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的提出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与斯大林的政治分歧出现于1928 年。从那时起， 他们受到了斯大林越来越严厉的打击。 1927—1928 年，苏联出现了以粮食收购量骤减为标志的“粮食危机”。 斯大林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加剧的反映，是富农对社会主义的反抗。他提出强制 征粮的“特别措施”，认为鼓励个体农民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已经过时，提出要在最 短时间内，“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 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农民”。①布哈林、李 可夫和托姆斯基则认为粮食困难是党的工作失误所致，它能够在列宁制定的新经济 政策的基础上予以解决，集体化需要在农业积累和机器化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不 能急于求成。他们认为，加速工业化和强制征粮的特别措施违反经济规律，不但打 击了富裕农民，也打击了中农和贫农。在1928 年7 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 大林进一步提出了农民必须为工业化作出“贡赋”的思想，即强迫农民低价销售农 产品的政策，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虽然在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的反对下，全会通过了部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终 止强制征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及时对斯大林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反而极力维护 中央委员会尤其是政治局的表面一致。李可夫甚至表现出不必要的宽厚，说什么他 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应为“特别措施”负责。李可夫说，如果党与中农和贫农的关 系受到破坏，那么“我是所发生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之一”。②而斯大林则在全会后 不指名地把他们作为右倾势力予以批判，并利用他控制的实权，在1928 年7 —9 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排挤布哈林的领导，接着在布哈林任主编的《 真理报》安排D ·克鲁明任副主编，控制了《真理报》的实权。然后，斯大林和莫 洛托夫参加了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于10 月18—19 日召开的特 别会议，指出某些领导干部犯了右倾错误，迫使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乌 格拉诺夫和市委书记B ·科托夫于11 月27 日辞职，“选举”莫洛托夫和K ·Я· 鲍曼任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书记，从而排除了莫斯科党委对布哈林的支持，控 制了共有8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强大的莫斯科党委会。接着，莫斯科党组 织对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从而向同情布哈林直至中立、动摇的人表明反对斯 大林将会带来的后果。这种状况迫使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1928 年11月全 会前递交了辞职声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的调停下，斯大林答应 了他们的某些要求，他们也收回了辞呈。后来，布哈林揭露斯大林的这一策略手段 时说：“ 一开始总是要玷污、败坏你，损坏你的声誉，侮辱你；到时候就不是满 足你的辞职请求，而是借怠工而将你‘撤职’。这种把戏是一目了然的。”③在1928 年11 月中央全会上，双方就工农业发展速度等问题继续争论。 李可夫强调必须重视农业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凭票证供应制度是建不成的， 并说在小农提供90％的粮食的情况下，急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法是不对 的。斯大林则强调必须增加工业投资、加快工业发展、加强反对右倾的斗争。他把 副财政人民委员M ·и弗鲁姆金给中央的信作为右倾的靶子予以批判。虽然全会的 决议在农业方面容纳了布哈林、李可夫的观点，在工业方面表达了斯大林的观点， 取得了妥协，但是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被宣布为主要危险，阶级斗争加剧的理 论为全会大多数人所接受。 11 月全会以后，布哈林对斯大林背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中包括 新经济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深刻地阐述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按照列宁的思想，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政治斗争转向和平的“文化”的组织工作这 一过渡时期的形式。布哈林还利用纪念列宁逝世5 周年的机会，大胆地作了以《列 宁的政治遗嘱》为题的报告，向斯大林提出了挑战。 但是，为了避免所谓党内冲突，他和李可夫、托姆斯基都没有提出把斯大林从 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的问题。 斯大林则提出了1928 年布哈林与已打成反对派的加米涅夫秘密谈话的问题， 把它斥之为反党宗派活动，并在1929 年1 月和4 月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 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斥之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 在4 月的会议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指责斯大林粗暴地破坏党的生活准 则，破坏党的统一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否定党的新经济政策。布哈林还用长篇发言 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他们到这时还不敢提出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在 他们向4 月全会所作的声明中只是说：“我们觉得，斯大林同志应当考虑列宁给予 的（非常英明的）劝告，不要放弃集体领导”。④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则歪曲新经 济政策和布哈林的讲话，诬蔑布哈林庇护富农，把布哈林关于阶级斗争、农民问题、 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等后来被证明正确的思想，武断地斥之为背离列宁主义的右 倾思想。斯大林还恶毒他说，在1918 年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曾与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进行秘密谈判。斯大林的话已经露出了杀机，它是后来莫斯科第三次公 开审判关于布哈林妄图谋害列宁的罪名的最初表露。全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关于党 内事务的决议完全贯彻了斯大林的意志，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进行了谴责， 把他们打成了右倾反对派，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 总工会的职务。 斯大林依靠他手中的实权压垮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后，于1929年11 月7 日宣布“大转折”即全盘集体化的开始，保证要把苏联变成世界上粮食最丰富 的国家。接着，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制定了高指标的工业发展计划。布哈林、李可 夫和托姆斯基继续受到攻击。他们被责令放下反党的机会主义的武器，承认错误， 彻底投降。11 月12 日，李可夫代表他们三人在中央全会上宣读了一项声明，同 意中央决定，但拒绝承认所谓右倾的指控。布哈林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李 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了警告。在党的十六大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再次作了自我批 判，做出了贯彻党的总路线的表示。布哈林因病缺席，但于1930 年11 月在《真 理报》上声明承认党的十六大的决定，谴责了派别活动和一切与党的领导进行隐蔽 斗争的企图。 党的十六大以后，所谓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未坚持前见和从事反对党的路线的 活动。尽管他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谴责和处分，仍被代表大会选为 中央委员，后来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而，在斯大林有意的安排中， 逐渐造成了一种对他们不信任的甚至怀疑、挑剔和监视的气氛。他们对党的决议和 路线的服从被说成是两面派行为，沉默被说成是政治消沉，表态则被说成缺乏诚意。 在布哈林承认自己“右倾错误”的声明见报的第二天，中央报纸《为工业化奋斗！ 》和《劳动报》就把声明斥之为两面派行为。这种显然是粗暴武断的责难当然无法 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党中央委员会只好于1930 年11 月21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议说，上述报纸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性的决议是无法掩盖报纸透出的真情的，更是无法掩 盖事实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反对所谓右倾反对派的斗争和对其首领的定性在慢 慢升级。布哈林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实际上已被定为政治上的两面派，还在继续 其所谓的反党隐蔽活动。对于这一点，首当其冲的布哈林是非常了解的。他当时给 斯大林写信，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1930 年10月14 日致斯大林的信中，布哈林 写道：“科巴：电话上交谈之后，我怀着绝望的心情，立即离职而去。这不是因为 你‘恐吓’了我，你不会对我恐吓，也是恐吓不住我的。这是因为你对我的无比荒 唐的指责，清楚地表明某种魔鬼般凶险的、卑鄙的和下流的挑衅的存在。而你却相 信这种挑衅并据以建立自己的政策，而且这种挑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即使你像政 治上成功地消灭我一样在肉体上也把我消灭掉也罢“我认为你的指控是荒诞无稽和 不明智的诽谤，是古怪的并且最终是愚蠢的确实，尽管我受到诸多诬蔑，但我仍和 大家站在一起，虽然我天天受到排挤。确实，我忍受着闻所未闻的讽刺和挖苦。确 实，当别人对我进行诽谤时，我隐忍而不答或许是我不拍你的马屁，不向你写皮达 可夫式的文章，或许是这一点使我成了‘恐怖的鼓吹者’？那您就明说嘛！天哪， 现在出现了多么可怕的疯狂啊！可是你，非但不去解释，反而向一个人倾泻自己的 仇恨，而这个人的心仅被一个想法所占据：怎么上前帮忙，和大家一道去拉车，但 却不要成为一个阿谀奉迎者，可阿谀奉迎的人却很多并且正在糟蹋着我们。”⑤1934 年12 月1 日基洛夫被害以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反对派受到不断 加重的打击和迫害，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倾反对派成员也感到越来越大 的压力。实际上当时他们就被内定为清洗的对象。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在《关于所谓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文中说，布哈林和李可夫“是有声 望的领导人，有原则性的共产党人，在苏联党和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而斯大林， 由于在不久以前召开的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反对他作为联共（布）中央 委员的候选人，受到了意外的震动。对于斯大林来说，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 声望使他感到特别的恐惧（尤其是尼·布哈林作为党所喜爱的人这种情况所具有的 威胁）。对于斯大林来说，他们两个人首先是危险的政治对手。”⑥一向以具有高 度的政治敏感性闻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布哈林，对于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早有所料。 1936 年春，布哈林动身访问法国。当他踏上异国的土地时，或许他想起了1918 年在异国经历的一个故事。那是1918 年夏天，布哈林为准备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 文件到达柏林。他听说柏林城郊住着一位神奇的女算命者、女预言者，便怀着好奇 心，与格·雅·索科利尼科夫一起去了。手相术士给布哈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断 ：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布哈林惊慌失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再问 了一次： “您认为苏维埃政权会完蛋吗？”他这样问道。 “您在怎样的政权下遇难，我不能说，但是一定在俄国”⑦布哈林在巴黎逗留 时，曾与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作过几次谈话。后来，尼古拉 耶夫斯基把谈话的内容用《一个布尔什维克老战士的来信》的形式发表在孟什维克 的国外刊物《社会主义使者》上。布哈林在谈话中回顾了联共（布）中央领导1932 年讨论“柳金案”以来，路线和政策的急剧变化。布哈林说，柳金的所谓罪行本身 和通过对柳金案的调查证明，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对斯大林的不满。 人们认为，斯大林因其错误政策应对20 年代未和30 年代初国家的灾难负责。 “党内普遍存在的看法是，斯大林通过实施他的政策而使国家陷入了绝境，是他使 农民起来反对党的，只有把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搬开才能挽救局势。中央委员会的 许多有影响的委员都持这种观点。”在人民和党员所表达的不满中，老布尔什维克 柳金所秘密散发的纲领“特别显著”。⑧布哈林说，柳金问题在党中央政治局进行 了讨论。斯大林主张判处柳金死刑，因受到基洛夫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但是，从这 一事件上暴露出基洛夫主张一条与斯大林不同的温和路线，其中心内容是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党内和解，反对恐怖政策。布哈林以党的十 七大前后基洛夫受到党内外热烈拥戴的情形为例，说明了基洛夫的路线的正确。在 列宁格勒党代表的选举中，代表们对他的拥护和推崇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喊起了 “我们的米罗尼奇万岁！”布哈林接着说，由于基洛夫被杀，“风向完全倒过来了 ：不是朝向党内和解，而是朝向了加强党内的恐怖，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达到这样一 个阶段，即把那些其党内经历可能使他们成为斯大林的对手和政权竞争者的人全部 从肉体上消灭。”⑨最后，布哈林概括了自己的命运，他说：“所有我们这些有某 种光辉革命经历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战战兢兢地躲在自己的洞府里。难道这是因为 还没有从理论上表明，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是不良分子吗？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只要他一旦被牵连到某个被审查的人，他的命运就决定了。没有一个人敢于为我们 辩护。”⑩当时，布哈林还见到了西奥多·丹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著名的孟什 维克马尔托夫的妹妹莉迪亚。布哈林在与他们的私下谈话中，还表露出他对斯大林 的绝望，对时局和自己命运的忧虑。西奥多·丹劝他留在国外。莉迪亚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布哈林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纯真的困惑的表情。他似乎生气地耸耸肩膀 说，‘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当一个侨民吗？不，像你们那样当侨民，我决不干。不， 让它随便发生好啦。况且谁料得到呢？那种事或许根本不会发生’。”（11）国内 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布哈林对时局和个人命运的担忧。 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倾反对派被作为反革命阴谋集团提出的时间是1936 年 8 月，即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审判组织者利用被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 人的供词，点出了右派阴谋集团的存在，然后由维辛斯基于8 月21 日正式宣布了 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进行侦查的决定。“侦查”虽然不是定 性，但其政治含义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宣布对原右倾反对派领袖立案侦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托姆斯基的自杀。 当时，托姆斯基在苏联国家联合出版公司工作。他密切注视着中央的政治动向。 当报上公布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后，他给当时的联共（布）中央书 记和监察委员会书记叶若夫打电话说：“如果一切诽谤和造谣中伤堆到我头上，那 么我该怎么办？放弃事业吗？显然，党就不再需要我了。”叶若夫回答说：“别说 蠢话，这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工作吧，我们相信你。”（12） 像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样，叶若夫对托姆斯基也采取了两面派手段，就在季诺 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接受审查而叶若夫刚刚向托姆斯基说过上边的话后，联合出 版公司的党组织受命讨论了托姆斯基与“托一季中心”的关系问题。尽管托姆斯基 对有关他参与“托一季中心”活动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但他的发言未经任何 调查就被毫无根据地斥之为两面派行为。 8 月21 日，托姆斯基很晚才回到博尔舍沃的别墅，整夜辗转不宁，难以成眠。 他秉性刚直，无法忍受对他的凌辱，无法忍受关于他背叛党的事业的诽谤。8 月22 日早晨，照常有一辆汽车来接他上班并送来了报纸。报纸的第一页上赫然醒目地写 着：“清查托姆斯基一布哈林一李可夫及皮达可夫一拉狄克同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 夫匪帮的关系”。其它版面上刊登了有关公审的报道，还有维辛斯基8 月21 日的 声明。另外，还有10 篇文章，表示“坚信托姆斯基的叛徒行为”，他“至今还在 隐瞒他同受审的匪帮之间的关系”。 （13）托姆斯基看了以后，完全懂得了叶若夫说话的含义，懂得这些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的人的恶毒用心。他知道他的命运已完全受人主宰，形势不可逆转。于是， 他把在他身边的最小的儿子、15 岁的尤里·托姆斯基叫来。父子二人在花园里走 着。老托姆斯基压抑着内心的悲愤和痛苦，对儿子说：“我没有罪，但没有党我无 法生活！”（14）就在这天早晨，托姆斯基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避免加米涅夫和 季诺维也夫受到的屈辱，勇敢地开枪自尽了。 托姆斯基自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已不可挽回的时候， 想结束自己以保住妻子和儿子的生命，因为他对审判的抗争必然招致严厉的报复。 他自杀的那一天，在别墅的书房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他在信中除别的事情外， 特意请求不要触动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儿子还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 的长信。写这封信的事实说明他的自杀举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信中批驳了加 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供词，申明自己在右倾反对派被粉碎后没有进行任何反党活 动。他写道：“ 我给你写信，不仅是把你作为党的领导人，而且把你作为老战友， 这就是我的最后请求：你不要相信季诺维也夫厚颜无耻的诽谤，我任何时候也没有 与他结成什么集团，我没有搞过任何反党的阴谋”（15）托姆斯基的家人把这封信 交给了叶若夫。叶若夫读完后向他们声明，这是很重要的文献，将永远保存。 叶若夫还向他们保证说，任何一根头发都不会从他们头上掉下来，他一定尽量 代替他们的父亲。可是，不久叶若夫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1936 年8 月23 日，《真理报》刊登了一个通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通知：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米·托姆斯基，被他与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一季诺维 也夫恐怖分子的关系所困扰，8 月22 日在其位于博尔舍沃的别墅里自尽身亡了。” 托姆斯基含冤抱恨而去后，他的家属受到了株连和残酷的迫害。托姆斯基两个成年 的儿子米哈伊尔和维克多被人面兽心的叶若夫下令枪决了。托姆斯基的妻子被判刑 10 年，1956 年死于西伯利亚。尤里·托姆斯基是家庭唯一的幸存者，但他也在 集中营和流放地呆了19 年。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叶夫列莫夫）1880 年出生于彼得堡省科 尔皮诺的一个工人家庭。俄罗斯人。初小毕业。1904 年入党。 托姆斯基12 岁就进厂做工，积极参加罢工运动，多次被捕。在1905—1907 年革命期间，任雷瓦尔（塔林的旧称）工人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的编辑和党的五大代表。大革命失 败后任莫斯科党委委员。1909 年12 月被捕后判处苦役。 1917 年，他参加了伊尔库茨克的二月革命运动。接着返回彼得堡，担任市党 委执委会委员。同年7 月到莫斯科领导工人运动，参加了莫斯科十月起义。 1918 年1 月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第二年担任主席。1920 年当选 为红色工会国际的总书记。列宁曾多次对托姆斯基的工作给予肯定的评价。从1919 年至1934 年，托姆斯基担任联共（布）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22—1930 年 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 年十七大期间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 年5 月，因被打成右倾反对派领袖之 一而被解除领导职务。从1932 年至1936 年8 月去世前任国家联合出版公司经理。 应当指出的是，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和2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斯大林和 托姆斯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26 年，斯大林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托姆斯基时 还亲自签字：“给我的朋友米什卡·托姆斯基。约·斯大林。”（16） 1927—1928 年，托姆斯基一家是斯大林在索契的普查诺夫卡别墅的常客。李 可夫、布哈林也住在那里。有一天众人给某人过生日时，托姆斯基的妻子与斯大林 一块制作了烤羊肉。大家一块唱着俄罗斯民歌和革命歌曲，还走到海边去散步。几 年后，托姆斯基又一次见到了斯大林时，向他谈到了受到的迫害和无法进行工作的 情况，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说：“那么，你要向我告谁呢？接着，他向托姆斯基讲 了一个普通的寓言故事，不怀好意地笑着说：“蝎子乞求青蛙背着它过河，可是还 没渡过河，蝎子便忍不住把青蛙给咬死了。 你怎么了，想让我当一个傻瓜青蛙吗？”（17） 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像托姆斯基那样悲观，也没有他那样的预见。他们对恶意 的指控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1936 年8 月初，布哈林获准休假，告别妻子，到远离莫斯科的帕米尔深山打 猎去了。在这丛山密林之地，既无邮政又无电话。8 月19 日，报上公布了预审托 一季阴谋集团的材料，其中载有关于布哈林的供词。布哈林的妻子安娜如坐针毡。 布哈林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乘飞机离开塔什于回莫斯科的路上，偶然得知这一信息。 他担心自己一下飞机就会被捕。下飞机后，他一见到妻子就大喊道：“假如我能预 见到这类事情，我会让你免遭大炮轰击的。”“到哪里去？沮丧的司机问道。布哈 林心里很烦躁，他想从机场给斯大林挂电话，最后决定听其自然，回到了克里姆林 宫。值班警卫若无其事地向这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敬了礼。“也许他没有看报？” 布哈林想。 布哈林回到莫斯科后，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立即决定给斯大林打电话，问清 情况，澄清事实。但是，斯大林故意避开了第一次公开审判，到外地休养去了。布 哈林一连几天给斯大林打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去索契 了。只有《消息报》编委拉狄克从报社给他打过一次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 布哈林严肃地回答说：“只要报纸不公布驳斥恶毒诽谤的消息，我的双腿就不会迈 进编辑部的大门。”（18） 布哈林和李可夫堂堂正正地面对现实，主动提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质， 试图趁他二人没有被处决以前，当面澄清事实，驳斥诬蔑不实之词。 但审判的组织者一再推诿，结果，当对质还没有实现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就被灭口。显然，审判组织者要故意造成死无对证的结局，使布哈林和李可夫将 来有口难辩。 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坚持下，内务部安排了他们与索科利尼科夫的对质。布哈 林和李可夫利用这次对质，驳斥了他们所受的诽谤和诬蔑，取得了一个胜利。对质 于1936 年9 月8 日举行，由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和维辛斯基主持。地点是中央委 员会驻地。索科利尼科夫重述了他被迫作出的关于右派分子与“托一季中心”相勾 结的供词。但当他被问到他是否掌握李可夫和布哈林参加托—季集团的确凿事实时， 他无言以对，只好承认并未掌握。索科利尼科夫只能再次重复他被秘密审讯时的口 供，而这种口供的真伪是显而易见的： “加米涅夫说，还在1932 年的时候，他（加米涅夫）就把组织托洛茨基—季 诺维也夫集团一事告诉了李可夫和布哈林。当时，加米涅夫寻求右派的支持，竭力 争取他们参加集团。1933 年底或1934 年初，加米涅夫给我谈过他与李可夫和布 哈林的会见，会见的动因是谈判加入集团的问题。”（19） 这种缺乏具体时间、地点，根本没有见证人和证据的供词，是根本经不起考证 的。李可夫对索科利尼科夫的招供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他当时根本未与加米 涅夫见过面。他虽与托姆斯基个人关系良好，但他们在一起时，根本没有进行过任 何敌视或不忠诚于中央的谈话。布哈林在据理批驳索科利尼科夫的供词时，把它称 为“恶毒的杜撰”。 8 月21 日，维辛斯基宣布对布哈林、李可夫开始进行侦查的命令予以公布。 按照惯例，他们将很快被捕。可是，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原右倾反对派成员在 较长时期内仍然没有失去自由。不仅如此，报纸于9 月10 日发表了苏联检察院的 通报，宣布停止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侦查。通报说：“侦查结果没有从法律方 面证明应向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本案宣布停止审 查。”（20）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子是个大案，可是从宣布开始侦查到宣布停止审 查不到20 天。内务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对一个大案作出相反的决定，是不符合 法律侦查程序的一般规律的。究其原因，除了在第七章中提到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 对恐怖政策的抵制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1936 年秋天，苏联全国进行了新 宪法的大讨论，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等许多民主权利。而且谁都 知道，布哈林是这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安全机构进行了大调整，需要进行必要的 准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列宁去世后的党内头号理论家布哈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李可夫，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还享有相当的威望。这样 的威望不是政治上的打击所能够完全消除得掉的。在党内、政府内，尤其是军内的 老一代革命家还没有消除以前，就匆忙作出清除他们的举动，很可能是当时党内、 政府内和军内所无法接受的，从而可能激化矛盾，引起事变，打乱乃至葬送整个计 划。而在消除了皮达可夫等所谓托洛茨基派别的残余，消除了奥尔忠尼启则、波斯 蒂舍夫等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反对和阻碍恐怖政策的力量，尤其是消除了图哈切夫 斯基、亚基尔、乌鲍列维奇等老一代军队领导人之后，对于消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等 可能引起动荡的忧虑则可以完全解除了。另外，我们看到，1936 年雅哥达掌权时 的内务部还没有叶若夫当权后内务部在1937 年获得和形成的无限权力。在苏联各 个地区和加盟共和国，党的地方委员会还一定程度地控制着生杀大权，从而限制了 内务部门的权力。 在中央一级，要逮捕党中央委员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仅需要经过斯大林 和一、二名他的亲密同事的批准，而且要经过整个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 批准。只是到了叶若夫当权以后，经过1937 年2 —3 月中央全会，尤其是1937 年6 月中央全会，内务部才逐渐地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获得了随意排斥异己、滥 杀无辜的权力。也是到了这时，大清洗才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变成了一个全国规 模的狂热的血腥运动。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