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右派阴谋集团”案的初步炮制 宣布停止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不过是审判组织者根据形势作出的公开政 治姿态，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举动，一种策略表示。实际上，对布哈林、李可夫等 人的审查根本没有停止。他们的所谓罪行处在不断的酝酿中。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党的高层领导中，议论和讨论他们罪行的事根本不是什么 秘密。他们被诬指为企图夺取政权，推翻斯大林，让托姆斯基担任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让布哈林的信徒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实现这一计划 的途径之一似乎是通过B ·普里马科夫和B ·普特纳为首的“军事组织”实行政变。 布哈林和李可夫似乎还制定了第二套方案：使西伯利亚独立，建立独立政府。他们 还被诬指为与托—季反对派一起共同拼凑了一个反革命中心，制订了一个联合所有 反对派势力的行动纲领。 对于审判组织者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作法，布哈林是清楚的。因此，尽 管宣布停止侦查，布哈林仍坚持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表明态度。他在斯大林迟迟不 归的时候，接连给政治局以及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个人写信。 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他写道：“请您诚恳地把问题摆出来。如果我不真诚， 那么需要立即将我逮捕并予以消灭，因为这样的恶棍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您认为我 ‘不真诚’，而您仍旧让我逍遥法外，那么您就是不值得尊敬的懦夫。”这封信在 政治局的会议上宣读时，莫洛托夫认为布哈林的“懦夫”的说法是对中央的攻击。 1936 年9 月30 日，伏罗希洛夫在回信中称布哈林的信是“对党的领导的卑鄙的 攻击”。（21） 伏罗希洛夫的回信说明中央决策人的态度根本没有变。布哈林把自己的苦恼、 彷徨和愤懑倾诉在另一封信中。这是他1936 年10 月19 日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 信。他了解并热爱、尊敬奥尔忠尼启则。信的开头用了亲昵的称呼： “亲爱的、令人热爱的谢尔戈！”这种完全不同于对伏罗希洛夫的称呼，从侧 面反映出中央领导人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布哈林在信中叙述了他的境遇和心情： “诽谤者想把我吞掉。就是现在也还有人在折磨我，糟贱我。”也许他已经看到了 奥尔忠尼启则在党中央的困难处境，因此他在信中根本没有请求奥尔忠尼启则帮忙， 但却把他个人和党的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后者身上。“当我给您写信时，我的整个心 在颤抖。愿你健康，强壮，精神饱满。愿你长寿，愿你像过去那样卓越地活下去， 不愧为一个光荣卓绝的战士和一个纯洁无瑕的巨人。”（22） 当时，斯大林依然向布哈林表示出领袖的宽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1936年11 月7 日，布哈林决定去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他没有像过去那样走向列宁墓， 而是拿着《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和妻子一块登上了旁边的观礼台。斯大林从上面 看到了布哈林。布哈林的妻子安娜突然看到一名卫兵穿过密集的人群向布哈林走来。 她以为那人是来赶他们走。卫兵走近前来敬了个礼后说：“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 志请我转告您，您站错了位置。请您上列宁墓，好吗？”（23） 实际上，审判组织者几乎在制造“平行中心”的同时，就在炮制所谓右派阴谋 集团案。内务部一直没有停止对右倾反对派成员的逮捕和审讯，并让他们作出关于 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交待。 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后，叶若夫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说：“根据犯人的 最近的供词，右派分子的作用看起来不同以往。看过以往审查右派分子（乌格拉诺 夫、柳金、艾斯蒙德、斯列普科夫等）的材料后，我想，我们那时没有搞彻底。因 此，我吩咐将去年逮捕的某个右派分子召来。他们把库利科夫（已因涅夫斯基一案 判罪）和卢戈沃伊叫了来。对他们的预审正在提供有关右派分子活动的非常有趣的 材料。 “记录近日将呈送给您。无论如何，现在有充分的根据预料，我们将会揭发许 多新的东西，而右派分子将会呈现一种新的面貌，其中包括李可夫、布哈林、乌格 拉诺夫、施密特等人”（24） 经过一段时间对库利科夫的秘密审讯，叶若夫得到了他的口供。1936 年12 月7 日，叶若夫将他的口供材料即审问记录呈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 在材料的附信中说，犯人是右派的反革命组织的一名参加者库利科夫。库利科夫供 认，1932 年他本人得到布哈林关于必须将斯大林杀害的指示。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伪造、积累和整理右倾反对派首领的所谓犯罪材料中，一直 是内务部一位得力的同谋。1936 年9 月23 日，维辛斯基将索科利尼科夫与布哈 林同李可夫对质和他们被询问的记录进行了整理，使它从为布哈林和李可夫辩护的 材料变成了诬陷他们的材料。维辛斯基也把材料送斯大林审阅批示。 1936 年9 月29 日由卡冈诺维奇起草经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对待反革命的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不仅加强了对托—季反对派的镇压，而 且祸及“布哈林学派”的人。这个学派的许多年轻能干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早已 被罢官、监禁或流放。但布哈林和李可夫当时还未被开除出党，而且还是中央候补 委员，是当时还在积极活动并享有广泛声誉的政治家。因此，在把他们当作刑事犯 罪集团的头目抓起来以前，除了编织必要的罪名和材料外，尚须在政治上败坏他们 的声誉，尚须必要的社会舆论的准备。 政治局关于对待托—季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下达后，一些报刊立即充当了诽谤、 攻击右倾反对派的舆论工具。它们采用伪造历史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手法对布哈林和 李可夫进行诬蔑。比如，1936 年10 月28 日的《真理报》社论就诬指李可夫充 当孟什维克的走狗，说什么李可夫曾主张列宁出席临时政府的法庭。李可夫立即于 11 月4 日致信斯大林对此提出抗议。《真理报》还有一篇文章在谈到科学院的工 作时诽谤作为科学院院士的布哈林。布哈林于1936年12 月2 日致信斯大林，要求 接见他并向他作出解释：为什么将他当作敌人看待。但是，这些信件都杳无回音。 叶若夫在1935 年写的并得到斯大林认可的小册子《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 虽然没有出版，但其中的内容明确透露出当局的意图。书中直接提出了一种说法， 即托—季集团与右派中心（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是有勾结的。而且按照作 者的想法，此书应成为消灭一切反对派和不同政见者的纲领性文件。 与舆论工作准备的同时，内务部采取了恫吓、讹许、劝说、许诺、欺骗直至肉 刑的各种非法手段，力求从在押犯人身上榨取有关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的罪证材料。 1936 年9 月，尚未被撤职的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向斯大林呈送了库利科夫和卢戈 沃伊—利文施泰因的审问记录，其中有关于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交待。雅 哥达在附信中说，库利科夫关于右派反革命组织的恐怖活动的供词特别有趣。库利 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提到的人中，马特雅耶夫已被逮捕，扎波利斯基和雅科夫列夫 即将逮捕。 “请允许逮捕皮革销售联合公司经理雅·罗温斯基和中央工会理事会职工社会保 险局副局长科托夫。 “乌格拉诺夫于鄂木斯克被捕后已押解莫斯科，我们正对其审讯。 “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中提到的所有其他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我们正拟 逮捕。”（25） 替代雅哥达就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于1936 年10 月7 日呈送对托姆斯 基的前秘书M ·斯坦金的审问记录时，向斯大林报告说，斯坦金供认自己属于并积 极参加了右派的恐怖组织斯坦金供称，斯拉温斯基的恐怖战斗队的成员中除了他以 外还有卡申和沃伊诺夫（二人均为托姆斯基的前秘书），该战斗队拟于1936 年11 月6 日在大剧院举行庆祝会的那一天对斯大林同志实施恐怖行动。斯坦金还供认， 他从托姆斯基的话中得知有一个右派的反革命组织中心，其成员有托姆斯基、布哈 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施密特和瑟尔佐夫内务部还从其他犯人口中得到关于右 倾反对派领导人的供词，并且同样地呈送斯大林审阅。从1936 年9 月到1937 年 2 月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类似上述前右派分子的审讯记录就有60 份呈送斯大林。 1932 年因制订和散发“柳金纲领”而被判处重刑的柳金，被重新加工以制造 诬蔑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材料时，坚贞不屈，拒不认罪和“揭发”。1936年11 月， 他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递交了一个声明。从他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内务部为 获取假口供而采取的非法手段。声明说：“现在，当我差不多已经服了我的10 年 监禁中的5 年刑期之后，我又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我下述问题的刑事责任的追究 ：第一，当时我在非法‘文件’中所写的个别词句和用语现在被侦查的负责人说成 是实行恐怖手段的号召；第二，似乎根据这些文件在某地成立了右派的恐怖团体并 且已被发现“ 根据以上所述，我坚信自己在现在被指控的事情上是无罪的，并且 我认为这一指控是绝对非法、专断和不公平的，它完全是由对我的仇恨和这一次要 对我进行血腥的制裁的新欲望所决定的“除了以上所述，最后我认为有必要补充的 是，对我所使用的侦讯方法本身也同样是完全非法的和不能容许的。我每次受审时 都受到威胁，他们对我就像对牲畜一样地喊叫，对我进行污辱，最后他们甚至不让 我书面说明我拒绝招供的理由”（26） 1936 年11 月23 日，前列宁图书馆馆长B ·涅夫斯基受审时作出口供说， 右派的非法中心站在恐怖主义的立场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右派反革命 组织的领导成员。但是，1937 年2 —3 月中央全会前一个月，他推翻了这一口供。 在这一年的5 月25 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时，他声明说，他是在内 务部干部的压力下签署上述口供记录的。内务部干部对他说，为了党的利益和制裁 布哈林和李可夫，他必须做出这样的口供。 1937 年5 月26 日，叶若夫将阿·别洛博罗多夫关于一些持有托洛茨基观点 的人的供词副本寄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别洛博罗多夫的供词不满，在报告的附信 上写道：“叶若夫，可以认为，监狱对于别洛博罗多夫来说，是发言和声明的场所， 不过是有关各类人等的，却不是有关他本人的。难道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即对这 位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交待自己的肮脏勾当？ 现在他呆在哪里，是监狱还是饭店？约·斯。”（27） B ·阿斯特罗夫是布哈林的主要“揭发者”之一，他后来被查明是内务部的秘 密工作人员，被派来担任揭发右派首领和制造右派案件的角色。1937 年1 月13 日，他在政治局与布哈林对质时，态度狂妄而嚣张。为了达到揭发布哈林的目的， 他非常热心地进行自我揭露。他声明他1933 年被捕时向党隐瞒了大量情况，现己 向党交待了所谓的右派代表会议包括在会上讨论了恐怖活动的情况，由于他的功劳， 斯大林于1937 年7 月9 日指示将他释放并撤销他的刑事案件。叶若夫在案件卷宗 上批示：释放。留莫斯科。分配其一套住房和一项历史学工作。1943 年12 月， 阿斯特罗夫在致贝利亚的信中，请求后者考虑他在揭露布哈林、李可夫等右派中的 特殊功绩，使他恢复党籍。1957年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他的党籍问题时，他 说，“右派分子”根本没有策划什么政变，而只有零星的反斯大林的言论。后来在 60 年代他又说，1937年他关于布哈林的供词是臆造的和在内务部指使下作的。 1961 年阿斯特罗夫详细地叙述了他作出假供的经过。他说，他1933 年被捕 后，国家安全总局的人就竭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右倾错误加工成反苏罪行。虽 然他表示已与右倾思想彻底决裂，但国家安全总局的人说，右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 并以党的名义要他承认罪行。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也要求他这样做。国家安全总 局和监察委员会的说法解除了他的思想武装。于是，他就在“右派组织”具有反革 命性质的供词上签了字。为此他被判处3 年监禁。而1936 年他被重新侦查时，政 治局势尖锐化了，他的问题也升级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侦讯机关把右派的恐怖主义作为不容置疑的行动基点。关 于这一点，人民委员叶若夫本人（他还是党中央书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还 是当时中央监委主席）曾亲口向我本人肯定地说过。这一肯定的说法打消了我对抗 侦查的思想动机。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成员千方百计地防止钻进党内的恐怖分子对 其生命的谋害，这一点开始被我认为是必须绝对服从的东西，于是我作出了关于右 派组织具有恐怖性质的供词，我自己也包括在这些右派分子中间。 “既然说出了‘一’，我也就必须说‘二’。他们让我与布哈林对质： 我肯定了右派的恐怖主义，布哈林否认。 “后来，我的命运突然发生了神奇的转折：我被通知说，按照斯大林本人的指 示，我将被释放，这事很快就到来了”（28） 根据内务部内部监狱事故的记载，当时从劳改营提出来审讯的“右派分子”， 常以绝食和自杀抗议当局的暴虐。比如，斯列普科夫和柳金曾多次绝食，其中前者 多次自杀未遂，后者也曾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A ·沙什金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说， 侦查员以所谓党的利益需要的名义强迫作出关于恐怖活动的假供。 为了完成中央1936 年9 月29 日的指示，一些地方的内务部在执行中央指示 时惧怕犯下右倾错误，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态度，在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方面走到了不 可容忍的地步。比如，吉尔吉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胜利地完成粉碎右派托 洛茨基和其他反苏组织的任务，在内务部安全局各处之间开展了“社会主义的”竞 赛，并对在逮捕和破获敌人阴谋方面达到较高数字的处室进行了表彰。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