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大事记

　　　　　　　　　　　　　　　　第8章墨索里尼本人在这其中并没有扮演主要角色，他把事情留给了他的社团部副部长（对他非常恭顺，并且很机敏）博塔伊去与罗索尼和罗科争论。博塔伊最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图，于是一个年轻的法西斯分子在《法西斯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所有的意大利人“效仿”墨索里尼的生活方式。这篇文章告诉人们说：“要认识并深刻地理解墨索里尼，要自觉地服从领袖，就意味着要以可能的最佳方式去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伟大事业。只有领袖的狂热追随者才能加快法西斯主义的进程。” 博塔伊可能认为这部《劳动法》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目标的一种肯定，并且体现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在经济秩序中至高无尚的地位”；但是罗索尼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这部法律在削弱工人的力量的同时，对于老板们是有利的。即使领袖有再大的神秘魅力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历史学家伦佐·德费利切在就此事发表评论时也认为，这部《劳动法》在改变意大利工人的工作状况方面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它的真正作用仅仅是提高了墨索里尼的个人权威。这些事件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罗索尼的下台。1928年11月，罗索尼在法西斯全国总工会担任的职位被废止了（来自工业、农业、贸易、交通、银行、专业人员和艺术家、海员和飞行员行业协会的7 个领袖取代了他的位置）。有谣言说，法西斯政权之所以对劳工体系结构进行调整，是因为罗索尼竟敢大胆地谈到墨索里尼的下台。当然，墨索里尼当时也已经在收集他这位老朋友的腐败行为的证据了，包括他以他父亲或者叔叔的名义进行的土地交易，以及他乱搞男女关系的情况，就连有谣言说他那笨拙的妻子曾在罗马当过妓女也都记录在案。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妨碍罗索尼最终又一次担任部长职务——从1935年1 月到1939年10月，他又担任了农业和林业部部长。由一个前工会领导人担任农林部部长，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当时还在留心观察纳粹德国最新的劳工情况，并且自认为还是一个“左翼法西斯”。但是，在经历了7 年的离职生涯重新担任部长之后，他也开始费尽心机地强调自己“首先是拥护墨索里尼的”。在整个法西斯统治期间，工团主义都只是作为想像中未来革命的一个目标而停留在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领导人的口头上，主要还处在知识研究的层面，实际上并没有付诸什么社会实践。在建设“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可以非常确定的一点是，不仅是劳工运动，工业和金融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权力的影响。在1926年以前，墨索里尼很少做出什么举动来挑战商业界的权威。有些比较好战的法西斯分子曾对意大利最富裕的阶层的行为方式产生过抱怨，墨索里尼还想就此展开调查。法里纳奇曾对一些银行的自私行为进行攻击，还就一些金融和财政问题发表了一些危险的评论，都受到了墨索里尼公开的责备。在大多数情况下，墨索里尼还是维护德斯特凡尼和沃尔皮的传统经济政策，并且称自己 “农民的良好感觉”让他对于政府的过多支出有着天生的敏感和谨慎。法西斯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墨索里尼和他的官员们都设法借助外国资金来帮助使意大利的经济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而最大的资金来源是美国。到1918年的时候，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金来源国。早在1923年5 月，墨索里尼就与摩根银行的新任资深股东Ｔ。Ｗ。拉蒙特见过面。即使是在发生马泰奥蒂事件那段艰难的时期，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沃尔皮也夸口说自己有着大大小小的能够获取国际资本的途径，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后，他又在1925年10月至11月之间访问了美国。一方面是去为意大利寻求更多的贷款，同时也是为意大利欠美国的债务以及等待德国的战争赔款等问题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所有的事情都进展得很顺利，在1924 年至1929年间，意大利跃升成为排在德国之后的美国贷款的第二大受益国。由于能够获取外国资金，意大利货币里拉的币值也得以维持，这在墨索里尼看来可是维护意大利国际声望的一个法宝。为了巩固与Ｊ。Ｐ。摩根等美国银行家的良好关系， 1926年夏天，沃尔皮准备再次访问美国。但是8 月8 日，他却突然收到了墨索里尼的指示，还附有一封加以解释的信件：“后面附上的短信是对几个月来让我们头疼的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很大程度上是靠直觉。但是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直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没有出过错的。“面对墨索里尼这种有些粗鲁的解释，即使是狡诈的沃尔皮恐怕也要脸色发白。当他接着读下去的时候，他才发现墨索里尼最看重的问题并不是进一步赢得更多的贷款，而是如何能够稳定里拉的币值。当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里拉已经不那么被看重了。墨索里尼的语气很严肃，他强调说：”政权的命运与里拉的命运是密切关联的，因此有必要把捍卫里拉的战斗看做是一场绝对的决定性的战斗。“作为” 极权主义者“，意大利人感觉他们自己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过得很”孤独“。他们决不能屈服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金本位的束缚“；相反，他们应当自立自强，并且要”按照法西斯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说，要大胆进取，开阔眼界。“看来，里拉的价值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意大利必须足够强大，从而能够在意志上赢得胜利。10天之后，墨索里尼在佩萨罗发表演讲时公开宣布了这场”战斗“，声称”在法西斯政权内，从领导人到最基层的追随者都准备做出必要的牺牲来捍卫我们国家的象征——里拉，以及我们的财富、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眼泪和鲜血。“在墨索里尼的头脑里，里拉好像已经成为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化的化身了。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墨索里尼的这种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1927年12月，墨索里尼正式确定了里拉的币值：1 里拉兑换19美元、92.46 英磅，然后再次将其与金本位挂钩。包括沃尔皮在内的许多评论家都认为里拉的币值定得太高了，但是墨索里尼仍然坚持强硬的通货紧缩政策，也许他是希望用自己的气势和决定来进一步压制美国的银行家们。Ａ。Ｓ。本尼是意大利更为现代的工业家的代表，他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启发，通过降低意大利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很快就调整适应了里拉的新币值。那些对法西斯的压制不太顺从的人也很快就因为随之而来的失业率的上升而沉默了。即使是根据法西斯官方提供的数字，在1926年至1928年间，意大利的失业率已上升达到了先前的3 倍。那么法西斯政权代表的只是一种行事方式吗？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们所持的最为持久的看法是，墨索里尼正在进行一种“发展的独裁统治”，它承诺要让意大利“现代化”。然而，在1926年至1929年间，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还是比较混杂。1926年7 月，有关意大利货币的问题集中交由意大利银行处理，同时，那不勒斯银行和西西里银行也被剥夺了印制纸币的权利，这些实际上都是法西斯政权强化货币控制的举措。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法西斯政权也在小店主代表们的压力面前屈服了，因为这些代表中的许多人都是重要的法西斯分子。在这些人的压力下，政府出台了一个许可证制度，从而保护了零售商们免遭超级市场和其他现代销售体系的毁灭性冲击。就墨索里尼的经济政策而言，它有现代化的一面，同时也还有其传统的一面。全国劳动合作银行的情况更加典型。1927年5 月，先前的合作社合并后成立了这个银行。后来，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在法西斯的统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曾跟随意大利国旗到过埃塞俄比亚，也曾涉足西班牙内战，还与轴心国一起参与了欧洲新秩序的确立。合作社先前被控制在米兰的极端法西斯分子保罗·泰鲁齐的手中，他当时还受到墨索里尼本人的庇护。1925年，合作社交到了阿图罗·奥西奥的手中。尽管他的天主教背景好像有些荒谬，但是他非常机敏，非常清楚在与法西斯高层的交往中，法里纳奇的庇护要比沃尔皮的敌视更为重要。从1926年9 月起，奥西奥开始经常与墨索里尼见面，正是在墨索里尼的直接庇护和支持下，他才能够让合作社重新振兴，把它们转变成了一个现代银行，并且它的寿命比法西斯主义还要长。奥西奥还巩固了自己和法里纳奇的关系，同时还接受了博塔伊、罗索尼、齐亚诺和塔翁·迪雷韦尔的庇护。但是，当被问起的时候，他还是很慎重地声称自己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努力让银行振兴起来。1942年 1 月，他突然被墨索里尼解职了。关于此事的原因有很多的谣言，其中一个谣言称他最终行事不慎，招致了佩塔奇家族的憎恨。虽然经历了成功也遭受了挫折，但奥西奥毕竟成为了法西斯政权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了解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同时，他也同样清楚地了解其中的“雇主－代理人”的关系，并且也乐此不疲地利用这些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里拉的升值造成了意大利经济的通货紧缩。当经济刚刚出现一丝恢复的迹象的时候，1929年10月，全世界又遭受了华尔街崩盘的重创。在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巨浪袭击到意大利时，墨索里尼也采取了多种新的经济政策试图加以抵抗。1926年至1927年间，他对经济进行过一些忙乱的干预。但是之后，他对国家的经济事务表现出的兴趣并不大。事实上，据1928年 7 月接替沃尔皮担任财政部长的安杰洛·莫斯科尼回忆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冷静而敏感的领导人，他总是喜欢听到坦承直率的建议，这让他的部长能够更容易地采取谨慎而正确的经济政策。虽然墨索里尼对于任何可能有损国家声望的事情仍然保持着警惕——国民经济部长朱塞佩·贝卢佐曾不谨慎地声称意大利仍然缺乏足够的原材料，墨索里尼公开命令他收回这一声明——但他在维持对于银行家和工业家的权威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他开始把一些问题留给专家们去处理了。这也是他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商业界自然会对墨索里尼的统治鼓掌称赞了。但是，当时意大利的农业人口在各行业中仍然是最多的，墨索里尼是如何对待农业的呢？许多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意大利的现代化进程中，法西斯政权在实现自己的许多目标的过程中，在农业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农村仍然到处是贫穷和疾病。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的能源消耗量只排名第18位，这在各个强国中可能是最差的，而意大利农村地区的情况则最为悲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让情况有所改善呢？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回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早在1924 年，墨索里尼就对全党说：“意大利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农村的法西斯是最可靠的；农村民兵的纪律性是最强的。”第二年的6 月，他又带着典型的军事家的口气宣布：“我已经正式地发动了一场粮食战役，并且已经成立了一个总参谋部来负责指挥这场战役。”在那之后，他也经常敦促要把意大利“农村化”。正如他在耶稣升天节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城市和工业化会导致精神和生理上的贫乏，只有农业才能让意大利成为一个帝国。事实上，意大利农村正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地区差异适应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到了1921年6 月的时候，卡拉布里亚地区一个小镇的官员还在预言说，与 “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也无法在那里扎根“很多年”，因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与一个大众政党是那么的格格不入。1922年10月28日之后，最早的法西斯分子和后来加入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争端也在农村地区不断地酝酿着，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卡坦查诺，一位头脑清醒的官员注意到，那些在城市起家的法西斯都是旧的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现在只是披上了一件黑衬衫而已。他的评论得到了一位来访的美国人类学家的支持。1928年，这位人类学家在西西里岛的一个小村子里完成了一项实地调研工作，他发现那里的人们在日常谈话中根本没有人提到过意大利政坛中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社团主义、工团主义 ——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还是完全陌生的概念。当地的精英们倒是常常谈到这些政治名词，但那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派别”能够赢得优势，因为家乡在他们的记忆中总是处在分裂的状态之中。不管是谁问起，当地的农民总会非常小心地回答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天外圣人”。在1929年的选举投票中，他们也一致投票支持法西斯政权。投票的场面还很庄严，镇里的乐队杂乱地演奏着《青春曲》和《皇家进行曲》，人们踩着乐曲的节奏到投票点去投票。但是，不管是领袖、国王还是教皇，实际上对那里的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影响，相反，他们的生活状况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当地地主的势力的大小。他们对于外面的大世界是那么的漠视或者玩世不恭，甚至相信像神一样的加里波第只会给他们带来霍乱或者征召他们入伍。不管法西斯政权在这些南部乡村里是否还取得了别的什么成就，但它的确没有给这些地方带来社会革命，或者甚至连想像的可能也没有。南部的法西斯领导人们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那么纯粹，他们还保留着过去的许多习惯和态度，与斯塔拉切的理论相比，他们对于博基尼的实际行事方式更为熟悉。例如，1924年9 月，阿切尔博就给墨索里尼写信抱怨说，不管他什么时候到罗马，总会有一些针对他的隐蔽的阴谋随之而来。他的一个在阿布鲁齐的远房堂兄弟也因为他而失去了党内的工作，他有些坦率地问墨索里尼，这些人至于这么过分吗？他还懊悔地说：“我的敌人以及在政府中的对手们取得了这么彻底的胜利，我没法儿再回阿布鲁齐了。” 墨索里尼会干预这件事吗？如果他不干预，那么他就会发现“没有我，阿布鲁齐将会陷入一片混乱，情况甚至会变得更糟。”墨索里尼还是适时地为阿切尔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他也因此能够继续担任阿布鲁齐地区法西斯领导人一直到20世纪 30年代末。他还经常向墨索里尼提出一些“建议”，并声称“我现在是，并且将永远是您最忠诚的战士，时刻准备为您赴汤蹈火”（他的意思是要墨索里尼保证他在当地的权力不被动摇，并且还要适当慷慨地为他提供支持）。同样，1924年，米凯莱·比安基也求墨索里尼帮助他辟除那些说他玩弄女人的恶毒谣言，他认为这些谣言是党内匿名的竞争对手故意散布的。不过他可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用暗示来讹诈墨索里尼说，如果不帮他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马泰奥蒂危机就会有最糟糕的结果。 “请您记着，领袖，我过去可是站在您这边的，并且一直是绝对无私的，尤其是在您起家掌权的过程中那些最忧愁和最困难的日子里更是如此。”墨索里尼能不像对待一个朋友那样对待他吗？比安基的请求又一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他也被作为法西斯政权中一个重要人物而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虽然如此，墨索里尼还是在他日渐增厚的秘密档案中记了他一笔：比安基的党羽声称，他曾鼓励自己出身贵族的卡拉布里亚情妇在当地分发报酬不错的职位以收取贿赂。反过来，阿切尔博、比安基和其他来自南部的法西斯分子也都有他们各自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也用他们对待墨索里尼的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南部这种相对独立的状况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与法西斯政权进行整体化控制的路线也是不相符合的。此外，在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发动了“反对黑手党的斗争”，而这正是过去令自由党声名狼藉的一个弱点。在这场斗争中，墨索里尼的代理人是切萨雷·莫里，像博基尼和巴多利奥一样，他也是一个与法西斯党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官员。虽然他谨慎地声明自己是在“以领袖的名义并遵循领袖的意志”开展工作，但他还是被允许在1925年至1929年间出版一份记录他的行动的刊物，并且，他还在这份刊物上毫不谦虚地吹嘘自己取得的“胜利”。他还特别强调说，黑手党并不只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因此需要一种优于它的更加高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才能克服它。法西斯自夸说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对此，历史学家们一直持怀疑的态度。相反，他们却注意到莫里仍在保护旧的地主阶级的势力，而西西里也很容易地就再次回到了黑手党的手中— —20世纪30年代，在当地的一些城镇里，法西斯的机构只在公共节假日才敢开门。在那10年里，墨索里尼也效仿了他的自由党前任的做法，把西西里排除在他的正常政策之外。1923年和1924年，他接连两次到西西里访问，但在那之后直到1937 年才又一次踏上这个岛，发表的讲话也是空洞无物，说要把这个岛屿变成一个农业天堂。实际上，他的政策的目的远不是要对这个地方进行安抚，而是打算向当地的居民们慢慢地灌输现代化和国民化的革命热情。没有能够主动地动员西西里岛上的居民让法西斯政权付出了代价，而这一代价直到1943年夏天的时候才表现了出来：西西里人对待抵达这里的美国人并不感到陌生，并且还认为他们比意大利统治者更加富有。于是，西西里人义无反顾地丢弃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是在战后时期，新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岛上又有了发展，并且还拥有了群众基础）。意大利人中另外一个群体——妇女的命运也在这些年里被确定了。自从1920年 3 月第一个法西斯妇女组织在蒙扎成立后，法西斯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政策一直比较矛盾。最初，妇女在“战斗的法西斯蒂”这一组织内拥有了投票权。1923年5 月，墨索里尼在办公室里宣布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妇女拥有投票权，并且建议以行政选举作为开端。他甚至考虑让妇女在国家安全志愿军中任职。然而不久之后，法西斯政权对女权运动的态度就开始模棱两可了。墨索里尼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家长统治的重要支持者。妇女在地方上并没有获得投票权，因为地方上的选举被废止了。作为新的镇压举措的一部分，1926年，在整个意大利，通过选举产生的市长们全被任命的市长所取代了。法西斯政权的确在妇女的福利事业上有所发展，如在1925年成立了全国母亲儿童福利会。然而，这个组织取得的成就是以实现法西斯的目标为前提的。在耶稣升天节的讲话中，墨索里尼声称人口的增长是法西斯妇女运动的核心：“有必要用绝对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意大利民族的命运，有必要让我们的民族更健康，而这就要从母亲和儿童事务抓起。”墨索里尼还警告说，目前意大利人只有4000万，怎么能够与“9000万”德国人和“2 亿”斯拉夫人相抗衡呢？如果意大利想在世界上显示出它的力量，那么它就必须在1950年时让它的人口增加至“6000万”。只有人口繁荣了，“帝国”才能长存和繁荣。作为一个促进人口增长的举措，1926年12月19日，墨索里尼还新增加了一个“单身税”。5 年之后，成年男子之间的同性恋行为也被定为非法。正如图拉蒂所说的那样：“家庭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基本单元，它是惟一可能的卫士和防护战壕，能够让我们抵御周围环境中各种非道德的、不道德的和有腐蚀性力量的侵蚀。”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一个妇女除非必须出去游行，否则，她还是会被限制在厨房和卧室里。几年之后，墨索里尼的厌女症加深了。他对一个年轻的崇拜者说，“爱情”是转瞬即逝的，因此明智的人不会把它作为人生的坐标。女人与牧师的习惯一样，你给她一根手指头，她就会抓住你的整只胳膊。坚强的男人必须能够避免受到她们的影响，因为“女人的角色肯定是负面的。她们只会分析问题，而不会综合问题。”墨索里尼很讲究修辞地问一个来访者：“试问，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出现过一个妇女建筑家吗？”萨尔法蒂对他的影响正在日渐衰退，而墨索里尼也很少表现出想要寻求一个聪明的女人来陪伴他的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还原成为一个受到其他男人赞赏的男人。同时，不管对是男孩还是对女孩，法西斯政权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控制也比以前更加积极而严厉了。1925年12月，法西斯政权开始在学校内强迫使用“罗马式”的敬礼。1926年10月，法西斯教育部长彼得罗·费代莱正式宣布将进军罗马纪念日定为全国欢庆日。1928年，法西斯的法律又把学校的教科书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尽管负责监管的委员会实际上直到1939年才真正组成）。在半官方的刊物《等级制度》上，前民族主义者罗伯托·坎塔卢波发表文章称，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的确是法西斯分子们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在当时，维护墨索里尼的至高无尚的权威仍然是最关紧的。当时非常典型的一件事是，1928年1 月，教育部副部长埃米利奥· 博德雷罗——又一个有着民族主义者背景的法西斯分子——向墨索里尼提交了一份阿谀奉承的政治思想汇报。墨索里尼的反应也非常干脆，称他的汇报“非常有趣，并且对极了。你还可以补充一些内容，我的文化不是一般的文化，更不是普普通通的文化，它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系统化的。准确地说，文化是为我服务的，而不是让我为文化服务。它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是我的臂膀，而不是装饰品。” 对于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墨索里尼的这番话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他的文化宣言有时看起来有些奇怪——例如，作为意大利国家的缔造者和法西斯等级制度的维护者，他却对贝多芬这位崇拜法国大革命的德国人大加赞赏，称他是“所有作曲家中最伟大的”，他的音乐能够“让一个人超脱自我”，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能够体现墨索里尼的自负的权威的最大舞台仍然是法西斯党，所以毫不奇怪，墨索里尼仍然在牢牢地控制着它，并把它作为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一部分。他采取的步骤之一是解除了法里纳奇的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由奥古斯托·图拉蒂在1926年3 月30日接任了总书记的职务。法里纳奇当然对此非常不满，当时和在那之后，他不停地在墨索里尼面前对批评他的继任者图拉蒂以及其他主要的法西斯头目，如巴尔博、费德佐尼、博塔伊甚至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他认为，这些人一直在策划针对他的阴谋，并且用无赖的伎俩来对付他的法西斯美德。对于法里纳奇的指责，墨索里尼一次又一次地大发雷霆：“意大利国内和国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当然也包括你，法西斯政权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多重大胜利并走到今天，是因为我现在还活着并且像个黑人一样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继续无情地说： “党内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你这种精神上的无纪律性的态度、你这种想成为党的惟一完美的救世主的企图和你这种毫无根据地、不断乱加指责而引起的。”墨索里尼抱怨他的太多的朋友说了过多的话，说法里纳奇应当立即与费德佐尼和巴尔博和解，并接受图拉蒂担任的总书记职位。“穿上伪教皇的衣服昂首阔步地到处乱转并等待召唤是毫无道理的。” 图拉蒂一直与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这位法西斯党的新总书记对党员进行又一轮的肃清时，他更喜欢社会上那些更加保守的政权的支持者。在演讲中，他多次对那些酗酒、跳查尔斯顿舞及其他跳黑人舞蹈的人加以责骂。他在历史上的建树也是保守的。他和法西斯党都是战壕精神的体现，都看重秩序和纪律。他担忧地补充说，《劳动法》强调了“罗马和莫斯科”之间的完全对立。他还建议说，即使一时还不是那么危急，但法西斯政权的统治应当“微笑与拳头并重”，继续前进以统一国家、民族和种族。还应当发展一种能够把体育运动和战争的积极遗产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体系，法西斯教育现在将铸造“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是，图拉蒂最大的任务还是加强法西斯党的纪律性，并让党员们接受由墨索里尼一个人来领导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不应当变得自高自大，他们应当承认他们自己也是为国家服务的。因此，当法西斯的地方首领与国家官员之间发生小争端的时候，他们必须优先考虑领导而不是党员。墨索里尼不是明确而严厉地对法里纳奇说过嘛，“要么谁也不要说话，要么是我一个人说话，因为我知道怎样比别的任何人都讲得更好。”图拉蒂明白，是墨索里尼自己挑选他担任民族法西斯党的总书记的。他也知道，他的工作是确保墨索里尼被接纳为“高于党的独裁者”。米兰的马里奥·詹保利成为他惩戒全党时抓的一个典型。米兰是意大利的金融首都，詹保利领导着极端的法西斯势力，编辑着一份名为《1919》的月刊（这份刊物是他早期参加革命运动的一个象征）。虽然这份刊物也极力地强调墨索里尼是“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但它同时也竟敢补充说“法西斯党员也是他所需要的”。1926年的时候，詹保利就已经很不招阿纳尔多·墨索里尼的喜欢了，担心他会和法里纳奇结成联盟来重新发挥这位前任总书记的影响力。在之后的一年里，这位米兰的法西斯首领被网罗了一大堆罪名，说他在性生活和经济上都腐化堕落，与3 个女人同居。1926年，他匆匆地与其中的一个结了婚，目的是让他们的儿子成为合法的婚生子。当时，当地的工业家们在他的压力下被迫送给他100 万里拉。他还在演讲中有意表现出很有修养的样子，以此来讨好老的法西斯小分队的成员（虽然他缺乏正式的资格——他最初只是一名邮递员）。他还嗜赌如命，并且还从一个卖淫团伙中获取赌资。他还企图建立自己的贴身卫队，即使他的支持者和墨索里尼的兄弟的支持者在米兰发生公开分裂他也毫不在乎。他与米兰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人员阶层的关系比较疏远，事实上，他与当地整个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罪名都被摆在了墨索里尼的案头，结果可想而知。詹保利被开除出民族法西斯党，而他的刊物《1919》也被查封了。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和图拉蒂在米兰取得了胜利，他们还安排了一个大有前途的人——阿基列·斯塔拉切来接替詹保利。但詹保利这位战败的米兰的法西斯首领并没有从此完全从法西斯的记录中消失，他还维持着与墨索里尼的通信联系，向他诉说自己的正直受到了伤害，并恳求墨索里尼重新给予他庇护。例如，1938年，詹保利相信是犹太人的阴谋诡计终止了他在那不勒斯的幸福生活。1940年，他为在战争中发动进攻而进行动员的努力让他重新获得了法西斯党的党票。但是警察仍然监视着他的行动，记录下了他奢侈放纵的生活方式和对关系人无情的盘剥。在有幸保存下来的一封詹保利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请求领袖恢复他在米兰的法西斯党的领导职务，还保证说他将会迅速从目前低落的情绪中重新振作起来，同时也表明了他对领袖的崇拜。墨索里尼收到的最为不屈不挠的批评信件可能来自法里纳奇，他一直都不接受提拔图拉蒂作为党的总书记，对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对领袖的虔诚和恭敬也不怎么喜欢。他一直在就墨索里尼的调整和转变进行无休止的发难，例如，他常常提起墨索里尼以前的反教权主义立场。带着法西斯主义者的聪明才智，他写到，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红衣主教曾到克雷莫纳访问，并向工人们宣扬宗教和贞节，但主教应当知道，在法里纳奇的城市里，要说一个人与性关系没有什么沾染，那他简直就像“阿拉伯的凤凰一样珍稀”。法里纳奇还有意挖苦地问道：“能不能不把那些可敬的高级教士派往国外去传教？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世界上一共有13亿人，其中只有3 亿人是天主教教徒。为什么不把其余的10亿人也带到上帝那里或者说天堂里去呢？”然而，法里纳奇的火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民族法西斯党内那些他可以察觉到的敌人身上。这些人错误地把法里纳奇描述为墨索里尼的一个敌人，于是不停地策划各种针对法里纳奇和他的朋友以及同党的阴谋，并把他变成了一个“法西斯无政府主义者”。但即使这样，组成他的小圈子的仍是“有着纯粹的法西斯性情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应当接受“一个真正的法西斯是一个永远都不惧怕向领袖说真话的人。”在法里纳奇看来，在这个世界上，利益和个人之间永远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法西斯党可以就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发表有吸引力的声明，也可以颁布法律让意大利人盲目地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服务，但是他清楚，任何人想要控制他的社会，都必须永远对他现在的朋友和敌人保持警惕。同时，尽管墨索里尼经常遭到法里纳奇的烦扰，但他一直都没有和他决裂。法里纳奇这位来自克雷莫纳的法西斯诸侯对墨索里尼自己的极端和“残忍”的历史知道得太多了，而且这些都是无法忽视和否认的。在理解纳粹德国的统治方式时，“制度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它可以为自身的政治激进主义提供许多重要的证据，或者至少可以说明这不是直接来自独裁者的指示。通过观察图拉蒂、法里内奇、詹保利和斯塔拉切之间的斗争，也可以发现发生在意大利的达尔文式的或者马基雅维利式的斗争。相互之间不停地进行这种斗争的并不只是这4 个主要法西斯头目，而他们也并不是在得到墨索里尼的指示之后才这么做的。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在社会的精英中（很有可能其他的阶层也是如此），这种行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警察的秘密档案中，关于那些正在起家的政治人物的报告更是强调了谁是他们的支持者，谁又是他们的反对者。 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洞察这种无休止的结盟的变换，以及把握在一个利己主义的社会中出现的各个机会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任何独裁统治的矛盾，独裁者声称他所知道的和他实际真正知道的事情之间的差距，决策过程的秘密或者不透明性，靠感召力进行统治的本身的特点，所有这些都强化了这种对达尔文主义的信仰。也许一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们会补充说，在所谓的民主和繁荣的世界里，尤其是在我们当今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这种态度和行为方式也同样存在。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并非只限于墨索里尼的思想。在墨索里尼执政的整个过程中，他很少错过讨好教会当局的机会。实际上，任何意大利领导人，特别是那些试图让民众国民化的领导人，都很自然地注意到教皇在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存在。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国家本来应当希望能够将其彻底根除的。当然，在意大利复兴时期，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核心问题。自由党建立的国家也是在夺取了教皇的领土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包括被称为神圣的“君士坦丁御赐教产”。反过来，教皇庇护九世也在《谬说要录》（1864年）中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原则进行了批判。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对于任何一个想在历史上有所建树的意大利政治家来说，如何解决“罗马问题”都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奥兰多和尼蒂都曾试图与教会和解，但都遭到了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阻挠。伊曼纽尔三世天生多疑的个性让他一生都对宗教保持着怀疑的态度。随着法西斯起家并掌握政权，墨索里尼很快就把自己以前的反教权主义立场掩盖了起来，并且竭尽全力在民族法西斯党内抑制反教权主义的表达。法西斯政权早期的公共运动之一是对共济会组织进行压制，因为从1789年起，该组织就被教会认为是它的一个无法和解的敌人。法西斯战胜了“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这让教会阶层更有理由为正在意大利发展的新的体系而鼓掌喝彩了。同样，那些更为保守的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们现在也可以鼓吹说，墨索里尼应当“公开地认可宗教的价值”，并且在“国家的戏剧表演”中给神职人员一个位置。他们还声称，法西斯主义是天主教会天生的同盟，而天主教起源于罗马也并非出于偶然。1926年5 月，教会和法西斯政权之间已经开始认真的对话了。墨索里尼授权罗科去和红衣主教彼得罗·加斯帕里——罗马教皇的国务秘书——会面并谈判，并且声称教会和国家的分离就像精神和物质的分离一样荒谬。8 月份的时候，弗朗切斯科·帕切利也加入了这场谈判。此人是一个律师，是后来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兄弟，也是一个与教皇拥有的罗马银行有着密切关系的家族中的成员。罗马银行是法西斯统治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银行。他参加谈判也进一步证明了墨索里尼兄弟在意大利独裁政体中的角色，因为阿纳尔多·墨索里尼是领袖墨索里尼周围最为显眼的牧师之一。有了兄弟的保佑，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在1926年11月的时候与教会达成了一份协议草案。然而，这份草案的签署却因教皇庇护十一世对法西斯的教育政策不满而一再被推迟。要想把巴利拉变成一个极权主义组织，就必须禁止其他与其竞争的天主教青年组织，而这遭到了教会的拒绝。在法西斯政权的领导层中，真蒂莱、巴尔博和法里纳奇（尽管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动机）都试图推迟与教会达成和解，而国王和诸如自由党参议员克罗齐和阿尔贝蒂尼等人都反对与教会和解。不管怎样，双方的对话在1928年恢复了，并且在1929年1 月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在敲定最后的一些条款时，墨索里尼亲自参加了谈判小组。根据这些特别的条款，法西斯政权最终将给教皇数额精确的经济补偿，以补偿它在过去失去的领地。事实上，这是一件至关重要、足以让墨索里尼直接关注的事情。一天接一天，他都一直工作到午夜之后。例如，1 月31日，在最后一次审阅这些条款的时候，他从晚上9 点一直工作到凌晨1 点1 刻。最后，甚至连详细的款项安排都要经过他的同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补偿的方法和渠道最终是由负责教皇的银行业的两位自由党老政客——焦利蒂和贝尔纳迪诺·诺加拉以及意大利银行的行长博纳尔多·斯特林格尔来确定的。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公之于众了，那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喜事，因为之前的谈判都是秘密进行的。1929 年2 月11日，在罗马的拉特兰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墨索里尼签署了多个协议。根据这些协议，梵蒂冈城成为罗马市内一个完全独立的飞地，并且它的市民可以不受法西斯法律的约束。作为回报，教廷认可了意大利复兴时期确定的领土划分方案。其他一些条款恢复了天主教在婚姻方面的权威，恢复了必需的宗教教育并允许教廷对持不同意见的牧师进行更为严格的约束。历史学家们通常得出的结论是，教廷在《拉特兰协议》的谈判中坚持了强硬的立场，并且在意大利人的生活的许多方面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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