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1.克列斯廷斯基等在法庭上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根本没有参加过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在。我也没有干过哪怕一桩要我个人承认的罪恶活动，我尤其不承认我有与德国情报机构联系的罪行我在被捕前是联共（布）党员，并且现在仍然是联共（布）党员。 ——克列斯廷斯基公诉书宣读后，审判长乌尔里赫依次验证被告身份，询问被告是否服罪。对于已经主持了两次大型公开审判的他来说，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因为面前的被告是被内务部长期秘密审讯治服了的犯人，根本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被告，即在被判罪以前有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被告。他本来认为这些被加工好了的被告，会一个一个服服贴贴地承认自己有罪，就像被严厉的家长打怕了的儿童一样，要他们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乌尔里赫一一点着被告的名问道：“你对你被指控服罪吗？” 布哈林、李可夫和雅哥达等全都机械地回答说：“是的，我服罪。”但轮到克列斯廷斯基时，他突然以一种刺耳、颤抖的声音大声说：“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根本没有参加过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在。我也没有干过哪怕一桩要我个人承认的罪恶活动，我尤其不承认我有与德国情报机构联系的罪行我在被捕前是联共（布）党员，并且现在仍然是联共（布）党员。”⑤ 克列斯廷斯基出生于1883 年，乌克兰人，1907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他是一位1903 年入党的老党员。从1907 年开始，他在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团中工作，多次被捕和流放。在他的履历表一栏中这样写着：因参加革命活动在维尔诺1904、 1905（两次）、1906 年（两次）被捕，在维捷布斯克1905 年被捕，1905、1907、 1914 年分别在彼得堡被捕。1905 年被当局从彼得堡放逐，1906 年从维捷布斯克放逐，1914 年从彼得堡放逐到乌拉尔。 1905 年，当克列斯廷斯基第二次被捕后关在维连斯基监狱时，党组织派了一个同志以“未婚妻”身份与他联系。这个年轻可爱的姑娘的任务是向他传达组织活动的消息，了解克列斯廷斯基对工作的意见。克列斯廷斯基出狱后，充当联系人的姑娘与他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了他真正的未婚妻，不久他们结婚了。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时，他担任乌拉尔州和叶卡捷琳堡市苏维埃的领导工作。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他在列宁身边工作，帮助列宁解决过许多问题。他通晓法语、德语、拉丁语，记忆力很强。列宁常常称赞他的能力，有时遇到难于回答的问题，便说“去问问克列斯廷斯基”。他在党的第六、七、八、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19—1921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财政人民委员、苏联驻德国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在他身上，列宁教导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特别突出：对待革命事业坚韧不拔，对待人民心地善良。他非常平易近人，对待下级，哪怕是最普通的职员，他也非常诚恳、坦率、和蔼，好像对方同样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官员。他最喜欢谦虚诚实之人，容不得两面三刀的人和追名逐利者。在俄共（布）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克列斯廷斯基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在十大上，有一个人称他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他注意到这件事，在自己报告的结语中说，并没有总书记这个职位。当时中央一共3 个书记：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都具有同样的权力。他就是这样容不得哪怕是无意的奉承和赞扬。至于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个职务，党的十大之后一年，就落到斯大林手里去了。他曾和斯大林在彼得堡的地下工作中共过事，对其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斯大林对他没有好感。他也曾私下表达过对斯大林的不满，称斯大林是个丑恶的家伙。就是在斯大林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后，他仍耻于站在颂扬斯大林这个“一切时代与所有民族中的天才”的行列中。1935 年一天，他在剧院看戏。布哈林也去了。当时，人们普遍回避被黜的布哈林，不敢与之接近。他在休息厅里看到了布哈林，无所顾忌地走到后者跟前，与之长谈。事后，他对妻子说：“应当支持在困难时刻中的人”⑥莫斯科第一、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有许多是他的好友。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但他曾想，他作为苏联有名的外交家的世界声誉及其与欧洲各国著名领导人的私交，或许能使他避免被清洗的厄运，他的这种想法很快被证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1937 年3 月27 日，他被免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调任副司法人民委员。这种调任通常是被捕前的过渡措施。雅哥达被捕前有过这种调任。十月革命的英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即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率队冲入冬宫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卫队长的原型）1937 年被召从西班牙回国，先是担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接着就被秘密处死。克列斯廷斯基调任前，斯大林把他叫去，建议他担任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其理由是，鉴于他过去的‘错误’，己不适宜代表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任职后不久的1937 年5 月20 日深夜，8 个穿制服的人闯进了他的家，他的妻子、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下夜班回来，看到这种情景，惊恐地叫了起来。克列斯廷斯基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一如过去去上班时一样平静。但这一次他走到女儿跟前亲吻着女儿，郑重地说：“好好学习，孩子。我没有任何罪”⑦克列斯廷斯基了解内务部整治人的一套办法。他有妻子和女儿，同样可以被当作人质。他的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15 岁，按照1935 年4 月7 日颁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他的女儿完全可能因他而遭殃。同时他懂得，完全拒绝在秘密审讯时作出假供，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秘密处死，甚至得不到一个向世人表明自己真正的态度的机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在遭受不太长的审讯后，决定暂时屈服，作出一些供词，保存自己的生命和精力，以便到公开审判时，即当人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时翻供。1937 年 6 月，他在第一份供词上签了字。就这样，在公开审判的第一天，克列斯廷斯基就利用了这难得的或许是唯一的机会表明了自己的真正态度。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被告胆敢当庭声明自己无罪并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这是唯一的一次。克列斯廷斯基的意外举动打乱了法庭审判的程序和安排。无论按其在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的地位，还是按法庭开庭后被询问的次序，克列斯廷斯基都不是第一名被告。但是，这位列宁在世时就已经进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革命家，以他勇敢、镇定和蔑视法庭的声音，迫使法庭给予他应有的注意，迫使法庭把他作为第一位被告。审判长：对于您在预审中的供词，您不予以肯定吗？克列斯廷斯基：是的，我在预审中是承认了，但我根本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审判长：我再重复一下问题：您承认自己有罪吗？克：我在被捕前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现在仍是这样的党员。审判长：您承认您犯有参加间谍活动和参加恐怖活动的罪行吗？克：我根本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没有参加“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没有犯过哪怕一件罪行。⑧克列斯廷斯基的无所顾忌的回答，使审判长不知所措。他不知如何办，是继续审问下去呢，还是审问别人。他不能擅自作主，因为法庭的真正主人本来就不是他，他只是受命扮演审判长的角色而已。他忽然想到验证被告的身份和询问每个被告是否认罪的程序还没有走完，于是他中止了对克列斯廷斯基的审问，接下去问别的被告，等到他得到其余被告都承认有罪的回答后。便宣布休庭20 分钟。法庭的主持者们退到了议事厅研究对策。当然，他们通过研究是拿不出什么足以使桀骜不驯的克列斯廷斯基低头认罪的证据和事实来的。他们只能通过别的被告的口供来证明克列斯廷斯基有罪，而这样的口供在漫长的预审期间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强迫被告互相证明有罪的方法，是内务部和法庭确定犯罪集团存在的基本方法。法庭组织者决定改变审讯的次序，首先讯问别索诺夫。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别索诺夫生于1892 年。他于1911 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后，一直追随社会革命党寻找革命真理，直到1918 年7 月才脱离该党，后自愿加入红军并于1920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年轻时曾在瑞士留学。1921—1924 年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从事教学、贸易和外交工作。1930—1932 年任苏联驻德国商务参赞处干部，从1933 年起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处参赞。作为外交官，他有参加过社会革命党的政治经历，要安全度过大清洗的年代是不可能的。另外，他的外交职务，尤其是在德国工作的职务为内务部侦查员们把他打成托洛茨基与国内阴谋分子的联络员提供了前提条件。但他没有想到，他不是被一般地作为 “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被清除，而是被作为托洛茨基的联络员的角色被清除。别索诺夫是1937年2 月28 日，即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的第2 天被抓的。直到1937 年底，他在秘密审讯中没有向内务部的暴力屈服，没有承认向他提示的罪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1937 年8 月13 日对他进行了审判，但没有对他进行判决，而决定对他的案子进行补充审查。别索诺夫被361 暂时保留了下来，以便让他在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充当一个与他的身份相当的角色，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加以使用。内务部的侦查员们为了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挖空心思对别索诺夫进行了种种肉体折磨，以粉碎他顽强的抵抗，后来，别索诺夫在服刑期间，向别人叙述了他遭受长时间严刑拷问的情况。侦查员们对他进行过连续 17 个昼夜的“疲劳轰炸”和“车轮战”，不让他睡，不给他吃，他倒下了，失去知觉，再把他搞醒，拖起来。侦查员们采用了接力的方式，酒足饭饱之后就来到了刑讯室，代替已经疲劳的前任对他进行拷问，反反复复地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逼他承认和编供。在拷问中，他的肾脏被打坏了。终于，侦查员们把一个强壮结实的人整得瘦弱不堪，昏昏沉沉，被迫在第一批捏造的材料上签了字。长期的非人折磨，把他变成了内务部手中处于痴呆状态的驯服工具。当他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面色苍白阴郁，像个机器人一样。根据他的供词，他似乎为反对派头目安排了与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谢多夫的会面，并且传递了托洛茨基的指示和文件。 3 月2 日上午休庭以后，别索诺夫成为第一个被审讯的被告。他机械地交待着自己的罪行。当他谈到遵从托洛茨基的指示，设法在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之间建立联系时，维辛斯基询问布哈林，他是否能证实别索诺夫所说的情况。布哈林根本不谈别索诺夫所起的作用。他回答说，早在别索诺夫之前，就通过“右派分子”与皮达可夫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过会谈。维辛斯基：你们是在进行谈判是不是有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联合行动？布哈林：是的。⑨别索诺夫供认，他和克列斯廷斯基一道参加了托洛茨基阴谋集团。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可信的，因为他和克列斯廷斯基都在柏林工作过。维辛斯基提醒他说，克列斯廷斯基对此予以否认。别索诺夫按照预审中的多次排演，不加思索地交代说是克列斯廷斯基把他称作与托洛茨基进行联络的联络员的，并说这件事只有克列斯廷斯基和皮达可夫两个人知道。克列斯廷斯基在1921—1930 年间担任苏联驻德国大使，不在国内，没有参加20 年代的党内斗争和党内派别斗争。但是，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有办法使他成为托洛茨基分子。他在国外工作就被视为与托洛茨基联系并参加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好机会。他在预审时，为了养精蓄锐，承认了这一点，在侦查员要求他签字的材料上签了字。现在，别索诺夫被提出来证实这一点。当别索诺夫像背台词一样将他们的关系、他与谢多夫和皮达可夫联系的细节交代一番以后，他立刻被当作能够老实坦白的典型予以表扬。他的交代被检察长维辛斯基作为向克列斯廷斯基进攻的根据。但是，别索诺夫按照要求交待“罪行”后，维辛斯基没有忘记像通常那样让被告给自己的罪行定性。这是检察长借以挖苦、讽刺和贬斥面前的阶下囚和借以表现自己优越地位的机会。尽管别索诺夫在所谓反革命阴谋集团中的地位并不高，堂堂的总检察长先生无须借贬斥这样一个普通的成员来抬高自己，但检察长先生终究是检察长先生，他自负、骄横、虚荣。这种本性使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几乎是情不自禁，不由自主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使这样一个普通的被酷刑治服的阴谋集团成员，也并非是任人耍弄的木偶。他是一个有荣辱廉耻的人，是一个没有泯灭正义感的革命者。这种本性也使他在不能公开对抗的情况下，几乎是不由自主和情不自禁地作出了他的回答。维辛斯基：您如何评定这样的罪行？若按照刑事法典的说法。别索诺夫：（沉默）维：或许我能够帮助您吗？别：我觉得您要比我更善于做这种事。我现在要说的听起来会是不真诚的和不可信的，若是您说的话，那将是确实的。⑩维辛斯基转过头来让克列斯廷斯基就别索诺夫的交代作出回答。克列斯廷斯基承认自己在西方国家与别索诺夫见过面，但他理直气壮地否认与托洛茨基有任何关系。他说，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从未与别索诺夫谈起过托洛茨基问题。维：和别索诺夫见过面吗？克：是。维：谈过话？克：是。维：谈什么？关于托派的事情？克：我和他没有谈过，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维：那么，别索诺夫说了谎话，而您说的是实话了？！您从来都说实话吗？克：不是。维：就是说，别索诺夫说的是假话？克：是。维：但是，您也不总是说实话，对吗？克：在案子审理过程中不是总说实话。维：而在其他时间说的都是实话吗？克：说实话。维：为什么如此不尊重调查工作？在调查过程中，您说的不是实话吗？请解释一下。（克列斯廷斯基沉默）听不到回答。我没有问题了。然后，维辛斯基再次讯问别索诺夫，并让克列斯廷斯基注意听。别索诺夫重复了过去的交待，内容是关于为德国搞间谍活动，他和克列斯廷斯基与托洛茨基的联系，他从克列斯廷斯基那里听到的话。维辛斯基让他说话简单些，具体情况应让克列斯廷斯基交待。然后，维辛斯基询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回想起这些情况。克列斯廷斯基不加思索地断然回答说，他与别索诺夫根本就没有谈过这些话。他断然否定了别索诺夫的供词，并再次声明他自己在预审期间的全部供词都是假的。维：您听到别索诺夫详细叙述了你们谈话的内容，其实质和您的说法距离太远，怎么办？克：这些谈话内容是没有过的，尽管1 月对质时我承认了部分内容。维：您和别索诺夫对质时承认了上述内容？克：是。维：那么，这个谈话有过？克：没有我没有参加托洛茨基中心，因为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维：从来都不是？克：不，1927 年以前我是托洛茨基分子。维：那么，您在1927 年以前是托洛茨基分子吗？克：是。维：1927 年您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托洛茨基分子了？克：在党的十五大以前我和托洛茨基本人及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裂以1927 年11 月27 日为标志，这时我通过刚从美国回来正在莫斯科的谢列布里亚科夫给托洛茨基发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我尖锐批评了他，是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维：我们这里没有这封信。我们有另外一封信，这是您给托洛茨基的信。克：我所说的那封信在法院侦查员那里，因为这封信是在搜查时拿走的，请你们把这封信归档。维：在您的案卷中只有1927 年7 月11 日的信，是在搜查时没收的。克：11 月27 日的信也在那里。维：没有这封信。克：不可能。维：我在预审中询问您时，您说的是实话吗？365 克：不是。维：您为什么不说实话？我请您讲假话了吗？克：不是。维：我请您讲实话了吗？克：您这样说过。维：您为什么在我请您说实话时，还说假话？使侦查员把假话记录下来，然后您又在上面签字？克：我过去在预审时的交待是不对的。维：那么后来您也一直没有改变假交待。克：后来也一直没有改变假交侍，因为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在开庭审判之前（如果能够开庭的话），我不可能推翻自己的供词。维：而现在您认为您能够推翻您的供词吗？克：不是，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在于我声明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维：您说过，您自己处在特别秘密地位。什么是“特别秘密地位”？克：您知道。维：您不要把我当作这一案件的证人，我问您，什么叫特别秘密地位？克：这句话是在我7 月5 日或9 日供词中，而这个供词从头至尾是不对的。维：您使检察院造成误解为什么您要我也陷于误解？克：我就是认为，如果我以前讲了今天我说的这些话，就是说，如果我讲事情都是不真实的，那么我这样的声明是不会被送到党和政府领导人那里。维：但是您已在记录下面签了字？克：签了字。维：您记得吗，我不是直截了当地问过您，对调查有什么声明或意见吗现在让我来读一下您对侦查员舍伊宁的回答。克列斯廷斯基的答复是：“我对调查没有任何意见，”（11）克列斯廷斯基在回答检察长的询问中还多次明确地声明，以前的交代并非出于自愿，检察长要他承认的多种罪行并不存在。结果，上午的审判会以失败告终。外国记者们立即将克列斯廷斯基的表现报告本国新闻界。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严密地注意着法庭，当然也注意到了克列斯廷斯基在法庭上的表现。法庭里安装的传播装置及时把法庭上的对话传到了克里姆林宫。不仅在审判台附近，而且在审判大厅的各个地方都安装了秘密的传播装置，借以掌握听众的情绪和整个会场的动态。整个审判从头到尾被拍成了电影。另外，大厅的后面有一个封闭的阳台，人坐在阳台里，大厅里的人是看不见的。但是，参加审判会的人中，有的人包括外国记者，看到缕缕烟气不时地从那里升起。一些人确信，斯大林常常呆在那里。 3 月2 日下午休庭期间，主持审判的人在一个专用的房间里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还有一个专门掌握动态研究对策的班子一直在十月大厅的地下室里紧张地工作着。这个班子由扎科夫斯基主持。他们共同研究的对策无从知晓，但从以后的审判中可以看出，他们施展了一种狡猾的阴谋手段。下午的晚些时候复会后，法庭继续审问别的被告，让他们交待罪行其中包括揭发克列斯廷斯基的罪行。克列斯廷斯基在供词涉及到他时仍旧予以反驳。可是后来公诉人便不再讯问克列斯廷斯基。当第二天晚间终于再讯问他时，他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招认了对他的每一项指控，并把他在预审时的假供重新确认。研究莫斯科公开审判的历史学专家麦德维杰夫说：“但是这个克列斯廷斯基却是另外一个人。审判时在场的有一些人非常熟悉被告们，是绝不会把他们弄混的。其中有一人在与我讨论这次审判时说， ‘审判的第一天，被告席上坐的的确是克列斯廷斯基。当然，布哈林、格林科和雅哥达也在那儿，以及其他一些我从前很熟悉的人。但是第二天被告席上坐着一个人，看上去很像克列斯廷斯基，但我不能保证就是他。在整个审讯期间，我只有这一次对一个被告是否是他本人产生了怀疑。’看来，很可能是由一个化装得很巧妙的演员替代了克列斯廷斯基。像任何其他戏剧表演一样，这场表演完全可能也有某些十分重要的角色是拥有固定的替身，或至少可以迅速找到替身的。”（12）在晚间的审判会上，首先被审问的是前财政人民委员格林科。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林科1890 年出生于哈尔科夫省什捷波夫卡村一个职员家庭。乌克兰人。受过高等教育。1919 年入党。 1906—1912 年，格林科是社会革命党党员。1913—1917 年在军队服役。 1920—1923 年担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和计委主任。1923—1925 年任基辅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29 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1929 年被任命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从1930 年10 月起担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在党的十七大上，他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37 年8 月17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解除了格林科财政人民委员的职务。同年10 月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撤销了他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并将他开除出党，随即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犯予以逮捕。格林科在法庭上交待了他过去在乌克兰的同事，还把中央的一些高级官员如安季波夫、鲁祖塔克、雅科夫列夫、瓦列伊斯基称为“右派阴谋分子”。按照他的交待，亚基尔和加马尔尼克曾吩咐财政人民委员部储蓄局局长奥泽梁斯基谋害叶若夫，指使北方海运总局干部别尔加维诺夫刺杀斯大林。格林科自己的任务是在财政方面进行破坏活动，以削弱卢布的购买能力和苏联财政的实力，掀起人民对苏联税收、储蓄、工资制度的不满，最后导致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和反对。格林科还交待他与博洛京、泽连斯基等在国内商业贸易中进行破坏活动，通过向欠收地区大量提供商品而向丰收地区提供少量商品的办法，制造商品供需的矛盾，引起人民的不满。这样，似乎几个小小的管理财政和商业的官员变成了苏联国内经济困难的罪魁祸首。接着，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受到讯问。他对克列斯廷斯基的所谓罪行的肯定再次遭到克列斯廷斯基的反驳，李可夫被捕前情绪极度沮丧，由于当时过度的饮酒和监狱中受到的压抑，他在法庭上说话时语无伦次，常常不由自主地嘿嘿发笑。格林科：我是从李可夫那里得知雅哥达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不过我与雅哥达没有直接联系。维：（转向法官）能允许我询问李可夫吗？被告李可夫，关于这一点，您曾与格林科谈过吗？李：我无法确切回忆，不过我不能排除这个事实。维：就是说，您谈过雅哥达参加的事情啦？李：是的。接着，维辛斯基询问被告关于破坏活动的问题。维：被告李可夫，您承认与格林科谈过破坏活动的问题吗？李：我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谈话。我对此否认，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想减轻自己的罪过。我干过许多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情。（13）李可夫和布哈林在整个审讯期间，包括在接受公开审讯时，都采取了抽象承认罪行而具体否认罪行的态度。他们承认组织了非法组织并给这个组织规定了恐怖的方针。他们表示对本组织中所有人的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负责，但否认他们本人知道和参与某项具体活动。这是他们长期遭受高压和包括使用人质在内的精神、折磨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 3 月2 日的最后一名受审者是切尔诺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切尔诺夫1891 年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省捷齐诺村一个农民家庭。俄罗斯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机械数学系。1920 年入党。 1909—1918 年，切尔诺夫是孟什维克党党员。1918—1920 年是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1920—1923 年是俄共（布）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省委委员。曾任该省省监察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俄共（布）省委书记、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 年7 月被派到顿巴斯主持党的工作。1925—1928 年任乌克兰国内贸易人民委员。 1930 年调到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从1934 年4 月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7 年10 月30 日，因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案犯予以解职，随即被捕。联共（布）中央12 月全会撤销其中央委员资格并将其开除出党。切尔诺夫像斯大林和米高扬一样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他和被告沙兰戈维奇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执行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破坏农业的任务。他们两人都曾经奉中央之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1929—1930 年，切尔诺夫到乌克兰搞过粮食征集工作。为了完成上级的命令，他实际上是从农民的口中夺取粮食，并为此使用过暴力手段。后来他担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他虽然坚决地执行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政策，但在集体化过程中看到农民宁肯大量宰杀牲畜吃掉也不愿交给集体农庄的情况，曾对集体化政策发过怨言。这样的事被人反映到中央，成了他挨整的原因之一。沙兰戈维奇与他的情况类似，在担任白俄罗斯中央书记期间，使用过暴力手段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关于切尔诺夫对强制集体化不满的说法并非诬告。切尔诺夫当上农业人民委员后，确实主张改正强制集体化时期的一些极左的做法，对农民实行宽松政策。1935 年2 月，他在向全国先进农庄庄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谈到了宅旁地的问题，主张正确对待自留地问题。他说：“这里可能有两种极端的方式：一种是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地，另一种是给予庄员这样多的宅旁地，以致庄员要耕种它就要用去一半多的时间，这样便使他不能在集体农庄的社会化生产中踏实地劳动。两种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有害的必须寻求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线将首先有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同时又能满足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14）当时，农村中推行的是全盘集体化政策，根本不留什么宅旁地。比较富裕的农户，甚至不大富裕但房屋住得较好或留有较多一点家畜的农户，都可能被划入“富农”的圈子。农民根本不敢要求宅旁地。切尔诺夫作为人民委员，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受到了代表们的欢迎。同时，他在私下谈话中，还讨论了“驱赶”农民入社、流放本人参加劳动的富农等错误做法。瓦西里·福米奇·沙兰戈维奇1897 年3 月4 日出生于维连斯克省科恰内村一个农民家庭。白俄罗斯人，受过初等教育。1917 年12 月入党。 1910—1917 年，他是一名钳工，在铁路上任助理机械师。他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1919 年12 月，他受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派遣，到波兰军队占领的明斯克省从事地下工作。1920 年被占领当局逮捕后判处死刑，后改为10 年苦役。1921 年被苏联政府交换回国。1921—1923 年，沙兰戈维奇任白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3—1926年任白俄罗斯工会委员会责任书记，1926—1930 年在西伯利亚担任工会和党的领导工作，曾任伊尔库茨克区党委第一书记。1930—1934 年任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二书记，党的十七大后，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兼任中央监委哈萨克斯坦和哈尔科夫州特别委员。1937 年3 月18 日担任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仅4 个月后，即1937 年7 月29 日，就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案犯而予以撤职，随即被捕。把切尔诺夫和沙兰戈维奇这样的干部整掉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排除掉可能对中央政策有意见的异己势力，二是让他们充当中央错误的农业政策的替罪羊，收到开脱罪责和转嫁人民的不满两种效果。寻找替罪羊的方法是不思改过的专制统治者通常使用的一种政治统治手段。在当时的苏联，这种手段屡试不鲜。1928 年和 1930 年，公开审判的“沙赫塔案件”和“工业党案件”就是嫁祸于人的闹剧。在这两次审判中，一批优秀的工程人员和著名学者的所谓破坏，成了工业建设不景气和问题成堆的原因。1932—1933 年苏联全国的经济衰退和粮食紧缺，由此而产生的震惊全国的大饥荒，使全国饿死至少二三百万人，其主要原因就是斯大林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错误政策，根本不是受党的组织纪律约束而具体执行这一政策的人的错误。这是苏联人民尽人皆知的。当时，苏联报刊把外国报刊关于大饥荒的报道一律愤怒地斥之为诬蔑，因为只有苏联才能使劳动人民充分享受劳动的成果。可是，无论怎么武断的和大规模的宣传，也无法使人民忘怀那忍饥挨饿的年月，忘怀亲人、邻居和朋友成群地饿死的惨景，当然也无法使人民忘记引起饥荒的原因。但是，莫斯科公开审判给了某些人一个推卸责任和挽回影响的机会。如果说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时，他们还没有想到利用这种机会的话，那么第二和第三次公开审判时他们想到了并充分地利用了这样的机会。他们要让反对派领袖们亲口承认这个罪责，具体叙述一下他们是怎样大量毁灭粮食、滥杀牲口、破坏工业和商业。然后，将他们的供词赫然醒目地刊登在各种报刊上，向人们灌输，使人们相信。你们看，反对派领袖自己承认了，而且很具体，难道这还不是真的吗？可是，切尔诺夫和沙兰戈维奇都不是老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过反对派，甚至可以说没有资格参加反对派。他们是国内战争结束后才入党的，而且同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提拔起来的多数干部一样，积极参加过对反对派的围剿。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能妨碍审判的组织者把他们打成以反对派领袖为首的阴谋集团成员，虽然做起来有点牵强。他们在秘密审讯中被治服了，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他们宣布自己实际上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秘密帮凶。他们比公开的反对派更可恶。切尔诺夫直到1937 年10 月30 日才被撤销农业人民委员的职务，因此以前许多年农业上的失败都可以归咎于他。在法庭上，他承认自己对农业集体化持怀疑立场。他还交代说当时乌克兰的许多领导人都持这种立场，其中有著名的乌克兰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扎通斯基。他还承认了许多农业部门和与农业有关的部门的破坏活动，有些是他直接参与的，有些也是他要负责的。他懂得审讯组织者的意图。他懂得，谁负责什么工作谁就可能为这方面出现的问题而付出巨大的甚至直至生命的代价。但他表示愿意为农业方面的破坏活动承担责任。后来的事实证明，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并不只有他和沙兰戈维奇几个人。莫斯科军区的一名老兽医成了马匹倒毙问题的牺牲品，他被加上了用注射毒剂的方法杀死25000 匹马的罪行，枪决了。1937 年9 月，因大量马匹发生传染性贫血症，农业部兽医总局局长涅达钦、红军兽医部部长尼科利斯基和农业部高级兽医切尔尼亚克被捕，后来永远地消失了。在重刑之下，农业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很容易地懂得了如何编造自己的罪行，那就是把农业中的重大问题都说成是自己有意的破坏活动。他供认，他和他的同党曾故意胡乱计划播种面积，想方设法减少国内可耕地数量，他还故意煽动农民的不满情绪，于是造成了捣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事件，他还让致病的杆菌污染大型粮仓。他承认他指使畜牧管理局和畜牧供给局的负责人，不要向发现西伯利亚溃疡病的东西伯利亚运送治溃疡病的药剂，造成了25000 多匹马的倒毙，他还用同样的方法造成了列宁格勒州、沃罗涅什州和亚述夫—黑海边区的猪瘟，造成了几万头猪的倒毙。他还通过供给劣等种子造成农业减产。他的罪行之无所不包的程度几乎囊括了农业方面所有重大问题，就差没有承认他跑到森林里去放火了。除了破坏活动，切尔诺夫在乌克兰工作期间，还煽动中农闹事，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他是按照“右派—托洛茨基中心”的指示去干的，他的顶头上司是李可夫。另外他还与国外的孟什维克保持联系，并且是德国间谍。请看维辛斯基在法庭上关于切尔诺夫的两段谈话。第一段是3 月2 日对切尔诺夫的询问，第二段摘自他审判终结时的起诉词。 “维辛斯基：那么，您记得您从德国情报机构得到多少钱吗？ “切尔诺夫：大约3 万德国马克和15 万苏联币。其中相当部分用于我个人的开支。”（15）当时，切尔诺夫一家包括孩子、侄子和孙子住在莫斯科滨河街一套三居室的楼房中。家具是从单位领的，没有地毯，没有玻璃器皿。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手上戴着一个结婚戒指，另外还有一块小金表，这就是他家的全部奢侈品。也不知得到大量津贴的外国间谍都把钱花在了哪里？！ “维辛斯基：按照他（指切尔诺夫——作者注）的指示，25000 匹马被毁掉了。在类似西伯利亚这样的边区，大量的马匹被毁掉了。他们特意给注射丹毒和鼠疫菌。他们在沃罗涅什州、亚述夫—黑海边区和列宁格勒州，都是这么干的。 “他们的任务是单纯的：削弱红军的防卫力量。”（16） 1938 年3 月4 日，即公开审判的第三天，切尔诺夫的所谓罪行已见诸报刊： “切尔诺夫和祖巴列夫利用自己的职位大量毒杀牲畜。这些凶恶的两脚老鼠千方百计地破坏庄稼，用壁虱毁坏收获的粮食，让粮食在仓库里烂掉。他们像盗贼一样，企图抢掠农庄庄员，把他们一天的劳动变得一文不值。” （17）由于切尔诺夫在交待时提到李可夫，李可夫再次站起来回答质询。他承认切尔诺夫的说法是存在的，但否认与切尔诺夫具体谈过阴谋活动的问题，也没有支持过切尔诺夫的某项具体行动，但他也不排除他这样做的可能性。他采取的是原则上承认，具体否认的策略。 3 月3 日，首先被审问的是前木材工业人民委员伊万诺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1893 年出生于图拉一个铁匠家庭。俄罗斯人，1915 年入党。伊万诺夫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因参加革命运动屡遭逮捕。二月革命后，他担任莫斯科的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担任莫斯科巴斯曼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赤卫队领导人等职务。国内战争时在南线作战。 1920—1921 年任雅罗斯拉夫尔省委书记。1921—1924 年任莫斯科州委组织部部长和莫斯科州党监委主席。1924 年10 月被任命为乌兹别克共产党组织局书记。在1925 年2 月召开的乌兹别克共产党一大上当选为第一书记。1927—1931 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区党委书记。1931 年被任命为北方边区党委第一书记。 1937 年被任命为木材工业人民委员。十四大和十五大的党中央候补委员和十七大的党中央委员，同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伊万诺夫交待说，他是根据罗森戈尔德的指示破坏木材工业的。他的主要罪行是在国际市场贱卖木材，使苏联蒙受巨大损失。按照布哈林的说法，恐怕这要算是对英国资产阶级许诺予以支持的预付款。另外，他破坏木材加工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特别是造纸工业，以打击文化革命，造成书籍、纸张等供应的缺乏，从而激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伊万诺夫还供认说，他参加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曾试图建立暴动队的恐怖小组。因为提到“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站起来回答询问说，他曾指示成立非法组织，而不是什么暴动队。他不否认自己在理论上提出过“起义的方针”，但没有下达过任何举行起义的具体指示。至于像伊万诺夫这样的实干家根据他的理论去行动，那么他愿意为此担负责任。按照日程安排，下一个受审人该是克列斯廷斯基，但改成了农业专家祖巴列夫。普罗科皮·季莫费耶维奇·祖巴列夫1886 年出生于维亚特卡省科捷利尼奇县一个农民的家庭。俄罗斯人，受过中等教育。1904 年入党。在1905—1907 年革命期间，多次被捕。1907—1915 年长期担任一个县合作组织的训导员。1915—1918 年在部队服役。1918—1919 年任乌法省粮食委员会副政委。1919—1920 年在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担任领导工作。1921 年又回到乌法省粮食部门任领导人。1923 —1928 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党委第二书记。 1931 年他到莫斯科担任全苏种子培育联合公司的主任。1934 年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后来担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和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1937 年3 月被捕。祖巴列夫的罪行主要是破坏粮食供应。主要手段是通过选种、净化、保管等环节降低种子的质量，达到降低农业产量、引起农民不满的目的，特别是在蔬菜生产上是如此。另外，他没有再回答不在农场系统建立正确的轮作制，使农业产量降低，并且使牲畜缺乏饲料，造成牲畜的大量倒毙等问题，像其他被审问的人一样，他也参加了政治阴谋活动。他与右派分子以及1937年被处死的穆拉洛夫建立了联系，在农业人民委员部成立了恐怖小组，其目标是莫洛托夫。他并且在农业方面充当德国间谍。他甚至承认他1908 年被沙皇暗探局所征募。这时，维辛斯基突然差人带上来一个证人，名叫瓦西里耶夫。他1907—1910 年任科捷利尼奇市的区警察局局长。他承认是他吸收祖巴列夫参加了暗探局。这不过是一幕拙劣的滑稽剧。在缺乏检查、对证的情况下，从内务部可以随便拉来一个人充当这种角色。 3 月3 日晚6 时夜审开始。审判长乌尔里赫宣布开始对克列斯廷斯基进行审讯。维辛斯基，这个审判的导演兼演员，请求法庭先让他对拉科夫斯基进行询问。他首先询问拉科夫斯基关于克列斯廷斯基给托洛茨基的断交信。拉科夫斯基说，他想起了这封信，那不过是一种掩护，实际上他根本未与托洛茨基断绝关系。于是，维辛斯基亮出了他前一天绝口否认的一封信，即克列斯廷斯基所说的11 月27 日写的信。维辛斯基今天承认信中谈到反对派已经失败和在党内工作的必要性，但同时声称，这不过是表明他是在进行秘密的破坏活动。维辛斯基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以后，立即询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接受这样的说法。克列斯廷斯基与公开审判的第一天相比，似乎完全换了一个人。那时他说话语气平稳凝重，遇到维辛斯基讽刺挖苦时有些激动。那时他严正地声明自己无罪，他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阴谋活动。可是今天，他完全变了样，突然变得令人不可思议。他不但承认维辛斯基的指控，而且完全承认了自己在预审中的供词。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他怎么会是这样呢？他说话的样子呆板、机械，语言里充满了绝望的色彩。维：您已听到了拉科夫斯基有关您所谓脱离托洛茨基主义的详细说明。您是否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解释是正确的？克：他说的是对的。维：如果拉科夫斯基在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对的话，您是否还要继续欺骗法庭，否认自己预审供词的正确性？克：我完全承认预审时我的供词。维：那么您昨天的声明是怎么回事？这只能解释为托洛茨基分子在审判会上的阴谋伎俩。克：昨天因受到一时的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支配，因为坐在被告席上和宣读控告结论时给我以极沉重的印象，使我的精神状态不允许我说真话，不允许我说出自己是有罪的。所以自己本应说：是的，我有罪。可是我很机械地事不由己地说：不，我没有罪。维：机械地？克：我实在无能为力在世界舆论面前说出自己始终进行托派活动，反对苏维埃政权。我请法庭记录下来我的声明：我完全承认自己有罪，接受向我本人提出的所有性质严重的控告，我承认自己对我的卖国行为和叛变行为负全部责任。维：我对被告人克列斯廷斯基暂时没有什么问题。（18）维辛斯基得到了克列斯廷斯基对预审供词的确认，立即中止对他的审问。奥尔洛夫在其所著《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谈到从3 月2 日到3 月3 日这一天之间克列斯廷斯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这一疑问时，是这样说的： “克列斯廷斯基这种先翻供后又认罪的行为，说穿了，还是斯大林炮制的这场审判闹剧中的一幕假戏。”因为，前两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全部被告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有罪，这种状况自然会引起西方人士的怀疑。因此，“斯大林决心要让世界看一看，并非每一个被告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19）奥尔洛夫在这里的分析，与其全书风格不一样，而且缺乏事实根据，分析也欠深入和有理。克列斯廷斯基如果真如奥尔洛夫所说是完全与法庭合作的伙伴，那他被枪决便不大合乎情理，也不合乎审判组织者已有先例的做法。更不合乎情理的是，他的妻子某儿童医院的院长兼医生随之被捕。比较起来，麦德维杰夫在《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中的说法要合乎情理。据悉，为了使克列斯廷斯基停止顽抗，3 月2 日夜里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直至他的右臂脱臼。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把他所说的1927 年11 月27 日的信在法庭上说明。也可能使用他的女儿作为人质向他施加了压力，就像 1936 年审讯斯米尔诺夫时用的手段一样。根据苏联总检察院1988 年1 月21 日提出的《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所载，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莫斯科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所的所长罗森布吕姆1956 年在法庭上作证说，许多被捕的人被毒打后送到了卫生所。“ 克列斯廷斯基被审问后送到我们卫生所时不省人事。他被毒打，整个脊背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没有一片好肉。我记得，他在这种难以忍受的状况中在卫生所躺了3 天。”《异议书》接着说，“在法庭审讯中，尼·克列斯廷斯基不承认有罪，审判长乌尔里赫被迫宣布休庭，而休庭以后尼·克列斯廷斯基作出了所需要的供词。”（20）这说明克列斯廷斯基是在严刑拷问后作出法庭所需要的供词的，我们从上文看出，克列斯廷斯基1937 年5 月底被捕后采取了养精畜锐以待公开审判的策略，6 月份就痛痛快快地作出了交待。此后直到公开审判，没有遭受什么恶劣待遇。而如果审判期间遭受毒打并在监狱卫生所躺了3 天的事实成立，那就足以证明麦德维杰夫关于克列斯廷斯基替身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