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3.再设刑堂赫鲁晓夫后来这样概括叶若夫上台后的表现：“在叶若夫于1936 年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后，镇压行动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厉害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屠杀开始了，大批大批的人被送进了‘绞肉机’。”（14）叶若夫控制了内务部大权并初步调整了内务部的人马后，立即开始了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对未来的主要被告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的秘密审讯。在预审中，皮达可夫及其同案犯被宣布为是托—季反革命集团的“后备中心”。 “后备中心”的提法显然是公开审判的策划者的精心发明和创造。“后备中心”之说含有这样的意思，即这个中心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预备队。它可能给人以一种假象，即这个中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至少是活动不积极，其主要使命是要接替托—季中心，完成它没有完成的任务。既然如此，那么它的罪行可能并不严重，不像托—季中心的成员那样，因此这个中心的人大概不会被判处死刑。“后备中心”的提法有助于麻痹人们包括高层领导人的思想，克服侦讯工作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在内务部的大楼里，侦讯工作在加紧进行。本来，只要指控后备中心从事暗杀和恐怖活动，就足够置后备中心的全部被告于死地，就像对待托—季反革命集团那样。因为根据刑法，有阴谋暗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的人是要判处死刑的。但是，当内务部已经按照这一模式，轻车熟路地登上征程后，内务部领导有一天突然下令中断一切审讯，等候新的指示。有的侦讯人员推测，是不是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引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嘲笑，类似的审判将予以取消。过了几天后，在叶若夫参加的由保留原职的莫尔恰诺夫召集的内务部紧急会议上，下达了新的指示：除了强迫被告承认恐怖活动罪外，还要强迫他们承认企图借助德、日法西斯的力量夺取政权，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这就是说，他们不仅是暗杀者、破坏者，而且是一帮无耻的间谍。这种惊人的提法甚至超出了一般侦讯人员的想象。或许叶若夫相信希特勒所谓的谎撒得越大越有人相信的信条吧。但是，当我们研究了当时的材料后，我们看到这并非是愚蠢和凶狠的叶若夫的个人发明和创造。 1936 年9 月29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关于对待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决定。该决定由斯大林签署后执行。决定内容如下： “关于对待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指示已正式批准，内容如下：（1 ）直到最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直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们看作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上的先锋队。最近的事实表明，这些先生们要堕落得多。现在，需要把他们看作是欧洲的法西斯资产阶级的特务、间谍、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2 ）因此，必须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们，镇压的范围不仅包括已经被捕、其案件的侦查工作已结束的人，不仅包括处于被侦查状况的人，如穆拉洛夫、皮达可夫、别洛博罗多夫等人，其案件的侦查工作还未结束，而且还包括以前被流放的人。”（15）上述两点指示十分明确地表明，将要组织另一次大规模的公开审判，这次审判的被告的罪行要比以前公开审判的被告的罪行广泛和严重得多。他们不但是谋杀中央领导人的恐怖分子，而且是法西斯的间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 “平行中心”的被告就是这样被毫无根据地打成了法西斯间谍。1936 年10 月4 日，斯大林在翻阅索科利尼科夫的审讯记录时，看到了索科利尼科夫与英国记者塔尔博特谈话的交待，便在旁边批注道：“那么，他到底谈到了杀害联共（布）领导人的计划没有呢？当然，他谈到了。”（16）在审讯记录的最后一页，索科利尼科夫坚决否认他知道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构的关系。斯大林作了如下批语： “当然，索科利尼科夫向塔尔博特透露了有关苏联、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国家政治保安局，有关一切的情报。因此，索科利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员（间谍情报员）”（17）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这份审讯索科利尼科夫的记录于1936 年10 月22 日发至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很明显，斯大林要把“平行中心”的被告们打成法西斯间谍。内务部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为了使侦讯人员在改换说法后不至于在被告的面前为难，莫尔恰诺夫命令他们互相交换了受审人。这样，他们谁都可以不必为过去的提法和许诺负责了。 “平行中心”罪过的升级当然不是无缘无故之举。当时，当苏联报刊大肆宣传镇压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伟大胜利时，国外舆论界许多人却认为审判不过是一场拙劣而荒诞的闹剧，是最高领导人公开报复和翦除政敌和潜在政敌的行动。从法律上看，审判中牵强附会的举证，赤裸裸的事实伪造和武断的结论，已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其中，最大的丑闻就是布利斯托里饭店会面之说。在国内，虽然诚恳善良并因不明真相而容易轻信的人们，轻易地相信了某些人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强加给人民的东西，或者即使怀疑而敢怒不敢言，但并非人人都是阿斗。残暴的屠杀虽具有威慑作用，但同时激起了人们对被镇压者的同情，因为他们本不该受到镇压。许多人为自己过去过激的表现感到懊丧，有的人甚至用非法的手段表达和发泄自己的不满。雅哥达曾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反映，莫斯科某些工厂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打倒杀害十月革命领袖的凶手！”“真可惜，他们没能干掉这个格鲁吉亚恶棍！” （18）从立意镇压反对派和一切异己力量的审判组织者的立场看，为了保证未来的审判的可信性，平息人们隐蔽的不满，发明新的可以激起民愤的罪名确属必要。而卖国的罪行是最能激起民愤的。受到秘密审讯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尤里（格奥尔吉）·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是最有天赋、最受尊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列宁在其“遗嘱”中，把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称为“最卓越的力量” （在最年轻的力量中），说“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19）皮达可夫1910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随即投入艰苦卓绝的地下革命斗争。十月革命爆发时，他只有27 岁，便担当起基辅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重任。可能正是因为他的才干，1918 年左派共产主义者甚至打算推举他担任全俄人民委员会主席。当年，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主动请求列宁免去他的国家银行第一政委的职务，到乌克兰领导反抗拉达的地下斗争。乌克兰革命胜利后，他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国内战争时期，他作为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优秀将领之一，先后指挥过第13 军、第16 军和第6 军，还参加过苏波战争。当然，他的最突出的才干是领导经济。国内战争结束后，燃料缺乏成为最尖锐的问题，列宁把扩大顿巴斯煤矿开采量的任务交给了他。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接着他担任了全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国家银行行长的职务。由于他这样的人在经济建设方面杰出的领导和组织，苏联胜利地完成了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党的第十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皮达可夫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第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皮达可夫作为担任领导经济工作的中央委员，经历了20年代复杂的党内斗争。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他曾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在党的十五大上被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开除出党。1928年，他呈递了关于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同年恢复党籍。由于他曾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1931 年被降职任命为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担任正直、热情的革命家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他立即全心全意地投入了重工业的计划、组织和领导工作，成为重工业部的实际领导和国家工业化的灵魂。奥尔忠尼启则热情地支持他的工作，对他的才能、威信、人品和作风心悦诚服。二人不但是融洽合作的同事，而且很快变成了坦诚相见的朋友。皮达可夫素以廉洁奉公闻名于党内外。很长时间，他只有两间陋室。他从不享受特权，全靠工资过活。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有意地避开党内政治斗争。他从不关心自己的生活。1929 年，当他担任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时，有一次对几位反对派骨干成员说：“现在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我能够保证让国库里有足够的钱。”（20）由于他忠心耿耿地工作，完全脱离反对派，托洛茨基曾把他当作逃兵。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有一次在柏林偶然遇见他，曾当众侮辱他。但是，实际上他并未讨好和屈从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是个毫无才气的人，也不是那种能够领导全党的人，但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诚恳地接受了斯大林的领导，埋头于经济建设，不关心政治。斯大林为了使用他，为党的总路线的核心工业化出力，确实对他比对别的反对派成员温和得多，甚至有时迎合他和讨好他。1931 年的一天，斯大林趁皮达可夫夫妇上班之际，派人将他的家搬到了一所宽敞的住宅。对此，皮达可夫并未表示感谢，而是无动于衷。他几乎没有私生活，每天上午11 点以前上班，一直到凌晨3 点才离开办公室。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每周只能吃上两三顿午饭。由于工作紧张和营养不良，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黄胡子，看上去很像个俄国的唐·吉柯德。他总是穿一身廉价的西服，袖子短得可怜。有一年他去德国谈了一笔大买卖，但自己却在一家小旅馆的便宜房间下榻，使德国的经理对这位手握财经大权的苏联要员的举止困惑莫解。由于他妻子不大管理家务，他出差或出国，常常找不到一件干净的衬衫，只得到自己的秘书和朋友莫斯卡列夫那里去借，而且借了常忘记还。像皮达可夫这样忠诚、杰出和不关心自己荣辱得失的业务领导干部、一个坦诚的实干家，根本不存在什么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根本没有觊觎权柄的想法。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也不具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那样的地位和名望。那么，这样一位忠诚献身于现政权的人为什么受到了怀疑、打击和被捕，甚至于可能被杀害的不公正的待遇呢？问题就出在他的杰出才能和他埋头工作献身于现政权的表现上。他既然当过反对派的领袖人物，积极反对过斯大林的领导，现在又忠心效命于他，那么他也可以效命于别人，如果斯大林被推翻的话。因此，他可能被认为，支持现政权不是出自内心，至少是有保留的，因为在20 年代他曾为斯大林地位的上升而感到懊恼。这样的人，如果再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那将是危险的。当然，即使他没有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表现出杰出的才能，也照样会被搬开和消灭，因为他曾是反对派的一位领袖人物。在反对派被彻底地消灭的年代，他这样的人是在所难免的。况且把他打成阴谋集团首领还能收到另外的效果，即可以把30 年代初工业冒进中出现的事故、挫折、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这个原反对派领袖人物身上，让他这样一个勤勤恳恳为社会主义建设卖命的“傻瓜”充当错误政策的替罪羊。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所有被告中，可以说拉狄克是一个最富戏剧性的人物。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而且还因为他在被捕前后的表现。卡尔·帕恩哈多维奇·拉狄克是一位老资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1902 年他加入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904 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 年，他积极参加了德国左翼社会民主运动，曾经参加了社会党的齐美尔瓦尔德、肯塔尔和斯德哥尔摩的国际代表大会。因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一起反对改良主义，在大战前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拉狄克与列宁经常接触，受其很大影响。1917 年11 月，他成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之一。1918 年，德国爆发革命后，他秘密潜入德国，作为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德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被德国当局逮捕。出狱后，于1919 年12 月返回俄国，后来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东方中山大学的校长、《真理报》和《消息报》常务编辑。1919— 1924 年，他是俄共（布）中央委员。1918 年，他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1923 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党的十五大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被开除出党。1928 年1 月至1929 年5 月，他被流放。1930 年1 月，由于他递交了关于脱离反对派的声明，恢复了党籍。1932 年至1936 年被捕前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主任。拉狄克作为国际共运的活动家，其功绩和影响不容忽视。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与他被审讯的有关情况，而且主要介绍他的弱点。拉狄克性格弱点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喜欢吹牛皮，说大话，自我炫耀，装腔作势。无论是发言还是作报告，他总是天南海北地夸夸其谈一通，极力显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同时为了哗众取宠，特别爱穿插一些低级的、并不总是文雅的笑话。然而，他确实知识渊博，富有才气。他的很强的记忆力和他的博采广闻，使他能够随时抖落出有关任何一个国家、政党、事件和政治家的大量情况。在国际关系领域，他是公认的权威性专家，他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常被政治局所采纳。1919 年，拉狄克曾建议列宁不要进攻波兰，认为这样做将引起波兰包括工人在内的广泛的抵抗。事后，列宁承认说，政治局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没有认真听取拉狄克对形势所作的精辟分析。但是，拉狄克真正的天才是办刊物和写文章。列宁深刻了解拉狄克的长处和短处，始终认为不能将真正重要的党政职位交给他，其主要原因是他缺乏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能力。当时，政治局主要把他当作一个天才的记者来使用，让他担任一些与外交部业务有关的职务。当党内出现所谓左翼反对派时，拉狄克经过一番犹豫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 1927 年底反对派失败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里，起初他表现得真有些不同政见者的骨气，以他措词强硬、笔锋犀利的书信和声明，鼓励反对派成员坚持斗争。1928 年，当他得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投降后，立即咒骂他们二人，并表示自己要永远说真话。但他仅仅在西伯利亚呆了一年半，便因害怕无限期的流放而决定向斯大林缴械以换取自由。从此，作为独立的思想家和政论家的拉狄克不存在了。他作为天才的记者的才华，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在咒骂托洛茨基时用词之尖利，在吹捧斯大林时用词之肉麻，都为同行们所望尘莫及。因此他受到原反对派成员，甚至与反对派没有牵连的老布尔什维克的鄙视。拉狄克已经不能求得反对派的宽恕，只有死心蹋地在媚事领袖、鼓吹个人迷信的道路上走下去。由于拉狄克立下的新功，他重新获得了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殊荣，甚至得到了长期通行证。他又开始在斯大林的办公室甚至别墅中抛头露面，得意非凡。1933 年，拉狄克以其特有的文学才能，写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以后人追忆的形式，通过某位20 世纪60 年代或70 年代的著名历史学家的回顾，塑造了斯大林作为变革人类社会的伟大天才的光辉形象。他的这本书得到了极大的成功，被作为全国所有党支部的必读物。拉狄克的命运之星也增添了新的光辉，他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和政治局对外政策的高级顾问。他还成为《斯大林宪法》的起草人之一。1927 年曾亲自逮捕过拉狄克的雅哥达，现在对这位过去的“阶下囚”也变得毕恭毕敬。当时，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说： “您瞧瞧那个拉狄克！哼，如果没有参加过反对派那段历史，他今天绝不会如此官运亨通！”（21）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决裂以后，积极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本人的斗争，根本不存在他们与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藕断丝连和暗中来往的情况。1936 年8 月21 日，皮达可夫就“托—季联合中心”的公开审判，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无情地消灭卑鄙的杀人犯和叛徒》。文中说，他无法用言辞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愤懑和厌恶之情。这些人已经丧失做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应当将他们消灭，就像消灭污染苏维埃国家清新空气的尸体一样。同一天，拉狄克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法西斯匪帮及其首领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文中，拉狄克称托洛茨基为“嗜血的小丑”和“法西斯的总头子”。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谢多夫也逐渐对拉狄克和皮达可夫完全失去了信任。自1929 年起，他们就在报刊上指名斥责拉狄克。1932 年，谢多夫派自己的一名亲信去苏联时，特别指出： “在前反对派成员中，投降主义者有两股潮流，其一是拉狄克一伙，已经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在任何情况下，他（指被派去的人）都不应与这股势力建立任何联系”（22）但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与托洛茨基前反对派的彻底决裂和以后多年的忠诚工作，也无法使他们避免内务部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和必然被消灭的命运。 1936 年10 月，内务部遵照中央少数人定下的调子，对“平行中心”的被告开始了新的一轮审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当政以后，对这一次秘密审讯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审查表明，这一案件的侦讯工作是加速进行的，是不客观的，是以极其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方式进行的。”（23）赫鲁晓夫形象地描述叶若夫办案的方式，即“闯进住宅，抓住人的衣领，拖进监狱，在那里进行拷打，打出供词，并根据这样的未被任何旁证证明的供词，对其进行审判。”（24） 1961 年，直接参加了这一案件侦讯工作的苏联内务部前工作人员A ·加佐夫、 R·约里什、A·沃罗宾，回顾和揭发了当时侦讯的情况。他们说，内务部领导要求侦讯人员必须像对待人民的敌人一样对待托洛茨基分子等前反对派分子，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敌对活动搞清楚。为了搞出需要的材料，侦查员们采用了劝说、讹诈和威胁的手段。拷打、体罚、夜审、“车轮战”、长时间的罚站等，是普遍使用的手段。所有的侦讯手段都可以使用，只要能达到一个目的，即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毁犯人的意志。前内务部副人民委员M ·弗里诺夫斯基1938 年被捕后供认说，负责对 “平行中心”的被告进行侦讯的人，通常是采用肉刑的手段，直到犯人同意作出强加于他们的供词。在犯人认罪以前，一般不作审讯记录，不安排对质。有时候，多次审问，却只有一次记录。有的时候审问记录是犯人不在场的时候编写的。先由侦讯人员编好犯人的审讯记录，然后由内务部干部加工后，重新打制一份，让犯人签字。对于供词中犯人的申辩以及供词中的明显的错误和矛盾之处根本不作调查和分析。 “平行中心”的大多数被告对这样的审讯进行了长期的反抗，拒不认罪。穆拉洛夫被捕7 个月零17 天后才认罪。谢列布里亚科夫是3 个月零16 天后认罪的。拉狄克是2 个月零18 天，图罗克是58 天，诺尔金和利夫希茨是51天，德罗布尼斯是40 天，皮达可夫和舍斯托夫是33 天。但是，由于内务部对犯人的长期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使用1934—1936 年各种审判中得到的所谓揭发材料对他们进行讹诈、劝诱和胁迫他们为了党粉碎托洛茨基的需要，以及以党中央的名义给予不杀的许诺，最后他们都先后认罪并交待了罪行。就连被认为认罪态度好和“揭发”别人有功的拉狄克也受到了严刑拷问。他对斯大林的忠诚效命换来的是被捕和刑讯的奇耻大辱。这样的刺激使他变得异常地顽强。为了“加工”拉狄克，内务部投入了一大群侦讯人员，其中包括以残忍出名的贝尔曼和小克德洛夫，甚至对他施用了“车轮战”，即连续几个昼夜的体罚和攻心。使侦讯人员十分惊奇的是，他居然挺住了。无论侦讯人员如何侮辱他的人格，他都能默默忍受，拒不承认是托洛茨基在国内的秘密代表。甚至有一次在莫尔恰诺夫夜审他时，他居然敢于以反讹诈对付莫尔恰诺夫。事情是这样的：当莫尔恰诺夫步步进逼时，拉狄克突然狂怒地用拳头捶着卓子说：“好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一点，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伴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这个人姓莫尔恰诺夫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拉狄克歇斯底里地狂喊起来：“听着，既然您认为必须要有人为党的利益去牺牲，那就让我们两人一块去牺牲，去死吧！”莫尔恰诺夫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儿使拉狄克非常满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拉狄克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若夫来讲，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像我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二话不讲地再添上一整打莫尔恰诺夫之流！”（25）内务部门这时广泛采用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和鼓励。 1939 年1 月20 日，斯大林向各州党委和地方党委，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负责内政的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谈到了大清洗中的刑讯问题：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肉体压迫方法是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许可而在1937 年以来实行的众所周知，任何资产阶级谍报机构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都是采取极其残酷的肉体压迫的，既然如此，难道社会主义的谍报机关却允许对资产阶级的凶恶敌人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仍然有必要对那些人民的公开的顽固敌人采取例外措施——肉体的压迫，这是正当的做法”（26）像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准备一样，除了肉刑外，内务部使用了更为有效的欺骗和人质手段，尤其是以人质相威胁的手段。索科利尼科夫曾争取到面见斯大林的机会，并得到了保留他生命的许诺。拉狄克也提出了以斯大林亲口许诺保留其生命为供认的条件。经过叶若夫的努力，斯大林驾临内务部大楼，在叶若夫的陪同下，同拉狄克做了一番长谈。据说，在这次会面以后，拉狄克痛痛快快地供认了罪行。当时，侦讯人员交给他一份准备好的供词让他签字。他认认真真地看过以后，不屑一顾地扔在一旁，然后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地挥就了一份使侦讯人员自叹不如的供词。自此以后，拉狄克一跃而变为被告中认罪态度好的典型。据说，他常常心血来潮，来点即兴创作，超额完成交待的任务，害得其他有关被告只得重新修改补充自己的供词。比如，他供认说，他在一次宴会上向一位德国外交官证实，反苏地下“联盟”确实授权托洛茨基同德国政府谈判，并确实打算把托洛茨基所答应的那片国土割让给德国。他还交待，一位日本外交官在拜访当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时，询问托洛茨基向德国提出的建议是否可靠，索科利尼科夫证实说，托洛茨基确实被授予过进行这一谈判的权力。拉狄克还在说服穆拉洛夫这位托洛茨基的朋友和国内战争的名将的工作上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拉狄克1936 年12 月4 日的供词如下： “ 我现在选择了坦诚地承认事实的道路。我曾经因对党和国家犯下的罪行而产生的耻辱感，而否认这样的事实。我承认自己有罪，承认我在被捕的那天就属于有实际活动的平行中心，这个中心属于按照托洛茨基的命令于1932 年建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个集团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其手段是与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领导进行恐怖斗争。我加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时间是1932 年”（27）索科利尼科夫与斯大林的谈话是在季诺维也夫等被处决之前，拉狄克与斯大林的谈话是在这以后。他们在看到第一次公开审判的严酷现实以后，是否仍相信给予他们的诺言，实属疑问。不管相信与否，当时他们除了宁肯相信这样的诺言外，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因为除了遭到肉体折磨，得到作为精神鸦片的许诺外，他们还受到更为严酷的人质威胁。索科利尼科夫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前妻留下的12 岁的儿子。拉狄克的女儿索菲亚在父亲被判刑以后，拒绝与自己的母亲一起去探监，她因自己的父亲居然如此骇人听闻地自我诽谤而感到耻辱。但是，当她自己后来也亲身尝遍了地狱般的折磨后，她原谅了父亲。因为她懂得了父亲所以屈服的原因。她写道：“是的，我们所有人，所有家庭成员，都是人质，被捕者所以诬陷自己或者诬陷他人，就是受到要镇压他的亲人的威胁所致。”（28）用人质作为迫使对方屈服的手段自古有之。一个热爱人民，献身革命的人，面对敌人的刀枪，受到严刑拷打，都可以从容不迫，但若要他看着自己的亲人因他而丧失性命，是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在这时候，他往往选择牺牲自己拯救亲人的道路。内务部不但用人质威胁皮达可夫，而且确实向他的家属和朋友施加了压力。他的妻子已经听到过许多有关“托—季联合中心”案被告的子女“失踪”的传闻。内务部有意利用了这一点，使他的妻子整天为自己10 岁的儿子的生命担扰。为了保住孩子，她违心地答应诬告自己的丈夫。皮达可夫的秘书莫斯卡列夫爱戴自己的领导，两个人心心相印，非常要好，甚至皮达可夫的妻子都嫉妒他们的友谊。于是，莫斯卡列夫及其妻子女儿也被用来作为人质。莫斯卡列夫5 年前来到皮达可夫的办公室时还是一个纯朴的农村青年，多年的耳濡目染使他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他知道，皮达可夫一旦被捕，其命运就已经无可挽回了。如果他不屈服，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为了挽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同意在诬陷皮达可夫的材料上签字。但他坚持签字以前见一见他熟悉的阿格拉诺夫。他向后者声明，他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对皮达可夫进行揭发，但他的口供完全是假的。在刑讯、人质的强大压力下，皮达可夫听信了他的朋友和领导奥尔忠尼启则的劝说。可以说，他和奥尔忠尼启则两个诚实的人都受到斯大林的欺骗和愚弄。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非常欣赏和钦佩皮达可夫忠心耿耿为国献身的精神和非凡的才能。尽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使工业建设失去许多珍贵的专家，尽管某些政治行政管理人员无知并且对前反对派成员傲慢轻蔑，有赖于皮达可夫的忘我工作及其与奥尔忠尼启则的通力合作，重工业部得以克服重重困难包括经济体制带来的困难，成功地建立起国家的工业基础。1936 年10 月28 日，当奥尔忠尼启则庆祝他的50 寿辰时，亲人、战友和同事纷纷前来祝贺，报刊上刊载了各个方面的贺电和贺词。但使他感到十分懊丧的是，他最希望到来的皮达可夫却呆在监狱里。皮达可夫刚刚被捕时，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曾当着奥尔忠尼启则的面，迫不及待地对皮达可夫进行诋毁。奥尔忠尼启则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向一个不在这里而无法自我辩护的人进行攻击是容易的事。您等着看吧，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将会回来。”（29）奥尔忠尼启则凭着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尤其是他和斯大林的朋友同乡关系，作了最大的努力以拯救皮达可夫。他曾几次到监狱探望皮达可夫。一次，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恰好不在，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不敢回绝他的要求，就让人把皮达可夫从监狱里押来了。他还像老朋友一样要拥抱皮达可夫，被后者用手挡开了。他情绪激动：“尤里，我是作为朋友来看望你的。为了你，我一直在斗争，而且决不停止这种斗争。我对他讲过你的事”（30）他请阿格拉诺夫出去，单独与皮达可夫进行了谈话。过了几天，又来看望一次，做了单独谈话。很显然，奥尔忠尼启则传达了斯大林的意思，传达了斯大林也向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等人作出的许诺。至少奥尔忠尼启则相信他自己的作用和他对斯大林的影响。皮达可夫素来了解和尊重奥尔忠尼启则正直的人品，他肯定认为经过奥尔忠尼启则努力，他绝对不会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和莫斯卡列夫也会被免于起诉。就是在刑讯、人质威胁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劝说下，皮达可夫做出了假供。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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