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又一桩假案 经过内务部几个月的努力，“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及其罪行制作成功。 “中心”的领导人是皮达可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其中， 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的罪行较之其他二人要轻一些。罪行分三大方面：间谍活动、 恐怖活动、破坏活动。皮达可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组织和领导了三个主要的破坏集 团：以利夫希茨为首的铁路破坏集团；位于新西伯利亚的“西西伯利亚托洛茨基反 苏中心”，该中心由穆拉格夫、博古斯拉夫斯基和德罗布尼斯组成，他们领导这一 地区的各种各样的工业破坏分子；直接由皮达可夫领导的化学工业破坏集团。各个 破坏集团的破坏活动与他们的恐怖、间谍活动交织在一起。比如，铁路破坏分子克 尼亚泽夫是个日本间谍，西伯利亚矿山的破坏分子还试图谋害中央领导人，因为后 者曾视察过西伯利亚的某些工业区。 在拼凑“平行中心”和罗织该中心罪状基础上编写的公诉书，不同于对托—季 联合中心的公诉书。对托—季中心的公诉书的中心内容是恐怖活动罪，被告们没有 什么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就是排除斯大林等领导人，夺取政权，手段 就是暗杀。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进行的活动可以理解为争权夺利的报复行动，与广 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无关，因此消灭他们的斗争不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关心和 拥护。对领导审判的人来讲，这样的效果是不理想的。所以，第一次公开审判后， 报刊便宣传说，季诺维也夫实际上是有政治纲领的，那就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 不过，他们竭力掩盖自己的纲领罢了。1937 年3 月3 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 央全会的报告中说： “在1936 年的审判案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坚决否认他们有什么纲 领。当时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审判案中陈述自己的政纲，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 声明他们没有任何政纲。毫无疑问，他们两人否认他们有政纲，纯粹是扯谎。现在 连瞎子都看得出，他们是有自己的政纲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否认他们有任何政 纲呢？因为他们害怕公开自己的真实的政治面目，他们害怕宣布自己的使资本主义 在苏联复辟的真正政纲，担心这种政纲会受到工人阶级的唾弃。”（31） 审判的组织者总结了上次审判的经验，他们在对“平行中心”的公诉书中强调 了反革命集团的纲领。公诉书说，“平行中心”企图推翻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 化，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恐怖活动、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则 是实现这一政纲的手段和途径。 公诉书像对“托—季联合中心”的公诉书一样，毫无根据地认定“平行中心” 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恐怖小组，它们遍布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罗斯托大、 索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1934 年，“平行中心”的阴谋分子试图采用制造车祸 的手段，在普罗科皮耶夫斯克谋害莫洛托夫。当然，他们还企图谋害斯大林等党的 领导人。同时，公诉书还用大量的篇幅列举了“平行中心”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把他们的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描写成相辅相成的手段。他们为了复辟资 本主义，寄希望于德国和日本的支持。 为此，他们曾许诺割让苏联领土给德国，让德国资本侵入苏联，如果苏联与德 国交战，则在前线和工业方面进行破坏以配合德国的进攻。与德国法西斯的勾结是 由托洛茨基与鲁道夫·格斯的会谈商定的。托洛茨基似乎将他的意见转达给了皮达 可夫，并且似乎给拉狄克写信说，只有苏联在战争中失败，政权问题才会最现实地 提到他们的面前。因此他们应当对此进行积极的准备。他们还为日本情报机构战时 在苏联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提供条件，把急性传染的细菌投入部队集结地的食物中， 投入部队的食品供应地和卫生处理中心。他们还在工业、交通等方面制造重大的和 恶性的事故。莫洛托夫在联共（布）中央1937 年2 —3 月中央全会上作了题为《 关于日本、德国和托洛茨基的爪牙进行破坏、捣乱和间谍活动的教训》的报告。他 的报告特别强调了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在“平行中心”罪行中的地位。他说： “许多年来，由破坏和捣乱分子组成的集团，盘踞在我国工业的战斗领域，一 个月又一个月地，从事着自己的罪恶事业。他们目无法纪，越来越肆无忌惮。而且，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罪恶行动仅仅是个准备，较之于将来的对于我国更大更危险的 打击来说，这些罪恶活动仅仅是一个突破。按照托洛茨基、皮达可夫所规定的任务， 他们在营垒中的破坏捣乱分子和间谍，是准备在战争爆发时实施其主要打击的“在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里盘踞着副人民委员皮达可夫，他原来是一个破坏分子。而且大 家知道，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的破坏捣乱分子利夫希茨也曾担任副人民委员的职务。 在木材工业人民委员部里的破坏分子索科利尼科夫也曾经是副人民委员，而大家知 道，在此之前这个间谍曾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前公路、土路和汽车运输 中央管理局局长谢列布里亚科夫，原来也是个破坏分子昨天立场动摇的共产党人的 动摇，已经转变为破坏、捣乱行动和间谍活动，与法西斯相勾结，为法西斯效劳。 我们应该以打击还击打击，将这些法西斯营垒的突击手和间谍予以粉碎，不管他们 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何处出现。”（32） 这就是公诉书和中央领导人所描述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可谓是罪恶 滔天，十恶不赦！但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罪行越是严重，越是耸人听闻，其可信度 就越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行虽然也不怎么可信，但其中确是有些似 是而非的东西，加上当局的大肆宣传和渲染，确实能蒙蔽和欺骗一些人，起码基洛 夫被害是确有其事。基洛夫事件的真相被掩盖起来而假相被大肆宣传后，人们不了 解这一谋杀案的内幕和真情，轻信了法律机关和中央的说法。暗杀斯大林的阴谋也 有一定的可信性，因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确实曾与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激 烈地反对过斯大林，受到过斯大林的无情打击，他们企图进行报复也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公开审判中公开杜撰、伪造和牵强附会的说法，则被官方解释为是党的事业的 需要。而且这种情况是一般老百姓所不能了解的。即使传出一些消息，也被强大的 公开宣传所淹没，或者被作为谣言而受到禁止。但是，“平心中心”一案的许多罪 名就令人疑窦丛生。最令人怀疑的，就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这些反对资本剥削的革 命家，居然会心甘情愿地充当德、日法西斯的间谍；另外，作为政治家，他们居然 会以爆炸矿井和下毒等手段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 分析一下“平行中心”的形成，被告的供词和公诉书，就不难发现，“平行中 心”案完全是一个假案。 开始，当皮达可夫、拉狄克、穆拉洛夫等被捕时，并没有所谓“反苏托洛茨基 平行中心”案件的存在，也没有“平行中心”这种说法。当时的逮捕和侦讯工作只 是按照斯大林关于揭露和镇压托洛茨基集团的指示进行的。对主要被捕者的侦讯工 作是单独进行的。后来，当准备公开审判时，被告之间的个人关系和工作业务关系 才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中心”的间谍活动和成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对社会主义 建设的大规模的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更是如此。过去几年工业和铁路运输等方面的 大量事故和挫折，被有意地编制成阴谋集团的系统的破坏活动。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案件的人为性质，即直到公开审判开始前才最后确定被告的 组成。审判的组织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改换被告，他们甚至不尊重内务部用刑具 和欺骗制造出的假供。公诉书曾前后两次易稿。按照第一稿，被指控的被告共16 人，其中有C ·奇列诺夫，他当时是一名教授，担任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总顾问，但 这一稿中没有利夫希茨和图罗克。第二稿中被指控的共17 人，加上了利夫希茨。 最后的第三稿中也是17 人，但奇列诺夫换成了图罗克。 公诉书的每一稿都曾呈交斯大林审阅。然后按照他的指示进行修改。比如，1937 年1 月7 日，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将第二稿呈报斯大林时，在附信中是这样说的： “现将遵奉您的指示修改过的关于皮达可夫、索科利尼科夫、拉狄克等人案件的公 诉书呈上”（33）公诉书的第二稿经斯大林的亲自修改，被告奇列诺夫被换成了图 罗克。 在维辛斯基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了他与斯大林谈话时做的笔记。有的谈话涉及所 谓“反苏托洛茨基平行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在谈话中，斯大林对被告们作了具 体的评价，把他们称作似乎是一生都在反对列宁的人。斯大林还强调说，他们比邓 尼金、高尔察克和马蒙托夫还要堕落，他们是一帮罪犯。 按照维辛斯基的笔记，当谈话涉及对被告图罗克和克尼亚泽夫的审讯方式时， 斯大林指示说：“不要让他们多谈车祸。嘘他们。他们制造了多少列车颠覆事件， 不要让他们多唠叨。”（34） 为了保证公开审判的成功，仅仅编制反革命阴谋集团及其罪行是不够的，还必 须使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相信他们编制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通过党的组 织系统自上而下地灌输中央的精神并垄断全国的舆论宣传阵地外，最好的办法莫过 于让被告在法庭上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不管他们的罪行是如何地出人意外，骇 人听闻和难以想象，只要被告本人公开认罪，它自然就会给人一种可信的印象。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内务部在每个被告被迫认罪和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后，按照他 们的罪行和在阴谋集团中的地位，让他们进行了出庭预演或者说出庭彩排，即让每 个被告先在内务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按最后定稿的供词，排练一下。被告们被反复 灌输下述思想，他们曾经是党员和国家的干部，要得到组织的谅解和宽大处理，就 应该根据党的事业的需要，通过“自我揭露”帮助党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 与国内外敌人的阴谋进行斗争。经过反复的排练，许多被告最终进入了角色，达到 了“剧本”创作者的要求。公开审判前，拉狄克给妻子的一封信说明了这一点。拉 狄克写这封信的时候当然知道它要受到侦查员的检查，当然也不排除信件本身就有 侦查员的意图寓于其中。不管怎么说，拉狄克说，他将被迫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招 供，供认一些“出人意外的”和“难以容忍”的罪行，而且他相当明白地暗示妻子， 要她理解这些罪行的真正价值。为此，他使用了知情人不难理解的隐语，明确地揭 示了预审的虚伪性。信的内容如下： “1937 年1 月20 日 最近将要举行对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中心的审判。为了使法庭上将要出 现的事情不致使您感到太突然，我已请求与您见上一面。您要听完我能告诉您的事 情，并且不要向我提出任何问题。 我已承认我是这个中心的成员，参加了它的恐怖活动，知道它的破坏活动，知 道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联系。对此，我将在法庭上予以确认。 有一点是不必给你说的，即这样的供认不可能是通过暴力还是通过许诺从我这 里搞到的。你知道，我不用这种供认换取生命。 我（此处空白），这就是说，这是事实。如果你无法忍受这一事实，那么你就 把我当成你过去看到的那个样子好了，但是你没有任何根据和权利对法庭认定的事 实，提出哪怕一个疑问。 当你认真地思考一下法庭上将要出现的事情，特别是揭露罪行中的国际部分， 你就会理解，我没有任何权力向世界隐瞒这一事实。不管审判的结果如何，你必须 活下去。如果我会活着的话，你要帮助我。如果我不在人世了，你要为国家做有益 于社会的工作。有一点你要记住，无论如何，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 自己是如此地与无产阶级事业联系在一起。”（35） “平行中心”领导人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该中心存在的前提。作为“托洛茨基 反苏平行中心”的领导成员，拉狄克自然应该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 关于这一点，拉狄克交代说，他先后收到托洛茨基5 封信，其中两封信是1932 —1933 年他在日内瓦和莫斯科的时候，由苏联记者B ·罗姆转给他的，3 封信是 藏在精装的书皮内，由伦敦寄来的。在信中，托洛茨基说苏联在未来的战争中必败， 他们的集团要夺取政权，必须向德国和日本作出经济上的让步并割让领土，还必须 加强破坏活动。拉狄克说，他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这些信件，他本人读过这些信后立 即将其烧掉。至于信的内容，他则向“平行中心”的其他成员作了口头传达。他还 交代说，他给托洛茨基写了几封信，内容主要是介绍国内情况。 穆拉洛夫交待，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通过斯米尔诺夫。1931 年，斯米尔诺 夫向他介绍了自己与谢多夫柏林会见的情况和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动的指示， 要求穆拉洛夫恢复西伯利亚托洛茨基中心。 很明显，拉狄克、穆拉洛夫的口供缺乏基本的可信性。拉狄克收到托洛茨基的 指示性的信件后，甚至未给“中心”的最主要领导成员看，这不符合秘密组织活动 的常理。这不是在假传“圣旨”吗？而且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等当时受中央信任和重 视，根本不为内务部门所怀疑，雅哥达见了拉狄克甚至还礼让三分。在这样的时候， 拉狄克根本不会害怕也用不着担心，给二三个人看看信件会有什么危险。罗姆本人 被立案审查，于1937 年被处决，罪名是他充当了托洛茨基和“平行中心”成员包 括拉狄克的联络员。80 年代，罗姆的案件经调查认定无犯罪因素后被否决。他在 受审时作出的关于托洛茨基与“平行中心”联系的证言自然是不能成立的。至于穆 拉格夫，他则挑选了一个已被处决的人作为向他传达指示的人。穆拉洛夫这样做是 很聪明的：既交待了罪行，又不牵连活着的人，口供死无对征，让人对其可信性产 生怀疑。 如果法庭依法办案，很容易确定穆拉洛夫的供词是否属实，因为“托—季联合 中心”的被告斯米尔诺夫生前根本没有关于他向穆拉洛夫传达指示的供词。雅·蔡 德曼在受审时对穆拉洛夫关于与托洛茨基联系的供词作了旁证。 后来，他在1937 年3 月7 日的法庭上否定了自己的供词，明确表示他的供词 是在侦查员的压力下编造的。 此外，还有两个人可以作为托洛茨基与“平行中心”联系的证人，即托洛茨基 本人和谢多夫。但他们远在国外，苏联的内务部无法使用自己的一套办法使他们就 范。其实，苏联的内务部对他们与国内联系的状况是熟悉的，如果依法办事，根本 用不着对“平行中心”的被告滥施刑罚。1929 年，托洛茨基离境流亡西方后，苏 联国家安全部门对其严密监视。托洛茨基和儿子谢多夫的活动、会见和联系都受到 监视。内务部对他们的通讯联络的情况尤其与国内联络和通讯情况，是相当熟悉的。 但是，有关他们与“平行中心”的成员的任何联系，包括会面，通讯以及其他形式 的联络，内务部门却一无所获，也就是说，内务部根本没有证明托洛茨基与“平行 中心”联系的证据。 皮达可夫在人质压力和劝说下最初作出的关于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的供词大意 是：1935 年12 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写了封信，请 托洛茨基下达有关从经济上援助苏联国内阴谋组织的指示。托洛茨基回信说，已同 德国纳粹政府达成协议，德国将进攻苏联并帮助托洛茨基回国夺权；托洛茨基掌权 后将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并在经济上给予德国优惠的地位。信中还指示皮达可夫 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加紧开展工业部门的破坏活动，以履行协议上承担的义务等。 皮达可夫的供词上交后，经研究讨论，决定将他与托洛茨基的通信联系换成直 接见面。故事经过这样的修改后，当然会变得更生动、具体，更具有说服力。于是 皮达可夫要直接去挪威会见托洛茨基。内务部的头目和负责皮达可夫侦讯工作的人 员只好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开始了对皮达可夫的又一轮审讯。经过各种手段的启 发和诱导，皮达可夫终于作出了一个基本令人满意的交代，和内务部侦讯人员一起， 编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皮达可夫交代说，1931—1932 年，他利用几次去柏林出差的机会，曾三次会 见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会见是由斯米尔诺夫安排的。在会见时，谢多夫转达了 托洛茨基的口头指示，要他恢复反对派的活动。1931 年底，舍斯托夫从柏林回国 后，将谢多夫交给他的一封托洛茨基的信转交给皮达可夫。 托洛茨基在信中要求皮达可夫将所有反斯大林的势力联合起来，排除斯大林及 其助手，采取对抗苏联党和政府的措施。1935 年12 月，皮达可夫再次出差柏林 时，拿着伪造的德国护照，秘密乘飞机抵达挪威的首府奥斯陆，与侨居挪威的托洛 茨基举行了秘密会晤，面商了借助德军夺取苏联政权和推翻斯大林的计划。为了接 受“布利斯托里饭店”的教训，供词中避免了多余的具体情节，使这次行动看起来 是一次确实存在的诡秘行动。当我们了解到供词的制作过程后，对于它的虚假性已 无须进行分析了，况且也无须我们多劳，因为审判的组织者做了最好的自我揭露。 像制作布利斯托里饭店丑闻一样，这次他们又造出了一个“奥斯陆之行”的丑闻。 关于这一丑闻，读者在下一章就会看到。 “平行中心”的一项重要罪行是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这是审判的组织者根 据“平行中心”成员的特色所设计的罪名。“托—季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人物被捕 前或者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流放，或者从事一般的文化工作等，他们没有参加经 济建设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因此，他们可以被加上进行阴谋恐怖活动的罪名，但无 法把他们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活动联系起来。 “平行中心”的成员则不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担任经济部门尤其是工业建设 部门的领导工作。既然他们有这样的特色，那么完全可以把当时加速实现工业化计 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强加到他们身上。而这样的问题，比如 矿山爆炸事故、工程事故、日用商品的严重短缺、牲畜倒毙等因国家的经济政策失 误而出现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于是，破坏经济建设成为“平行中心”的一项主 要罪行，也是“平行中心”案的一个特色。 任何真正的政治集团都不会把刑事破坏活动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如果一个政 治集团以夺取政权、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它是决不会把本集团的大量精力花费在 诸如往矿井里埋炸药、往饲料中投毒这样的破坏活动上去的。 另外，一个反党夺权的政治阴谋组织也是不可能通过经济破坏活动达到自己的 政治目的的。实际情况正相反，政治阴谋组织一般竭力避免因具体的破坏行动而暴 露自己。但是，苏联公开审判的组织者根本不理会这个常理，他们硬是要把属于刑 事犯罪集团的活动强加到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集团身上，以为这样做，再加上 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就可以把谬误变成真理，把谎言变成事实，把“平行中心”的 人打成十恶不赦的人，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舆论。 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公开审判的组织者制造出了前面所说的三个政治破 坏集团。让我们举例说明它们的炮制过程。 在西伯利亚有一个距莫斯科三千多公里的库兹巴斯工业区，这里安置了一些恢 复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工厂企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很差，工人们凭着革命 的觉悟和良心忘我地工作着。当地领导由于生产任务重和资金缺乏，对生产的安全 注意不够，重大事故时常发生。1936 年9 月23 日，正当内务部需要重大破坏案 件以便将它们与阴谋集团联系起来时，库兹巴斯的卡麦罗沃矿的中心矿井发生爆炸。 矿长诺斯科夫和几个下属干部立即被捕。9 月30 日逮捕了诺斯科夫的上司诺尔金。 诺尔金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与在该地区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德罗布尼斯的 关系，而后者又与托洛茨基反对派重要成员穆拉洛夫有联系。最后，内务部将他们 与皮达可夫联系起来。 内务部经过对一干人犯以重压和讹诈为手段的“加工”和“培养”，制造出西 西伯利亚的“托洛茨基的巢穴”，并把这个案件加以渲染，招摇过市地公诸于世。 1936 年11 月19 日至22 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新西伯利亚市召开了一个大 型的公开审判会，审判会由乌尔里赫主持。诺斯科夫等人其中包括德国工程师施蒂 克林格受到审讯，其主要罪行是与德国情报机构相勾结和在库兹巴斯进行破坏活动。 中心矿爆炸使10 人死亡，14 人重伤。法庭判处9 名工程技术干部死刑。起初， 这一案件的被告中有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斯特罗伊洛夫，但在结束侦讯以前他 们被安排为另案处理，他们本人被安排为这次审判的证人。后来事情明白了，原来 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斯特罗伊洛夫列入了“平行中心”的被告之中，而整个卡 麦罗沃一案案犯的罪行也都算到了“平行中心”的帐上。 与以往的案件的审判不同，这次除了犯人的口供还有物证，即罪犯似乎建立了 一个地下印刷所。在法庭宣布的所址的地下室里确实有一个印刷所。 不过它是由犯人在内务部的安排下在案发后布置的，完全是伪证。而罪犯们散 发成千上万张传单的罪行更是凭空捏造，因为卡麦罗沃的居民根本没捡到过什么传 单，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因散发传单而被捕的事件。唯一没有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德 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后来蹲了盖世太保的监狱。他说他在卡麦罗沃的供词完全是假 供，内务部当时利用他私生活中的隐私对他进行了讹诈。后来流亡到西方的克拉夫 琴科写了《我选择了自由》一书。他在书中说，1939 年他被委任为卡麦罗沃工业 联合企业的领导人。那时，“破坏分子”虽然被枪毙了，但重大事故仍然继续发生。 另外，在事故发生前，被处决的人就向上级有关部门打报告，对事实提出了预警。 事实证明，卡麦罗沃爆炸完全是因为安全设施缺乏所致，卡麦罗沃政治破坏案完全 是内务部一手制造的假案。 在调查卡麦罗沃中心矿事件的同时，内务部还收罗了卡麦罗沃各个企业的重大 事故材料，邻近的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矿井火灾事故材料（这样的火灾在1935 年 底以前就发生了60 次）。所有这些材料被加工后，都被算作“平行中心”的破坏 活动。一贯伙同内务部制造冤案假案，至少可以称为助纣为虐者的维辛斯基；在罗 织“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罪方面不甘落后。1936 年11 月29 日，维辛斯基向 全国各检察机构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它们在一个月内整理一下涉及放火、制造车 祸、生产劣质产品等的全部重大案件，以便弄清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内幕及犯罪分子 的重大责任。于是，刑事案件和重大事故与反革命阴谋活动结合起来了。 维辛斯基在他起草的公诉书中说，阴谋集团的破坏和捣乱活动表现在化学工业、 采煤工业、铁路运输等方面，其表现形式是破坏生产计划、阻碍铁路运输、延缓新 企业的建设并降低其建筑质量、让工人处于有害的和危险的生产环境、破坏铁路路 基、路轨和列车、制造爆炸和颠覆事故等。50—60 年代和80 年代，苏联政府有 关部门对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破坏案的调查表明，上述各个部门所出现的种种事故 确实存在。但是，这些事故当时就已由有关机构和专门的委员会进行了调查。调查 的结论是，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并非有意破坏，而是违反生产纪律、工艺技术规程 和工作质量低下的结果。但是，内务部却不顾事实和结论，别有用心地把这些事故 和事件说成是“托洛茨基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 以1934—1935 年戈尔洛夫卡氮肥联合公司的事故为例。当时，事故发生后， 进行过严密的调查。1935 年11 月，制氮车间空气分解装置发生爆炸。 中央向戈尔洛夫卡派出了两个调查委员会，一个是政府派出的，一个是总工会 派出的。这两个委员会没有所属关系，各自独立工作，他们经过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是相同的：爆炸发生的原因是严重违反安全规章，玩忽职守和工程技术人员调度能 力差。但是到1936—1937 年，制氮车间的爆炸事故却被定为破坏活动。联合公司 的主任普申在事故发生整整一年以后，因为政治需要而于1936 年11 月22 日被 捕了。他被捕后，作出了内务部要他作出的交待，其中交待出了重工业人民委员部 化工总局局长拉泰恰克。在预审中，对制氮车间的事故进行实地调查的技术鉴定委 员会无法拿出自己的客观结论，这样的结论根本就没有作为案件的证据被提出来。 1956 年，技术鉴定委员会主任卡利别林教授被问及当时的情况时，作出了如下答 复：“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向我们宣布说，蓄意制造爆炸事件的问题是毫 无疑义的，因为被捕者本人都承认是他们犯下的罪行。我们被着重告知说，爆炸事 件的故意犯罪性已被证明（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审问记录），因此我们只需要给予这 些爆炸事件以技术上的认定。鉴于这一指示，根据向我们展示的犯人审问记录，注 意到进行此类爆炸的技术可能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关于我们必须回答所有被问 及的问题的指示，于是，我们就签署了技术鉴定委员会的证明书。”（36） 再看拉泰恰克的供词。他在预审中交待说，沃斯克列先斯克化工联合企业和涅 瓦的一个工厂的破坏活动，也是按照他的指示进行的。后来，他在法庭上也是这样 交代的。但是，根本没有对他交待的情况进行任何的实际调查，有关旁证材料也没 有。 再如上文说的“平行中心”在库兹巴斯的所谓破坏活动。公诉书在提到这一点 时使用了被告的供词和上述所谓“卡麦罗沃审判”的材料。50—60 年代和80 年 代的调查表明，库兹巴斯破坏案的技术鉴定是地地道道的无视法律之举。当时，调 查委员会整天呆在卡麦罗沃市内务处，没有与一个被告和企业负责人见过面。技术 鉴定的材料按照需要进行了挑选。根据所选材料作出的结论又多次根据内务部干部 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最后强加上破坏活动的结论。1958 年2 月，“卡麦罗沃案件” 因所有被告缺乏犯罪证据被作为假案取消。 同样，经过调查证明，原交通人民委员谢列布里亚科夫、西伯利亚机器制造联 合公司主任博古斯拉夫斯基、副交通人民委员利夫希茨、交通部运输局局长克尼亚 泽夫和斯维尔德洛夫铁路局副局长图罗克制造的铁路运输中的颠覆事件，也是内务 部门杜撰和伪造的。被告根本没有在化工工业、采煤工业、铁路运输等部门进行过 任何破坏活动。 工业部门后来事故增加、生产受到影响的实际情况，也证明工业部门的大量事 故并不是由于敌人破坏，“平行中心”的破坏案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案。 按照审判组织者的设计，把工业交通等部门出现的大量事故上升为内外阶级敌 人的破坏，不但能够把中央政策的失误的责任加到别人身上，消除政治上的异己势 力，而且能够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使人们“不敢”再发生事故，达到以“革 命”促进生产的目的。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以基础工业黑色冶金工业为例， 第2 个五年计划期间，黑色冶金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虽然没有完成，但生产计划仍 完成了。这主要是由于充分利用了设备的能力。“但是，到1937 年，情况发生剧 变”。冶炼设备大量停工，事故率不断提高。究其原因，是“由于生产混乱所致， 而生产混乱是1937 年开始的对工业领导干部的大规模的和没有根据的镇压造成的”。 虽然工业各部门包括黑色冶金工业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但“对黑色冶金工 业干部的镇压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不但造成了该工业部门增长速度的降低，而且 造成了金属生产的下降”。因为大量干部和技术人员被镇压后，新上来的人缺乏经 验，又害怕自己被镇压，根本不敢也无法大胆工作。1937 年10 月在克里姆林宫 召开的黑色冶金工业干部会议被迫承认了生产降低的状况。（37）另外以煤炭工业 为例，俄罗斯中央工业区图拉州和中央州党组织的档案中，保存着关于1936—1938 年情况的文件。当时，斯大林提出了把图拉变成坚不可摧的布尔什维主义堡垒的任 务，于是，掀起了揭露“人民的敌人”、“破坏分子”的狂潮。“结果，成百上千 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杰出干部，受到诽谤，成为没有根据的镇压的 牺牲品”，给苏联的煤炭生产带来重大损失。（38） “平行中心”的主要罪行之一是间谍活动。按照公诉书，皮达可夫、拉狄克、 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德罗布尼斯等主要被告， 都参加了效命于德国和日本的间谍活动。公诉书中说，遵照“平行中心”领导核心 的指示，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托夫、斯特罗伊洛夫、利夫希茨、克尼亚 泽夫和图罗克，与德国和日本情报机构保持着罪恶的联系。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 与德、日代表有过接触，进行过谈判，以图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夺取 政权的斗争中得到这些国家的援助。 但是，案件中列举的关于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与外国人谈话的材料，根本无 法作为罪证。比如，当时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大使1934 年 4 月13 日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关于日本在萨哈林的石油、捕鱼和采煤租让企业的 问题。在预审中，索科利尼科夫在承认谈话本身的事实的同时交待说，谈话后与日 本大使又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内容是关于托洛茨基向日本政府的建议。1936 年12 月12 日的审问记录如下： “索科利尼科夫： 当太田和大使馆秘书要离开的时候，太田稍微延宕了一下。 此时，两个译员已走出办公室。当时我正送他出去，太田利用这个机会，与我交谈 了几句话。 问：请您尽量照原话谈一下您与太田的谈话。 答：太田对我说：‘您是否知道托洛茨基先生向我国政府所作的一些建议？’ 我回答说：‘是的，我已知悉。’太田问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建议的呢？’我 回答说：‘我认为这些建议非常严重。’这时太田问我：‘这仅仅是您个人的意见 吗？’我回答说：‘不，这也是我的朋友们的意见。’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问：后来，太田在与您的谈话中有没有再次谈到你们的集团与日本政府的接触 问题？ 答：没有，上述与太田的谈话发生在我和他会谈的最后时刻。在这之后，我不 久就离开了我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因此再没有与太田见过面。”（39） 很明显，即使太田与索科利尼科夫有过这样的谈话，那也根本不能说明索科利 尼科夫与日本情报机构有什么秘密的关系。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他被问 及有关托洛茨基的问题并对此作出回答，都是正常的现象。可是，一个外交官的正 常外交活动竟被说成间谍活动。而在整个案件的材料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仅此 而已。 关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所谓间谍活动也是如此。拉狄克供认，在1934年或1935 年，他在一个外交场合，与德国使馆武官克斯特林将军和新闻专员鲍姆有过一次简 短的谈话。他们用一种审慎的形式让他知道了托洛茨基与德国政府的关系。在侦讯 时，皮达可夫谈到这个问题时，只是说他似乎记得拉狄克说过与德国人谈过话。这 种在外交场所司空见惯的询问、暗示和试探，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以此定间谍 罪，那么一个外国使馆可把驻在国的任何人变成间谍。 除上述材料或者说可称之为材料的东西外，案件的卷宗里再没有什么有关拉狄 克和索科利尼科夫里通外国的谈话。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托夫、斯特罗 伊洛夫与德国情报机构的联系，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图罗克与日本情报机构的 联系，也是人为地加给被告的。他们的有关供认是笼统的，前后矛盾的，没有旁证 材料，没有证据。 当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接受了上级的任务，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对被告进行秘 密审讯时，他们是两手空空，尤如无米下锅的婆娘。除了让刑具发挥自己的效力外， 只好捕风捉影地收集一些可以作为罪证的东西。原反对派成员吗？那么他们肯定对 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肯定有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阴谋，于是朋友的会面、 小型会议和家庭聚会以及通信等，便成了阴谋策划刺杀领导人的活动。经济界的领 导干部嘛？那么他们就是制造各种事故、生产下降、计划告吹的罪魁。外交官或与 外国人有过接触的人吗？那么他们肯定是间谍。他们肯定与外国人谈过话，鬼知道 他们到底谈了什么。说他们这是从事间谍活动，任何人都拿不出说明他们不是间谍 的反证。除此之外，在逮捕他们时，比如在逮捕斯特罗伊洛夫、克尼亚泽夫、舍斯 托夫等人时，没收了他们私人的和业务的信件、笔记以及与外国专家打交道的记录。 虽然这些材料中没有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证，但只要罗列一下他们与外国人通信 和打交道的次数，就能给人一种可疑的感觉。当然，法庭和报纸根本不会公开这些 东西，普通的公民也根本无权查阅这些东西，而这样凑巧就加重了可疑的程度。 “平行中心”主要罪行之一是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罪。按照公开审 判策划者的指示精神，“平行中心”在这方面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 它遵从托洛茨基的旨意，在莫斯科和外省建立了不少恐怖小组，企图寻机谋害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 埃赫、波斯蒂舍夫、叶若夫和贝利亚。在预审中，被告皮达可夫、索科利尼科夫、 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博古斯拉夫斯基、舍斯托夫、 图罗克和阿尔诺里德，在强大的压力下，承认从事恐怖活动罪。利夫希茨也承认他 知道恐怖活动计划，但他没有参与其事。克尼亚泽夫、拉泰恰克、诺尔金、格拉舍 和普申没有承认恐怖活动罪。斯特罗伊洛夫没有受到类似指控。我们只要把被告关 于其恐怖活动罪的供词列举出来，不加分析，就可看出，这种罪状是多么地牵强。 皮达可夫供认说，在他的指示下，恐怖小组在莫斯科、乌克兰、西西伯利亚和乌拉 尔建立起来，但他不知道这些小组的成员，他们也不受他领导，他未给他们下达任 何任务，也没有参与制定罪恶的恐怖行动计划。“平行中心”的其他领导人，也各 自按照自己的想象，交待了得知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动的指示的时间、地点和 有关人，关于自己参与恐怖活动的情况，他们交待和编造的故事自然是五花八门， “百花齐放”，一个人一个版本。他们的交待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独创性。按照皮 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人的交待，“平行中心”在苏联的许多城市中建立了恐怖组织， 吸收的人数是大量的，但是这一点是与阴谋集团“后备”的和绝对保密的性质相违 背的，也是与秘密工作通常的活动规则相违背的。一个多少带有群众性的组织，不 管其多么保密，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秘密的活动的。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阴谋恐怖组 织，居然没有进行一件像样的或成功的恐怖行动，甚至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卡冈诺维奇本是交通人民委员，他在交通部的好几个同事都是阴谋集团的成员，比 如利夫希茨、谢列布里亚科夫和克尼亚泽夫，他们都被指控参与了恐怖组织和活动。 可是，他们却未能组织哪怕一次对卡冈诺维奇的行动，这不是过分地违反常理了吗？ 内务部的侦讯人员找不到基洛夫被刺以外的其它恐怖行动，便制造出一种说法并强 迫被告承认，即散布各地的阴谋恐怖分子随时伺机对可能到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采 取行动。至于某位领导人是否会到某市某厂某矿去视察，那就看阴谋恐怖分子的幸 运了。阴谋恐怖集团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上帝才会知道的侥幸的机会上，正像拉狄克 后来在法庭上所表述的那样：“几十个四处游荡的恐怖小组，等待着侥幸的机会， 以杀死一个党的领导人。”（40）而这样的恐怖小组仅在法庭上就供出了14 个。 内务部及其各地的分支机构居然找到并逮捕了不少积极活动的恐怖分子。可是，这 些散布各地的恐怖小组却没有组织过一次谋杀行动，不管是己遂的和未遂的。1936 —1937 年，Ю·科秋宾斯基、B ·洛吉诺夫、A ·尤林、M ·扎里科夫、H ·戈 卢边科、A ·季维利、N ·霍多罗则、N ·布尔拉科夫、H ·米赫特科、r ·比特 克尔、A ·普里戈任等人，被作为积极活动的恐怖分子判处枪决。半个世纪以后， 这些辜的受害者才被平反昭雪。 所谓莫洛托夫1934 年遇害案，可以作为内务部制造假案的典型例证。 1934 年11 月，莫洛托夫到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去视察。在火车站下车后，他 和随行人员乘上了阿诺尔德驾驶的汽车。在行进途中，汽车的左轮驶到了路边的沟 坡上。汽车停了下来，任何人都没有受伤。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什么严重 事件。阿诺尔德因疏忽受到了市党委会给予的警告处分。1935年2 月27 日，处分 撤销。1939 年10 月，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党委书记A ·库尔干诺夫，因涉及某 案在法庭上受审时，谈到了莫洛托夫车祸事件，他说： “莫洛托夫和我乘坐的汽车的司机，是由市内务处安排阿诺尔德担任的，因为 当时我被告知，联共（布）市委会的司机未经审查，不能让他开车。 很明显，我本人在这件事中是没有任何恶意的。阿诺尔德因这一事故受到警告 处分。阿诺尔德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将这封信转给了边区党 委，边区党委则把它寄给我们，并指出必须重新审查他的事情，因为莫洛托夫认为 给予警告处分是不对的。阿诺尔德事件经重新审查后，给他的警告处分撤销了。” （41） 很显然，莫洛托夫只不过遇到了一件算不上车祸的小小的事故，对于坐车和开 车的人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1936 年阿诺尔德被捕了。 不久，内务部从他和被捕的舍斯托夫的口中得到了关于试图谋害莫洛托夫的供 词，谋害的行动就是上述的小车祸，情节也基本上没有变。这一次，莫洛托夫没有 发出什么指示。这就是莫洛托夫遇害案的逻辑。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时，莫洛托 夫未被列入被谋害的名单，当然不需要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提出类似的指控。 第二次审判时，莫洛托夫被列入了被谋害的名单，于是，实施谋害的人就出现了， 小小的车祸就被发现并被升级了。 最使人费解、最不合乎常理、最没有说服力的，是皮达可夫等要谋杀的名单中 还有奥尔忠尼启则。皮达可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在共同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建立了超出常人间的友谊，这是当时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社会上许多人都知道的。 然而内务部却硬要安排朋友、同志相残的故事。奥尔忠尼启则探望狱中的皮达可夫 以及他在后者被处决后的极度悲愤，都说明了内务部制造的说法是多么离奇。 在内务部的刑堂中，被告们被加工到适宜的程度，他们顽固对抗的嚣张气焰被 打下去了，一个个基本上变得服服贴贴，交待出了大量的罪行。下一步该是检察院 的复审了。复审的情况如何呢？当时苏联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的侦查员A ·舍伊宁 和M ·拉金斯基，曾和检察长维辛斯基一道参加了对“平行中心”被告的审问。60 年代初，舍伊宁和拉金斯基向有关机构回顾了当时的情况。他们说，维辛斯基对被 告的所谓“复审”纯粹是走形式。他只向复审人员提供审讯记录，而不让复审人员 审阅按法律规定应审阅的整个案件的材料。在审讯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擅自修正 审议的结论。 在复审时，检察院有权与被告见面调查问题。维辛斯基根本无视法律规定、社 会主义法制和检察院的职责，他常常利用与被告见面的机会，继续对被告施加压力， 继续“加工”。当时与维辛斯基一块工作过的人提供了这方面的见证。比如，在公 开审判开始以前，维辛斯基曾和拉狄克进行了会见。 在会见时，拉狄克向维辛斯基宣读了他写的《一个被告的最终陈述》的草稿。 根据见证人的叙述，维辛斯基听完后的反应如下： “‘怎么，就这些吗？’维辛斯基严厉地问道，‘不行，要重写，整个重写！ 您要尽心地承认这件事那件事，供认这件事和那件事，批判这件事那件事，如此等 等。’“于是，拉狄克执行了维辛斯基的要求。”（42） 这件事说明，直到公开审判开始的时候，审判的组织者还在为炮制一个能骗人 的案件而努力工作着。注释： ①②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联检察院、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载《苏共中央公报》 1989 年第9 期，第35 页。③《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5页。 ④《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6 页。⑤⑥N ·安费尔季耶夫： 《索科利尼科夫回来了》，载（苏）《红星报》，1988 年6 月18日。⑦《关于所 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6 页。⑧《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 心”》，第37 页。⑨《索菲亚·拉狄克谈父亲和自己》，（苏）《星火》周刊1988 年第52 期。⑩《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9 页。另见（法） 布兰科·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上海1988 年版，第73 页。 （11）《人与象征》——《共青团真理报》记者P ·侯赛因诺夫与尤·鲍里索夫教 授的谈话，载《共青团真理报》，1988年4 月2 日。（12）《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第175 页。（13）《人与象征》。（14）《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37 页。 （15）（16）（17）《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9 页。（18）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82 页；另见《斯大林的杰作》，第59 页。（19）《列 宁全集》第43 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2 版，第339 —340 页。（20）《斯大 林肃反秘史》，第186 页。（21）《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07 页。（22）（23）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9、39 页。（24）《尼·谢·赫鲁 晓夫回忆录》，见（苏）《历史问题》杂志1990 年第6 期，第69 页。（25）《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09 页。（26）《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76 —777 页。 （27）《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1 页。（28）曹特金： 《拉狄克重返历史》，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3 期，第53 页。 （29） 《大恐怖》，第157 页。（30）《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90 页。（31）《斯 大林文集》上卷，第119 页。（32）莫洛托夫：《关于日本、德国和托洛茨基爪牙 进行破坏、捣乱和间谍活动的教训》，莫斯科1937 年版；转引自《关于所谓“托 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6 页。（33）（34）《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 行中心”》，第42 页。（35）《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3 页。（36）《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 第43—44 页。 （37）A ·E ·埃克施泰因：《论战前党对黑色冶金工业的领导（1937—1941） 》，载（苏）《苏共党史问题》杂志1964 年第11 期，第72—73 页，但当时身 为政治局委员和重工业人民委员的卡冈诺维奇，仍坚持已给国家造成重大危害的恐 怖镇压政策，在会后发了一个《关于黑色冶金工厂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积 极和坚决地消除托洛茨基一布哈林这些日本和德国间谍破坏分子的破坏活动的后果， 是整个黑色冶金工业及其工厂工作新的发展的基础。”（38）阿·阿波洛诺娃：《 新事物的诞生》——图拉州和中央州工业化问题（1927—1935）的档案概述，载《 苏共历史问题》第1936 年12 期，第118 页。 （39）《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5 页。 （40）《大恐怖》，第184 页。 （41）《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7 页。 （42）《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1 页。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