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大事记

　　　　　　　　　　　　　　　　第12章 1943年4 月，维杜索尼的总书记职位最终被一个老法西斯主义者卡洛·斯福尔扎（生于1897年）取代了——这证明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并没有得到多么大的回报。虽然明显为时已晚，但斯福尔扎发誓要重振法西斯党的雄风，并扩展法西斯党对意大利社会的控制。在前一年的12月份，斯福尔扎就已经被提升为民族法西斯党的副书记，在那之后不久，他就敦促说意大利的阶级差别必须结束，也必须对党进行肃清。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小心谨慎地强调说，意大利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是“领袖的形象、思想、个人和他的行动”。尽管墨索里尼曾暗示自己不喜欢太过独立和激进的下属，但当上总书记之后不久，斯福尔扎还是在6 月7 日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报告来探测全国的形势。　　在报告的开头，斯福尔扎先强调说自己只是想做一个“聪明的下属”，理解领袖希望“把整个国家的生活带向一个全新的方向”的意愿。然后，他又为墨索里尼分析了一下国家当前的阶级状况（这些情况对于保持法西斯的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斯福尔扎认为，在意大利上层社会中，“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墨索里尼主义只是因为害怕才没有表现出来”，而战争的结束将导致社会的崩溃并引发“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社会中层，白领工人和专业人员中的这种敌对态度相比之下不是那么明显，但也很难发现“坚定的法西斯主义者”。只有那些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平民百姓”还依旧是真正的法西斯和领袖的忠诚信仰者，因此，法西斯进行任何政治重建都必须以他们为基础。法西斯党自身已经处在严重的病态之中，庞大的党员数量、腐败和内部纷争都对党造成了损害，现在只有年轻人还依旧信仰它。此外，国家的官僚机构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横加干预，包括应当由党负责的领域。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更为严重。经济形势目前也很糟糕，一方面是饥饿，另一方面黑市却很猖獗。由于成立了许多半政府性质的机构，独裁已经导致了许多重叠和混乱，因此必须立即裁减这些机构和组织。军方也有罪过，他们“计划失败、缺乏准备、无能并且不负责任”。意大利目前有5 个“最高机构”在负责战争事务，但它们没有一个真正管用。意大利人对他们的德国盟友非常怀疑，德国人需要拿出更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事业。必须马上撤换那些高级将领。墨索里尼自己也应当在所有的领域内都自强不息、有所行动，并且要让人知道他有所行动。只有在全国广泛地重新燃起法西斯的精神，法西斯政权才能重新振兴，战争也才能够取得胜利。　　5 月份，埃达发回了一封同样详细而更具影响力的电报，汇报了轰炸巴勒莫在当地所造成的影响。她在电报中说，“这儿的平民觉得他们被意大利军队或者说法西斯抛弃了。”“我在阿尔巴尼亚和苏联都待过，但从来没有见到人们经历如此的苦痛。”她接下来又补充了一段话，每个意大利北部的人到南部去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段话：“那里的情况给我留下了一个总体印象，熟悉那里情况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即那里与祖国和文明至少隔着1000公里。”医药、衣物、面包、面食，所有的东西都很匮乏。　　对于斯福尔扎发表的倾向于平民性的言论，当然应当打些折扣，但是他和埃达的报告也的确表明，在战争这场测验中，法西斯意大利和它的领袖墨索里尼的得分是多么低。很明显，现在再想做任何事情都已经晚了。面对这些报告中暗含的批评，墨索里尼自己倒没有太在意。7 月10日，盟军在狂轰乱炸之后成功登陆西西里，号称 “固若金汤”的潘泰莱里亚岛和蓝佩杜萨岛也被盟军攻占。据说，在攻占蓝佩杜萨岛时，盟军付出的代价是只有一个人受伤，而且还是被一头驴子踢伤的。在盟军进攻期间，墨索里尼多次请求德国给予空中支援，但他只是听到了一些好话而已。7 月14日，无奈的墨索里尼可怜兮兮地问安布罗西奥将军，如果盟军继续进攻西西里岛，还有没有办法能够挽救它。他肯定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　　推翻墨索里尼的可能性已经被讨论了至少有6 个月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齐亚诺逢人便说战争已经输了，无论是国王、教皇、商界领袖还是警察都在准备接受任何让意大利退出战争的计划。更糟糕的是，三四月份，意大利的工人也开始勇敢地举行罢工了，这在纳粹－法西斯的“新秩序”下开了先河。墨索里尼非常关注此事，他在内心深处非常担心。尽管沃尔皮试图安慰他说，这些抗议“只是一个经济现象而已”，但他还是害怕这是他多年前背叛的社会主义又在激励着现在的意大利工人。　　有这么多烦恼缠身，同时代的人注意到，墨索里尼蜕变成了一个米考伯式的人物，完全没了主意，只是幻想着会有什么积极的事情出现。对于精英阶层的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他们怎样才能摆脱墨索里尼，同时又不会为自己和他们的国家招来德国人的暴怒呢？如果惹恼了德国人，那很可能不仅仅意味着他们个人要遭受惩罚，同时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很可能会落入德国人的手里。虽然身心俱疲，但墨索里尼还是于7 月19日在费尔特雷附近的一所别墅里与希特勒见了最后一面并讨论了战争的形势。中间，他还亲自驾机飞行了一段路程。巴斯蒂亚尼尼匆匆忙忙地为领袖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把意大利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归因于没有足够的物资，并再次请求希特勒给予大量援助。在这次会谈中，元首仍旧是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地谈论总体的战争形势，特别是东线的形势，而墨索里尼仍然是插不进去嘴。最后，元首很专横地告诉他的意大利同事，他必须制造出更多的现代化武器，并想法让意大利的军官们有更高的士气，然后就结束了会谈。当墨索里尼正在与希特勒进行这次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的会谈时，盟军却已经在轰炸他的首都罗马了。轰炸对铁路沿线的工人聚居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并没有毁坏罗马的7 个天主教大教堂之一——圣罗伦索大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战争中，轰炸产生的效果各种各样，但是这次对罗马的轰炸却标志着墨索里尼的结束。据说，当时有15万人逃离了罗马，并且平民们现在不再相信法西斯主义，转而相信教会（甚至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福贾和博洛尼亚地区也遭到了盟军的空袭。乡下的农民们并不像法西斯们那样对技术化的战争有所理解，盟军的轰炸让他们进一步相信美国人个个都是百万富翁——要不然，他们怎么舍得这么大方地从天上往下扔东西呢？　　1943年7 月24日至25日夜，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召开了第187 次会议，这也是它的最后一次会议，从而结束了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这个委员会是法西斯政权中又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去作用的机构——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委员会的成员就没有再开过会。在阴险狡诈的迪诺· 格兰迪的领导下，包括齐亚诺、博塔伊以及15名其他成员组成了一个多数派，并决定恢复国王的军事指挥权。与会的成员大都明白，这意味着墨索里尼将失去相当大的权力。但是，有一点还不太清楚，就是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认识到，他们这是在计划推翻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权。　　当时正是夏季，会议是在一个酷热的下午的五点一刻开始的。在威尼斯宫的鹦鹉厅（这个名字有点不太合适），气氛非常压抑。患有哮喘病的苏阿尔多呼吸沉重，这更增加了紧张的气氛，与会的上了年纪的政治家们身上都已经冒了汗。马里内利的耳朵太聋了，他没有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却在劫难逃地听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据说，墨索里尼在到达会议现场时耳边还回响着拉凯莱的忠告：“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但是，他还是先就当时的战争形势发表了一通冗长但并不连贯的讲话。他的讲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期间还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用手压住胃部以缓解疼痛。他的讲话的确有些自吹自擂，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相信自己还有“钢铁般的记忆力”。之后，攻击开始了，但大都是寻找不同的借口进行旁敲侧击——例如，针对墨索里尼的评论，德博诺为军队提出了辩护。法里纳奇并不是19个成员之一，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失望的士兵和市民”。维杜索尼也抱怨说，墨索里尼对“我们这些老家伙”从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像以往的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进行得非常艰难。到了半夜的时候，墨索里尼提出休会，但是遭到了格兰迪的反对，于是达成妥协，会议暂停半个小时。会议再次开始的时候，巴斯蒂亚尼尼在对形势进行评论的时候打了一个比喻：“全国都在继续罢工反对法西斯党。”会议最终进行了投票：19票支持，7 票反对，苏阿尔多弃权，而法里纳奇则宣布自己只能支持自己的提议。直到凌晨3 点钟，精疲力竭的法西斯头目们才最后散会。墨索里尼对格兰迪说：“我是一个60岁的人了（再过4 天就是他的60岁生日），我非常清楚这些事情应当如何结束。”最后投完票之后，他又说：“先生们，法西斯政权的危机自你们而始。”来自国家安全志愿军的斯福尔扎和恩佐·加尔比亚蒂是他的支持者，后者还直白地建议用暴力手段来保卫领袖。但是，墨索里尼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鼓励。加尔比亚蒂还建议墨索里尼飞到德国与希姆莱进行“磋商”，墨索里尼也没有理会。　　墨索里尼费力地回到家里，也免不了遭受拉凯莱的一顿指责，也许他又是彻夜难眠，意志消沉。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又迅速地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了。上午10点半，他接见了斯福尔扎，中午又接见了日本大使（他再次与大使谈到要让希特勒接受建议，与苏联单独实现和平）。下午 5 点，他又准时赶到萨沃亚别墅去和国王进行每两周一次的会面，但是却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蓝外套。相反，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却像一名老军人一样穿着军装。像当初处理自由党政府内阁危机一样，墨索里尼告诉国王，格兰迪的动议获得了通过。维克托·伊曼纽尔先是谈了谈炎热的天气，然后发表了一通让墨索里尼更加沮丧的评论。他说，领袖已经成为“意大利最招人恨的人”。鉴于这样一个事实，他决定必须由巴多利奥来担任政府的首脑。与国王的会面结束了，墨索里尼垂头丧气地走向自己的汽车。但就在这时，一个名叫保罗·维涅里的上尉截住了他，他被立即送往一个军队医院，并且从此被关押了起来——王后埃莱娜是一个门的内哥罗人，她还担心皇室参与了此事，说任何拜访皇室的客人遭遇不测都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7 月27日，佛朗哥·毛杰里元帅护送墨索里尼到了蓬扎岛，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放逐。毛杰里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墨索里尼“穿着一件肥大的、皱巴巴的破蓝斜纹哔叽外套，看上去他好像好几天都是穿着它睡觉的，并且这很有可能。”几个小时之前还是一个被奉若神灵的人物，现在却好像是“一个扭曲的、悲哀的甚至是可怜的小丑”。于是——至少是第一次——法西斯主义和它的领袖倒下了。　　当时，在蓬扎岛上还关押着像彼得罗·南尼和蒂托·扎尼博尼这样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被安置在远离主要居住区的一所院子里，这里曾经是关押埃塞俄比亚王公伊钽姆的地方。但是，蓬扎岛在军事上并不安全，于是，墨索里尼在8 月7 日又被转送到了撒丁岛附近的拉马达莱娜海军基地。但他在这里待的时间也不长，8 月28日，他再次被转送到了大萨索山滑雪胜地一个名为“皇家营地”（这个名字更加意味深长）的地方关押。这个滑雪胜地海拔2000米，墨索里尼把它描述为“世界上最高的监狱”。墨索里尼虽然倒台了，但意大利的新政府对德国人仍然非常担心。的确，纳粹当时正在四处搜寻墨索里尼，这也预示着他们将在1946年可笑地四处寻找墨索里尼的尸体。希姆莱找来了一个占星家，希望他能为确定墨索里尼的命运提出有益的建议。但是纳粹特务机关的传统方法更管用，他们最终找到了关押他们的轴心国盟友墨索里尼的地方。德国准备采取行动解救墨索里尼了。被关押在蓬扎岛上的时候，墨索里尼显示出了皈依天主教的迹象（尽管墨索里尼并不是完全能够忍受与当地的牧师谈话，但他一直都是只说听众爱听的话）。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仍然是“墨索里尼教授”，居然能够静下心来把卡尔杜奇的《原始的颂歌》翻译成德语。在拉马达莱娜，他高兴地收到了希特勒送给他的60岁礼物（虽然迟到了）——全套24卷的尼采全集——墨索里尼声称读了前4 卷，但后来被别的事情打断了。这位先前的领袖还给家里人写信，先是请求拉凯莱给他送些干净的内衣和一些书籍，后来又告诉她自己的意识很“清醒”：“我已经公正无私、满怀忠诚并且不间断地工作了21个年头。”他与妹妹埃德维杰的通信内容更具有启示意义。他在信中对妹妹说，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是“一堆正在腐烂分解的皮和骨头”。他希望能够按照天主教的风俗埋葬自己，并且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不要求给予什么官方的荣誉。　　在被关押期间，墨索里尼的健康情况在进一步恶化。他在蓬扎岛上忧郁地度过了自己的60岁生日，同时也又一次忍受了剧烈的胃痛。在那之后，由于使用了新药，他的情况看起来稍有好转。按照逻辑判断，他现在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在拉马达莱娜的时候，他还为自己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感到悲哀，声称是撒丁岛恶劣的气候毁了自己的身体。在被转送到“皇家营地”之后，他也是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更喜欢玩一种纸牌游戏而不是阅读。他早上7 点钟就吃饭，在谈起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才最有精神。有谣言说，他打算割腕自杀而不愿意落入盟军手中。但是，他一贯喜欢夸大其辞，所以人们对他是否有自杀的决心还持怀疑态度。　　当墨索里尼自顾不暇的时候，巴多利奥政府和国王也正在试图摆脱战争——现在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法西斯战争”。9 月3 日，他们与同盟国的谈判代表达成了一个协议，5 天之后，意大利正式投降了。但是灾难也接踵而至。从7 月份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开始，德国人就把他们的实际控制范围扩大到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9 月9 日一大早，只顾自己保命的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及其政府抛弃了自己的人民逃出了罗马，把国家的首都以及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所有地区都拱手送给了纳粹德国。在这一片混乱之中，9 月12日，墨索里尼被德国的一个滑翔机小分队营救了。领导这个滑翔机小队的是奥托·斯科泽尼上校，他是一个奥地利人，7 月25日之后希特勒就秘密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在墨索里尼被营救之后的5 天里，他的监狱看守竟然没有从罗马得到任何信息。并且，在营救过程中，德国人也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墨索里尼被塞进一架单座飞机，飞机艰难地起飞并把他送到了位于普拉迪卡迪马雷的一个由德国人控制的机场。然后，德国人又继续用飞机把他送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见到了希特勒，并且与他的家人团聚了。之前，他的家人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纳粹的庇护。9 月18日，他在身体充分恢复之后在慕尼黑的广播上发表了讲话，说他还活着，并且决心惩治国王及其支持者。墨索里尼宣称：“只有用血才能把如此羞耻的一页从祖国的历史上删去。”战争仍在继续，各种类型的背叛者都必须被“消灭”。“寄生的富豪统治”必须结束。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可以团结起来重新振兴法西斯主义的事业。按照墨索里尼后来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的说法，从7 月到9 月，他像耶稣一样经历了一次“受难和复活” 的过程。　　墨索里尼的这个比喻可能有些俗套，但是，就在1945年之后不久，法西斯的同情者在谈到9 月8 日的事件时就声称，领袖当时是勇敢地决定为意大利人民献身的。他这样做是为了挽救意大利人民，要不然，他们会因为意大利的“背叛” 而遭到德国人的可怕的报复。按照这种观点，之后由墨索里尼领导建立的新的共和国也是一个“必需的共和国”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再一次以此为借口替法西斯的翻案浪潮进行了辩护。在为法国的菲利普·贝当和维希政权进行辩护的时候，也有人提到了这种说法，即一个领导人屈从并忠于纳粹是为了保护他的人民免受恐怖和灾难。但是，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这种说法都不足以令人信服。的确，无论是被监禁还是后来又被释放，墨索里尼都像一个梦游者一样稀里糊涂地全部接受了这些事实。除非自杀，否则他不接受的话又能怎么样呢？但是，这种被动性却不应当与计划或者牺牲混为一谈。墨索里尼之所以同意领导建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并不仅仅是出于无奈，也是因为他还有政治野心，并且的确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元首的朋友”，仍然愿意与纳粹德国合作而不是主动地与之对抗。此外，害怕也是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外一个原因。墨索里尼曾经谈到，英国人可能会把他关在伦敦塔里，或者是放逐到一个偏远的荒岛上——他可能还想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是，隐藏在这些话背后的是他对被审判、羞辱和处死的恐惧。他可能会想到，与德国人在一起总要比与英国人在一起更好些。的确，墨索里尼这么做对他自己来说是要好一些，但是别人却因此倒霉了。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德国人把墨索里尼救到北部的时候，他“身体已经崩溃了”，心理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现在，由多位德国医生组成的医疗组对他进行治疗，最终负责的是希特勒的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一个名叫乔治·察哈里埃的医生后来还就墨索里尼写了一本回忆录。他回忆说，一到德国，他们立即为领袖进行了全面的临床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确患了十二指肠溃疡，这又引起肝脏肿大并阻塞了部分肠道。如果不使用缓泻药，他的消化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转。没有证据表明他患了癌症，他的心脏和动脉的功能也都正常，但是血压相当低。一个神经科专家也为墨索里尼做了检查，也没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此外，医生们也没有发现他有患梅毒的迹象，问起他来，墨索里尼也坚决否认他曾受过这种病的折磨。但是，回到意大利以后，墨索里尼仍然经受着病痛、压抑和失眠的折磨。1943 年10月，办公室里新来的秘书在第一次见到墨索里尼时就注意到，他坐在那里，并且裤腰带是松开的。在谈话中间，他还把手伸下去按住腹部以缓解疼痛。察哈里埃现在一个人从德国来到了意大利，这位意大利独裁者的身心状况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他发现墨索里尼意志消沉地坐在会议室里，穿着一件衬衫和一件脏乎乎的晨衣。墨索里尼咕哝着向他打招呼：“唉，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然后，他的病人又继续向他讲述他患溃疡已经有“20年”了，但是病情是从“1940年”以后才开始严重的。 “饭后两三个小时里，以及晚上，他都会经受腹痛的折磨，就好像有人在使尽全力猛击他的腹部一样。”他无法入睡，后来逐渐变得一到晚上就有些害怕。他常常便秘，只有靠吃强效的泻药。他吃得很少，在这位德国医生看来，他的饭量当然是不足以支撑他繁重的工作的。总之，他的身体“已经严重受损，已经站在坟墓的边上了。”——墨索里尼在描述这个世界和人类时总是没有什么好脾气，这也许真的是由于他的消化道不畅造成的。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医生们为他制定了一个养生食谱，包括茶、干面包、一点水果罐头和牛奶。近来他每天还要喝两升开水。但是，这种膳食却让他的便秘更严重了。察哈里埃更多地接受了莫雷尔的治疗方法，让墨索里尼服用多种维生素（尽管他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否认全盘接受了莫雷尔的治疗方法）。根据察哈里埃的记述，服用维生素并且把牛奶从墨索里尼的膳食中取消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的确，按照察哈里埃的说法，墨索里尼在1944年初的时候情况已经大有改善，能够吃一些禽肉或是鱼肉了，同时也减少了原来常吃的熟制水果。不管是服用还是注射，墨索里尼仍然坚持使用大剂量的维生素Ｂ和Ｃ。他的体重增加了，气色也有所改善，还开始骑自行车，并且每天早上能够打上一个半小时的网球。察哈里埃回忆说，当他指出墨索里尼讲德语时所犯的错误时，墨索里尼很谦恭地向他表示感谢——当外语老师曾经有可能满足墨索里尼的野心，现在他还可能成为那时的墨索里尼吗？但是，他还是很容易疲劳，也容易患上感冒。这种较好的健康状况保持到了1945年2 月份，然后又开始恶化了。他体重减轻，胃痛，情绪低落甚至接近于冷漠，最终“神经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真的崩溃了。”最初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察哈里埃就推测，这位独裁者的健康状况是如此差，肯定会对他做决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从1940年就开始了。看起来，墨索里尼在1945 年的时候又重新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墨索里尼的身体有所恢复的时候，他的家人却感到有些不适应。官员们忙忙碌碌地保证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有充足的咖啡供应，3 大马车书籍被运到了那里，还运来了许多袋红土以便整修网球场，连过去的修甲师也重新开始为他威严的客户服务了。但是，墨索里尼家里的气氛却变得日渐不和谐。拉凯莱对那些在7 月份“背叛”了他丈夫的人极为痛恨，并且把最强烈的敌意发泄到了她的女婿齐亚诺这个爱打高尔夫球的雅皮士身上。年轻的罗马诺也带来不少麻烦，他后来成了一个爵士乐钢琴手，也许是为了逃避学习上的失败——他的老师们在1942年建议立即对他进行治疗，以克服他注意力不能较长时间集中的毛病——虽然他的德国房东明显地不堪忍受，但他还是坚持演奏他的爵士乐。更糟糕的是，当墨索里尼声称他能够读懂尼采原著中引用的希腊语时，罗马诺竟然公然说他父亲是在胡说八道。即使是在家里，也少不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或大或小的谎言。即使墨索里尼一家曾住在阴暗的房子里，墨索里尼对他的政治上的同事也没有更多的仁慈。1943年10月，他对一个人说，这些同事都是“卑鄙的虫子”，是“身体已经长大的动物”。好像是出于本能一样，他现在又开始从事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管理工作了。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他的“听众”上，每天，他都要在15到30分钟内接见20个人。绝大多数的谈话都带有虚幻的色彩，很少能够提起墨索里尼的精神，或者是驱散他的悲观厌世的思想。　　因此，当发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和腐败无能、同时又愿意容忍并施行最野蛮的暴力活动的组织时，我们就不应当感到吃惊了。原先那些“好听的陈词滥调”变得毫无意义，法西斯意大利也变成了实行“最后的解决方案”的罪犯。大约有7500名犹太人被集中并被派到了东线战场，最后只有610 人活了下来，这些事主要是由意大利人干的。11月份，那些支持新政府的人在维罗纳开了个会并且拟定了一个宣言，无情而又有些混乱地声称：“属于犹太种族的人都是外国人。在这次战争中，他们都属于敌国的人。”同时，该政权又以内务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圭迪的名义颁布了一部法令，命令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关进集中营，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　　墨索里尼并没有在新政府中兼任内务部长的职务，这表明他的神化和权力在新政权中都比较脆弱，也同样没有能够清楚地描述出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像法里纳奇这样真正的法西斯信仰者（也是自私自利者）当时在大声地疾呼，要求法西斯党像1919年时那样摆脱国家管理的束缚，并且以纳粹德国为榜样。面对这样的冲突，墨索里尼在言辞上又一次采取了逃避的态度，说是“人的因素”让他在过去遭遇了失败，而法西斯主义理论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它需要的只是进一步进行精炼和纯化（墨索里尼教授在思考，如果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在历史上得到的分数会不会比作为一个军阀和独裁者更高？）。当时有很多要求“扩大和完善”“社会化”的言论，墨索里尼过去曾嘲笑过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它却非常适合于平民主义的倾向，能够把民众重新聚集在他的领导之下。确有一些意大利人被吸引到了新的政权下，有一部分是有些爱国精神并对9 月 8 日的事件感到义愤填膺的人，也有些是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或者是不怀好意要在欧洲推行法西斯的人（有时候，所有这些动机都可以通过对领袖的热爱表达出来）。相反，也有一些意大利人已经准备好上山参加武装抵抗法西斯的运动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并没有选择两种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阻止战争带来的全面灾难侵入到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发生在1943年的事情作为前车之鉴：“在这里，没有人相信任何东西。”在新的世纪里，在意大利人的思想中仍然能够寻找到这种观点的足迹。　　对于墨索里尼来说，最大的困境却是更简单的问题，即面对寻找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时遭遇的重大失败如何保持自己的自尊心；以及如何使意大利民众国民化并毫不含糊地把意大利提升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他的权力历程并没有给他留下能够操控局势的感觉，也没有留给他退却的可能。现在，不管是他还是其他任何意大利人都不可能指望再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了。墨索里尼带着对希特勒的嫉妒的崇拜对他的同事说，元首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的神秘的领导人。德国人在进行多么大的冒险啊！”同时，他也在抱怨意大利人的作战能力。法里纳奇这个粗人一直还是墨索里尼比较喜欢的同事，但在9 月份，他试图让德国人支持自己来领导新的意大利。然而，他发现眼光挑剔的希特勒根本不喜欢他。法里纳奇作为墨索里尼面前一个直言善谏者的日子结束了，墨索里尼挖苦他是一个 “土皇帝”。在加尔尼亚诺安顿下来以后，墨索里尼就找到了一个代替他的人。这个人名叫尼古拉·邦巴奇，与墨索里尼一样，他也是一个背叛社会主义的“老鼠”，但是时间要比墨索里尼晚一些。虽然背叛了社会主义，但他一直没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两个经常谈话，墨索里尼也许可以从中使自己相信，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被资产阶级收买然后又出卖。　　在最后的10年里，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最直接代表就是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法西斯政权经历的成功与艰难之中，墨索里尼和齐亚诺构成了一对不太稳定的搭档。虽然表面上有些分歧，但他们还是努力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同事。但是现在，齐亚诺是近在咫尺的“七月的叛徒”，遭到了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其他领导人的憎恨，特别是重新组成的共和法西斯党的总书记帕沃利尼的憎恨。因为在7 月份之前两人的背景和态度是那么的相似，所以帕沃利尼更加坚决地要处死他的老朋友。拉凯莱也要求处死她的女婿，但墨索里尼倒是不太坚决地躲避着这些批评。10月份，墨索里尼对他的总书记说，齐亚诺其实不比任何人更好，也不比任何人更坏。他很有自知之明地说，齐亚诺这位前外交部长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别人不能去谴责他们的领袖自己。他坦承，齐亚诺的缺点和过失也是他自己的缺点和过失。　　实际上，对于齐亚诺和法里纳奇的出于有意或者由于疏忽而犯下的每项罪过，墨索里尼也都有份。他鼓吹的这场革命并没有摧毁私有制以及依附于它的家族和等级制度。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天主教徒；他既是一个罗马涅人、意大利人，又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他既是一个平民主义者，又是一个鼓吹精英统治的人；既相信传统的经济学，又提倡社会福利；既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这种诡计曾经（并且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确很有效。他享受到的阿谀奉承在今天只有那些体育和娱乐“产业”的明星才能享受到了，他也被赋予了无限的感召力，还创建了“意大利帝国”。但是，即使是在一片“和散那”声中，他也从没有获得个人的满足。在家里的时候，拉凯莱和埃达也增加了他的不安。克拉雷塔可能偶尔使他的身体得到放松，但从来都没有让他的精神有所放松。胃痛也不断地困扰着他。而现在，在他的临时的新共和国里，他不得不生活在北部湖区的灰暗之中，经历着权力的转移，并且忍受着自己地位的衰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已经被降级成了“加尔尼亚诺市长”，正努力 “在流沙中站直身子”。虽然说了这样的话，但他仍然在自欺欺人。在1943年至1944 年间，墨索里尼已经变成了一个“傀儡独裁者”，一个手中并没有可靠军队的战争领导人。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他的理论却被他的“神秘的”伙伴劫持到了北边。这真是历史的矛盾修辞法。有关这个政权自己的神秘主义的所有夸张的宣传，以及它自己的热情好战都是要付出代价的。1944年1 月，落败的墨索里尼怯懦地让他的女婿齐亚诺充当了他的替死鬼，并且在那之后还把意大利的战争带入了一个最残酷的阶段。虽然意大利的战争与东线战事的惨烈程度无法相比，但仍然葬送了20 多万意大利人的性命。1945年4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幸运地结束了，对于他这个曾经是本阶级的第一人并且从来都不缺少智慧的人来说，玩世不恭和达尔文主义 ——在他混乱的思想中，这是两种留存下来的人生态度——让他付出的代价却是羞辱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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