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权之道

　　　　　　　　　　　　　　　　李世民假如李世民与李建成的排行换一下，那么唐初这场兄弟间的杀戮也就不会存在。原因很简单，他们俩根本就不是同一重量级别的选手。这是权力游戏规则惹的祸，是命运开的玩笑。谋权之道：以军事实力对抗政治势力李世民谋权之初，十分艰难，既要与父王李渊一起南征北战，又要面对太子李建成的挤压与打击。怎样获得自己的生存权与话语权，免受太子政治势力的打击？英武的李世民决定以军事实力来对抗政治势力。成事之初，李世民利用作战的机会，招兵买马，培养了一批能与自己同生共死的将军与谋士。李世民被称为千古一帝，他出生于陕西武功，四岁的时候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此李渊以世民为名。唐高祖李渊有二十二个儿子，高祖的元配窦皇后生四子：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封秦王，三子李玄霸早逝，四子李元吉封齐王。按照传统习惯，皇位应由嫡长子继承，所以，唐高祖即位后，便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在统一天下之前，大家都相安无事，齐心协力打天下，但是，天下一旦打下来了，情况就有了微妙的变化，皇室内部矛盾开始浮出水面。矛盾的最大的两方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了争夺帝位，两人开始明争暗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两个集团。 1.秦王集团李世民在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李渊太原起兵反隋，就是李世民的主意。李世民年轻的时候好结交贤人异士，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令刘文静，李世民把他看做知心朋友，他也十分看重李世民。李世民劝说李渊起事之前，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刘文静看出了李世民的心思。他悄悄地对李世民说：“皇上远在江都，李密逼近东都，到处都有人造反，时不待我呀。这正是起事的好时机。如公起事，我可以帮您收集十万人马，加上您父亲手下的几万人马，就可以成大事。用这支力量起兵，打进长安，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可以取得天下。” 李世民听罢，高兴地说：“您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李世民回到家后，回味刘文静的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但是怎么说服父亲呢？李世民一时犯了难。正好在这个时候，太原北面的突厥（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可汗进攻中原。李渊率兵抵抗，屡战屡败。李渊怕战败的事让隋炀帝知道后，要查办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李世民觉得机会难得，劝李渊起兵反隋。李渊一听，吓得要命，说：“你怎么说出这种混账话来？要是我去报官，准会把你抓起来。” 李世民并不理会父亲的话。第二天，李世民又找到父亲说：“父亲受皇上委派，到这里讨伐反叛的人。可是放眼天下，造反的人此伏彼起，您能讨伐得了？再说，皇上猜忌心很重，就算您立了功，您的处境将更加危险。只有照我昨天说的办，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李世民的劝说下，李渊终于决定起兵。刘文静得知后，很高兴，帮助李世民招兵买马。李渊又派人悄悄地把正在河东打仗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召了回来。太原的两个副留守看到李渊父子的行为有异，想出来阻挠。李渊借口他们勾结突厥，把他们抓起来杀了。李渊又听从刘文静的计策，派人备了一份厚礼，到突厥可汗那里讲和，约他一起反隋。突厥可汗觉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就答应帮助李渊。不久，李渊起兵，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李世民又立功最大。由于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他成为了唐军的支柱。武德四年，李世民击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唐高祖很高兴，特意任命李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不但如此，还允许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有权力封官于臣下。李世民有了这个权之后，并没有大肆封官，招揽人马，而是在府中开置文学馆，招揽四方文学之士，厚待他们。很快，李世民的手下有了一大批谋士，如“长于谋”的房玄龄和“善于断”的杜如晦。据史书记载，房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十八岁中举，为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所赏识，赞扬他“必成伟器”，李世民巡视渭北的时候，房玄龄带着他的一些建议来到李世民的军营，仅与李世民交谈片刻，就得了李世民的赏识，引为自己的知己，任命他为记室参军。随后，李世民平乱，房玄龄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房玄龄与其他人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善于发掘人才。每次征战胜利，众将都去搜刮金银财宝，而房玄龄则是忙着为李世民搜罗人才，一旦发现有用的人才，就向李世民推荐。杜如晦就是房玄龄发现的。一次，李世民攻下杜如晦老家的城池，房玄龄经过打听，得知有一个叫杜如晦的贤人，因不满隋朝的腐败，辞官回家赋闲，房玄龄就准备了一份礼物，去拜见他，杜如晦见到房玄龄之后说：“感谢你的一番好意，我已无意于官场。” 房玄龄对他说：“贤人择明主而事，你之所以辞官回家，是因为看不惯隋朝的腐败，但是，秦王李世民贤明通达，有济世之才，匡扶天下之志，与这种人平天下，定社稷，抚百姓，也不枉为一生。” 在房玄龄的劝说下，杜如晦答应见秦王一面。见到秦王后，经过交谈，他觉得秦王果然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于是决定出山，辅助李世民打天下。从此，“房谋杜断”的合作关系正式形成。在房玄龄的搜罗下，李世民的手下有了一大批谋士，比较有名的有十八人，史称十八学士。这十八人为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孔颖达、褚亮、姚思廉、李玄道、于志宁、陆德明、李守素、苏世长、薛收、蔡允恭、薛元敬、盖文达、颜相时、许敬宗、苏勖。这十八人都是文学馆学士，轮流值宿，讨论历史与天下大势，李世民每每与学士们谈至深夜，这些人为李世民打天下、夺帝位出了不少好点子。此外，李世民在南征北讨的过程上，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如初唐名将李世绩、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如节、段知节、屈突通等都在李世民的手下。由于拥有众多的良谋与勇将，秦王李世民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强而有力的集团，显赫的军事与政治地位，直接威胁到李建成的太子位。太子李建成看在眼里，惧在心里，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按正常的秩序继承，他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集团。 2.太子集团太子李建成在军事上没有多少能耐，虽会出谋划策，但真正治军打仗远不如李世民。一次，甘肃凉州人安兴贵率领部队投降，高祖命李建成前往原州接应。当时正值盛夏炎炎的时候，天气十分热，李建成玩心特重，一路上，他不走大路，专门驱使兵士到旷野荒郊去，跟着他打猎，一边赶路一边打猎，兵士们疲劳过度，不堪忍受，趁打猎的时候溜之大吉，李建成回长安的时候，队伍溃不成军，李渊被气得将他臭骂了一顿。虽然太子李建成能力不如李世民，但是他搞阴谋诡计是有一手的，他利用自己太子的合法身份，获得了一大批皇亲国戚的支持。此外，他长期留守关中，扶植了大量的势力，在京城长安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连宫廷的禁卫军也在他的控制下。还有，高祖李渊对他也十分袒护，接二连三地委托他办理军国大事，就是想在大臣和诸子中树立他的威望，为将来继承帝位打下基础。为了让李建成熟悉军国大事，为以后从政积累政治经验，李渊每天临朝，都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遇到不太重要的问题，就让他自己处理。此外，又命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为太子太保，帮助李建成出谋划策，决断各种问题。两人尽心竭力辅助太子李建成，对李建成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建成还拉拢了四弟齐王李元吉一起对付李世民。李元吉生性勇猛，立过战功，并且又狠又毒。然而，李建成没有想到的是，李元吉决定站在自己一边有他自己的考虑，李元吉也想着皇位继承权，他不止一次权衡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实力，选择投靠哪一方。经过周密的考虑，李元吉最后选择了李建成。之所以选择李建成，李元吉认为，如果他跟随李世民，显然不能有谋得帝位的机会，如果投靠李建成，或许还有谋得帝位的希望。李元吉还想，只要先除掉李世民，再干掉李建成就易如反掌了。李元吉曾对他的部属薛宝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即李建成）如反掌耳。”所以，李元吉助李建成是另有阴谋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李建成拉拢李元吉时，他对李建成说：“秦王功业日隆，为上所爱，殿下虽为太子，位不安，不早计，还踵受祸矣，请为殿下杀之。”李建成听后很高兴，发誓事成之后，一定与李元吉共享江山。李建成的势力范围不但与皇族紧密相连，还渗透到皇宫中去了。为了打击李世民，李建成经常给高祖的两个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送礼，笼络她们在高祖面前说好话。张婕妤和尹德妃见他是太子，毫不犹豫地站在李建成这一边，时常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两大势力形成之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争夺战。李渊对此很头疼，但又毫无办法。谋权之道：韬光养晦，静候时机权力斗争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策略的斗争，其表现形式多为暗斗；二是暴力的斗争，其表现形式为明争，鱼死网破败者出局。斗争的前期，太子李建成招招凌厉，李世民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面对咄咄逼人的李建成，李世民一忍再忍，等待爆发的时机。李世民强大的军事势力，如同一艘巨大的潜艇，慢慢地浮出水面，李建成到了唐朝建立后才意识到李世民的军事实力是如此强大。恐慌的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位，采取了三个策略以图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并强化自己。第一个策略是贿赂宠妃，让她们在高祖面前大吹枕头风。李渊晚年的时候多内宠，其中张婕妤和尹德妃两人最受高祖宠爱，李建成联络唐高祖的两个爱妃时，向她们送了许多礼物，求她们为内助。在金钱的攻击下，两人答应了与太子建成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李世民。两个妃嫔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也有许多历史原因。李渊称帝之前，各处尚在用兵，秦王李世民经常带兵在外，妃嫔们很少见到李世民，故与李世民相处很少，没有什么感情，而太子李建成就不一样了，他经常可与李渊后宫里的女子相见。李建成深知她们在皇帝面前的作用，故对他们礼遇有加，极尽谄谀之能事。另一方面，李渊晚年的时候，王子达到了二十多人，他们的母亲为了自己的未来与孩子的未来，争着与太子李建成结交，以图有一个好归宿。而李世民与李建成相反，他不事奉妃嫔。其次，李世民曾经得罪过众多的妃嫔。洛阳平定之后，李渊派自己的妃嫔往洛阳查看隋朝的后宫，这些妃嫔们见到洛阳后宫珍宝很多，都想索取一些据为己有，有的妃嫔还替家里的兄弟谋求官职，但主管洛阳事务的秦王李世民断然拒绝，说：“宝货都应登记上奏，官职应当授予贤才与建立功勋的人，怎么能随便送人呢？”妃嫔们听后，大为怨恨李世民。所以，李世民在后宫的名声并不是很好，妃嫔都认为他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再次，李世民不但得罪了众多的妃嫔，还得罪了李渊的爱妃张婕妤和尹德妃，这对他后来的夺位斗争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秦王李世民任陕东道行台的时候，李渊允许李世民可以决定管辖区内一切事务，李世民便自作主张，将辖区内一块良田赐给了作战有功的李神通。正巧张婕妤的父亲也看中了这块田地，他通过女儿的关系向唐高祖要，张婕妤问高祖之后，高祖想，不就一小块地吗？这有何难。金口一开，下诏书把这块田地赐给张婕妤之父。张婕妤之父接到诏书之后，向李神通要地，但李神通表示秦王李世民赐给他田地在先，不肯交给他。张婕妤的父亲恼羞成怒地跟女儿说了这事，张婕妤听后粉脸大怒，便歪曲事实，向高祖说：“皇上赐给我父亲田地，秦王夺了过去，赐给别人。” 李渊听后大怒，召秦王李世民入宫，责备他道：“我的诏令难道不如你说的话吗？”秦王向他申诉，但高祖不听。几天以后，李渊对裴寂说：“秦王很久没有带兵打仗了，为儒生所误，已经不是当年我的儿子了。”这时的高祖对李世民抱着很不信任的态度。有一天，李世民的贴身幕僚杜如晦，路过尹妃父亲豪宅门口。这尹妃父亲素来在长安城骄横惯了，见杜如晦路过其门而未下马，便指使家僮数人将杜如晦拖下马来，痛打一顿，并将其一指打折。一边令家人暴打，一边大骂道：“你是哪来的狂妄小子，胆敢经过我家门口而不下马致敬？” 后来听说被打之人是秦王的亲信杜如晦，尹父一听就着了慌，他知道秦王重情重义，疾恶如仇，眼下正威风八面，知道其手下无故被打，定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忙入宫向女儿讨教办法，经过商议，他们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尹德妃在李渊面前先诬告秦王左右殴打尹父，李渊听后又气冲冲地召来李世民，责问道：“你的左右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欺压百姓？你是怎样教化的？” 李世民赶快对此事进行解释，李渊却不予理会。随后，在妃嫔们的挑拨下，李渊觉得李世民居功自傲，便逐渐与李世民疏远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李渊对李世民更加失望。建唐后，李渊曾举行家宴，在一种欢天喜地的气氛里，李世民想到自己的母亲窦皇后来不及看到平定天下便去世了，不觉泪落，禁不住抽抽噎噎的。李渊看到李世民的举动十分不高兴，觉得这不是一个男人所为。妃嫔们乘机中伤李世民，为李建成游说，妃嫔们说：“现在四海昌平，陛下应该及时行乐，享受人生，但秦王却悲伤地落泪，他这是在怨恨和妒忌我们。陛下在的时候他当然不敢对我们怎么样，如果一旦不幸过世，秦王当权，我们这些人全会被他所杀，我们还是觉得太子慈爱，他必能照顾我们。” 妃嫔们梨花带雨的可怜相打动了李渊。李渊原本并不太喜欢李建成，觉得他不会打仗，但经过妃嫔们的反复游说，李渊逐渐改变了对李建成的印象，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便巩固了。第二个策略是削弱秦王的力量，让李世民成为一个空头司令。李建成架空李世民的时候，用了两种手段，一种是利用李渊将李世民手下的人调走。李建成知道房玄龄与杜如晦是秦王的左右手，他曾对李元吉说：“秦王府的智慧谋略之士，最可怕的是房玄龄、杜如晦。”于是想方设法把两人赶出秦王府。当陕州刺史的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他向李渊进言，让杜如晦到那里去当刺史。李渊同意了，房玄龄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对李世民说：“别人不值得惋惜，只有如晦天性聪敏，见识明达，善断大事，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大王若只想守住藩王的位置，此人可以调出，但你若想得天下，没有他是不行的。” 经房玄龄一提醒，李世民马上醒悟过来了，明白这是太子李建成的釜底抽薪之计，说：“不是你提醒，我几乎失去了这个人。”于是再三奏请，留杜如晦到王府任府属一职，派了一个不重要的人到陕州去当刺史。第二种是用金钱收买秦王李世民的部下。秦王府有很多骁勇之士，李建成与李元吉想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李建成曾致密函给李世民的骁将尉迟敬德，表示争取之意，并赠金银器物一车，在信中说：“希望得到您老人家的眷顾，以加深我们之间平民般的交情。” 尉迟敬德生性忠诚，对使者推辞道：“想当初，我是一个用蓬草编门的穷人，遭逢隋末大乱，流离失所，长期沦落在叛逆的地方，按罪应该杀头。秦王对我有再生之恩，现在又让我在王府里任职，我想只有以死来报答他，才能了结这段人情。” 末了，他又说：“对于殿下，我没有半点功劳，俗话说，无功不受禄，我不敢领这份优厚的赏赐。其次，若私自结交殿下，就是怀有二心，你想，顺从私利，忘记忠诚的人，对殿下有什么用呢？” 李建成听了使者的禀报，非常生气，便与尉迟敬德绝交。尉迟敬德把这件事告诉李世民。李世民感慨地说：“你的忠心，坚定如山岳，赠给你的金银即使堆积如山，你也不会改变。他们赠给你财富，只管接受，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嫌疑！况且能借机了解他们的阴谋诡计，难道不是良策吗？你拒绝了他们，祸患将要降临到你的头上。”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太子集团派壮士于夜晚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知道刺客要来，将一道道门打开，安静地躺在床上不动，刺客多次走进庭院，但始终不敢进入卧室，怕里面有伏兵。李建成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在皇帝面前诋毁尉迟敬德，李渊下诏将尉迟敬德逮捕审讯，要把他处死。李世民向皇上再三请求，才免死获释。李元吉又在皇帝面前中伤骑兵总管程知节，想把他调离京都，担任康州刺史。程知节得知此事后，对李世民说：“大王的大腿、胳膊和羽翼都折尽了，身体怎能长久？知节至死也不离开，希望早定大计。”听了程知节的话，李世民感动得热泪盈眶。太子集团又用金帛引诱将领段志玄，段志玄也不顺从。李建成、李元吉的利诱威胁、釜底抽薪之计，虽未完全奏效，但也确实厉害，使李世民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形势日益紧迫起来。第三个策略是加强自己的军力。为了防止突变，太子李建成在京师暗中招募壮丁两千人为东宫卫士，屯驻在东宫的长林门，号称“长林兵”。此外，李建成又与甘肃的总管杨文干勾结，命杨文干募兵送来京师，准备发动政变。李建成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运送军器给杨文干，要杨文干发兵来京师，尔朱焕等十分害怕失败后被斩首，于是自首告密，称杨文干与太子里外呼应想造反。李渊急召杨文干，杨文干见事机败露，当机立断，率兵谋反。经过审查，李渊得知杨文干之反系太子李建成所策划，马上命人将李建成召到宫中，太子李建成单身入宫，向李渊叩头请罪。李渊大怒，根本不理会李建成的忏悔谢罪，当夜，就将李建成软禁在自己的大帐中，仅让守卫送了些粗粝的麦饭给他吃。为防意外，又派司农卿宇文颖带诏命赴庆州，命杨文干赶赴仁智宫。岂料这宇文颖是太子一党，与齐王李元吉关系非同寻常。行前，李元吉就密嘱他以实情告诉杨文干，让杨文干拥兵造反，自己好趁机作乱。所以，宇文颖一到庆州，就将实情和盘托出。 6 月24日，杨文干宣誓起兵，并派兵南攻宁州。不久，杨文干攻陷甘肃宁州。 26日，李渊只好召李世民前来商议对策。李世民根本就没把杨文干放在眼里，轻蔑而果断地说：“杨文干不过是个出身僮仆的匹夫，竟然也敢狂妄谋反！我估计，不久就会被他的府僚擒获或杀死。如果不行，派一员大将，就可将其擒获。” 李渊忧心忡忡地说：“不是这么简单。杨文干谋反，牵连到太子李建成。为父担心的是太子如今羽翼已渐丰满，如只派一员大将去征讨，恐怕各地响应杨文干的不在少数。因此，你应该亲自率兵征讨。平叛回来后，就立你为太子。但我绝不会做出隋文帝杀掉自己儿子那种骨肉相残的事，我将太子李建成贬为蜀王。蜀地偏小易制。将来他若能够老老实实地拥戴你，你就保全他一脉香火；如果不能老老实实拥戴你，你要处理他，也很容易。” 李世民心里很高兴，第二天，就奉诏率兵，前去征讨杨文干。李世民刚走，齐王李元吉就上下左右活动，设法营救太子李建成。他不仅自己在李渊面前为李建成辩解，又鼓动张、尹二妃及众嫔妃替李建成说情，还暗中厚贿封伦，请他以朝廷重臣的名义替李建成辩解。李渊正在宫中为李建成的事而生闷气，见李元吉和张、尹诸妃接踵而来，为李建成诉冤，他们说：“杨文干之事牵连太子，虽是事实，但妾听说太子并不知情，皆是他手下所为。况且，太子废立，事关宗庙社稷，虽系陛下家事，实为国家大事，不可轻言更改，宜从长计议。自古立嫡以长，李建成位居东宫，已经多年，天下皆知，向无大过，人心归附。今偶有小失，便擅更立，恐不利于长治久安。陛下不见先朝隋文帝废立太子之祸吗？” 李渊想想有道理呀，一时竟没了主意，便召中书令封伦觐见。封伦也跟太子是一党的，他对李渊道：“太子向以仁厚孝顺著称，中外皆知，他也因此得到陛下信任。试想，太子已为储君，留守京城，已非一次。若太子真要谋反逼宫，何必等到现在？况且，这一次太子真是在谋反的话，他又何必轻车简从，身着罪服，向陛下谢罪而自投罗网？望陛下详察。” 这一番话，于公于私，入情在理，说得李渊恨意大消，心中立刻打定主意，诏告文武大臣，遣还太子李建成，回京师留守。东宫属官太子中允王珪、韦挺、杜淹被流放。七月五日，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杨文干被其部下所杀，传首京师。李世民擒获宇文颖，将这一齐王李元吉的心腹斩首。杨文干之乱平定之后，李渊将李建成与李世民召到皇宫中来，责骂兄弟俩不相互包容，骨肉相残，但对两人并没有处分，只将太子身边的谋臣王珪、韦挺和兵曹参军杜淹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但这并没有消除两人之间的斗争，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冲突反而更加尖锐。一时间，浓重的阴云笼罩在初唐的上空。战争对国家危害巨大，但战争却是重建秩序的最好契机。因此，战争从来都为政治家所热衷。关键时刻，李世民很好地抓住并利用了这一契机，为自己夺位再添砝码。秋七月，突厥颉利、突利两可汗侵扰关中，李渊急速回京。有大臣上书建议：“突厥之所以屡次入侵关中地区，都是因为美女财宝都在京城长安的缘故。如果烧毁长安，迁都别处，那突厥自然就不会来了。” 这么愚蠢的建议，李渊竟然一时昏了头，认为说得十分在理，并且要马上付诸实施，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到秦岭东南襄州、邓州一带选择佳处，作为迁都之地。迁都的事引发了一场争论。以李建成、李元吉、裴寂为首的一派赞成迁都，李世民却不赞成，他力排众议，说：“戎狄为患，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陛下圣武，犹如飞龙在天，泽披天下，拥有精兵百万，出兵征伐，所向无敌，怎么能因为突厥侵扰边疆，就妄迁京城，避其兵锋，岂不是留笑柄传百代？那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介猛将，尚且立志要消灭匈奴，何况儿臣忝列藩王，也曾出生入死几十次，屡经战阵，多少也有一些克敌制胜之术。儿臣愿以数年为限，到时将那突厥酋长颉利的头颅，献给陛下。假如儿臣未能制服突厥，到那时，再迁都也不晚。” 李世民语言铿锵，掷地有声，大臣们莫不叹服，李渊也啧啧赞道：“说得好，说得好！” 这时，李建成语带讥诮地说：“从前樊哙想率领十万士卒横行匈奴，秦王的话，莫非与他相似？” 李世民面对讥刺之言，理直气壮地说：“古今形势不同，用兵方法也不同。樊哙小子，一介莽夫，有什么值得称道呢？不出十年，必然平定漠北，绝不是空话！” 李渊毕竟是一个开国帝王，多少有些英雄气，听了李世民的话之后，决定停止迁都。但李建成仍不服气，同张婕妤、尹德妃沆瀣一气，共进谮言说：“突厥虽然屡为边患，得到财货就退了。秦王外托抵御突厥的名义，内怀总揽兵权的大计，是为了实现篡夺帝位的阴谋啊！”这次李渊没有听他们的谗言。李渊对兄弟两人的盘算一清二楚。李建成主张迁都与李世民主张不迁都有自己的目的。李建成主张迁都、阻挠李世民讨伐突厥的计划，也是他和秦王之间夺权斗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为巩固自己的太子之位，害怕李世民在征讨突厥的过程中，再立大功，独揽兵权，形成对自己太子地位的更大威胁，故而主张迁都避让突厥，以阻挠李世民再次带兵，实属假公济私。李世民反对迁都，请命出征，是想借此机会，通过讨伐突厥的胜利，增强秦府与东宫抗衡的实力，化解李渊的不信任及东宫、齐府、众妃嫔的谗言。李建成深知李世民能征善战，十分害怕李世民在抵挡突厥中，建立大功，于是想方设法要阻止此事，使用的手段竟到了拙劣的地步。七月的一天，李渊在京师城南郊演武，太子、秦王、齐王陪同前往。李渊让他们兄弟三人骑马射猎，比赛胜负，以助校猎之兴。太子李建成有属下送来的一匹大宛名马，肥壮高大，但性情暴烈，喜欢颠仆与跑着的时候突然倒下。李建成不怀好意地将这匹马送给李世民说：“这匹马十分矫健，能够越过数丈宽的涧沟。二弟喜爱宝马，不妨试着骑一骑它。” 李世民是一个喜欢宝马的人，兴奋之余，不知是计，就骑上它追逐麋鹿。一骑上去之后，跑了几步，那马就颠仆起来，倒在地上，李世民机敏地腾空跃起，落在地上，然后那马又站起来，李世民以为刚才是马失前蹄，又骑，结果没有跑几步，那马又突然倒下，李世民又机敏地避开。这一下，他明白了这匹马是一匹烈马，回头对宇文士及说：“建成是想用这匹马杀害我，可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怎么能伤害我呢？” 李建成听后，立即让嫔妃向李渊进谗言：“秦王说自己有天命，岂能寂寂无闻而死，正当做天下的帝王。” 李渊听后大怒，先召李建成、李元吉来，然后召李世民到跟前，当着太子、齐王及随同大臣的面，怒斥秦王说：“天子自有天命，并不是靠智慧、力量就能求得的。你求天子之位，又何必这么急迫呢！” 李世民一听，汗流满面，急忙脱下王冠，叩头至地，再三谢罪，说：“父皇圣明，儿臣愿意由大理寺来审查此事。” 正在这关键的时候，有关部门派人送上奏章，说突厥人正组织兵马，大举南下。李渊一听大敌当前，才意识到面前的李世民是可用之才，一改满脸怒气，和颜悦色地对世民说：“为父知道我儿并无此意。现在突厥又要扰边，我儿尽可率兵出征，安心去打个大胜仗。为父将设宴等候我儿捷报。” 李世民领命出征，正如毛泽东对李世民的评论“千古能军之人无出李世民”。他一出兵，很快就平定了突厥之乱。该年十一月，李世民因防御突厥有功，被李渊加封为中书令。大大增强了与东宫比拼的竞争力。谋权之道：杀机四伏，先下手为强不管参加游戏的人有多少，最终胜出的只有一个，但在结果出来之前，谁都不会善罢甘休。这是权力争斗的残酷性所在。既然谁也不服谁，那就只有将斗争升级、升级、再升级。当争斗升级到一触即发的时候，谁先下手谁就能掌握先机。迁都事件之后，李建成意识到，只要有李世民的存在，太子之位就会摇摇欲坠。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心头之患，李建成加快了攻击李世民的步伐。斗争日趋白热化，李元吉言语恶毒，常煽动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并恶狠狠地说：“应当亲手替兄长杀掉他！”有一次，李元吉派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卧室里准备刺杀李世民，没有成功。他们又想出了一条毒计——酒中下毒。一天晚上，他请李世民到府中饮酒，在酒中下了毒药。李世民冷不防，端杯饮下，忽觉得肚肠绞痛。他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正好在场，将他背回西宫。他一阵呕吐，吐出许多血，这才知道李建成下毒。他连忙请医服药，总算慢慢地恢复过来了。消息传到李渊耳中，他知道这肯定是李建成故意下毒所致，便连忙驾临秦府，询问李世民病情，并传下口谕给李建成说：“秦王向来酒量有限，从今往后不得再夜间宴饮！”想以此警告李建成，他虽然不会更改皇位继承人，但也不允许兄弟间自相残杀。李建成用毒酒谋害李世民的事发生后，李渊想想李世民战功赫赫，觉得有些对不住二儿子，在看望他病情时，对李世民说：“当初你首谋起义，号令天下，入主长安，讨平海内，大部分都是你的功劳。我当时就想立你为继承人，你辞谢了。况且李建成居长，被立为太子时间也很长了，又无大的过失，我不忍心废掉他。我看你们兄弟之间，近来似乎难以相容。同处在京师，情况繁杂，难免会闹出纷争。我打算让你返回陕东道大行台任上，居住在洛阳。自陕州以东地区，都由你做主。仍然让你拥有天子的旌旗仪仗，就像西汉景帝与他的弟弟梁孝王那样和睦相处。” 李渊的这一指示暗示着要将大唐帝国分为东西两部，李世民据有东部，李建成据有西部。对于李世民来说，京师内太子李建成的势力庞大，难以对抗，向东寻求发展不失为一可行的途径，于是，李世民答应赴洛阳。为此，他派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去镇守洛阳。此后，他又派秦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部将王保等千余人赴洛阳，并暗中嘱托张亮，广泛结纳河南、河北、山东豪杰之士，随时准备响应秦王号令，所需金银财物，尽管从秦王府里支取。此事做得极其严密，但仍被齐王李元吉探到消息。李元吉马上告发张亮图谋造反，张亮被下在狱中审讯，死不开口，审查官查无实据，不得不作罢。当李世民准备出发到洛阳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不放心了，他知道洛阳是李世民的大本营，他们两人商量道：“洛阳土地肥沃，民风强悍，秦王如果到了那里不亚于放虎归山，不如将他留在长安，在长安他就是一个匹夫而已，诛杀他易如反掌。” 于是，两人密令自己的心腹大臣向李渊报告，说：“秦王的左右听到要去洛阳，无不喜悦，看他们的样子，恐怕不会再回来。” 这一说，李渊又犯了难，左思右想，改变了主意，不让李世民赴洛阳。李建成、李元吉知道，不出几年，兄弟之争一定有一个结果，于是伙同后宫的张婕妤与尹德妃，日夜在李渊耳边说李世民的坏话。李渊渐渐有些相信，要降罪于李世民。陈叔达向李渊谏道：“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以治罪，而且秦王性情刚烈，如加以贬损，恐怕会有不测，到时，陛下后悔都来不及了。”李渊听后觉得有理，不得不作罢。几天后，李元吉密请杀李世民。李渊这时也被几兄弟争位弄烦了，想解决问题，说：“李世民有定天下之功，罪状不明显，用什么做借口？” 李元吉恶狠狠说：“秦王当初平定东都，不愿还京，散发钱财，以树私恩，违令抗命，不是反又是什么？想要速杀，还怕没有借口吗？” 面对骨肉相残的局面，李渊不肯答应。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峻，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不但秦王李世民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就是秦王府的幕僚也感到惴惴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在幕僚之中，最为不安的又是房玄龄。房玄龄对事态的发展了如指掌，他认为，不快速反击将会有灭顶之灾。他对李世民妻子的哥哥长孙无忌说：“时至今日，秦王与太子势成水火，两人必有一死一伤。一旦灾祸的机关暗中发动，岂止是秦王府一败涂地，实在是国家的忧虑呀。我们不如劝秦王像周公旦一样，诛灭管叔、蔡叔，以定天下。现在是存亡系于一刻的时机，十分紧迫，间隙几乎容不下一根头发了。” 长孙无忌也说：“是呀，我对此事也考虑了很久，只是不敢轻易开口，今天先生所言，正合我意。我这就去劝说秦王，叫他早作打算。” 长孙无忌跟李世民说了之后，李世民于是把房玄龄叫来商议，房玄龄说：“大王功高盖世，应当继承大统，今日处在危险之中，这是上天在帮助你，你可以借此发难，希望你不要再犹豫。” 李世民深以为然，但迟迟没有动手。此外还有很多人相劝，李世民也犹豫不决。正在李世民摇摆不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正当两兄弟即将一触即发的时候，突厥有数万人入塞围攻，李建成认为这是颠覆秦王府的好机会，他推荐李元吉率诸军出征。李渊听从了他的建议，下诏命李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远征突厥。李元吉对李建成推荐自己代秦王出征的本意心领神会，不怀好意地向李渊请求，让秦府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叔宝与他一同出征，并选拔秦王帐下精锐士兵以充实齐府之兵。李渊竟然也答应了这一带有明显夺权色彩的请求。李建成见阴谋得逞，又对李元吉说：“现在你的手中，已有秦府骁将精兵，统领数万军马，秦王已是笼中之囚。明日我和秦王在昆明池为你饯别壮行，暗中派武士将秦王杀死帐中。然后，我再向父皇奏称秦王得暴病而死，父皇不会不信。我再派人游说父皇，请他将朝中日常事务交给我。等我正式登基后，就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猛将，一旦归你手下，你全将他们活埋了。看谁还敢不服！” 令李建成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李世民的策反工作高明到家。李建成的亲信王晊听到这一个消息之后，将这一阴谋密告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惊出一身冷汗，立即将王晊的话，告诉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文武亲信。长孙无忌他们一致认为，眼下形势，除了先下手为强，再无别的出路，一齐劝李世民赶快决断。李世民听了后，叹息道：“骨肉相残，这是古今的争权斗争的恶事，我不是不知道祸患马上就会发生，我只是想等他们先作乱，然后名正言顺地讨伐他们，这样不是也可以吗？” 尉迟敬德说：“人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现在众文武愿意为秦王而死，这是上天给你的庇佑。秦府祸患，就在眼前，而大王却还不以为忧。大王纵然自己不珍惜自己，也该替江山社稷想想！大王如不听敬德之言，敬德将从此逃亡乡野草泽，不能再留在大王身边，等着让太子杀头！” 李世民思考了片刻说：“我的话也不能完全抛弃，大家再考虑考虑吧。” 尉迟敬德说：“今天大王处理大事，心怀疑虑，这是不智；面临大难，不能果断决定，这是不勇。况且大王平时招来的八百壮士，已经披甲入宫，建立大业，形势已成，大王想停也停不下来了！” 李世民又向自己的幕僚征求意见，有一个幕僚说：“即使你相让，也有一场骨肉相残的血光之灾。齐王凶残暴戾，最终是不肯侍奉太子，最近，护军薛实对李元吉说：”大王之名，贵不可言。“元吉”二字，合起来就是一个“唐”字，大王最终会继承唐家帝业。‘齐王高兴地说道：“只要除了秦王，消灭太子易如反掌。’ 齐王在谋害大王未成时，便已产生了取代太子的野心。作乱的野心不满足，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假如让两人的野心得到满足，那么，恐怕天下也不再归大唐所有了。以大王的贤德智谋，消灭这两个小人，如拾草芥。大王为何要学那乡下匹夫的迂腐义节，而忘却国家社稷这样的大事呢？！” 李世民还是不能决断下来，众人有点着急了。又一个谋士站出来说：“假如舜在掘井的时候，不在旁边先掘出一条通道，那么就会被他的父亲和弟弟填土掩埋，那么他就会变成泥浆。如果舜在涂拌仓廪的时候不考虑借斗篷的力飞起来，他的父亲和弟弟在下面放火，早就化为了灰尘，怎么能恩泽天下的百姓，使法度施行到后代呢？因此，小的责罚可以承受，大的责罚没法避开，才会成为所有成功者共同遵循的原则啊！” 李世民听了，心有所动，于是叫人来占卜一下这事的吉凶。这时，幕僚张公瑾从外面进来，夺来龟板扔在地上，说：“占卜是用来解决疑难的，今天的事不用怀疑，还占卜干什么呢？占卜如果不吉祥，就这样罢休吗？” 李世民听后，不由得点头赞同，狠下心来，朗声对众心腹说：“众文武听令：六月四日，在玄武门诛灭李建成、李元吉二逆凶！” 秦王的命令一下，秦府上下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自己的事情，等待着诛杀太子李建成与李元吉。怎么诛杀太子与建成呢？李世民颇费了一番思量，他与自己的府僚商议后，认为自己在京城的势力，无论政治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不如东宫、齐府强大。自己虽兼左、右十二卫大将军，统领南衙禁军，但南衙禁军主要负责皇城及京城的守卫任务。何况最近自己实际上又被剥夺了兵权，无兵可调，仅有府中私养的八百余名勇士。发动政变的地址宜选择太子防守最薄弱的地方，那么，如此看来，最佳位置是玄武门。之所以选择玄武门，一个原因是玄武门是太子李建成与李元吉面见李渊时的必经之地，还有一个原因，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表面上是太子手下的心腹，实质上是李世民的暗线。谋权之道：全力一击，一招定乾坤一剑封喉，局势立马明朗。这是权力争斗的必然结果，也是最终的表现形式。秦王李世民以他精准的算计和过人的胆识笑到了最后。六月三日，金星在白天穿行天空，上、下午都能看见，太史令傅奕密奏李渊说：“太白经过秦地上空。以微臣占测，秦王恐将拥有天下。望陛下明断！”傅奕告退后，李渊便召李世民进宫，看看他的反应。李世民进宫行礼后，还未容他开口，李渊便说道：“刚才太史令傅奕向我禀报，说太白星经过了长安上空，预示你将拥有大唐江山。二郎，你怎么看这件事？”说罢，将傅奕的奏章交给他。李世民对这个事情避而不答，对李渊说：“宫外早已传遍，儿臣也是近日听到奴仆们私下议论才知道的。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逆不道，淫乱后宫，与张婕妤、尹贵妃私通已有数载。父皇若不信，可分别召来他们身边的太监、婢女详加审讯，就会一清二楚。儿臣从未做过有悖父皇旨意的事，儿臣也未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可太子、齐王就是想除掉儿臣，以为儿臣硬要夺太子之位。 “儿臣并不想做什么太子，只想替父皇分忧，在父亲晚年时，能在膝下略尽孝心。可太子、齐王却视儿臣为眼中钉，仿佛是要替王世充、窦建德这些贼首报仇似的。儿臣死不足惧，战场上出生入死不知多少次了。儿臣死不足惜，儿臣不在，父皇还有其他王子尽孝。可儿臣要是被太子、齐王冤死后，就再也见不到父皇了。儿臣母后早逝，实在不愿与父皇分离。儿臣若是魂归九泉，实在无法忍受去见王世充、窦建德诸贼而受到他们嘲弄。” 李渊听后，十分惊愕，对李世民说：“明天一定要审讯此事，你可早点来上朝。” 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旁边。李世民上奏的当天，张婕妤已向李建成暗示李世民上奏的内容，李建成听后，连夜把李元吉招来商议对策，李元吉说先不要入朝，在府中布下兵马，以观动静。李建成说：“我们布的军队已很森严，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的人，我们一起入朝参见，去探问消息。” 次日清晨，李建成与李元吉穿着一身便装骑着高头大马通过玄武门，来到临湖殿，发觉情况与往日不一样，不免骇然，立即掉转马头企图逃回到东宫与齐王府，只听身后有人发话：“大哥、四弟奉诏早朝，怎么未见父皇，便要出宫，莫不是要谋反吗？” 李建成与李元吉回头一看，只见是秦王李世民戎装在身，骑马张弓，箭在弦上。李元吉大怒，张弓搭箭，要射杀李世民。不料，因心中惊慌，连拉三次，都未将弓张开。李世民却很从容，弯弓搭箭，将李建成射死。这时，尉迟敬德带了七十多个骑兵赶过来，李元吉见状，马上跳下马来，拼命地逃跑，李世民策马追去，李元吉于是逃到树林里，李世民追到树林的时候，被树枝弹下马来，疼痛难当，一时爬不起来，李元吉于是返回夺下李世民的弓箭想将他扼死。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尉迟敬德赶过来，见状怒吼：“住手，你休得逃走。” 李元吉自知打不过尉迟敬德，拔脚向虎德殿跑去，尉迟敬德连忙追赶，把他射死。李建成的随从见主子已死，逃出了玄武门，作鸟兽散。李世民见状，也不去追赶，随他而去，派尉迟敬德去禀告李渊，自己指挥人收拾一下，再去见父皇李渊。李渊此时正坐着船与两个爱妃在池中游玩，见尉迟敬德全身戎装，持矛肃立，身上血迹斑斑，大惊，问：“谁在外面作乱？” 尉迟敬德向他禀报了秦王李世民杀太子李建成与李元吉的事。李渊转头问裴寂：“你说应该如何处理今天的事情？” 萧瑀、陈叔达说道：“建成、元吉本来没有参与夺取天下的计划，又没有平定天下的功劳，还妒忌秦王功高望重，共同勾结，以成奸谋。今天秦王已经将他们诛灭。秦王功高盖世，天下归心。陛下如果能够立他为天子，就不再有事了，陛下尽可安享太平。” 李渊又看了看尉迟敬德，见他的长矛上鲜血未干，突然意识到，秦王不但杀了李建成、李元吉，还控制了大局，连自己的命运也已在他的掌握之中了，不禁神情黯然。事已至此，不能不顺水推舟了，否则，自己也在劫难逃，于是强打精神，极不情愿地说：“二位爱卿所言极是，今日之事，正好了却朕向来之夙愿。” 于是当场下手令，命人当场宣读皇上诏令：今日李建成、李元吉二元凶已毙，二府中其余人等，并不知详情，可以不问，各司其职，静候有司发落。若轻举妄动，谋乱潜逃，格杀勿论，株连三族！诏令下达之后，李世民知道大局已定，这才进宫面见父皇。李世民一见李渊，长跪不起，李渊走过去，抚摸着他的头说：“近几天来，我几乎像曾参的母亲一样，被许多谣言所惑，不信任儿子了。” 李世民跪在地上，抱着李渊的脚，号啕大哭，很久都没有起来。至此，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的彻底胜利而结束。八月八日，李渊下诏传位于皇太子。李世民辞让。李渊不许。八月九日，李世民即位于东宫显德殿，尊李渊为太上皇，同时，大赦天下，遣散宫女出宫，各自嫁人。八月二十一日，立太子妃长孙氏为皇后。这一年，李世民二十九岁。公元627 年春，农历正月初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李世民正式改元，称 “贞观元年”。固权之策：宽大为怀，赢得人心当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对于竞争对手的旧属，宜宽大处理，赢得他们的支持。如果抱着赶尽杀绝的态度，那么，新的斗争又会烽烟再起，而这是无谓的斗争，没有任何意义。李世民登大位之后，形势十分复杂，问题堆积如山，他采取了正确的固权策略，稳定了政局。首先，妥善处理了政变后的遗留问题。玄武门之变以后，东宫、齐府余党纷纷逃亡。对于东宫和齐府的敌对势力，李世民开始是实行高压政策的。建成的五个儿子和元吉的五个儿子，株连被杀，绝其属籍，似亦太过分了。当时，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唯独尉迟敬德坚决不赞成，争辩说：“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不扩大打击面，确实是安定政局的重要策略。李世民同意了，于是下诏赦免天下。称：“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但是，一些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上述规定，他们追捕太子建成、元吉的余党，把他们抓来邀功请赏。针对这种情况，李世民根据谏议大夫王珪的建议，于七月下令重申：“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由于采取这些宽大的政策，消除了敌对情绪，争取了多数，稳定了人心。除了对太子的余党不追究之外，唐太宗还对东宫府属中杰出人才大胆地加以信任与拨用。建成曾收罗了一批骁勇的武将，这些人出身事主，往往很讲义气。如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玄武门之变的当天，消息传到东宫，东宫的人一听主子已死，一哄而散，李建成的心腹大将、翊卫车骑将军冯立感叹说：“哪有主公活着时受到他的恩德，主公遇难后只顾逃命而不为他报仇的道理？”说完，便与李建成另一员心腹大将、副护军薛万彻，召集东宫将士，与李元吉心腹大将谢叔方会合，率领东宫、齐府精兵两千余人，前来玄武门，与玄武门守军、秦王府兵卒展开激战，双方久战不已，粗中有细的尉迟敬德手起刀落，马上提着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杀出玄武门，向东宫、齐府的将士大声呵斥道：“乱贼李建成、李元吉已经被奉命枭首！圣上有旨，让你等回府，听候发落。难道你们还敢违背圣旨，继续作乱，徒然送死吗？” 尉迟敬德的这一个狠招，使得冯立部下士气大减，冯立见大势已去，对着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头颅，拜了几拜，一边哭一边逃往他处藏匿。李世民的宽大政策出台之后，冯立前来请罪，李世民见冯立表示悔改，就安慰他说，你也是一个忠于主人的将领，这是值得嘉奖的，于是授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激动地说：“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 李世民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东宫党羽的转化。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李世民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例如，原太子洗马魏征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玄武门之变不久，太子党人士纷纷逃亡，魏征却依然故我。有一天，李世民严厉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呢？” 在场官员个个危惧不已。魏征慷慨自若，从容对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 李世民一听，转怒为喜，倍加器重，封他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由于魏征是一个能臣，越来越受到李世民的喜爱，步步高升。贞观六年，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唐太宗满怀喜悦的心情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抉而用之，何惭古烈？”从“弃怨用才”来看，可见李世民的雄豪气度。十月，为消除玄武门政变中兄弟相残对封建伦理的负面影响，李世民下诏追封已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谥曰“隐”；齐王李元吉为刺王，以礼改葬。为此，李世民为他们两兄弟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这时，原李建成的心腹魏征也从山东返回，他与原来的东宫旧属联名“上表”，陈述了礼葬的意义：“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刊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 这是一篇感情真切而富于策略的奏章。首先肯定建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他的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颂扬唐太宗“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以礼改葬二王。接着，从封建礼仪上陈述了送葬的道理。很清楚，这里丝毫没有煽动东宫旧属的怨恨情绪，反而从道义上弥补了骨肉相残所留下的伤痕。下葬之日，李世民在太极宫痛哭祭拜，其悲切状令大臣也不忍目睹。之后，李世民又让自己的儿子赵王李福为李建成的后嗣。礼葬太子的举动，大大地弥合了李世民与原东宫、齐府与秦府之间的嫌隙，也赢得了世人的赞誉。固权之策：兵不血刃，清上抚下李世民夺位之后，面对李建成多年来培育的朝廷内外的势力，采取了清上抚下的策略，清上是清理朝廷里的势力，抚下是安抚朝廷外的势力。两管齐下，李世民迅速巩固了自己的帝位。在清上这一方面，以清理裴寂最为典型。唐高祖时先后有十二位宰相，几乎都是皇亲元勋或者是贵族、士族。其中最受重用的，首推裴寂。裴寂是蒲州桑泉人，与李渊友谊颇深，参与起兵密谋，拥有 “佐命之勋”，故在武德之朝崇贵无比。可是，李世民却和他历来有矛盾。在皇位的激烈争夺中，裴寂公开袒护李建成。因此，李世民曾当面斥责他说：“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 李世民处理裴寂问题是很讲究策略的，体现了很高的领导艺术。他对裴寂采用了从形式尊重裴寂，实际上一步步剥夺裴寂权力的策略。贞观元年，李世民让他食封一千五百户，比所有的功臣都多，居位第一，但实际上被剥夺了预议政事的实权。贞观三年，发生沙门法雅案件。据有关部门侦查，裴寂和一个心怀“怨望”的法雅有牵连，唐太宗借机免他的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乡。但是裴寂上书要求住在京师，久久不去。李世民大怒，责打长安的官吏，怪他们对裴寂不发遣令。不久，民间有人扬言“裴公有天分”。裴寂害怕，竟然唆使他人杀人灭口。李世民知道后，愤怒地宣布裴寂的四大罪状：第一条，“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 ；第二条，“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第三条，“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第四条，“阴行杀戮以灭口”。最后说：“我杀之非无辞矣。议者多言流配，朕其从众乎。”于是贬流于静州。李世民在整顿决策集团的时候，体现了大度的精神，除了把自己的心腹提拔到重要岗位，把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提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还把秦王府旧属和亲信包括从东宫争取过来的杰出人才，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并鼓励他们积极地去治理国事。经过几年的调整，唐太宗完成了最高决策集团的重建工作。左仆射房玄龄明达政事，右仆射杜如晦引拔士类。史书上说“至于合阁规模，皆二人所定。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房、杜为相，共掌朝政，为实现“贞观之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世民的抚下之策是礼葬太子之后，马上采取措施安定太子势力范围内的局势，防止他们借机反叛与作乱。这一方面，以处理山东地区的局势最为典型。当初，李世民与李建成为了争夺皇位，各自都推行结纳山东豪杰的方针。建成开始得早，收效也大些。平定山东军阀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时，根据魏征的建议，李建成对山东的造反士兵，全部释放，以至于当地的百姓对李建成怀有感恩之心。而李世民平定黑闼第一次起兵的时候，则残酷镇压，对比之下，人们自然对李建成有所好感。此后，李建成利用自己在河北地区的威望，积极地培植地方势力，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的消息传来，在山东豪杰中，试图趁唐廷内讧，兴兵作乱的，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分裂势力进行谋叛活动，如贞观元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叛乱。再加上太子党羽逃至关东，倘若互相勾结，势必构成严重的隐患。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先派有相当影响的大将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 “驰镇洛阳”。这显然是估计到关东地区的形势而做出的紧急部署，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随后又及时地选派魏征宣慰山东。魏征本来是山东人，曾在山东军阀李密的瓦岗军里典掌过书记，他和山东、河北地区各种社会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玄武门之变后一个月，即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封魏征为谏议大夫，派他安抚山东各路英雄。当魏征到达磁州时，恰好遇着州县官把前东宫李建成的幕属李志安、李思行送到京师。原来，建成与元吉的亲信已经逃往河北了。魏征根据李世民的宽大政策，自行把他们释放了。这个措施，不仅是体现了唐太宗的宽大政策，有利于消除逃亡者的疑虑，更重要的是使唐太宗在河北地区树立起“信义”来，以争取山东豪杰的广泛支持。李世民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对魏征更加信任。为了安抚山东人，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诏免关东赋税一年。听到这个消息后，山东百姓“老幼相欢，或歌且舞”。李世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迅速地稳定了山东、河北地区的政治局势。李世民处理玄武门之变后的遗留问题是十分高明的，达到了兵不血刃、妥善安置的目的，这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看完李世民的谋权与固权之术，不得不佩服“千古一帝”对于权术的运用。李世民谋权与固权张弛有度，收放自如，隐忍与出击，避实与击虚，打压与安抚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计算得很精准。李世民谋权的最大特点是布局与作局，他通过南征北战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等待与忍耐李建成的攻击以争取道德上的优势，策反李建成身边的人以做到知己知彼，这些都是作局之策。通过作局，李世民形成了谋权之势，这股强大的势力让李建成如坐针毡，日夜不安，不得不反击李世民，企图削弱李世民的实力。实质上，无论李建成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都不能击败李世民。可以来看看他的方法：一是公然兴兵绞杀李世民，很显然，李建成不是对手。其次，李世民还做好了第二手准备，一旦在宫中失败，那么将以山东为根据地，与李建成作战。二是通过父王李渊的命令来削弱李世民的实力，李建成确实这样做了，但李渊对于李世民的感情较为复杂，无论从哪个角度，李渊都不可能把李世民搞得很惨，更不可能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最多是劝慰几句，当当和事佬。所以，李建成企图削弱李世民的力度在父王那里大打折扣。三是通过暗杀的方法清除李世民。这一点李建成也做了，但因李世民有提防之心，李建成不易得逞。所以，李建成的反击是无力的，失败势在必然。至于李世民的固权主要的特点是安抚，在处理东宫残余势力的过程中，李世民做得也很到位。几个月之内就内外肃清，这就是“千古一帝”的领导艺术吧，非常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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