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大事记

　　　　　　　　　　　　　　　　第4章在穿越瑞士边界时，墨索里尼走的是一条被千千万万意大利人走过的路。从1896 年到1905年的10年间，400 万余名意大利人移民国外，而在之后的10年里，移民总数增加至600 万。最初的移民多是经由意大利北部进入欧洲的。而当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有一批移民开始从意大利南部出发，美国和拉丁美洲开始成为他们的首选目的地。此外，还有许多移民前往瑞士、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例如，在1902年，就有50233 名墨索里尼的同乡（绝大多数都是男子）前往瑞士，而墨索里尼只是其中的一个。在此后的10年里，墨索里尼还在奥地利的特伦蒂诺待过一段时间。他还想过要去美国或者马达加斯加，但后者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选择。1903年，他告诉一个朋友说，自己正在考虑去非洲过上20年——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征召入伍了。 1910年末，他和拉凯莱还讨论过要一起去美国，后来因为发现她有可能已经怀孕而放弃了这个设想。意大利移民一般都是年轻男子。在1896年至1905的10年间，移民中的男子几乎是女子的5 倍。移民们一般把自己看做是“旅居者”，或者叫做 “候鸟”，他们努力工作并且忍受着剥削。无论是先出来还是后出来的同胞，现在都知道他们所在新国家的风俗习惯，也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对自己进行调整。这些移民们都打算着有一天能够更加聪明而富有地返回家乡。通常情况下，意大利的移民会像墨索里尼一样不止一次地出国和返乡，这就需要有点冒险精神。对于许多人来说，出国的过程就像是当了一段学徒，或者说得更好听些，像是被征召入伍了一段时间。这段历程大多是悲惨的，并且不可预知。边界上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开幕式，移民们最终能够“发财”并在完全成年后荣归故里。这些移民们没有什么国籍观念，好像现代的意大利这个国家与他们的希望和恐惧都毫无关系似的。每个移民在离开意大利时都带着发财的梦想和精神的解放，但每一个移民的命运却又是不一样的。国外生活的经历更加剧了两性的差别并支撑起了传统的家长制度——已有的习惯和信仰在年轻的墨索里尼的思想中得到了确认。更加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国籍，这也是事关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的政治利益的问题，即这些移民到底是认同那些接收他们的国家，还是认同意大利。这里有一个有些奇怪并且带些讽刺意味的可能，即虽然移民们是因为意大利这个单一民族国家不能够在眼下为他们提供生计、也不能够在未来为他们提供机会才移民国外的，但移民运动却的的确确促进了意大利人的“国民化”进程。从定义上讲，在一个现代国家里，移民的过程包括统计、造表和评估等程序。这些移民离开了意大利和自己的家乡，但不管是接收他们的国家还是意大利政府的代表，在与移民接触的时候都称他们是“意大利人”。那些与他们混居的人们也都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有关身份的问题总是不那么简单。有时 “拉丁人”愿意聚居在一起，好像他们仍是罗马帝国的臣民。“意大利人”更是经常成立一些俱乐部和各种协会，并且这些组织都是由来自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村庄的移民建立的，而组织中的成员则是由返回家乡的亲属的传统的 “移民链” 约束的。但不管怎样，“意大利”这个词是无法从移民的词汇中消失的。事实上，正如一个移民所说的那样，正是因为移民到了拉丁美洲，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意大利人。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里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有这种逐渐地认同自己的意大利国籍的经历，例如曾担任法西斯工会头目的埃德蒙多·罗索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出生于1884年，比墨索里尼小一岁，家乡位于离普雷达皮奥不远的费拉拉省内的一个小村庄。在一次劳工运动中，他与意大利警察发生了一次小冲突，之后他便移民去了美国。在那里，到1912年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成立“一个严格的意大利工人阶级联盟”是战胜资本家老板并使他自己的事业有所进步的最好途径。另外一个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是阿梅里戈·杜米尼，他于1924 年成为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军队的头目，并杀害了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从而制造了法西斯政权最大的公共丑闻。杜米尼实际上属于第二代移民，他于1896年出生在圣路易斯，但后来又被送回意大利接受了一些教育。在那之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杜米尼在意大利陆军服役，并逐渐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最初，墨索里尼自己并没有走上这些类型的移民之路，他是一个社会党成员。他的父亲亚历山德罗在一篇引以为自豪的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一篇短文里，谴责了意大利把他的公民赶出这个国家的可耻之举——据亚历山德罗称，多维亚村里的9 户人家共约50 人都移民去了巴西，遭罪是肯定的，客死他乡也未可知。他警告说，黄热病正在热带地区蔓延。当时以及此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移民解释为一个跨国剥削的过程，资产阶级通过这种方法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各种条件。事实上，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移民并不是很多。在大多数明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移民中还有很多叛徒和破坏工人运动的人。在墨索里尼看来，他移民到瑞士并没有违背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他移民国外可以算是一种变相的放逐。除了带有年轻人的冒险想法之外，这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一种蔑视，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他被认为是不值得雇用的人。在他的新住所里，墨索里尼所有的想法都是要忠诚于社会主义组织，因为他们在他远离家乡的时候为他提供了一个家。在到达瑞士短短几周之后，他就开始定期为一份名为《劳动者的未来》的日报写文章了。墨索里尼曾对一个朋友说，他当时正与一位来自洛桑的律师蒂托·巴尔博尼共同编辑那份报纸（事实上，那份报纸的编辑和意大利社会党的书记就在瑞士）。墨索里尼没有得到编辑的位置，但他确是一个勤快的作者和天生的记者，在到达瑞士后不到 6 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发表了9 篇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墨索里尼是一种“知识分子移民”。1902年，自由党统治的意大利的各个公共机构都在许多“最好的和最聪明的”新一代移民的挑战下被搞得声名狼藉，并且这种状况至少要持续到1915年5 月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根据当时主要的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在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每1000个居民中就有0.74个律师，而在管理很好并且很有秩序的普鲁士，这个数字只是0.12.1900 年，意大利议会里每32个社会党成员中就有27个称他们自己为“教授”，意思是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课程的毕业证并有资格到学校任教。从这些详细的数字中，悲观的保守派人物朱斯蒂诺·福尔图纳托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对意大利如何才能把它的人民“国民化”这一问题感到绝望。他猛烈抨击新形式的“知识型无产阶级”，认为他们比经济型无产阶级更加卑劣，更具威胁性，而一些极端的政治派别的加入更是增加了他们的活跃性和不稳定的因素。墨索里尼当然不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律师，但是他也要求被称呼为“教授”，并且大胆宣传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和责任，称知识分子是精明和积极的，并时刻准备着“革命”。他预测他的世界是一个范围很广的世界。事实上，在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第一篇文章里，他就把欧洲资产阶级因威尼斯钟楼的倒塌而产生的惊慌沮丧与他们对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容进行了对比（事实上，墨索里尼的文章颇具攻击性，称这座古代的纪念碑“没有什么明显的建筑风格”。）他还补充说，暴乱的库尔德人还有好色的特点，他们把亚美尼亚的妇女们绑起来，并对她们施以“说不出口的暴行”。他还用带着修辞色彩的语言问道：文明何时才能战胜邪恶？而他的答案是：“拥有经济特权的单一的社会阶层统治其他阶层的这种暴政的消失，将意味着狂热和盲信以及种族歧视的终结，然后所有的人都将团结如兄弟。”从一开始，“墨索里尼教授” 就很喜欢就每个问题都发表自己的意见。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喋喋不休” 的人，并且一点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一定要让他人感觉到他的存在。他接受的实际教育的面可能比较窄，但他却是厚颜无耻。在他21岁生日之前，不管自己实际上多么缺乏经验，他总是非常的好斗，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精确描述的那样，他“视其他所有的知识分子为敌人或者竞争者”。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关他在移居瑞士期间的经历，有一件事颇有争议，即他在1904年时是否参加了瓦尔弗雷德·佩瑞多在洛桑大学开办的课程。佩瑞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因提出“创造性的精英” 的假设而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人物：那些有活力和意愿的人注定是统治者。他也因此而最终被宣布为法西斯理论的鼻祖。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官方的宣传说墨索里尼听过佩瑞多的课，但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而他当然没有参加过任何考试。也许，他是否听过课、他关注的范围和他的理解力水平都不是很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位曾经当过教师的人一直在从他周围的环境中吸取着精神食粮，无论他对环境中一些观点的了解是多么的不确定。事实上，墨索里尼去瑞士这件事的性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放逐和一个经济移民的交织混和。有一段时期，墨索里尼身无居所，只好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或者找一份不稳定的工作，如建筑临时工、屠夫或者帮助别人卖酒。（尽管他很快就被提升去做行政工作，但至少他的一个同龄人注意到，这个假冒的工人的双手还是又白又嫩的）。有时候，墨索里尼想洗洗手可却找不到洗手的地方。他还记得有一个以前的雇主让他特别生气，因为他嫌墨索里尼这个工人穿得太好了。他还欠过不少债并且难以还清，有的是欠已回到罗马涅地区的朋友的，也有的是欠新认识的朋友的。他还病倒过，可能是由于流落他乡孤苦零丁再加上人生地不熟而造成的。后来就有传言，说他曾在什么地方感染上了梅毒。反法西斯者从那以后也宣称墨索里尼曾经干过小偷小摸的事。据称，墨索里尼曾经偷过一个朋友的手表，但这件事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他也曾与一个学医的波兰学生有过一段带点异国情调的恋爱。1903年，他还在洛桑与一个离婚的女人发生了不怎么浪漫的两性关系，但是正如他向一个男性朋友解释的那样，这只是“为了满足肉体而不是精神的需要”。 最后，在1903年，他收到了母亲生病的消息，于是在10月到12月的这段时间里，他急匆匆地赶回了家。这次回家让他有机会拜访旧友（他还发现，家乡的生活节奏与移民国外的生活节奏大不相同），而在与家人团聚时，时年已经18岁的弟弟阿纳尔多也想出国。这样，再次出国时他就带上弟弟一起去了。这些并不是惟一的选择。生活的转折，剥夺与希望的转换，与家人、家庭和家乡从未间断的联系，以及一个新世界的吸引，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年轻的男性移民者所熟悉的经历。当然，其他移民国外的人都没有成为意大利的独裁者，所以，不管他的自我评价如何值得怀疑，也不管他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流浪”是出于多么利己的想法，毕竟墨索里尼已经开始形成他的一些主体观点和行事模式了。对于这个移民来说，社会主义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核心。在墨索里尼回到母亲床前的那段日子里，他曾夸大其辞地向一个学友解释道：“11月底之前，我将再次打起行囊前往那未知的世界，因为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项基本需求。如果停下来的话，那我真的会死去的。”而其他人也开始承认他的重要性了。罗马的一份自由派报纸《论坛报》在1904年的4 月份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墨索里尼与警察发生的一次冲突，在文章中他被描述为当地社会主义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墨索里尼宣称社会主义理念是他的基本信条，那么这个年轻人心中的社会主义到底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呢？年轻的墨索里尼的信念体系中最为突出和持久的特点在当时被称为“最高纲领主义”，这是对革命行动的一种承诺，早在30年前就被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所推崇。相反，墨索里尼常常表达自己对那些持“改良”观点的温和派的蔑视，如于1892 年创立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菲利波·图拉蒂，他此时已是下议院的议员了。图拉蒂的可敬以及他人对他的尊敬对墨索里尼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革命者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对他来说，国家的权力机构自然而然的就是他的敌人。因此，在墨索里尼移民瑞士期间总是与警察之间不断发生麻烦也就丝毫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了。他被逮捕、监禁、被从一个省驱逐到另一个省，有一次甚至在被关押10天之后被驱逐到了意大利的北部边境城市科莫的附近。但是，他立即在那里买了一张火车票又返回了卢加诺，然后再次集会并且利用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为自己辩解，但很快又不得不出于安全而到巴尔博尼和其他社会党的朋友家里去避难。这些经历只会让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他在《劳动者的未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宣布了自己的路线：“我们没有单一的模式。我们只希望党能够回到它原始的斗争方法上来，并且能够引导一种不可替代的战斗精神去打破已有的秩序，而不会因为进行政治或金钱的交易而弄脏了自己的双手……”墨索里尼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并且他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纯粹主义者，有资格使用奇普里亚尼和年轻时的科斯塔的名义。在自己所写的诗歌里，他对遇难的同志表示庄重的哀悼，号召对那些加害他们的人进行复仇。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在一份名为《无产者》的报纸上，他嘲笑了那些君主们，呼吁立即推翻他们的统治。国会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一个上演滑稽剧的机构，正直的人们有一天也必须把它摧毁，而那些指望它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墨索里尼还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在瑞士10年期间的后期，他还写了一篇题为《红衣主教的情人》的文章，把教会描述成一个满是肉欲、伪善和谋杀的地方。1910年的时候，这些在他的心目中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的观点了。在他离家在外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期间，他就为《劳动者的未来》写了一篇抨击教会的自私和腐化的文章，把基督所受的苦难与他在人间的代表们的自私和腐化的生活进行了对比，还宣称，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将“诅咒”教会这些人并把他们“痛打一顿”。那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些人日后竟然成为了他的朋友或者盟友。几个月之后，他更是大胆地对“修道院里的恐怖”进行了道德上的评说。相比之下，他在多维亚小村里时还只是拥有天真的狂热，而移民到了瑞士后，社会主义的影响正在膨胀并有可能迅速地取代他的宗教信仰。墨索里尼的演说也满是类似的主题和态度（他宣称要把每个星期天都用来发表政治演说）。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尖锐的反教权主义态度，并最终于1904年3 月25日在洛桑与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多·塔利亚拉泰拉的新教牧师之间展开了一场公开的辩论。在演讲的开始部分，墨索里尼引用了布鲁诺、莱布尼兹、罗伯斯庇尔、培根、伽俐略等一大堆已故的伟大思想家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论据。然而，这种知识分子的早熟还不是全部的内容。据说，这位未来的意大利领袖在结束自己的演讲时，还专横地站在一张桌子上足足有5 分钟，以这种方式来挑战全能的上帝并显示他自己。而上帝没有理睬这些噪音和这位亵渎他的年轻人。更为明智一些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宗教问题最好还是留给个人去讨论，而痛恨牧师等神职人员的传统也正在过时。墨索里尼公开地把这种温和态度描述为趋炎附势和倒退。他更是进一步向年龄更老一些的、经验也更为老道的埃米尔·范德维尔德发起了攻击，此人是一个改良派，最后当上了比利时的外交大臣。当然，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用这种尖锐的态度来攻击教会和神权的举动也有令人不解的一面。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是这么鲁莽地想问题吗？一个心中装着人民福祉的社会主义者对待那么多人所持的信仰的态度会是这么凶猛好斗吗？反教权主义者在对待看不见的敌人（至少上帝已经被算做一个）时不也是掩饰着自己的野心、用一个肤浅的承诺为自由和平等戴上一个面具吗？社会主义者们就党的路线中有关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他们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争论，而争论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如果反教权主义只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家研究的问题，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则把国家也包含了进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为，社会主义从定义上来说是国际主义，而社会主义的胜利将解放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因此，每过10年，国家都会采用更为现代的政治形式，而民族文化也将传至欧洲各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以是通过人员的交流，也可以通过教育— —这是每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时代里，农民（还包括一些工人）都可以变成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当时，社会主义者说自己是在领导潮流，他们谴责侵略主义，不重视民族主义者的对抗，甚至多次庄重地集会以显示他们的 “国际主义”。他们还承诺发动一场总罢工以削弱资产阶级发动战争的能力，而在更为美好的未来，工人是不能杀害其他工人的。但是，就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和实践的表面之下，民族主义的暗流却正在回漩涌动。不久之后，这股暗流的强大力量就会把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复杂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一扫而光。1914 年8 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成员全部给德国政府投了战争信任票。年轻的墨索里尼是如何解释自己在国家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一些天真，有一些自私，还有一些矛盾。上文已经提到过，墨索里尼在理论上是一个狂热的国际主义者。然而，虽然他相信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当时意大利的民族化进程相比意大利以北的一些国家来说更加软弱无力，但认同意大利国籍的观念却也开始见诸于他的言行之中了。当墨索里尼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就曾经为意大利发生全国性的大危机而兴奋过整整一个月。当时，埃塞俄比亚人在埃德华之战中击溃了意大利军队，从而使总理克里斯皮为意大利帝国拟定的计划破产。在那之后，意大利没有像欧洲其他国家在非洲的其他地方的做法那样，重整旗鼓再去报战败之仇，而是偃旗息鼓带着羞辱从孟尼利克皇帝二世的领地撤回了国内。墨索里尼对瑞士这个国家也是比较了解的。他习惯于去了解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不管他们是瑞士人还是从意大利来的。语言是如此基础的一件事情，“我在学校学过法语”，他天真地思考：“但是我却理解不了（在瑞士，他周围的人讲法语），大概是我的耳朵不适于听外国语言的发音吧。”至少，根据他自己的讲述，他的法语口语很快有了提高，而且他一生中都喜欢经常读一读法语。然而，瑞士的气氛与意大利是不同的，并且，这种气氛已经浸染了那些说意大利语的瑞士人。这是一个天生的适合改良主义的国家。墨索里尼抱怨说，瑞士人太安逸于他们的生活了，他们不喜欢真正的革命。他们天生就不是他的同伙。带着一些不安，墨索里尼在那些意大利移民者中间寻找着属于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安慰。毕竟瑞士对于许多流亡的人来说是一个落脚之地，在这些人中间就有列宁，他从俄国警察的手里逃了出来，重新开始了流亡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列宁能够集中精力筹划发动革命，并逃离国内的派系之争。在赶回家去看望生病的母亲的途中，墨索里尼还翻译了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克鲁泡特金的一篇作品，希望这些流亡的异见分子能够承认他的地位。从意大利回到瑞士后，墨索里尼多了几分沉着，他开始在坚持最高纲领主义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中活动。这些人包括贾基诺·梅诺蒂·塞拉蒂，还有一个俄国的流亡者安杰利卡·巴拉巴诺芙，她是来自俄国南部贵族家庭的一个年轻人。墨索里尼那时和安杰利卡·巴拉巴诺芙一起工作，而她后来也公开指责墨索里尼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还挖苦他是一个“专为金钱工作的人、犹大、该隐”。巴拉巴诺芙还花时间教墨索里尼学习基本的哲学，所用的方法是一问一答和死记硬背。比如她说出费希特的名字，他就回答： “命题、反命题、综合”；她说：“黑格尔”，墨索里尼就回答：“论点、反论点、合题”；她说：“马克思”，他就说：“需要、工作、阶级斗争”。他的女老师后来带着些恶意很尖锐地评价墨索里尼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领导者，而他的内心想法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谦卑地位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被夸大的自怜和命运不公的感觉。”此时，墨索里尼开始阅读有关工团主义运动的著作了。工团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时的意大利非常盛行。他浏览了乔治斯·索列尔的著作。此人是一个被疏远了的法国旧官僚和工团主义理论家，他相信“神话”的力量，并且认为通过带有战略性的言辞的煽动，再加上民众遭受苦难的现实，很容易就可以把民众引向暴力活动。墨索里尼的思想的可塑性还是太强了，不管以何种方式，也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在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想揭竿而起的那种野心都太赤裸裸了，哪怕是在这个或那个学校当个助手都让人放心不下。但是，在瑞士的最后一年里，他的话语里多了些工团主义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可以在他此后的思想中寻找到踪迹。一遇到合适的刺激物，他就会努力地重新捡起这些内容。突然间，在1904年的最后几个月，墨索里尼结束了他在瑞士的流亡生活，留下弟弟阿纳尔多在伯尔尼独自谋生，自己又回到了家乡。人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他这次回家的目的。他母亲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什么改善，在母亲床前尽孝可能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部分原因（罗莎还是慷慨地给她这个移民国外的长子送去补贴）。另外一个解释是从政治方面给出的。当时意大利对逃避兵役者实行了大赦，趁此机会，墨索里尼决定回国应征参加意大利陆军。过去他曾经说过，移民到较远一点的地方是为了避免被征召入伍。1904年3 月，意大利国家曾传唤他到博洛尼亚，但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传唤。后来，一个军事法庭以逃避国家兵役罪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而此时，看来他可以轻易地洗去身上背负的不爱国和逃避兵役的恶名了。他被编入了伯萨利尼联队，这是意大利陆军中一支纪律严明的精锐部队。他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了。同样，我们也不应对他的行动感到吃惊。意大利陆军在当时对应征入伍者还是颇具吸引力的，也许可以称之为“国立学校”，这当然也是一个能够增加男人价值的地方（同时也使意大利社会中的在贫穷或者富有阶层中都很常见的暴力活动合法化了）。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墨索里尼在参军这个幌子下混了短短的两年。并且，在刚开始服役的时候，部队还慷慨地给了他两个月的假期，让他回去看望临终的母亲。在此之前，他收到泰米斯托克莱·佐利写给他的一封信，说他母亲感染上了脑膜炎。罗莎最后在病床上倒没经受太长时间的痛苦，她不到一周就去世了。据说，贝尼托跪在母亲床前恳求她原谅他的任性，并请求她保佑自己的未来。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是从他那不同寻常的头饰上认出了他，她把那件头饰拥抱了很多次。据说，墨索里尼被母亲的去世彻底地击垮了，他悲痛地说：“母亲是我惟一真正爱过的人，她曾经离我那么近，现在又舍我而去了。”他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悲哀，但是：“在这痛苦的时刻，我只有在任何人都难免一死这一永恒的规律面前屈服。我想在这种宿命中找到一些安慰，但最具安慰性的哲理都不足以填补我永远失去亲人而产生的空虚。”为罗莎写传记的法西斯作家更加煽情地说，墨索里尼母亲的去世等于是借此机会把她的儿子托付给了意大利，但是同时又给她所有的孩子留下了“回忆中最美好的情景，并且这最美好的情景是永恒的”。据说，在墨索里尼从瑞士返回意大利之前，母亲罗莎就曾写信给他，劝他能够安分守己一些。有一段时间，他的极端激进主义好像真的有所收敛。在母亲去世后一周，他给部队的指挥官写了一封信并表达了他作为一名士兵的爱国热情，希望能够为了国家而做好准备以抗击可能来自北方的野蛮人的入侵。1906年9 月，他的服役期结束了，他又重新当起了教师。1907年11月，他通过了博洛尼亚大学设立的一个考试项目，从而提高了自己的任教资格，教起了中级法语。但他仍是一个叛逆者。据说，他叼着香烟，带着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情走进考场，这个样子把其他老师都惊呆了。但在其他方面，他的生活看起来却是无精打采的。他准备做一家之主了，妹妹埃德维杰要嫁给普雷米尔科勒的一个小店主，他对此也表示欢迎。与过去相比，他现在对出租土地赚回的租金收入更加感兴趣。在一些人的眼里，他当教师的表现也比以前好多了。1908年7 月，当他从利古里亚区的教师职位离职时，还享受了公众宴会相送的礼遇。然而，墨索里尼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他毕竟很难改变自己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他的性生活仍是非常混乱，当他前往位于意大利北部边境的托尔梅佐任教的时候，有谣言说他有一个出生后很快就夭折了的私生子。墨索里尼一生中只有一次喝酒过量（这是他的敌人说的）。虽然发表的文章有所减少，但他还是一个社会主义极端分子（也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他对演讲的兴趣并没有减退。例如，乌迪内当地的报纸还弄错了他的名字，把他描述为“热情洋溢的革命家教师博索里尼”。这个社会主义极端分子还临时准备了一篇长达45分钟的有关异教徒乔达诺· 布鲁诺的长篇大论。这个演讲是如此富于灵感，以至于当演讲结束时，他的同志们高唱着工人的赞歌并到当地牧师的家门外示威。最后，他们高喊着崇敬布鲁诺和永远支持当时法国的反教权主义者的口号结束了示威。在奥内利亚，墨索里尼有了特别的理由来重振他的政治生涯。他在一所私人的天主教学校里任教，与塞拉蒂兄弟俩一起住在城里。卢乔·塞拉蒂编辑一份当地的社会主义周刊《锉刀》，墨索里尼很快就在刊物上发表了内容广泛的多篇文章。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天真的乡下人了，比如，他哀悼爱国小手册《心》的作者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并回忆说这是他年轻时最喜爱读的书。他还在复活节期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基督教的一些节日完全漠视真正的劳动者，他习惯的政治行为方式也在这篇文章里暴露无遗（这篇文章对他的雇主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他还说只有“白痴”才会相信圣经里的故事。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敏感地为“知识分子”辩护：给社会主义带来麻烦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却不知道为什么”的人。他为这份周刊《锉刀》所写的最具野心的文章是一篇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的长篇评论。在这篇评论里，墨索里尼把这位社会主义之父当作一个极端主义分子、同时又是一个“科学的”和务实的人来赞美。他的文章充满热情，并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阶级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特权的，除非它被强制这么做。他还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的斗争必将是暴力的和“灾难性的”，因为不遭受沉重的打击，资本家是不会投降的。墨索里尼还是觉得教书不如政治那么有吸引力。像以前一样，他在奥内利亚任教的合同也很短命，于是他又开始想去找点更好的事情做。像其他许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想找到一个愿意资助他的人。于是，他很有礼貌地征询塞拉蒂，问他能否在曼托瓦再发行一份报纸，如果合适的话，墨索里尼请求塞拉蒂让自己去做。但这次申请并没有成功，于是他无奈地回到了家乡。他推测革命已经发展到了罗马涅地区，于是就在家乡向他用来发表文章的周刊《锉刀》的读者们宣扬革命精神。然而，一次罢工、一些尖锐的演说和一次争吵又导致他被逮捕并锒铛入狱，后经人呼吁才被放了出来。经历这些事件之后，墨索里尼回到了父亲亚历山德罗位于弗利附近的家里，又开始转向文化方面的研究。他为一份工团主义的报纸《自由专栏》撰写讲解克洛普施托克的诗歌的文章，还在一份地区性文化杂志《罗马尼阿思考》上为尼采辩护，说尼采其实是一个乐观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的一种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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