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大事记

　　　　　　　　　　　　　　　　第7章当维托里奥来到罗马这个伟大帝国的首都时，他也有一项义不容辞的表示尊敬的责任，那就是去拜见教皇。就感召力而言，教皇庇护十一世是另外一个有竞争力的重要砝码。教皇甚至也被描述成为一个体育爱好者，他的崇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喜欢在阿尔卑斯山中徒步旅行，并因此而送给了他一个“登山家教皇”的美称。罗马教廷的持久的历史影响，再加上现代天主教教义复杂的舞台道具的支持和渲染，在法西斯意大利政权的精神建设历史上都是永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都被忘记或者低估了。宣传家们或许可以确保墨索里尼是挂在每个人口头上的名字，但是教皇以及他的红衣大主教和一般的主教、他的圣徒和殉教者在许多意大利人的心目中仍然保持着一个十分神圣的地位。一个法西斯记者在1928年夸口说“对于墨索里尼的膜拜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意大利民众的心中”，这一说法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崇拜保留着一些与教会崇拜相似的特点，因此不言而喻，它仍然没有脱离宗教虔诚和信仰的范围。一位担任牧师的法西斯分子高兴地宣称：“意大利的帝国主义正在认识到……在罗马，惟一有活力的、被人们普遍真心接受的信仰仍然是天主教。” 事实也一再暗示，一小部分法西斯分子也不愿意成为体现墨索里尼感召力的工具。为地方上一些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头目所做的传记也大量地涌现，尽管这样做通常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当詹保利和阿尔皮纳蒂的追随者们过分强调他们的感召力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被送进了监狱。对于民族法西斯党的内部纪律的讨论也直到1925 年1 月3 日墨索里尼发表演讲之后才结束。但是在当时，墨索里尼关注的还是如何镇压反法西斯的势力。在官方场合，墨索里尼都有意与重新出现的法西斯暴力活动保持着距离。例如，当法里纳奇公开对暗杀马泰奥蒂表示认可时，墨索里尼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对他的话进行了纠正，声称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发生了马泰奥蒂事件才取得了胜利，而应当说即使发生了这一事件，但法西斯主义仍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虽然墨索里尼强调了这种维护法制的态度，但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1925年7 月法西斯对于乔瓦尼·阿门多拉的残酷的、最终是致命的迫害，而这只是1924年9 月对年轻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皮耶罗·戈贝蒂的迫害的翻版。那些能够逃往国外的人开始把这一方式作为逃避法西斯迫害的惟一途径，1925年夏天离开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不管怎样，当墨索里尼得知他的对手们的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总是很高兴。也有少数自由党人在自由和法西斯政权之间选择了前者，于是他们也流亡到了国外，这其中就包括尼蒂和斯福尔扎。在一手镇压对手的同时，墨索里尼也在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法西斯政权，而且这项工作并不是只有墨索里尼一个人在做，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司法部长阿尔弗雷多· 罗科。他以前是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者，1925年10月2 日通过的“维多尼广场法案” 表明他主张的社会政策获得了胜利。这个法案用简明的条文规定，法西斯工会应当取代社会党和天主教工会并成为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和“大商业联合会”（该组织成立于1910年，直到1934年一直都由出身皮埃蒙特一个犹太人大企业家家族的吉诺 ·奥里韦蒂领导。）认可的“惟一的工人代表组织”。作为交换条件，“法西斯社团联盟” 承认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享有最高的权威。不言而喻，在实际情况中，这些工业家在行动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虽然墨索里尼随后很快就很小心地有意与意大利的商业和银行业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任何企图建立一个公平和平等的仲裁体系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另外一件紧急要务是如何管理媒体。早在 1923年，意大利重要的报纸之一《时代报》就在政府提供的补贴的引诱下倒向了法西斯事业，现在，法西斯政权也向其他报纸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们帮助维持法西斯主义要求的统一性。虽然自己就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但墨索里尼现在却要求在他的统治下，任何人不得随意发表言论，哪怕这些言论过去曾经对他大有帮助。1925 年11月4 日，在纪念维托里奥威尼托胜利7 周年时，一个社会党的代表蒂托·扎尼博尼和一个退休的将军路易吉·卡佩洛被指控策划暗杀墨索里尼而遭被捕（他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处在警察的密切注意之下），墨索里尼限制媒体自由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了。就在之后的一个月里，由富有的克雷斯皮家族拥有的意大利最有名的报纸《晚邮报》迫于压力再次重申解雇自己的自由党编辑阿尔贝蒂尼。其他报纸在得到政府的承诺要提供款项帮助它们进行改组之后，也做出了类似的举动。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的新闻法案，把新闻业转变成了一种国家监督管理下的活动。12月11日，在一篇评论劳工状况的演讲中，墨索里尼解释说：“我认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处在一种永久性战争的状态中。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次重复声明，今后的5 年或10年对于我们的人民的命运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自从科孚岛危机之后，意大利国内形势有着太多的变数，墨索里尼很少能抽出时间去考虑国际上的事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把外交事务交给了外交部的专家们去处理，但同时也提防着他们中出现的任何反对法西斯的迹象。他意识到法里纳奇的口无遮拦可能会对意大利的国际地位造成“危害”。1924年春天，在英国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战争期间曾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成为英国首相之后，墨索里尼运用了更为老练的外交手段，使得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没有成为影响英、意两国关系的障碍。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墨索里尼同样表现出了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尽管法西斯主义宣称要在意大利彻底根除共产主义，墨索里尼本人也经常对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的政策进行攻击，但两国却在1924年2 月7 日签订了商业和航运条约，从而恢复了这两个互为对手的 “革命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当时以及在那之后，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就很少在国际上发起对苏联的外交讨伐。 1925年意大利参与的最为重要的外交行动是为《洛迦诺公约》作准备，这一条约最终在12月1 日签订。这一条约的签订让德国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中，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正式承认了它在一战结束时形成的西部边界。但是，这一条约并没有确认它的东部和南部的边界（正如一位研究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洛迦诺公约》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即对于意大利来说，德、奥合并仍然是“问题中的问题”）。在《洛迦诺公约》的准备和签订过程中，墨索里尼发表了许多言论，坚决地强调说德奥合并是无法容忍的，将意味着“战火重燃”。然而，他并没有说明他的意大利将不会接受已经确立的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列强中最弱的一个” 的地位。只有当他在国内发表讲话时，他谈到的法西斯外交政策才略有不同。例如，他曾暗示说，战争从未结束。12月11日，在同一次演讲中，他又非常有特色地使用了一个体育运动中的比喻：“在政治上有时需要忍受打击，就像你站在拳击台一样。最重要的是保证不被打到台下去，我们也应当这么做。“这种坚持战斗的意志和决心可能代表的含义将留到以后去解释。在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并没有引起欧洲各国驻意大利使节的警惕，而墨索里尼也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将会更多地关注国内的事务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有着难以约束的野心的领导人。所以，即使是在意大利国内，绝大多数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精英一样，也都接受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并且开始从中寻求利益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哲学家乔瓦尼 ·真蒂莱，他此时已经结束了教育部长的任期，参加了一个”十八人委员会“，受命根据最近的形势对宪法做出修改。4 月份，真蒂莱发表了一个声明，对法西斯的秩序表示支持。他的这一声明让那些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大为恼火，贝内德托·克罗齐在5 月1 日发表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声明》，并且从那之后退隐到了自己家族位于那不勒斯的豪华住宅中，在那里开始向带着崇敬之情前来访问的学生们宣扬自由主义的理念。其他不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普通民众是一样的，他们也开始寻求建立一种能够获得不错报酬的”雇主－代理人“的关系。此时，真蒂莱开始喜欢赞美法西斯主义关于生活的“整体”概念了，而“整体” 这个词也正在法西斯的词汇中获得一个显著的位置。6 月22日，墨索里尼在罗马对民族法西斯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演讲时，宣布了他的决定：在全国实行法西斯化。他宣称：“我们强烈的极权主义意志需要有更加极端的暴行……目前我们的第一个口号是：纯粹的理想，现实中绝不妥协。第二个口号是：一切权力归法西斯所有。虽然在用词上还没有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那么精确，但墨索里尼的确是在宣布法西斯决心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了。这是一种新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个人要服务于一个统一的国家，阶级将不复存在。1925年10月28日，在一个灯光明亮的阶梯歌剧院里，墨索里尼用更为强硬的语言来纪念进军罗马3 周年。他的讲话在此后被法西斯的宣传家们无数次地重复：”法西斯主义旨在建立一个政权，所有人都将支持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脱离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个国家。 1925年7 月，墨索里尼42岁了。拉凯莱给他带来了生日的祝愿，而墨索里尼则自嘲地说自己现在的感觉是“既非常年轻又非常老”。这种对生活的正反感情并存的状态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因为法西斯活动包括的范围非常宽泛，而他们的借口是法西斯政权是一个完整的政权。当然，法西斯政权的这种完整性也对墨索里尼提出了非凡的要求。在对法西斯童子军的宣传中，墨索里尼总是被描述为每天工作14甚至16个小时，这可能还是打了点折扣。然而，为墨索里尼写传记的一个主要的意大利作家却声称，墨索里尼每天忙于政务的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并且他从来都不像希特勒那样喜欢漫无目的的闲聊。一个年轻的同事回忆说他“喜欢官样文章，不管是清晰详细的历史年表、写得不错的总结和综合，还是生动的细节、要点的提炼，都能博得他的喜欢。”相反，在他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发表即席之作却是他不喜欢的事，并且，他总是喜欢在书桌上只有自己能看到的地方放上一份有关所有会议的书面安排。他自己很清楚，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必须是各方面的专家，或者要让别人看起来是这样。法里纳奇建议墨索里尼只需坐镇罗马，这让墨索里尼非常生气，因为这样他就再也无法了解各个省的基层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在法西斯体系处于创立过程中的那些年里，墨索里尼这位独裁者总是事无巨细——1926 年1 月，他甚至还惦记着在官方场合指示新闻媒体不要报道那些自杀和犯罪事件，因为这样的报道只会给那些“弱势群体”树立坏的榜样。对新闻媒体进行威胁只是建立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的一部分。在1926年至1929年间，墨索里尼努力地让劳动者、资本家、农民（连带着南部）和法西斯党都屈服于他个人的意志，并且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或大或小的胜利。通过讨价还价，他还与天主教会达成了交易。他的外交政策在实践中虽然非常慎重，但还是吹嘘说意大利正在变成一个“世界强国，其利益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地区或者欧洲大陆。”他的野心中真正的创新之处是想进入目标大众的心中和精神中，并且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宗教根植在他们的思想中。 “极权主义”这个词最早是于1923年5 月出现在阿门多拉的《世界报》上的，当时它的含义很简单，只代表一种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欲望。但随着它的含义在那之后不断地扩展，墨索里尼也希望能够与意大利人民建立一种完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至少在当时是这样。虽然有违他的意愿，但以前所有那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却又悄悄地潜回了他的思想中。在那几年里，他渴望能够成为一种新型的革命者，并且希望找到一种能够胜过他年轻时信仰的社会主义以及那些反对法西斯的敌人的新的政治体系。然而，如果这些是他的真实想法的话，那么这些想法并不意味着自由，维持新生的法西斯国家的基石仍然是镇压。在这方面，从一些事件也可以看出，法西斯对意大利的控制更加严厉了。现在机会来了，墨索里尼可以把他以前曾向法里纳奇描述过的他优先选择的策略付诸实施了：“趁我的敌手们最混乱无序和惊慌失措的时候，主动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1925年11月，扎尼博尼和卡佩洛策划了一次针对墨索里尼的暗杀行动，在这之后，又接连发生了好几起针对他的暗杀事件。 1926年4 月7 日，墨索里尼到位于罗马市中心的一个会堂参加了国际外科医生大会的开幕仪式。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上午11点，当他出席完仪式走出会堂时，一个出身上层社会的爱尔兰妇女维奥莱特·吉布森向他开枪射击。墨索里尼还真是幸运，子弹只是擦破了他的鼻梁，于是，墨索里尼趁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对这一事件进行大肆宣传。他往脸上的伤口处贴了张膏药便又开始工作了，并且还拍了照片，暗示他刚刚死里逃生。事实上，下午4 点半，墨索里尼就炫耀似地将头上缠上绷带在党内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的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了。演讲结束时，他用了一句特色鲜明的结束语，敦促所有人都要“危险地活着”，这句话立刻就成了法西斯政权的一句口号。他在演讲中说：“事实上，我就像是一个老兵在对你们说话。假如我向前，你们要跟随我；假如我后退，你们就杀死我；假如我被刺身亡，你们就替我报仇。“当天晚上晚些时候，一些群众聚集在基吉宫前，墨索里尼又站在一个阳台上对人群发表了演讲，他说：”我是你们这一代人中的一员。这就意味着我是意大利的新生代，永远不会受到任何事件的阻扰，而将沿着命运为我安排的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阿纳尔多可没有他这么坚强的斯巴达精神，他从米兰给哥哥打来电话时痛哭流涕——他的电话被窃听，秘密警察录了音。墨索里尼告诉弟弟要保持冷静，说这一针对他的谋杀企图对他的影响只是”一时的“，而阿纳尔多则像往常一样感谢上帝救了哥哥一命。事后，杀手吉布森小姐被诊断为精神不正常，在英国外交官的干预下，她很快被驱逐回了英国（法西斯的报纸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它们发表了很多排外的言辞激烈的文章，《意大利生活》把吉布森骂为”外国女恶魔“）。然而，引起法西斯当局更为直接的反应的还是第3 次针对墨索里尼的行刺事件。9 月11日，在墨索里尼在波达皮亚驾车驶往他的办公室的途中，一个在法国待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吉诺·卢切蒂向他投掷了一枚炸弹。结果，炸弹并没有伤到墨索里尼，却炸伤了8 个看热闹的旁观者。这一事件之后，墨索里尼更换了警察总头目，继任该职位的是来自地方的警察头目阿图罗·博基尼。但是，博基尼立足未稳，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了。10月31日，当墨索里尼驾车驶过博洛尼亚的街道时，一个出身于无政府主义家庭的十几岁的男孩安泰奥·赞博尼试图朝他开枪射击。赞博尼当场被暴怒的法西斯分子打死。围绕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论，有人认为要么赞博尼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凶手，要么就是博洛尼亚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策划了这一事件。而当地的法西斯头目阿尔皮纳蒂最终也的确与法西斯政权产生了冲突。然而，对于赞博尼事件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墨索里尼对它作出的反应。这一事件发生后，他开始放手大肆进行镇压了。11月6 日，他免去了温和的费德佐尼的内务部长的职务，把这一职位重新收归到自己手中，同时还出台了其他一些新的法律。实际上，这些法律都是由费德佐尼和罗科（这两个人以前都是民族主义者而非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起草的。根据这些法律，反对党、团和协会等都被正式禁止存在，意大利变成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那些参与“亚文丁退出”的成员从1925年 1 月起就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他们最终也被剥夺了在议会中的席位。在此之前，死刑先是在托斯卡纳公爵的领地内被废除，后来在意大利全国范围内都被废除，这在整个欧洲也是开了先河的。但是此时，死刑在意大利又被恢复了，政治犯罪可以被判处死刑。11月25日，一个国防特别法庭成立了，它带有很浓重的法西斯党的色彩，因为法庭的绝大多数法官都来自国家安全志愿军。法西斯还花了更大的力气来禁止秘密移民——趁边境士兵吃中午饭的时间稍稍有点长的机会就把萨尔韦米尼通过小圣伯纳德山隘转移到国外的日子结束了，至少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了。意大利即将变成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堡垒。为了从意识形态上保证这些决策的实现，墨索里尼更换了警察总头目，挑选博基尼担任了这个职务。直到1940年死的时候，博基尼看起来都是一个“神秘而极为有力的独裁者中的独裁者”。博基尼是南部的一个官僚，是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后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他1880年生于贝内文托省的圣乔治－德尔桑尼奥，这个省是位于那不勒斯东面山区的一个省。在取得一个法律学位之后，他在1903年进了政府部门。他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有很多兄弟，这些兄弟们都把自己看成博基尼在当地的代理人。就任之后，他逐渐成为贝内文托地区的老板，该地区的任何发展都要征得他的同意，并且他自己要能够从中受益。他的职业生涯在1922年之后开始开花结果了，他先后曾在布雷西亚、博洛尼亚和热那亚任过职。在这些地方任职的时候，他以与镇压反对法西斯政权者同样严厉的手段来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并因此而声名远扬。事实上，1926年的时候，费德佐尼就提到过他的名字，而布雷西亚的法西斯头目、在3 月份接替法里纳奇成为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奥古斯托·图拉蒂也非常看好博基尼。在博基尼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法西斯革命的狂热信徒。他怪异的口味最为有名，他还笑谈只有自己身上系的腰带是法西斯的。一个德国朋友回忆说，他喜欢用“龙虾、牡蛎、阉鸡和法国佳酿勃艮第葡萄酒来抚慰自己的神经。”他死于1940年11月20日，那天，他先在罗马的大使饭店里吃了一顿味美多汤的大餐，然后又与玛丽亚·莱蒂齐亚· 德列托·沃拉罗——出身于贝内文托一个贵族家庭的25岁的姑娘甜蜜地约会，之后就死了。他的死给姑娘的家族带来了许多流言蜚语，说她匆忙地嫁给一个垂死的警察头子是看中了他的大量遗产。博基尼还试图掩饰自己对“腐化”的传统看法，希望那些渴望得到他保护和支持的人送给他的礼物的价值一定要适当。他还从秘密警察的预算中大捞特捞，好像这些预算是他自己的一样，而墨索里尼也非常仁慈地没有调查他从中到底捞了多少。博基尼在适用规则上也同样是一个聪明人，虽然法西斯政权一直在宣扬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但他却设法安排南部的警察来监视北部的反法西斯人士。与先前一样，他还在继续窃听法西斯主要领导人的电话，就连墨索里尼本人和他的兄弟（后来还包括他的情妇）的电话他也照样窃听不误。与海因里希·希姆莱相比，博基尼更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法西斯分子。20世纪30年代末期，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警察之间已经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而博基尼和希姆莱之间也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关系，他甚至在私下场合里嘲笑地称纳粹是“土狼”。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庄重地参加了博基尼的葬礼，这下他在死后也有机会和他们开下流的玩笑了。博基尼生前还与外交部长齐亚诺联合，这让齐亚诺非常害怕，因为他担心这有可能导致意大利与德国结成联盟，而他则是希望意大利能够推迟参加二战。20世纪30年代，博基尼还是党的总书记斯塔拉切的一个对手，对于这位总书记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革命的真心的信仰，他肯定感到非常滑稽可笑。斯塔拉切来自加利波利，而且更靠南部一些，在博基尼的心目中，这个地方比贝内文托还要偏远，这种看法更加剧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对立态度。总而言之，博基尼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包括现代国家本身也是如此，因此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恰恰是与一个“法西斯新人”相反的特点，相比之下，他能够更好地代表当时意大利的历史结构，而不是法西斯革命。此外，博基尼与墨索里尼也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事实上，正是他们俩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居然为墨索里尼赢得了来自一位反法西斯历史学家的赞誉（这位历史学家曾是意大利历史上最伟大的警察部长之一）。1927年5 月，在耶稣升天节那天，墨索里尼发表了他最为重要的（对此还有争论）一篇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墨索里尼公开地对由博基尼主持进行的警察改革表示了满意。墨索里尼对他那些恭顺的法西斯听众开玩笑地说：“在历史上警察难道不是比教授更加重要吗？”他夸口说，重组后的警察正在打击犯罪的斗争中赢得胜利，不管他们是轻微的犯罪还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他们已经击败了反法西斯势力，他们是情报机构的楷模。在那之后，墨索里尼继续毫不吝啬地对博基尼大加赞扬，并且很喜欢他形影不离地跟随在自己左右。甚至当法西斯政权最后在苟延残喘的时候，墨索里尼还把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博基尼的过早去世。警察头目是一个不需要顾及太多言辞和魅力的职位，而墨索里尼如此喜欢博基尼也说明他自己也知道，行动有时候要比言辞和形象重要得多。在那几年里，墨索里尼的创新之一是成立了秘密警察组织，或者叫“奥维拉”。这个名字并不代表什么特殊的含义，只不过叫起来比较响亮而已。博基尼为多达13万的意大利人建立了档案，因此有效地遏止了许多针对墨索里尼的暗杀计划。他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取得了成功，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将其称之为控制言论，令人信服地把反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令人信服的“落后和退化”的形象，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自己的力量击败政治上的抵抗势力，从而强化了恐惧、怀疑和自我仇恨的氛围，并因此也让流亡国外带上些美好的色彩。法西斯政权还对新闻媒体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这就确保了意大利年轻一代中的很多人甚至连那些流亡国外或者被放逐充军的反法西斯人士的名字都不知道。1940年的时候，博基尼的秘密警察组织总共只有大约375 个人，但他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与其他的独裁政权甚至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相比都是非常高效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么小的警察组织规模也暗示出，当时意大利的政治阶层的范围实际上是很小的，并且，不管是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主义还是其他作为政治信仰的现代意识形态都并没有在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生活中深深地扎下根来，而只是肤浅地停留在表面上。同样荒谬的还有法西斯政权常常使用的惩罚方法——流放，这种惩罚方法是从自由党政府那里沿袭下来的，但法西斯政权此时又把它“发扬光大”了。许多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其中还有许多法西斯分子）都被从他们的家乡流放到一些偏远的村庄里，这些村庄通常是在南部（特别是利帕里岛、特雷米蒂岛和蓬扎岛上的一些小村落）。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地方可能连社会文明都比较落后和缺乏，更不用说对民众的国民化了。许多政治异见人士都被看押他们的监狱看守称为“教授”，对于这些看守来说，他们是一些不可理解难以估量的、属于外来的有文化阶层的人物，同时也是与同样不可理解和难以估量的法西斯体系发生冲突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说墨索里尼的办公室中地位较低的职员对流放这种惩罚方法也持有与这些监狱看守相似的看法。博基尼的警察统治的成功，以及墨索里尼给予他的全力支持，都让国防特别法庭诉诸于死刑的手段显得相对比较温和。从1927年到1943年，法西斯政权以政治罪名一共判处了 42例死刑，真正执行的有31例，其中有22例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的。受迫害最多的是北部边境的斯洛文尼亚人——如果一个牧师被怀疑在斯洛文尼亚人中聚众活动，那么他就有可能被流放。1927年，墨索里尼对“斯拉夫威胁”非常担心，他告诉朱塞佩·沃尔皮说，他已经制定出了能够确保击退来自斯拉夫方面的任何军事入侵的计划。国防特别法庭总共就13547 个案子进行了起诉，一共判处了27742 年的徒刑。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人被流放、软禁在家或者处于被监视之中。在1945年之后受到法西斯迫害的最著名的人士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及政治家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1927年遭到国防特别法庭迫害的，而墨索里尼则特别指示法官要保证判他 20年监禁。虽然受到疾病的困扰，葛兰西还是在狱中活了10年。1937年4 月27日，在被释出狱后没几天，他就去世了，死时才46岁。许多人都认为，对葛兰西的迫害反映了墨索里尼从整体上对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和组织机构的攻击。按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些受到他们影响的人的理解，如果不承认墨索里尼当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一观点，要想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剖析是不可能的。他还记着自己年轻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经历，因此这一指控一直让墨索里尼感到非常痛苦，他也经常寻求机会对此加以反驳，还多次对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进行了批判。他还抱怨说，人们总是喜欢盲目地模仿法国、英国和美国，但对根植在意大利的灵魂和土壤中的影响力却加以否认。类似地，墨索里尼还强调说，法西斯政权也有自己的企业联合会和工会组织，它并不打算抛弃工人阶级；相反，在不侵犯财产权和危及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还将时时刻刻保护工人阶级。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精英中，工团主义者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些人也因此认为与希特勒相比，墨索里尼的政权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激进特点。从1922年到1928年，法西斯工团主义的领导人一直由埃德蒙多·罗索尼担任。他是墨索里尼在罗马涅的一个老朋友，也曾移民国外，但去的不是瑞士或者奥地利，而是美国。他在美国所受的贫穷和剥削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工会必须接受和认同国家。他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一个支持参战者，1921年时，他已经投身到法西斯运动中了。法西斯进军罗马之后，他立即被墨索里尼任命为法西斯社团联盟的总书记。1926年11月，与这个组织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工会组织被解散，这个组织也随之更名为法西斯全国总工会。法西斯政权声称，法西斯全国总工会将成为那些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的一个真正的保护伞。墨索里尼还对一个来访的英国记者说：“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并不是最终目标。只要你喜欢，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带些民主色彩的独裁政权。”也许是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平民主义思想的支持和鼓励，罗索尼一直在为工人寻求权利。但是同时，他也失望地发现，绝大多数已有的用于仲裁的法律都是由反动分子罗科拟定的。此外，有人声称，法律同时禁止罢工和停工，证明法西斯政权在对待阶级争端时的态度是公平的，对于这一说法，罗索尼认为也难以让人信服。同样，当墨索里尼声称要成立一个“社团型的国家”时，他也表示怀疑——1926年7 月，墨索里尼新成立了一个 “社团部”，并且亲任部长。在这种体系下，议会的要求将通过各个行业协会来体现，而据说在这些行业协会中劳资双方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并且都将完全献身于国家和法西斯的事业。1927年4 月，法西斯政权还制定了一部《劳动法》并且大加吹嘘，声称将给予“行业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完全的自由，但这也没有能够让罗索尼真正接受法西斯政权的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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