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内务部首脑换马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被处决以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继于8 月底回到莫 斯科。他们是加里宁、伏罗希洛夫、丘巴尔、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安德烈 耶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和莫洛托夫。只有斯大林和米高扬没有回来。斯大林仍 呆在索契的疗养地，与一直坐阵莫斯科的叶若夫保持热线联系，实行遥控。 1936 年9 月25 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向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莫洛 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打了一个如下的电报：“我们认为绝对必须和急迫的一件事 是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雅哥达明显表明自己未能揭露托洛茨 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落后了4 年。这一点已为全 体党的干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各州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所注意到。阿格拉诺夫可以 留作叶若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⑩莫洛托夫第二天就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 执行了斯大林的电报指示。实践证明，斯大林的电报指示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 它标志着苏联历史上一段最黑暗的时期即“叶若夫之乱”时期的开始。在1936 年 9 月—1938 年12 月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期间，苏联党和人民经历了苏联历史 上空前的大劫难。 斯大林电报指示中关于内务部在揭露托—季集团工作上落后4 年的提法含义是 很深的。这是雅哥达倒台的主要原因，也预示以后清查运动的方针和政策。1932 年9 月中央全会挫败了处死老布尔什维克柳金的企图，从那时到发出电报的时候正 好是4 年。落后4 年的提法等于说，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办到的事情在4 年前就 应该办到，也就是说，当4 年以前以柳金力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被揭露 出来时，内务部不但应该贯彻斯大林处死柳金的意图，而且应该把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等反对派领袖人物一道加以消灭。 雅哥达明显地参与了基洛夫被害事件，参与策划了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准奈和执 行，是一个忠实贯彻上司意图、双手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刽于手。这己是历史的定论。 1988 年2 月，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了对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予以平反的决 定，全部被告中只有一人未予平反，就是雅哥达。可是，这样一个忠实执行上司意 旨的刽子手居然也不能令上司满意，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内务部以前的工作没有完全贯彻斯大林的意图，政治上没有取得完全的信任；斯大 林决心通过这一行动克服当时的阻力，加快清洗的步伐，增加清洗的广度和深度。 就在电报发出的两个星期前，《真理报》在9 月10 日第二版的一则简讯里通 告，由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罪行的证据缺乏，对他们的侦讯中止进行。这一则消息给 人留下许多疑点。维辛斯基8 月21 日宣布对布哈林等大人物进行侦查的决定，决 不是由检察院擅自作出的，而是贯彻上司的旨意。有理由认为，如此重大的决定， 即使不是由斯大林一人作出的，至少是经过斯大林批准的。检察院不敢擅自作出决 定，当然也不敢擅自取消决定。可以肯定，政治局在斯大林不在莫斯科的时候讨论 了对布哈林侦讯的问题，有的委员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异议。如果说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夫的事件已经结束，他们自己也供认有罪，因此对他们的问题提出异议有困难 的话，那么对影响和威信要高于他们的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则不然。同样享有很 高威信的前工会首脑托姆斯基的自杀也给人很大的刺激和震动。从后来表现出来的 情况看，当时政治局对待实行恐怖镇压政策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伏罗希洛夫、卡冈 诺维奇等是坚决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莫洛托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他的名 字后来又出现在阴谋集团妄图杀害的名单中，而他只能用度假回来的政治态度赢得 这种待遇。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是反对恐怖政策的，他们的政治命运不久 将被决定。另外，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后来于1937 年2 月被 捕，被捕前他们的问题形式上还经过了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还在中 央委员会上作了自我辩护。既然1937 年2 月还要经过中央委员会会议，那么1936 年9 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至少形式上还有一定的作用。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布哈林和 李可夫还不能随意越过中央委员会被开除出党、逮捕和审判。如果政治局和中央委 员会当时还能作出一定抵制，迫使检察院撤销对布哈林、李可夫侦查的决定，那就 说明当时逮捕和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故意 延宕不归，不但留给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一个暴露的时间和机会，而且避免了和 一些政治局委员的冲突。同时，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上作出某种策略性的退让， 既能表明他作为最后决策者的地位，又能表明他作为最高领导的高姿态。 在布哈林、李可夫问题上的退让显然只是政治上的退让，因为法律上并没有取 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恢复侦查的权力。既然刚刚结束的公开审判只凭被告在重压下 的口供，就可以判处被告死刑，那么已经被别人交待出来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为什 么不能被侦查呢？为什么不能取得他们本人的口供呢？ 因此，只要不宣布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供词是伪证，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怀 疑及197 侦查的可能就没有解除。他们随时可能被押上被告席。在这里，重要的条 件是时机和一个完完全全忠顺的内务部。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意见分歧和某种程度的抵制，如果与一个不完全忠顺 的内务部结合起来，肯定不利于已经落后了4 年的清查工作。雅哥达在第一次公开 审判准备期间已经表露出与叶若大的分歧。叶若夫奉命监管内务部的工作，直接贯 彻自己的意图，也说明雅哥达的地位实际上已经降级。 据说，雅哥达没有参加有关公开审判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曾建议将公开审判的 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他还公然表露出对一些被告的供词的不相信态度。 后来在他自己被审讯时，他曾被指控包庇了斯米尔诺夫、鼓励右倾反对派分子 乌格拉诺夫挺住和坚持自己的供词。据说，他相信了答应不杀季诺维也夫和加术涅 夫的许诺，在他们被处决以后表现出不应有的惊慌失措和不满。叶若夫担任内务人 民委员后，曾与阿格拉诺夫一道，多次攻击雅哥达软弱和退让。这也是雅哥达上述 态度的一个证明。最后，就是内务部与解除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的决定的关系。 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经过一次审问就被解除审查，这与内务部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大的态度大不一样。按照以前的惯例，要解除对某人的侦查，须有内务部门关 于进行侦查的证据不确的报告。 如果内务部就布哈林、李可夫问题送上了这样的材料，那就说明他们采取了危 险的辩护立场，如果没有送上这样的材料，但是不坚持对布哈林、李可夫进行侦查， 至少也说明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雅哥达和内务部一些干部的消极不满的情绪和态 度，构成了继续深入执行恐怖镇压政策的阻力。 但是，不完全忠顺的态度并不是构成雅哥达垮台的唯一原因。雅哥达的继任人 叶若夫是一个完全忠顺于上司的人，但他后来也同样被撤职和处决了。苏联历史学 博士鲍里索夫教授还把雅哥达、叶若夫这样的人作为上司的政策的替罪羊。他的说 法是有道理的。他说，行政命令体制要求有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和绝对执行上司命 令的官员。因此，像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这样的人的出现就是合乎情理的现象。 他进一步论述说，“合乎情理的不仅是这些人的出现，而且还有他们的被替换。大 规模的镇压引起了人们的疑惑，而后来则引起了广泛的义愤。于是，必须定期地将 执行者变成‘替罪羊’。 这个系列中的第一个人是雅哥达。”（11） 斯大林一贯注重策略和实际效果。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表面上的退让和在 内务部首脑任免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是这一策略的两个表现方面。 叶若夫当时就分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现在提出的任命建议符合他的情况， 况且任命本身只是一项具体的干部安排问题，并且这项建议是由斯大林总书记提出 来的，因此，尽管奥尔忠尼启则、丘巴尔和柯秀尔等本想出面抵制这项任命，但因 提不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而作罢。 从正式的材料看，叶若夫是1917 年入党的，后来长期从事机关工作。在十月 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从事最普通的机关工作。为了政治的需要，《联共（布）党史 简明教程》第一版把他说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部战线和白俄罗斯军队起义的 发起人，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叶若夫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但是， 在《简明教程》出版时谁也不敢提出异议。《简明教程》第二版问世时，这个内容 被删掉了，因为叶若夫那时已经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20 年代末，年轻而鲜为人知的叶若夫任哈萨克斯但一个州的州委书记。 据曾与他一块在哈萨克斯但和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过的人反映，当时还看不 出他是那种阴险毒辣的人。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年轻时，没有诡诈和凶 狠等恶习，不像他的继任人贝利亚那样年轻时就是一个恶棍和流氓。他在政治和秉 性上的根本转折发生在斯大林大约于1928 年与他在西伯利亚的会见。从此，他 “受到了斯大林绝对的、独有的、几乎是魔术般的影响”。 （12）自此以后，叶若夫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1929 年，叶若夫被任命力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虽然199 党的十六大 时，他仅是个列席代表，但在1930 年，他被任命为掌握实权的联共（布） 中央干部调配和人事部部长。那时他还不是中央委员，但手中已握有党的人事 安排的实际权力。斯大林更加注意这个经常出入其左右的人，对他的特点更加了解， 那就是：对领袖无条件的忠诚，百依百顺，勤勤恳恳，性格果决，智力较低。这正 是斯大林在下一步工作中所需要的人选。 在党的十七大上，叶若夫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他被选为中央组织局委员， 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党中央工业部部长。他之所以被选进中央领导 机构，是因为当时的选举采取了等额选举制，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政绩、才干或者 威信。从1935 年起，叶若夫又被安排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尽管他对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缺乏基本的了解，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但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他被赋予代表党中央指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权力，积极组织并参与了对基洛夫 被害案的审判和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实践证明，他比之雅哥达更能领会和贯彻 上司的意志。他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本是意料中事。 叶若夫与其前任雅哥达相比，突出的特点是他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案件的 预审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凶狠和残忍。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他是一个没有人 性的屠夫和刽子手。鲍里索夫教授曾向与叶若夫一块在内务部工作过的人作过调查。 “人们谈到了他的卑下的道德品质，明显的暴虐习性。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妇女，甚至害怕在走廊里撞见他。”鲍里索夫认为当 时由这样一个人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因为“他所干的事情，只有 完全丧失良心和道德规范的人才能干得出来。”（13）后来，人们把叶若夫任内务 人民委员的年代称为“叶若夫之乱”。这个用语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讲并不确切， 因为他当时多半是一个执行者而不是最高的策划者。 但对叶若夫而言，这个用语却是对他罪恶生涯的恰当概括。当然，他的深重的 罪孽并不能成为为他的前任雅哥达辩护的理由和根据，因为他们的罪孽只有程度之 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若拿他与比他更早的前任捷尔任斯基和明仁斯基这样 的人民政权的红色卫士相比，那就尤如人妖相比：前任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而他不 过是一条嗜血的豺狼。叶若夫的身高大约只有154 厘米，他的知识像他的身材一样 地低下。不久以后，叶若夫就因其残忍以“嗜血的侏儒”而闻名于世，成为苏联历 史上杀人最多的最可怕的刽子手。 雅哥达在被免去内务人民委员之前的三四个月中，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令人恶心的得意的笑容。那时，他已接近完成对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夫的预审，并“连带”上了列宁的其他一些亲密战友和学生。后来，他又成功 地组织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为此，他捞到了国家安全总政委这一相当于元帅 的头衔，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元帅服，并且还得到了在克里姆林宫内占有一套房间的 殊荣。这意味着他进入了只有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的最高权力中心。 当时，似乎克里姆林宫上空又升起了一颗新星。这时的雅哥达根本没有感到危险已 经临近他。他仿佛被吹足了气，工作起来干劲特别大。他拼命美化内务部机关，要 把它装修得更加光彩夺目。他下令加快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挖掘工程，希望这条 主要由内务部使用劳改犯施工的运河最终能用他的名字命名。他要借此与一直企图 排挤他的卡冈诺维奇争个高低，因为莫斯科的地铁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他还忙 着为内务部人员换装，让他们穿上有金银边饰的新式制服。他还制定了内务部哨兵 的换岗仪式，使它像沙皇御林军换岗时一样，要鼓乐齐鸣。他何曾想到，他的红运 就要结束。 1936 年9 月26 日，莫洛托夫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 委员，这时他刚满40 岁。雅哥达调任邮电人民委员。当天，中央报纸登出了叶若 夫和雅哥达两位新人民委员的大幅照片。原任邮电人民委员的李可夫被借机免职。 李可夫就这样简单地离开政府，不再担任任何职务。1936 年9 月30 日，雅哥达 向叶若夫移交了工作。当天，贝尔曼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原内务部第二副人 民委员普罗科菲耶夫调任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副职。10 月17 日，满脸横肉的凶 狠的弗里诺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 他和贝尔曼此前都没有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作过。贝尔曼是劳改营管 理局的头头，弗里诺夫斯基是一个边防军军官。除此之外，内务部暂时没有重大调 整。雅哥达的人马基本留任原职。不过，叶若夫以帮助首长工作为名在各局安插了 自己的人。这是因为叶若夫既需要控制内务部，又需要保持内务部工作的连续性。 往后我们就会看到，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将如何收拾原来在雅哥达手下工作的人。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