保他的健康状况有明显的改善。也许可以推测两人都患有抑郁症，这可能是维持两个人的关系的一个因素。同样，马尔切洛·佩塔奇也惹了不少麻烦。他与一个威尼斯的女伯爵就一处房产发生了公开的争吵，从而引起了广泛注意。1942年夏天，还有谣言说他非法倒卖黄金。里卡尔迪谈起此事都替领袖感到丢人，因为墨索里尼被迫承认纵容他的“家庭成员”侵吞公款。1943年2 月，佩塔奇把她的年轻无知发挥到了新的最高水平：她为领袖制定了一个赢得战争的蓝图。这是一份异想天开的计划，包括组织和联合西班牙军队对摩洛哥的英美联军发动突然袭击，联合土耳其对苏联发动进攻，联合中国出兵西伯利亚（让日本去进攻印度和澳大利亚），所有这些行动还要获得梵蒂冈的支持。佩塔奇还补充说，如果这些计划都不可行，他可以通过一个不知名的朋友买通斯大林，或者通过塞缪尔·霍尔买通英国。按照佩塔奇的估计，很明显需要做出一些安排，因为英美联军的力量要比意大利军队强10倍。克拉雷塔的妹妹玛丽亚所从事的行业也是丑闻不断。她生于1923年，虽然嗓音有点尖细，但是到1940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小歌星了。后来她又在一些色情电影里扮演了一些角色，还用了一个艺名：马里亚姆·迪·圣塞尔沃洛。1942年6 月，她嫁给了一个伯爵。 毫无疑问，佩塔奇一家的丑行进一步损害了墨索里尼的感召力——到了1942年年底的时候，连博塔伊都评论说：“法西斯政权正在受到‘蓬巴杜侯爵夫人’的影响，而这个‘蓬巴杜侯爵夫人’的本质却是恶劣的！”看来，获得性的满足是要付出代价的。此外，到1942年的时候，克拉雷塔已经有了一个竞争者了。她名叫埃莱娜·库尔蒂，才19岁，是一个打字员，也是一个学哲学的学生——她所学的专业正好满足了墨索里尼的需要。墨索里尼习惯在下午泡在库尔蒂的公寓里聊天，享受一个年轻女孩对他的崇敬所带来的那种心理满足感（当然也要忍受克拉雷塔的嫉妒）。毫无疑问，墨索里尼对于这种安慰的渴求也是为了抵御自己在办公室时常有的那种厌世情绪——像他之前和以后的许多男性领导人在50多岁的时候一样，墨索里尼也在寻找一个温柔的港湾以逃避残酷的现实世界。通过为埃莱娜和克拉雷塔充当 “甜爸爸”的角色，他可以从办公桌上堆得厚厚的让人生厌的公文中解脱出来，并且忘记那些很难为他带来满足感的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与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试图让一个“真实的”墨索里尼复活，并且暂时卸下他的神秘的光环为他带来的重负。这种经历无疑让墨索里尼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健康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他。1941 年的时候，对健康的担心就分散了他对战争的注意力。1942年5 月，他患上了一次流感。同时代的人也注意到，他越来越容易患上类似感冒之类的小病了。7 月份，正在利比亚访问的他因为腹部疼痛复发而赶回国内。在之后的几个月，疼痛加剧了，他的家人和医生都怀疑他的疼痛究竟是由溃疡造成的，还是由于在位于热带的利比亚感染了其他的病。11月的时候，腹部的痉挛和阵痛剧烈得难以忍受了。一个医生注意到，领袖的标志性的突出的下颚不再那么明显了，他变得“面无血色，脸颊深陷，缩着脖子。”他的健康状况太糟糕了，他不得不用别人给出的秘方来治疗了— —来自弗利的老友贾科莫·保卢奇·迪·恰尔博利向他保证说，以“土豆汁”为基础的一个秘方肯定能让他返老还童，恢复活力。对于他的医生来说，他是一个顺从的病人，认真地服用为他开出的药，膳食也很谨慎。即使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如果病情允许，他也喜欢读一些哲学作品。通常情况下，他旁边总是堆着一摞摞的报纸，而在医生们看来，他读这些报纸只是出于爱好和一种责任感。并且，他还喜欢手里拿上一枝铅笔，随时挑出看到的错误，然后大声而带着讽刺性地评论一番。甚至到了1943年7 月的时候，他还虚荣地叫一个修甲师去为他服务。人们注意到，托洛尼亚别墅的看门人和管家都来自罗马涅——一个更注重规矩和礼节的年轻的来访者吃惊地发现，那里的男仆人居然还穿着棕色的鞋子和敞口的衬衫。墨索里尼家里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对于所有的来访者来说，那都不是一个让人感觉舒服的地方。齐亚诺曾谈起有一次在托洛尼亚别墅吃饭的经历。领袖对维托里奥说，他将在 “5 年里” 让意大利发生“真正的跳跃”，而拉凯莱这个来自红土地带的“法西斯王后” 则勇敢地打断了墨索里尼的话：“少说两句吧。”在这中间，墨索里尼曾有一段时间感觉不错——期间，博塔伊注意到，当领袖与官员们谈起他过去的辉煌时，他发现领袖的眼睛里居然有泪光——之后，墨索里尼又病倒了。1942年12月，他不得不派他的女婿齐亚诺替他去参加与希特勒安排好的会面。据他的医生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体重减轻了1 ／4.墨索里尼每天都要通过打针来治疗胃病，他的体重也在继续下降，血压也明显地下降了。然而，他的医疗小组倒是弄不明白他们到底是在治疗一种身体的疾病，还是在治疗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墨索里尼的情绪明显非常低落。在1942年到1943年的圣诞节至新年假期这段时间里，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现在，他甚至没有力气再做一次“格林奇”了。1 月中旬的时候，一个医生甚至认为他患了癌症并且已经到了晚期，这一诊断后来证明是杞人忧天。 1943年，从2 月至7 月，墨索里尼的病情有所好转，尽管胃部还是经常剧烈地疼痛，但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可以忍受的。失眠症仍然伴随着他。尽管很注意膳食，并且通常以流食为主，但他在饭后还是会呕吐，而体重也在继续上下波动。据说他还贫血体虚，一位来访的匈牙利政治家发现他看上去“病得非常重。他的脑袋谢顶，皮肤白里透黄，说话很快，同时带着些神经紧张的手势和动作。”1943年4 月访问德国期间，他又出现了一次健康危机。5 月的一个晚上，他住在卡米内特堡里的时候，剧烈的疼痛让他从床上滚到了地板上。连他在一战中受的伤现在也重新发作了。不管怎样，这些危险最终都过去了，墨索里尼又恢复了先前繁重的工作。但是，他却养成了一个习惯。当胃部疼痛的时候，他都会松开裤子用手压在胃部，这成了他日常缓解疼痛的一个方法。在与希特勒的通信中，两人也经常就健康问题交换意见，这两个独裁者，尤其是墨索里尼，在信中坦白地承认了战争给他造成的疲惫。  除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之外，还有政治上的苦恼。除了公开谈论意大利要进入大西洋之外，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权从未真正解释过他们的战争目的。直到在希腊受挫之前，他们一直都抱有战争在短期内将会结束的幻想。在希腊的惨败让他们认识到意大利必须依赖德国，要想独自去谋划意大利能够得到的利益看来是不现实的，也是愚蠢的。通过演讲和写文章，墨索里尼也多次想方设法努力解释意大利能够从战争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例如，1941年10月，他就声称，轴心国军队在意志上的优势能够确保“用不了几年，世界将是法西斯的天下。”1942年1 月，种族问题是关键问题。战争让意大利各个省份加快了融合，因此，意大利人确信他们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能够造就出“一个纯粹的意大利种族”来。墨索里尼声称，能够“自由地进入海洋”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这一进程，并且促进意大利的团结（同时，它还意味着可以避免“向后转”）。通过避免犯自由党政府过去犯下的错误，并与德国和日本一道前进“至最大限度”，意大利将能够在战争的“测验” 中得到一个高分。在这场测验中，一些国家衰落了，而另外一些国家却崛起了，意大利必须属于后者。墨索里尼仍然认可最原始的达尔文主义：“一切事物在源头上就存在着斗争，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对比。有爱和恨、黑和白、白天和黑夜以及善与恶。在这些对比达成平衡之前，斗争将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本性的内心深处，并且将会是它的最终命运。”但是，一个变得越来越明显的问题是，如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成为历史的输家，那又将如何是好呢？但是，资产阶级的软弱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在所有的人心中扎下根来，这也是墨索里尼一直在猛烈抨击的一个问题。他召集威尼托和阿尔托－阿迪杰地区的党内官员开了一个会（这个地区紧邻“超高效率”的德国），并且在会上很有自知之明地谈到，意大利人必须学会提高效率。他们必须生活得有计划才行。“如果时间定在9 点钟，那么我们就必须从9 点种开始，而不能等到九点一刻。”他又用让人听起来有些沮丧的话补充说： “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争取成为一个做事认真的民族。”法西斯党必须戒除懒散和拖沓，“我们把宝完全押在年轻人身上，也就是说，押在年轻一代身上。”他对法西斯党艾米利亚地区的书记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们必须让意大利人习惯在语言、声明和事实上的精确性。”他又补充说，“外国人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按时到达，语言表达和承诺也总是模糊不清，模棱两可，还喜欢”向后转“（他再次使用了这个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令人尴尬的词）。但是，他这些话也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意大利人还是依然如故。1942年5 月，墨索里尼还就战争后方的困难向党的领导层提出了警告，说”随处可见无纪律现象、破坏活动和消极的抵抗。“法西斯正在储藏”皮革、饮料和梨罐头（这最后一种食物好像是他无意中说出的他自己常吃的东西）。“在1915年至1918年间——与自由党政府的战争相比，能够再一次感觉到法西斯对战争的准备的不足——意大利人就已经真切地理解了自我牺牲的含义。现在，必须通过”绝对的无情“让他们再次做出牺牲。意大利的商业界尤其应当被谴责，他们又玩起了以前的诡计，从来不知道服从于法西斯革命的大局。然而，面对一个工业家，他又会说他真正指责的是那些”小商人和旅馆经营者“，他们才是没有完全法西斯化的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抨击，但法西斯政权却从来没有提出如何去改进，也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只能证明法西斯虽然已经执政20年，但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从这一点来讲，墨索里尼绝对是一个最擅长否定和反驳的人。在法西斯新闻工作者的一次大会上，墨索里尼把会上讨论的所有内容用几句话进行了总结：”在20年的统治中，法西斯主义已经回答了困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所有问题。 “他又补充说，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哪怕是最小的问题。但是，让意大利人失望的正是法西斯主义。但是，所有这些长篇大论的演讲在战争带来的诸多困境面前都显得无济于事。一个可怕的问题是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犹太人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消息也传到了罗马。1941年12月，克罗地亚的战争部长斯拉夫科·克瓦泰尔尼克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告诉齐亚诺，在他的统治下，通过让他们再也回不来的一个”移民过程“，犹太人的数量减少了2 ／3 以上。墨索里尼曾声称德国人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政治上对克罗地亚人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意大利的领导对他的说法非常不满，而帕韦利奇在德、意两国之间的挑拨离间也再次证实了墨索里尼一直对这种自称为朋友的人所持有的看法：忘恩负义。他还准备直接批评帕韦利奇的一些做法，比如，他热衷于屠杀塞尔维亚人。墨索里尼指责说，这种做法不仅仅是”野蛮残忍的“，而且是一个”政治错误，一个极大的错误。 “然而，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话就很少了。他通常只是用一些他认为元首爱听的话提出建议，认为轴心国在前南斯拉夫的占领军应当采取”极端“的措施来镇压那些对轴心国统治进行反抗的行为。从苏联和东线战场也开始传来更加糟糕的消息。1942年3 月，一个从柏林赶回国内的意大利外交官告诉他的外交部的同事，“德国在波兰和苏联的被占领土上犯下了令人恐怖的罪行。包括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杀害妇女和儿童，强奸，把修女送到妓院里去等等。”五六月份的时候，梵蒂冈也收到了有关的详细的报告，称在轴心国占领区内发生了“最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有“几百万人”被害。但就在同时，帕韦利奇却告诉教皇庇护十二世，在他的奉行天主教的地区，“克罗地亚人民欢迎他的统治，并且那儿的法律完全源自天主教的教义。”教皇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是保持沉默，这已经成了他应付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的方法了，他这种保持沉默的态度也是应当受到责备的。不管怎样，到了1942年夏天和秋天的时候，意大利在南斯拉夫、法国和突尼斯的官员，以及意大利在各地的公民已经开始从德国的暴行下救助犹太人了。他们用迷惑和拖拉的战术来应付德国人，这也是他们的官僚机构一直就有的“武器”，多年的法西斯式的“严格”也没有能够根除这一习惯。在意大利国内，战争期间有关种族的政策仍然很混乱，反犹太主义的媒体还在继续就这一问题争论着。1942年9 月，普雷齐奥西写了一篇典型的偏执狂似的文章，敦促“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声称犹太人对意大利的渗透比以前所认识到的程度要深得多。他还确信，教会中也隐藏了许多犹太人。并且认为应当尽快对意大利的血统进行精确而科学的造册，这样国家和它的革命者才能继续前进。法里纳奇的想法倒是没有这么明确，他在米兰发表一个演讲时说，需要“下决心并用外科医生的智慧来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想毁灭我们，我们就要先毁灭他们。”其他宣传家们也对据称是被犹太人支配着的美国及其领导人进行了抨击，称之为“白宫里的罪恶”。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兴奋地声称，迫切需要用“极端的手段”把“2100万”犹太人作为“牺牲品”以解决种族主义问题。话说得虽然很残酷无情，并且也得到了法西斯官方的认可（曾经与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共有、现在已经变成墨索里尼个人的理论刊物的《等级制度》也刊登了一些谩骂诽谤犹太人的文章），但在法西斯的统治下，意大利的反犹太主义运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仁慈的。直到1943年7 月，人们才知道前线的官员非但没有使犹太难民经受在其他地方经历的恐怖，而且还在意大利边境上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如果战争像Ｘ光一样能够暴露出一个社会的现实（当然也包括能够暴露纳粹主义杀人成性的矛盾冲突），那么意大利执行的相对仁慈的种族主义政策以及大多数意大利人思想中对种族主义的理论的怀疑都表明，现代种族主义只是法西斯主义的延伸，而不是它的核心。但是，这一点对于墨索里尼自己来说是不是适用呢？毕竟，在所有意大利人之中，他可是希特勒惟一“真正的” 朋友。墨索里尼对于消灭犹太人这一“最终的解决方案”到底持什么样的立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就其态度和反应而言，他与许多意大利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德国人在这一问题上对他施加压力，他就顺从他们。例如，1942年8 月，德国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在意大利的占领区内与克罗地亚人一起对犹太人进行清除，墨索里尼同意了，并且说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两国之间的合作。德国人还要意大利军队为此提供支持，但他们后来并没有出现。墨索里尼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并没有阻止意大利人对德国采取拖延和阻挠的策略。反过来，纳粹的领导层也没有把一些事情全部告知墨索里尼。例如，希姆莱10月份在威尼斯宫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对有些事情就有所隐瞒。他承认把犹太人驱逐到了东边，在苏联，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相当多” 的人被射杀，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去帮助游击队。墨索里尼点了点头，说“这是惟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希姆莱又补充说，更多的犹太人是在工作中累死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太经受不住体力劳动了。之后，他又赶忙进一步虚假地补充说，纳粹并没有杀害那些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还把他们舒适地安置在特里西恩施塔特，或者是在柏林、维也纳以及其他地方的医院里。还有一些犹太人强行冲过苏、德两军的前线到了苏联那边，但却被共产党的军队开枪打死了，这“清楚地证明苏联人也不喜欢犹太人”。希姆莱当然没有把屠杀犹太人的细节完整地告诉他的意大利盟友，但他确实承认对犹太人进行了屠杀。墨索里尼也随他信口开河，并没有提出严肃的问题或是不同的意见。几周之后，维杜索尼到东线走了一趟之后回到了意大利（他声称自己坚持坐三等火车车厢完成了这次行程），他带回的信息也是真假掺半。他汇报说，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绝对地严厉”，意思是他们不是被杀害就是被强迫工作至死。他又补充说，“德国人的杀人方法以及犹太人的屈从都给意大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维杜索尼的是非感和表达能力都不强，因此他也没有说太多内容就把话题转到其他的事情上了，如意大利士兵不喜欢德国人，以及他自己对希特勒和纳粹的崇拜等。然而，维杜索尼所讲的内容足以让久经世故的墨索里尼感到惊骇。想变得愤世嫉俗是如此容易——1942年11月，工业家阿尔伯托·皮雷利就德国人在东部的占领政策向墨索里尼提出了抱怨，墨索里尼却搪塞说：“他们是在把犹太人移民到另外一个世界。”几周之后，他对法西斯议会说：“如果不恨敌人，你就无法发动战争。”他又告诫说，意大利人必须摒弃“虚假的多愁善感”。但是，他并没有借此机会来声讨犹太人。可以得出结论，在墨索里尼看来，在东部发生的屠杀的确是这场战争以及德国盟友的最让人恐怖的一部分，但是他自己、或者法西斯主义、或者意大利对此又能怎样呢？直到1943年7 月，在对待屠杀犹太人这一问题上，墨索里尼一直在设法做一个彼拉多。但在1943年9 月之后，连获得哪怕是最小限度的超脱也是不可能的了。同时，快到1942年年底的时候，与同盟国相比，轴心国的劣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在北非战场，即使有了德国的支援也没有能够阻止盟国发动第二次攻势，11月份，盟军占领了昔兰尼加。同月，美国军队在法属摩洛哥登陆，并且威胁要继续向轴心国此前匆忙占领的突尼斯挺进。于是，弱小的意大利与富有的美国终于不可思议地交上手了。更糟糕的是，在东线战场上，希特勒顽固地用他的第六军团来包围斯大林格勒，结果导致第六军团受困于此——德军在这次战役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其伤亡人数相当于意大利从1940年至1943年7 月的伤亡人数的总和。1943年1 月，冯·保卢斯元帅投降了。虽然东线的战事异常艰苦，但希特勒仍然对盟国意大利军队的帮助非常蔑视。他说，法西斯军队甚至比罗马尼亚军队还差劲（但是，希特勒还是一个好奥地利人，他认为匈牙利军队是最差的）。同样，德国人对来自意大利的劳工也是这样的印象——1941年，意大利又为德国提供了22.9万名劳工，1942 年又提供了8.1 万人。据德国的时间和行为专家的“科学的”研究发现，在生产效率和组织纪律性方面，意大利的劳工甚至比苏联的战俘还要差。提起“南部种族”，可以用缺乏组织纪律性和干活无精打采来形容，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与女人们眉目传情和打牌上。从各方面来看，意大利人都不是令人满意的盟友。1942年春天，墨索里尼紧张不安地重复着他听到的一句德国俗语：“我们将在两个月之内打赢苏联，在4 个月之内战胜英国，在4 天之内打败意大利。”如果说轴心国在欧洲的形势不妙的话，那么在北非，德、意联军更是被同盟国的军队从西边赶到了东边。利比亚这块意大利在自由党政府统治时期获取的最大的殖民地也失去了——1943年2 月的时候，隆美尔想利用法国在30年代筑起的防线，把轴心国的军队放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边境上突尼斯一侧设防。最初，美国军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到了5 月份，英军从的黎波里、美军从突尼斯两面夹击“第五军团”，在突围没有成功的情况下，轴心国军队投降了。德、意联军大约有22.5万人成为了盟军的战俘，之后，进攻意大利本土被提上了同盟国的日程。面对一系列军事惨败，墨索里尼毫无对策。他现在与希特勒经常定期会面，但每次会面都是希特勒在喋喋不休，谈得最多的是他对东线战事进程的判断（1942年4 月，他对墨索里尼说，气象学家与神学家一样应当受到谴责）。墨索里尼一把话题转到意大利的需要上——例如，他想让德国帮忙迫使马耳他投降——希特勒立即就把他搪塞过去了。在其他地区，轴心国的军队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塞拉诺·苏内尔从内心讲可能还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面对当时的战局，即使是他也确信西班牙应当继续保持中立。1943年2 月的时候，墨索里尼吓唬佛朗哥说，同盟国将“不再区分什么法西斯主义、长枪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了，他们更愿意使“赤党”恢复元气。即使是法国的维希政府，在1942年11月法国被轴心国军队完全占领之后，也很少愿意去讨好意大利人。更糟糕的是，尽管墨索里尼用尽一切办法想说服希特勒不要继续在东线上耗费兵力，“盎格鲁－撒克逊人”才是轴心国真正的敌人，但希特勒却一点也听不进去。这也难怪，希特勒、纳粹和绝大多数的德国人的意识形态已经是如此坚定，他们一心要打一场针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伟大的种族意识形态的战争。到1943年春天的时候，意大利国内的形势也明显正在变得让人绝望了。2 月份，墨索里尼又一次突然对内阁进行了重大的改组。这次被免职的人包括博塔伊、里卡尔迪和齐亚诺。齐亚诺被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后又被任命为驻梵蒂冈大使，这也暗示出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可能会通过与教会达成一些交易而逃过它的天命。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也反映出了这种可能性：“上天选择的道路有时候的确是非常神秘的。”博塔伊被解除了教育部长的职务后，墨索里尼见到他时居然无情地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而博塔伊也像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一样，倔犟地表现出一种冷漠而无所谓的态度。墨索里尼又亲自兼任起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副部长是朱塞佩·巴斯蒂亚尼尼。他在1939年至1940年间接替格兰迪担任驻伦敦的大使，并且在那儿干得不错。巴斯蒂亚尼尼也像苏维克一样，试图劝说墨索里尼要确定意大利的战争目标。他还为墨索里尼拟定了一个7 点建议，希望以此来对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巴斯蒂亚尼尼认为，意大利是在为“种族统一”而战。他写到，所有国家都应当有权实现这一目标（墨索里尼把 “种族统一”这个词换成了“同种”，还把“所有国家”进一步限制在了“欧洲国家”），以及完全的主权和独立（墨索里尼明显是受到了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的冲突的伤害，再加上在斯特雷萨产生的误解，所以在这一点上又把范围限制在了欧洲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内体制，并且有权享有全世界的经济资源（墨索里尼把这一条删掉了），以及为了人民而实现社会公正（同样被墨索里尼删掉了）。他还认为和平只能通过在经济和社会等许多领域内进行“真正的合作”而实现（墨索里尼对这一条作了补充，说这种合作必须在欧洲范围内、并且“要在轴心国的领导下”进行），此外，所有国家还应当拥有海上的自由（这一点也被墨索里尼删去了）。很明显，这些目标是很难获得纳粹狂热分子的认同的，而墨索里尼对这些目标的修改也更像是出自个人的私心，而不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的体现。难怪墨索里尼现在有时还坚持认为“所有的法西斯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他自己也被拖入了这些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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