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大事记

　　　　　　　　　　　　　　　　第5章当记者们还在消化他的独特观点的时候，年仅25岁的墨索里尼找到了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份工作：他的资助人塞拉蒂和巴拉巴诺芙推荐他为社会党在奥地利统治的特伦蒂诺地区的书记，并负责编辑社会党在当地的报纸。1909年1 月22日，《劳动者的未来》告诉它的读者们来了一位新同志：“贝尼托·墨索里尼除了是一位经过证实的战士之外，还是一个热情的宣传家，在反教权主义方面尤其擅长。他是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并且，对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极为有利的一点是，他精通德语。” 为他写传记的一位最具学究气的意大利作家把此事写得更为简单：“从心理学上讲，墨索里尼到特伦托去任职就像他干其他工作一样，是出于一种冒险的精神和寻找一种新奇的感觉的想法，说得更简单些，也是为了生计。”特伦托是一个有 3 万人口的城市，那里曾发生过反宗教改革。墨索里尼对在这里的生活的描述是混杂的。他说他在那里从事的工作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他必须发表很多演说，演说场所常常是在啤酒馆里。这不是他很喜欢的集会场所，因为他已经宣布戒酒了（事实上，按照一些心怀叵测的朋友的说法，他已经患上了抑郁症）。那个城市里有3 份互相竞争的刊物。一份是社会主义者办的报纸；另一份是天主教的报纸；还有一份是民族主义者凯萨·巴蒂斯蒂办的《人民报》，后来成为“意大利国家战争烈士”的机关报。这3 份报纸经常利用各自的版面相互攻击，虽然墨索里尼不赞成这样，但他还是在巴蒂斯蒂的《人民报》工作了，并且很快就开始为报纸写文章了。据他自己说，当地的社会主义者对他的热情表示怀疑，并且不喜欢他的个性。为了打发时间，他还“按照坡的方法”拼凑了一些短故事。为了能找到一份私人法语教师的工作，他还满市里跑着张贴小广告，并且保证自己有“快捷而可靠的教学方法”。不管怎样，在特伦托生活还是有好处的。其中之一就是警察对他的干预不会像在意大利那么多。此外，他还可以在市里的图书馆看看书（这个图书馆从上午9 点开放到晚上10点，订有40种日报和8 种杂志，涵盖了欧洲4 种主要的语言）。所以这个城市要比弗利好得多，后者是一个无知的“到处是卖猪和紫苜蓿者的城市”。不管怎样，特伦托是墨索里尼生活过的最大的城市。这是一个最清楚地拥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城市，在1918年之后注定要成为南蒂罗尔（或者像意大利的爱国者们要求的那样叫它上阿迪杰）的首都。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地方对于墨索里尼的重要性，是普雷达皮奥、奥内利亚、托尔梅佐、甚至弗利都不具有的。由于奥地利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所以它在当代政治史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奥匈帝国的哈普斯堡皇帝对于“欧洲的美好时期”这一概念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奥地利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的拥护者，如奥托·鲍尔和卡尔·雷纳等，也在寻找一条能够打破困境的正确路线，即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国家联系起来。在范围更广的知识界，克利姆特、舍恩贝格和弗洛伊德等人也都允许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去挑战巴黎作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地位。维也纳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一方面支持民众，一方面操纵反犹太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现代性的先锋，并赢得了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89年）的赞赏。1909年的希特勒还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正处在他命运的最低点。并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当时都还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虽然他们后来相互成为了盟友，但如果当时他们互相知道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都会蔑视对方的文化、个性和政治观点。有关维也纳的争论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了，但有关特伦托的争论却起来了，在国家形成这一问题中，这个城市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在南蒂罗尔地区的某个地方，意大利语和德语在此交汇。也就是说，在当地，一个农户所说的方言可能带有德语的成份，而另一个农户的方言却可能带有拉丁语的因素。那么，这种语言上的边界在政治上应当怎么样对待呢？是否应当让这种语言边界与国界一致起来呢？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主义者” （那些想“赢回”未收回的意大利领土的人）为了彰显特伦托的重要意义，于 1896年在特伦托竖起了一尊但丁的塑像——但丁被奉为新的、“第三个”意大利的国家象征。即使是那些最有名望的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希望从被他们称为“天才和伟大的、令人鼓舞的领袖”的但丁那里得到些东西。如果这种“种族的”民族主义理论被人们接受的话，那么它对于一息尚存的哈普斯堡皇室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已经加入三国联盟这一事实又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才能把国家事务与其他的政治理念统一起来呢？社会主义就不用说了，还有天主教。当时奥地利是现代“基督教民主”或者“基督教社会主义”成长和成熟的地方，而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这位在二战后成为意大利总理的基督教民主派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且因为主张教权主义而让墨索里尼愤怒不已。墨索里尼只在特伦托待了8 个月，但是就在这期间，他带着他那种就任何问题都喜欢发表意见的厚颜无耻的积极态度，观察并亲自参加了许多辩论，而且搅乱了这个城市的本来的沉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墨索里尼就各种问题匆忙写就了一系列的文章，这只是给后来的分析家们带了许多麻烦，因为很难把他的各种观点统一起来。墨索里尼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过去他只是带些尖锐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此时则是喜欢有意地亵渎神灵了，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敢打赌，许多天主教徒和相当多的牧师会更喜欢一份好牛排，而不是耶稣。”他忘记了自己也曾经在军队服过役，此时又站在了明确地批判军国主义的立场上，他写道：“恐怖的章鱼用它那上千根粘糊糊的触手不停地吮吸着人民的鲜血和精华。”他鼓吹社会主义。尽管他也曾随母亲去教堂听过布道，但是他在《劳动者的未来》上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还是把宗教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意味着个人觉悟的提升和净化，但其结果需要一系列的努力才能实现。事实上，从专业人员到普通工人，每个人都可以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每天为社会主义做一件事情，从而为推翻现存的社会作准备。”实际上，由于派系斗争和分裂持续困扰着社会主义运动，所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比这里讲述的要困难得多。有一次，墨索里尼说自己是个工团主义者，但是，1907年，工团主义的支持者塞尔焦·帕农齐奥和奥里韦蒂宣布与意大利主流的社会党脱离关系。现在，墨索里尼决定不再做一个工团主义者了，一方面是害怕，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工团主义能够证实其未来的道路。他解释说，尽管难以理解乔治·索雷尔，但毕竟他还是一个主要的哲学家。墨索里尼说，要弄懂他的逻辑，就像要理解德国作曲家瓦格纳 的旋律的主题一样困难，因此非得需要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才行。罗伯托·米歇尔斯是另外一个经常就各界精英在历史中的角色进行评论的评论家，他也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墨索里尼还是非常重视马克思，但还有与这位社会主义之父同等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他们两个都宣扬“用斗争来反对传统、权威和教条”的思想。无论如何，当时都存在不止一个马克思似的人物。墨索里尼宣称，最具吸引力的是年轻时的马克思，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见诸行动的人”，宣扬“当前，一个人不应当只是研究世界，更要去改变它”。如果区分谁是正确的社会主义者有些不太合适的话，那么在特伦托，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民族差别的问题了。在这一点上，墨索里尼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的。对社会主义虔诚的时候，他会记得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国际主义者，承诺将解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而爱国主义是 “迷信”，是由资产阶级一手操纵的。在一次演说中，他对听众说，真正的无产阶级是“在定义和基本需要上就反对爱国主义的”。但是，要想保持这种纯粹的清白是非常困难的。当德国的同志们要与意大利的同志们打交道时，他们总是不太礼貌。墨索里尼写道：很明显，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已被民族主义玷污了。并且，德国人从总体上都低估了意大利移民对中欧的工人阶级所做出的贡献。是否拒绝德国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此外，他的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个同样比较模糊的结论。“斯拉夫人”在他们的“文明和灵魂”中就包含着“悲剧”。意大利人也像“南方的其他民族”一样，是“怀疑论者”和“宿命论者”。但是，他们也有潜在的乐观的一面。当法国飞行家路易斯·布莱里奥横越英吉利海峡时，这一事件在墨索里尼看来象征着“拉丁人的天才和勇气”的胜利，同时也证明了科学的现代人拥有无限的潜力。他认为，为了赢得对“自然、生命和宇宙”的最后胜利，人们应当拒绝派系斗争。墨索里尼的文章中还有另一个大的主题，也是他的社会主义理念中的一个复杂的因素，即他对知识分子的偏爱，以及想在知识分子中出风头的一种不安分的欲望。在与巴蒂斯蒂保持联系的同时，墨索里尼还与另外一份报纸《声音》的编辑朱塞佩·普雷佐利尼互通信件。普雷佐利尼是一个行政长官的儿子，其阶级地位和文化背景都比墨索里尼要好，但他最终也只是一个记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他还以《没用的意大利人》为题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经历。1909年，他编辑的报纸《声音》在当时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中间已经享有很高的声望。正如墨索里尼所说的那样，这些年轻人把当时的意大利总理焦利蒂以及他的自由主义形容为“无可救药的平庸”，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和“民族的耻辱”。墨索里尼自己订阅了这份报纸，并且，在他的新乐队的一次演出中，他还公开地力劝特伦托的人们也订阅该报。墨索里尼称，普雷佐利尼是一个“有勇气”的知识分子，而“勇气”正是大多数同时代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品质。有人对墨索里尼与普雷佐利尼之间的通信中的差别进行了研究。一开始，墨索里尼恰当地对特伦托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表示了遗憾，觉得这种生活让人觉得 “不太舒服”。当有可能稍微严肃地进行解释的时候，他便试着向他的可能的资助人解释了当地政治的复杂性。他解释说：他坦率而敏锐地承认，毫无疑问，生活在特伦托的“意大利人”喜欢自治，而不喜欢被归并入意大利。同样，的里雅斯特人既“不完全是意大利人”，也不注定就是“完全的斯拉夫人”。但是，墨索里尼后来解释说，他对普雷佐利尼最为敬佩的一点是他寻求“让意大利人知道意大利”。他钦佩地对普雷佐利尼说：“为‘意大利人’创造一个灵魂是一项崇高的使命。” 然而，墨索里尼也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更为详细地写道：很明显，社会主义者也不应当轻易地“放弃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传统。他们只是坚决不要一个‘资产阶级的祖国’。在热爱他们自己民族的同时，不能强制他们去恨其他的民族。所有民族和谐融洽的发展和兄弟般的关系才是社会主义者理想中的完美状态。”有些分析家认为，墨索里尼的这些言论表明，到1909年时，墨索里尼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了。但是，过分根据字面的表述来判断他的观点，并认为他的转变过程已经定型都是错误的。与普雷佐利尼通信时，他是在试图接近一位已得到承认的地位高过他的人，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地讨好普雷佐利尼以获得他的尊重和兴趣。他的言论表达了一种欲望，那就是想跳出特伦托到更令人激动和更为重要的地方去：也许是佛罗伦萨，也许是米兰，或者也许是罗马。墨索里尼并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雄心，他不想把自己的世界限制在意大利。事实上，当他憧憬辉煌的未来的时候，他想去的地方还是巴黎。在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用极富特色的语言描述了巴黎：巴黎是一个能极好地考验一个人的 “热情、仇恨和爱”的都市，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但却发生着能够决定世界命运的斗争的竞技场”。在那里，人们在斗争中都精神百倍；在那里，牺牲是伟大的，恶行是可卑的。这是一个能够容纳整个宇宙的城市。墨索里尼的野心是有朝一日能在巴黎被奉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1909年，未来主义者菲利波·马里内蒂 为墨索里尼的运动发表了宣言，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他用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方法，同时代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并不是不知道。然而，通往顶峰的路并没有变得很平坦。他的工作又一次很短命地结束了。此前，他曾发表过许多自信的言论，说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察相对比较规矩，或者说无所事事，而他自己又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危险分子”，所以，他从到达特伦托的那一刻起就被警察盯上了。1909 年夏天，当局决定把他驱逐出去。同时，因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要到邻近的因斯布鲁克视察，警方需要全面地警惕，所以非常急切地想找到一个驱逐墨索里尼的借口。8 月29日发生了一宗神秘的失窃案，虽然缺乏墨索里尼与此事有关的证据，但警方还是把这个案子栽脏到了墨索里尼的头上。他们搜查了他的住所，并拿走了他写的文章。墨索里尼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被关押在罗韦雷托的监狱，并且警方还要给他下达驱逐令。9 月24日，他出庭受审，但令警察们厌恶的是，他竟被宣布无罪释放了。但是警察还是严密地监督着他，墨索里尼一气之下宣布绝食。但是两天之后，奥地利官方又把他放在了边境上算是了事。他于是又回到了位于弗利郊区的父亲的小餐馆，这实际上跟被驱逐没什么两样。1910年3 月，罗马议会中的社会主义党派的议员还就此事进行了抗议。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前景看来又变得严酷了。他又一次失业，重新混迹于弗利那些卖猪者之中，远离了“欧洲”知识分子和特伦托的政治世界，并且他的前途乌云满天。回到家仅仅6 周之后，他便计划再一次出国，并且这次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他给一个他认为可能会跟自己一起出国的朋友写信说：“我在意大利待烦了，我在这个世界待烦了（我指是旧的世界），我想离开这里到那个新世界去。如果我能发财——那也是我希望的，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一个同龄人回忆说，墨索里尼当时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衣冠不整，惹眼地扎着一条飘动的黑领带，乱糟糟的胡须3 天没刮，提前谢顶造成的闪亮的脑袋与黑黑的下腭形成了奇怪的对比。他的诽谤者指出，他那双喷火的眼睛习惯性地不停转动，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传统照片上遭受了社会不公的无政府主义复仇者的样子。也许这种状况让他的性欲增强了。当然，墨索里尼此时已经找到了一个愿意与他一起生活的女人。在他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墨索里尼对爱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说它可能会导致过度的伤感，并鼓吹需要“一个新的法律，一个新的道德，一个新的宗教”，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暴政和天主教的体面。墨索里尼终生保持着波希米亚人、或者“拉丁人”的性习惯——一位评述者说，墨索里尼与400 多个女人睡过觉。毫无疑问，墨索里尼有许多情妇，不管是长久的还是短暂的，还有许多私生子。他与拉凯莱·圭迪的关系比较持久，并通过婚姻的形式及时地确立下来，而且育有5 个孩子。1910年9 月1 日，尚未满20岁的圭迪就为墨索里尼生下了长女埃达。次年，墨索里尼写道：拉凯莱是我的女性同志。虽然有关他们夫妇关系的传说非常多，但他们确是在罗莎的教室里第一次相遇的。当时，墨索里尼正在替母亲上课，还是女学生的拉凯莱像其他许多学生一样，被这个新来的年轻老师那“像火一样的眼神”打动了。从贝尼托·墨索里尼自己这方面来说，他可能是被那个女学生的金发碧眼吸引住了，从而忽略了她那结实的体形和平平的智力。拉凯莱比墨索里尼小7 岁，很长一段时间，她都用尊称“您”来称呼墨索里尼，而不用更为亲密的“你”来称呼他。拉凯莱家比墨索里尼的家更穷，更接近于贫农。事实上，他们俩的关系中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雄心勃勃的墨索里尼并没有舍弃她而去另攀高枝，那可意味着有可能给墨索里尼带来财富、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妻子，拉凯莱露面不多，她也不渴望露面。与其他政治家夫妇一样，她也不时地与贝尼托生活在一起。但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等人都不一样，更不用说其他许多政治领导人了，他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至少他的生活特点与数以百万计的同龄人是一样的。他一直都很珍爱拉凯莱，并把她看做是自己与 “真实世界”和“人民”的联系。贝尼托和拉凯莱在1910年初就开始同居了，而同时她肯定也怀孕了。几个月之前，墨索里尼就与她“定婚”了。并且，他还写信对她的道德状况表示担忧，因为她当时与他的父母一起住在小旅馆里。1909年底，为了避免与年老体衰的亚历山德罗住在一起而染上疾病，拉凯莱搬到一个已婚的姐姐家去住。当墨索里尼最终来接她到弗利一个小住所里去的时候，他们在雨中步行了好几公里，并且根据拉凯莱1945 年之后的回忆，她当时并没有觉得需要打上一把伞。在她看来，打伞是浮华挥霍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适合像她们圭迪姐妹这样的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很拮据，拉凯莱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是，她当时对墨索里尼把钱浪费在买书上的习惯感到沮丧和难以理解。但墨索里尼后来终于有了一份工作，意大利人习惯上称此为“生活有了着落”。1910年1 月9 日，他成为了弗利当地一份四页开的社会主义新闻周刊的编辑，并同时兼任社会党当地分部的书记。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这份报纸被取名为《阶级斗争报》。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可以在弗利当地成为社会主义行政和文化方面的领导，所以，墨索里尼回到了家乡，接受了这个职位。再加上他的天才和进取心，未来正在向他招手。他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弗利的一个贵族，当然也是当地的一个知识分子，没准儿还会成为议会的议员（在自由党统治的意大利，许多政治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开始爬升的），并且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可能妨碍他的前途，而其他年轻的理论空想家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转变”了。1910年初，墨索里尼好像真的有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对以前那么精心规划的革命道路一笑置之。他可以很快就挺起个大肚子，穿上一件双排扣礼服，并且会有一堆尊敬他却又缠着他不放的客户。在谈起他的光辉职业时，他带着一副不太成熟的口气说，他终于完全具备了从事这一职业的资格。自从离开福林波波利之后，他吸收了“文化”，获得“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掌握了多种“现代语言”，因此，从多种意义上来讲，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妨碍着墨索里尼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墨索里尼自己写道：“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脾气暴躁。”待在弗利并不足以满足他。贝尼托· 墨索里尼仍然希望离开弗利这个昏昏欲睡的省份，走得更远、更快、更高。 1924年6 月初，墨索里尼已经成为了一战之后政坛的“新人”，并且手中已经握有了一定的权力。他很高兴地管理着这个国家，并且能够非常得心应手地让支持他的联盟保持着生机和活力，事实上，他还成功地扩大了这个联盟。他还小心翼翼地与旧的自由党人士交好，他们可是在选举中加入他的政府大名单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一方面，他继续使用各种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手段对各省法西斯的“能量”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他却利用他们的暴力活动保持着对政治对手的威慑。墨索里尼宣称，“秩序”，法西斯的秩序，是一个根本性的国家问题。如果没有秩序，意大利的货币里拉就会贬值，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也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从1922年10 月起，墨索里尼就已经成功地成为了法西斯的领袖和武装部队的总指挥，是一个正在成长发展的政治家。他位居罗马，处理的已经不再是地方上的各种琐事，而是意大利的军国大事了。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让他的政治力量大为增强，这也大大超出了焦利蒂、克里斯皮、德普雷蒂斯和卡武尔的预想。事实上，只要他愿意，墨索里尼现在就可以成为一个“议会独裁者”，并且不会遇到太多的危险和威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贝尼托·墨索里尼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在意大利国内和国外都尽人皆知的政治家。那么，他知道自己是在朝哪个方向走吗？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法西斯独裁者吗？有些分析家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他的个性特点还是倾向于极权，但他与自己的法西斯党的关系还不很确定：要么是他被接受为法西斯无人匹敌的领导人，要么是他把法西斯运动移交给各省的领导人。所以，他必须找到另外一条获取权力的途径。此外，尽管他在控制大选中表现出的热情说明他还把议会当作是一种权威，但他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大多数议会活动的轻视。最为重要的是，墨索里尼与他的自由党前任们在认识上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他认为即使是在相对落后的意大利，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现在也需要有一种方法或者理论把相当大比例的人口聚集到他的事业上来。沮丧的民主党人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悲伤地宣布，只有大约10万意大利人真正在意他们的国家，而大多数农民和妇女在政治意识上都处于边缘地带，他们很容易被再次拉回到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前的状态。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墨索里尼已经认识到，经过一战时的动员，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必须在政治上表明立场。他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他们必须认为自己属于意大利这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无论以何种方式，作为总理或者独裁者的墨索里尼都希望能够继续推进 “民众的国民化”。历史学家们又需要小心了。事后聪明往往会忽视现实生活中的混乱和妥协，并且容易从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中得出结论说某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墨索里尼是否已经意识到他正在走向“极权主义”（很快人们就开始这么说了），他是否已经决定推行一种以自我神化为最明显特点的非宗教的信仰，都还值得怀疑。虽然墨索里尼是一个喜欢打破一切旧事物的人，但他看起来还是受到了那些更具权谋的传统政治家们的牵制。有谣传说，墨索里尼在选举胜利后又萌发了 3 年以前就有过的也是他从未放弃过的想法，即让一些社会党人发生“转化”并把他们拉进自己的政府。1924年6 月，墨索里尼仍然在努力把联合政府的总理和法西斯领袖这两个角色更好地结合起来。马泰奥蒂被绑架和谋杀是墨索里尼一生中遇到的一个大危机。他是否应当为此事负责？为他写传记的意大利作家德费利切认为他不应当对此事负责，最起码不应当负直接的责任。最新研究这一事件的历史学家毛罗·卡纳利的意见则不同，他把此事直接归咎于墨索里尼。他认为，1923年7 月的时候，一个名为“切卡”的“秘密的犯罪组织”已经成立，并且受墨索里尼的指挥。虽然加害马泰奥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他在石油丑闻等现实问题上闭嘴，其次才是攻击那些“反对法西斯”的人，但这一组织的创立的确标志着“极权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开始。卡纳利的观点是非同寻常的，但套用一句法律术语来说，也许对墨索里尼的这些指控还“未经证实”。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就是墨索里尼在很多时候确实对暴力和谋杀活动采取了纵容和鼓励的态度，并且他确实恨马泰奥蒂。另外一点也很清楚，即对于由杜米尼领导的法西斯小分队进行的攻击活动，法西斯党的最高层事先是知道的，并且这些活动得到了马里内利、芬齐、切萨雷·罗西和菲利波·菲利佩利的协助。菲利波·菲利佩利是《意大利邮报》的编辑，也是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与金融界之间的主要联系人。1924年6 月9 日或10日的晚上，杜米尼以及他的党羽把菲利佩利给他们弄来的汽车在基吉广场边的一个院子里停好，然后谎称杜米尼是罗西的助手，就开始在罗马干了一件大事。同时，这些事件之后的法律程序也已经被设计好了，可以让他们避免遭受彻底的调查。虽然杜米尼和他的小分队中的其他成员后来确实因为这件事进了监狱，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杜米尼和为他具体干事的人——刽子手阿尔比诺·沃尔皮，在墨索里尼的私人秘书处那里都有备案，其内容确实让人感兴趣。他们两人都直接或者通过家人或朋友给墨索里尼写过信，除了对他表达虔诚的尊重之外，也有坦率的勒索。例如，1929年5 月，阿尔比诺·沃尔皮的妻子阿斯马拉·诺尔基·沃尔皮就敦促墨索里尼帮忙给她丈夫在米兰的一个新市场里弄一份营业执照，理由是沃尔皮家族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并且阿尔比诺·沃尔皮在“阁下及法西斯的事业中”取得了不小的“功绩”（并且仍然时刻准备着取得更多的功绩）。 5 年之后，沃尔皮家的经济情况仍然很糟糕，一个朋友又向墨索里尼提起了沃尔皮“对领袖的忠诚、勇气和贡献”，而沃尔皮自己则向墨索里尼保证说，除了为领袖、他所爱的人和家人祈求神灵保佑之外，他并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杜米尼与墨索里尼的通信内容更是让人吃惊。到1939年的时候，他已经从法西斯政权的各种津贴中侵吞了大量的数额，官方的统计超过了237 万里拉。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很喜欢问这样的问题：“阁下是否忘记了在那危险的几年里，阿梅里戈·杜米尼为法西斯事业所做的事情？”当他向墨索里尼勒索钱财的时候，杜米尼经常把达尔文的理论哲学化，称命运可能很高兴让他“看到我们自己的苦难的终止，同时也会看到所有那些徒劳地想消灭我和我的整个家族的人的消亡”，而与其他地方一样，在法西斯党的高层也同样隐藏着许多恶毒的人。换句话说，杜米尼更多地是把自己看成了法西斯信仰的一个客户或者被委托人，而不是一个无私的士兵。他的母亲写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能够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在这封信中，她向墨索里尼抱怨说把他儿子关在卡拉布里亚的隆戈布科是无法容忍的，因为那地方（位于意大利南部）“就气候、孤独、食物和住房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给野兽住的地方。” 杜米尼一家不会相信这种说法，即南部的每一个小村庄都是法西斯国家内平等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知道，作为一个雇主，墨索里尼应当对他的被委托人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墨索里尼与杀害马泰奥蒂的杀手之间的信件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雇主－代理人的关系。但是，墨索里尼对于这些谋杀显示出的负罪感说明了什么？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在其他政权里，类似杜米尼和沃尔皮等人的勒索是难以得逞的，很少有人会认为敲诈希特勒等人会取得什么成果。还不用和佛朗哥在西班牙对共和党人进行的残酷追剿相比，单单是与纳粹德国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进行的大屠杀相比，不管是从暗杀行动本身还是从事后的处理上来讲，杀害马泰奥蒂的行动都显得很业余和很不成熟。当马泰奥蒂被塞进汽车的时候，附近的一个看门人就看到了他们的汽车车牌号，并且随即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这些法西斯小分队是真的想杀害这位社会主义者，还是只想把他痛打一顿呢？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杀害他，那么杀手们在处理他的尸体的时候就显得太笨了，他们沿着离开罗马的路开到了萨宾山里。据说，他们开着他们的汽车四处兜圈子，一直到汽油快耗光了才停下来在路边挖了一个很浅的坑，把马泰奥蒂的尸体埋了。对于暗杀之后必然引起的谴责和质疑（一直持续到1924年8 月16日尸体被发现），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准备。1924年6 月 12日，因为担心事情会进一步牵扯到墨索里尼自己，法西斯政府仓促之中决定逮捕杜米尼，这也是一个冒险之举，显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最后，墨索里尼不辞辛苦地亲自给马泰奥蒂的遗孀及子女送去了一些经济补偿，这说明他可能觉得心中有愧，也说明他并不像其他独裁者那样残酷无情。如果这是真实的墨索里尼的话，那么说明这位独裁者心目还存有一丝懊悔，不管是对他的追随者还是对他的牺牲品，这在20世纪历史上那段残忍的时期中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无论如何，暗杀马泰奥蒂这件事在短期内对于墨索里尼对政局的把握都产生了最为重大的影响。在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他的妻子拉凯莱、情人玛格丽塔·萨尔法蒂都竭尽全力帮他重新振作起来），他下决心要采取行动来巩固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的面前有三股势力，每一股势力都有巨大的潜在的危险。那些信奉自由价值观和法律的旧社会精英们会与他这个涉嫌参与谋杀的总理再进行合作吗？那些声称反对法西斯的更为极端的反对派们会怎么样应对这件事呢？最后，各省的法西斯分子对此事又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把革命进行得更深入、更迅速以清算他们所有的敌人，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抛弃墨索里尼并拥立更为激进和极端的法西斯领袖呢？但是，无论是国王、教皇、军队、商界、意大利的政界和民间的精英们，还是众多著名的外国媒体，都没有给墨索里尼找太多的麻烦。《伦敦时报》的一篇社论可以充分代表和总结他们在这件事上所持的态度。这篇社论称，“与其他大多数文明国家相比，在意大利的政治圈里，杀人是更为常见的事……”但是，《伦敦时报》在形式上并没有宽恕这次谋杀，并谴责这些人是打着为法西斯事业服务的幌子搞犯罪活动的一群“乡村恶棍”和“城市小流氓”。这篇社论甚至还宣称墨索里尼可能会 “得到他应得的报应”。无论怎样，《伦敦时报》的编辑还是相信这位总理所持的信仰的，并且支持他去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也认为他的衰落是“可怕而令人难以想像的”。梵蒂冈的《罗马教廷观察》则更愿意原谅这件事或者干脆把它忘掉，它利用一个可预见的比喻鼓吹说：“让那些没有原罪的人先去批判吧。”国王也持这种态度，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在几个月前还赞扬了墨索里尼的工作能力，说他有“出色的吸收和消化信息的能力”，同时还为他战胜“其他派别的低劣游戏” 而鼓掌喝彩。大选之后，国王在议会发表演讲时也极力地奉承墨索里尼取得的胜利，称“在一战中取得胜利的一代现在执掌了政权”。在马泰奥蒂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都拒绝要求墨索里尼自动辞职，对这一事件一直都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一直到墨索里尼在议会中失去多数派地位。而萨兰德拉的日记内容也表明，他当时也对墨索里尼持支持的态度。国家安全志愿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特色、它的不正规性和对军队的额外津贴的威胁等，都让军队的领导一直不怎么喜欢它。马泰蒂奥危机发生后，为了在墨索里尼心中赢得更重要的地位，军队向墨索里尼移交了一批作战剩余物资——10万枝莱福枪。一些商界的领袖对这一暗杀表示了不满和谴责，吉诺·奥里韦蒂干脆宣称：“（法西斯的）黑旗可能并不比（布尔什维克的）红旗好到哪儿去。”意大利主要的工业家们又捡起了他们引人注目的老话：政治就是一笔肮脏的交易。他们坚持的是利己主义的路线，声称现在是应当专心致志谋取利益的时候，让其他人去做重大的政治决策吧。他们的这种决策在9 月份得到了一些甜头：墨索里尼增加了他们在参议院的席位。甚至连自由党哲学家及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也对“法西斯主义最好的因素”表示支持，并且制止了那些反对墨索里尼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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