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权之道

　　　　　　　　　　　　　　　　朱元璋最贫贱的出身，最刚猛的皇帝，朱元璋谋权与固权就一个字：狠！他以“狠” 得天下，以“狠”治天下，也因“狠”巩固天下。一个贫寒家庭出身的人，想出人头地必须先取得心理上的优势，让自己的心 “站”起来，而不是“跪”下去。朱元璋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他的命运是“跪”着的，但是，他的心灵却从来没有“跪”下过，始终“站”得笔直笔直。元末1328年，朱元璋出生于濠洲钟离（今安徽凤阳），小名叫重八。长大后才有了正式名字，叫兴宗，后改为朱元璋，字国瑞。朱元璋从小聪明过人。父母对他格外喜欢，送他去念私塾。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只读了几个月就退了学。七八岁时，为了生计，他就为地主刘德家放牛。在放牛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不少童年伙伴，如徐达、周德兴、汤和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了他的左膀右臂。朱元璋小的时候虽然家贫，但是有不甘为人下的性格。王文禄《龙兴慈记》中记载：小时候他替地主放牛羊时，小伙伴们都听他调遣，大家经常在一起玩的游戏是装皇上。朱元璋光着脚，把棕榈叶子撕成细丝，挂在嘴上当胡须，找来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当皇冠，要求小伙伴们排成一行行的，整整齐齐地向他三跪九叩头，并三呼万岁。朱元璋十七岁那年，天降灾祸，除了朱元璋与他的一个哥哥，家人都在瘟疫中死了。成为孤儿的朱元璋只好到附近皇觉寺里去做行童。行童就是做粗活的童仆，干活吃饭没有工钱。朱元璋非常能干，人小有志气，吃苦可以，受欺负不干。他每天要打扫佛堂、打钟、击鼓、上香、点烛，伺候长老高彬一家，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多苦多累也不在乎。但是，比他早来的师兄们欺负他年纪小，经常支使他干那些本不是他该干的活。时间一长他就憋了一肚子火，可为了吃这口饭，他又不敢向他们发火，不得不忍下来。可是有气无处撒，心里憋得慌。一天，朱元璋打扫伽蓝殿，本来就够累的了，不小心又被伽蓝神的石座绊了个大跟头，摔得好疼。这下他可气急了，举起扫帚将伽蓝神痛打一顿，才消了一点气。不久，供在佛殿上的红蜡烛被老鼠啃坏了，长老发现后把朱元璋好一顿数落。朱元璋这时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你伽蓝神本来就是护卫大殿的，老鼠啃蜡烛你不管，害得我挨了一顿骂。气愤之下，挥笔在伽蓝神的背上写下“发配三千里”几个大字，将菩萨一下就发配三千里外去充军，以泄心中怨气。他当皇帝之后，那家寺院果真没有了伽蓝神，据说是被皇帝给发配走了，因为按迷信的说法，皇帝也是神，他的职位比伽蓝神高。瘟疫之后是灾荒，朱元璋所在的寺庙主要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和接受善男信女布施为生，如今年成不好，佃户交不上租，施主的布施也少得可怜。住持和方丈无法维持寺中二十号僧人的吃喝，只好动员大家自谋生路，要求和尚们有家的先回家，无家的云游四方化缘，等灾年过后再回寺庙里来。逢此荒年，大家都不愿回家里去，哭哭啼啼地要求留下来。刚入皇觉寺仅五十天的朱元璋不堪忍受僧人们的欺压，主动要求带上木鱼和瓦钵云游四方去化缘。离开寺院后，朱元璋一直往西南方向走去，走遍了安徽、河南的名川大邑，一路上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尽艰辛。遇到村少人稀的地方，要不来饭就得饿上一天两天，或挖点野菜充饥。白天走乡串村，晚上找个破庙栖身。山栖野宿，受尽风霜之苦。朱元璋御制《皇陵碑》时，回忆这段经历时对群臣讲道： “早起看谁家烟囱冒烟，就赶紧去讨口饭吃，天黑了踉踉跄跄地找个古寺暂栖身。”又说，“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几年的流浪生涯，他受尽冷落和嘲笑，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一般人在这样艰难的生活面前，会产生苟且偷生的思想，可朱元璋不但没有偷生的思想，反而萌生了要做人上人的思想。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成为他谋权与固权的思想利器。能不能让他人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这是作为领袖的基本要求，它实际上反映出领袖对下属的驾驭能力。任何一位领袖都不会亲自拿着刀枪上阵打仗，而是通过他人去执行自己的意图，去为自己拼命。朱元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想了很多办法，甚至不惜使用各种小手段。元末的时候，群雄并起。朱元璋在外面化了一段时间缘之后，又回到寺院里栖身，但他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他要想想自己以后到底干什么好。一天，小时候的朋友汤和从濠州给朱元璋捎来一封信，说眼下兵荒马乱，在寺庙里待着也不安全，不如一起去参加起义军。朱元璋看了信以后，又想了一阵子，觉得参军是乱世中一条较好的出路，于是决定参军。参军前朱元璋说：“大丈夫即使死也要死得其所，死得壮烈！” 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身穿袈裟，来到濠州城下，声言要投奔郭子兴。当时的濠州城戒备森严。城外三十里有元军驻扎，虽未敢攻城，但也是屯营与红巾军对峙。故濠州城上、城下哨兵林立，剑拔弩张，气氛非常紧张。天还未亮，守城士兵发现一个和尚来到城前，话语不多还挺倔，三言两语就吵翻了。士兵怀疑他是元军派来的奸细，不由分说就捆绑起来，准备请令问斩。郭子兴得报后，骑一快马飞奔至城门，见朱元璋虽被五花大绑，却毫不畏惧，神情自若，看上去浑身是胆的样子，郭子兴打心眼里喜欢，下马问明情况，下令松绑，收为步卒。时年朱元璋二十五岁，这年是朱元璋政治生涯的开始。朱元璋在军队里很快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不久，郭子兴攻打和州城，朱元璋在此役中表现神勇，打下和州城之后，便被提升为统帅和州兵马总兵官。这一提拔给朱元璋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驻守在和州城中的众将官，多是郭子兴的老部下，资深年长，而朱元璋是一个新人，论资历他最浅，论年纪他最轻，诸将都看不起这个毛头小伙子。朱元璋想，一定要臣服诸将，树立自己的威信。可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合适呢？朱元璋想了好久才想出一个好办法。一次开军事会议时，朱元璋先让手下人将议事大厅主将的公座撤掉，只摆上几条长木凳。次日五鼓，召集诸将议事，朱元璋有意迟到，一看十来个将领都已就座。当时坐席以右为尊，给朱元璋留下的是左末一席。朱元璋未动声色，照平常一样与大家讨论议决军政大事。诸将见他坐在最末的一个位置上，心里有些慌，谈话语无伦次，说不出一个东西来。轮到朱元璋发言，他对敌情形势剖析准确透彻，提出的办法有理有据，诸将听后，连连点头称是。开完会以后，朱元璋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批评诸将，诸将很佩服他的宽宏大度，对他有了敬意。日子一长，大家觉得朱元璋年轻有为，有胆有识，办事公道，确有过人之处，大多数也就比较心服了，但仍有个别将领口服心不服。于是，朱元璋接着又来了一招硬的，他召集诸将商议修筑城墙的事，他把城墙分成若干段，每位将领认定一段，限三天完工。三天过后，朱元璋同诸将一同检查验收。朱元璋负责的一段，已由徐达率众修完，其余各段均未完成。朱元璋认为这是整顿纪律、制服诸将、树立威信的好机会。回到议事大厅，朱元璋把主将公座朝南一摆，将郭子兴令牌放在上面，板起脸来，命令诸将对令牌叩头朝拜，然后非常严肃地说： “我这个总兵乃是主帅下令任命的，总兵一职责任重大，不可以没有法纪。今修城一事都不能如期完工，贻误军机谁担当得起？今天我要把话说明白，这次修城一事就既往不咎，自今以后，再有违令者，军法从事。” 各诸将自知理亏，谁也不敢吭声，只好谢罪而去。朱元璋的威信也就树立起来了。收拾完了各位将领之后，朱元璋开始收拾手下的士兵。郭子兴的队伍成分比较复杂，义兵、流民、流氓、地主武装全有，原本纪律就很差，他们每每攻破城池，大多抢掠四邻，不分地主富豪还是平民百姓，均打劫一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此次攻占和州恶习未改，抢劫民财，掳人妻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民众怨恨。谋士范常提醒朱元璋说：“得一城而使百姓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 朱元璋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他先后大张旗鼓地斩杀了几个士卒，但是效果不明显。怎么办？为了整肃军纪，朱元璋与徐达商量好之后，演了一场“假斩徐达”的好戏。 1356年，朱元璋率领红巾军攻下集庆后，一条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大军：徐达将军由于纵军掠夺，已被抓了起来，明天午时三刻要开刀问斩。第二天上午，朱元璋将全军将士召到校场上，让刽子手将徐达将军押上断头台，由朱元璋亲自监斩。午时一到，执法官大声宣布：“徐达身为统兵大将军，不知管束部队将士，军中屡次发生欺压百姓抢夺民财的事情，坏我红巾军的名声。为严明军纪，对徐达应予斩首示众！” 众将士一听都吓得脸色惨白，见朱元璋要动真格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帅府都事李善长硬着头皮给朱元璋跪下，说：“徐大将军作战英勇，屡立大功，当下军务紧急，正是用将之时，望元帅宽恕他！” 众将也纷纷跪下，为徐达求情。朱元璋腾地站起来，假装怒气冲冲地对全军将士说：“我们起兵是为了什么？” 众将士异口同声地回答：“替天行道，除暴安民！” 朱元璋点点头，语气缓了下来，说：“大家说的对，我们起兵反元，就是因为元朝官府欺压百姓。如果我们推翻了元朝，反过来又欺压百姓。那么我们不就和元朝官兵一样了吗？” 李善长见朱元璋语气有所缓和，又趁机哀求道：“徐大将军跟着元帅多年，战必胜，攻必克，劳苦功高，这一次就原谅他吧！” 朱元璋听后，沉吟了半晌，才指着徐达大喝道：“这次就饶了你，以后你军中再发生欺压百姓之事，定斩不饶！”说罢，朱元璋拂袖而去。松了绑的徐达又恢复了大将军的威风，他当场宣布：“以后打仗，一不许烧房，二不许强抢，三不许欺凌百姓，四不许调戏妇女。违者砍头示众！” 朱元璋随后下令：今后取城池，不得掳人妻女、入室抢劫，违者斩！此后，朱元璋的军队，军纪严明，深受百姓爱戴。经过这几次整顿，朱元璋在军中取得了绝对的威信，无论将领与士兵都很听他的话。固权之策：编织天网，滴水不漏“恶”的欲望之所以膨胀是因为失去监控，监管的意义在于可以有效地扼制人性中恶念的膨胀，及时发现问题，然后针对问题迅速采取措施。纵观历史，把监视这一招用得最绝的就是朱元璋。为了统驭大臣，巩固政权，他设立了一个特务机构，专门监视大臣们的不法行为，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监管之细，手段之刁，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在南京建都之后，因自己出身低微，朱元璋担心有些大臣会瞧不起自己，蠢蠢欲动想谋反。为了了解臣僚是否忠诚与拥戴自己，他设立了特务机关——锦衣卫。锦衣卫里有许多特务，称之为检校，他们专门窥探臣僚私下的言行，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奏明朱元璋知之。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内部刑事，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也就是特种监狱和法庭。它不受任何外延法司和法律约束，直接听命于皇帝。检校的足迹无所不至，不但功勋大臣被监控，连小官小吏、平民百姓均在监视之列。史载：北平离南京城路遥千万里，但朱元璋通过特务对北平的事情及动静了如指掌。1370年，朱元璋给驻守在北平的徐达发去手令：“北平城内有个黑和尚，常出入各官门下，与各官们说些笑话，一点也不防他，这是不行的；还有一名和尚是江西人，秀才出身，应举不中，出家做了和尚，他在城中与各级官吏说些混话，也有伤风化，可让人把他们都送来。又有一名太医，江西人，前元提举，即日在各官处用事。”朱元璋又指出，“指挥孙苍那里有两个回民，也快速押送来。”徐达见他对北平了如指掌，不免大惊。国子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闷气，面带怒色，被特务发现，特务便照着这个样子偷偷画像一张，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便问宋讷：“你为何生气？” 宋讷为之一惊，忙答道：“有一国子监生走路太快，摔了一跤，撞碎了茶具。我悔恨自己有失教诲，正在自责呢。皇上如何知道此事呢？” 朱元璋立即拿出画像给他看，他这才明白，从此小心做事，老实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曾经在朱元璋手下做过兵部和吏部尚书的吴琳，洪武年间告老还乡，朱元璋对这位已退休的官员不放心，于是派锦衣校卫前去察看，被派之人按朱元璋指点来到吴琳老家黄冈，远远发现有一农民打扮的老人在田间插秧，被派之人前去问道： “这里有一个吴尚书在家吗？” 老者忙停下手里的活回答：“我便是吴琳。” 那人忙寒暄几句告辞，回来后向朱元璋做了汇报，朱元璋非常高兴并甚感满意。对于仍在朝中为官，对皇帝忠心耿耿，而且言行一贯谨慎的开国元勋，朱元璋也是备怀戒心，派特务监视。如大学士宋濂，为人一贯谨慎小心，在宫中为官从不讲别人一句坏话，自己在墙壁上贴着“温树”两个大字，作为座右铭。家中如有人来访，问起宫廷之事，宋濂就指一下墙上的字，从不回答。连朱元璋都曾赞誉他说：“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消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真可谓大贤。” 就是这样的贤人朱元璋也派特务暗中侦察他的言行。有一次宋濂在家中请客饮酒吃饭，朱元璋便派人侦察。第二天朝罢，朱元璋便问宋濂昨日喝酒了没有，请些何人，喝的什么酒？做些什么菜？宋濂如实一一回答，朱元璋听后才笑着说：“你说得对，你没有骗我。” 说毕，拿出一张由锦衣卫绘制的宴席座次图给宋濂看，将大学士宋濂吓了一身冷汗。不仅如此，朱元璋有时亲自侦察大臣们的活动。《明史·罗复仁传》记载，罗复仁原是陈友谅的部下，做编修工作，后投奔了朱元璋，被命为弘文馆学士，与刘基同位。他秉性刚直，能言敢谏，在朱元璋面前敢于直陈得失，朱元璋喜欢他耿直的性格，称他为“老实罗”。一日，朱元璋突然微服私访，来到罗复仁家。当时，罗复仁家房子破烂不堪，而罗复仁正在家中打扫房屋，自己亲自扒梯粉刷墙壁，一见皇帝驾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忙让妻子端个小凳请皇帝坐。朱元璋见罗复仁住房如此窄小简陋，穷得可怜，很是过意不去，说：“大贤人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 朱元璋回去后，下令赐给他一座宽大的宅第。史书还记载，有一老儒名钱宰，被调到京师编辑《孟子节文》，一日罢朝回公馆，闲而吟诗：“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便衣特务听到后向朱元璋报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文华殿宴毕，他召集群儒，并质问钱宰说：“昨晚做得好诗！不过，我还没有‘嫌’你，何不把嫌改为‘忧’ 字？” 钱宰被吓出一身冷汗，忙磕头谢罪。但朱元璋没有放过他，遣送他回老家，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锦衣卫除负责监视大臣及其家属，还负责巡察、缉捕京城内外盗贼的任务。朱元璋对他们非常欣赏，说：“这些人好比恶狗，有恶狗看家，让别人害怕。” 固权之策：管人要管心从固权的角度来看，固权的关键在管人，管人的关键是管心，一个国家的心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管住了他们就等于管住了一个国家的心。心乱则国乱，心定则国安。纵观历朝历代，最先谋反的就是知识分子，最想有所作为的也是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改朝换代的人都是武将，但祸根一般是知识分子种下的。明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显露，除了统治阶级内部淮西集团和非淮西集团的党争，文人与新朝的矛盾也是很突出的。朱元璋在多年的征战生涯中深知知识分子的厉害，他最怕文人搅乱社会，发表对新朝不利的言论。朱元璋称帝之后，在地主阶级文人中，有少数文人儒士对由红巾军发迹的朱元璋抱有敌意，对这位“和尚天子”也看不起，他们拒绝与新王朝合作，于是谢绝新王朝的征召。朱元璋对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毫不客气，需要时一个诏令就把他们叫过来，不干也不行，你不来，就是对圣朝抱有敌意。例如，洪武初年，朱元璋召见元朝最后一位衍圣公，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孔克坚入京朝见。孔克坚因为有病，没有立即赴京，而是派他的儿子孔希学代自己入京，先行朝见朱元璋。朱元璋马上想到孔克坚是瞧不起自己布衣出身，于是又派人送去一封亲笔谕旨，指出：我虽是庶民出身，但古人由布衣平民称帝的前有汉高祖，你凭什么看不起我。又指出，孔克坚无病装病，不入京朝见，是怠慢无礼。谕旨一到，孔克坚吓坏了，哪里还敢停留，立即动身进京朝见。但是，朱元璋把文人儒士叫过来之后又不予重用。危素曾做过元朝的参知政事、礼部尚书，主持过宋、辽、金史的编修。明朝攻占了元大都后，危素曾经跳井以殉元朝，被僧人救起没有死成。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授予他翰林侍讲学士，弘文馆学士，曾经让危素为自己撰写《皇陵碑》，朱元璋看后不满意，弃而不用，自己亲自撰写。朱元璋对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儒始终不太信任，心里总不忘他是元朝旧臣，多次贬低甚至侮辱。有一次，朱元璋正在东阁，危素也来到东阁，朱元璋故意问：“来者何人？” 危素忙答：“老臣危素。” 朱元璋嫌他自称老臣，遂嘲笑他说：“我只道是文天祥来。” 危素听皇上这样说，知道是怪罪他不忠于故朝，赶忙跪在地上叩头不止。还有一次在朝会上，朱元璋让人牵来一头据说是元顺帝时的会舞蹈的大象助兴，谁知大象却卧倒不起，实在是扫兴，朱元璋下令将此象杀了，接着他又让人制作了两块木牌，一块上写“危不如象”，另一块写上“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两肩上，以此羞辱危素。后来，御史王著等人上奏攻击危素，说他是亡国之臣，不宜在皇上左右担任侍从之臣；朱元璋就把危素发放到和州为元朝忠臣余阙守庙。危素又愧又悔，不到一年就郁郁而死。有的文人见朱元璋这样对待文人儒士，于是谢绝新朝的征召，坚决不为官。朱元璋可不管你那么多，召你来了，非做官不可！当时，这样的被迫为官的儒士大有人在，如当时的名士秦裕伯，他曾避战乱居于上海，两次征召，他都拒而不出。朱元璋生气地写信警告他说：“海滨的百姓好斗，你裕伯乃智谋之士，居此地而坚守不出，恐有后悔。”裕伯看信后，感到形势严重，不做官不行了，只好入朝为官。朱元璋的这种做法意思是说，天下是他的，谁不肯合作谁就得死，谁有不忠于朝廷的想法也得死。朱元璋对儒士的态度非常明确，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新王朝服务，但又决不能信任他们，一旦谁有不忠的态度，马上猜忌仇视，直至杀戮。基于上述心态，他一方面选拔、培养了一批人才，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摧残着人才。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打击江南文人儒士，控制文人的思想，于1397年制造了南北榜案。这一年，翰林学士、湖广茶陵人刘三吾和白信蹈担任会试的正副主考官，发榜后，江西泰和人宋琮考了第一，共录取五十一人，全都是南方人，无一名北方人考中。北方的举人们极为不满，联名上告，状告主考官刘三吾是南方人，因此偏袒南方人。朱元璋得知后非常恼火，命侍读张信等重新审阅落榜的试卷，其结果北方人仍无一及格者。北方的士人还是不服，又告发张信等人受了刘三吾的嘱托，故意拿不好的试卷审阅。朱元璋本来就不高兴，听后。怒不可遏，下令将白信蹈等考官处斩。但照顾年已八十五岁高龄的刘三吾，以他年老，免其死罪，充军边疆，并把宋琮也充军发配。随后，朱元璋亲自出题，重新考试，此次录取了六十一名，全都是北方人。世人称此事为“南北榜”，也称之为“春秋榜”。平心而论，北方由于长期战乱，其生产、文化水平确实不如南方，考卷密封，主考官并不知谁是南人、谁是北人，考试结果也纯属巧合，但由于北方学子的几次抗议告状，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重视，朱元璋为了显示国无遗贤的心态，大一统的地位，出于政治需要，他有意识地惩罚主考官。这样一来，朱元璋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打击削弱南方文人儒士的力量，二笼络了北方的文人儒士，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可惜的是白信蹈等考官，成了一缕冤魂。在朱元璋的淫威下，文人儒士们整日胆战心惊地在他身边侍候。朝廷之上，他喜怒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臣僚们每天要揣测他的心思，看他的脸色行事。据说朱元璋临朝时，如果玉带高高贴在胸前，说明他今天心情不错，不会杀人；如果玉带放在肚子下面，大事不好，不知哪位文人儒士或大臣要大祸临头。弄得文武大臣们无所适从，走也走不得，干也干不好，有的文人士大夫走投无路，为了躲避朱元璋的制裁，只好装疯卖傻。如松江华亭人袁凯，就是用这个办法保住性命的。史书记载。袁凯博学多才，1370年（洪武三年）被授予御史官，一次，朱元璋审理了一批罪犯，命袁凯交给皇太子复审。皇太子为其中不少人减了刑，之后，袁凯回报朱元璋。朱元璋问他：“朕与太子谁判的对？” 袁凯左右为难，只好说：“陛下执法严正，东宫心怀仁慈。” 朱元璋不高兴，认为他老奸巨猾，两边讨好。他眼看着皇上脸色要变，非常害怕，回到府中后假装疯癫，朱元璋不信，派人用木锥刺他，袁凯一边忍着痛一边放声大笑，朱元璋这才放他回老家。回到老家后他一点也不敢疏忽，他知道朱元璋还会派人来探视他，于是常常蓬头垢面，装疯卖傻，自己将自己捆起来，胡言乱语。朱元璋派人去看，他对着使者手舞足蹈，连喊带唱，还吃路边的鸡屎。朱元璋听了使者的汇报，这才彻底放心，袁凯总算捡了一条命。洪武年间的文化专制的另一特点，是大兴文字狱，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用以控制文人士大夫，剪除异己，诛杀文人儒士。所谓文字狱，就是朱元璋通过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不管是上的表笺，还是平时写就的只言半语，也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抄别人的，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特刑廷”，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思想钳制，巩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据说，朱元璋喜欢搞文字狱是有来由的，《闲中古今录》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时有一个武将对朱元璋重用文人心里不平衡，说：“文人喜欢挖苦人、诽谤人。比如张士诚，他一辈子宠待文人，俸禄高，待遇优厚，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将文人儒士捧上了天，称王之后，他要取一个官名，文人为他起名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起得不错，挺好。” 那人又说：“上了当了。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这句话也可读成： “士诚，小人也。’骂张士诚是小人，他哪里懂得。让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明白，真是可怜。” 朱元璋听了这番话，半信半疑，亲自查了《孟子》一书，果然有这句话。于是，他也开始注意臣僚，尤其是文人儒士们上的表笺了。这个故事是士大夫的猜想，朱元璋杀戮文人士大夫绝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件小事，他杀戮文人士大夫是维护统治的需要，是维护专制主义皇权的必然结果。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朱元璋为一字斩知州的事，震惊了全国。洪武年间，有个叫卢熊的读书人，人品文品都很好，被吏部推荐到朝廷做官。朱元璋就批准委任他到山东兖州当知州。卢熊走马上任。过去说“私凭文书官凭印”，他到兖州后首先要启用官印，发布文告。当他把皇帝授给他的官印取出一看傻了眼，原来，朱元璋笔下的诏书是授卢熊为山东衮州知州，这官印是根据皇帝的诏书刻制的，这兖州自然变成衮州了。可是山东历来只有兖州而没有衮州。卢熊当时要是将错就错，衮州就衮州，这是皇帝老子改的，谁还敢怎么的？也就没事了。可是卢熊是个搞学问的，办事就是认真，他认为兖州就是兖州，怎么能改成衮州呢？于是乎，他就向皇上写了一份奏章，要求皇上更正，把官印重新刻制过来。朱元璋一见奏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的确是写错了，他是亲自打天下的人，对全国地理州名县名还是比较熟悉的，他知道兖州不是衮州。但是，要皇帝认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朱元璋出身卑贱，自尊心特强，他的泼皮脾气上来了，大骂道： “卢熊这厮好大胆，竟然在朕头上咬文嚼字，朕还不知道山东有个兖州，朕授他衮州知州就是衮州知州，这兖和衮就是同一个字，文人事多心眼多，这卢熊竟敢将它念成‘滚’州，这不是要朕滚蛋吗？混账东西，刑部尚书听旨，即将卢熊斩首。” 可怜卢熊为了一个字竟然送了一条命。根据记载，1370年（洪武三年）百姓取名禁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后在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令出榜文禁止民间百姓取名时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即使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也要改，如医生只许叫医士、医人或医者，不许叫太医、大夫、郎中，违者处以重刑。朱元璋的做法把礼部官员们搞得战战兢兢，他们请求朱元璋降一道表式，使臣民们有所遵循。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写贺谢表式，颁布天下各级官衙，今后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此后，照规定的表式抄录，只填写官职姓名，其他的一概不用填写。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才告一段落。不过，此时离朱元璋驾崩仅两年左右。在管思想这个问题上，朱元璋甚至不惜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来，连死人都不放过。最典型的就体现在对待孟子的事件上。朱元璋称帝后的第二年，新的孔庙在京师落成，因为孔子在中国被称为圣人，儒教在中国被尊为国教，所以孔庙落成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朱元璋一方面命礼部官员和儒士们制定祭祀孔子的礼仪。在祭祀孔庙的过程中，朱元璋翻看了儒家的著作，他看到了《孟子》七篇之中，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说。孟子还讲到，君主如把臣民视作草芥，那么臣民就把君主看做寇仇。朱元璋看到这儿，打心眼里不痛快，他认为这是对君主的不尊敬。为了显示其皇帝的尊严，朱元璋下令把国子学孔庙里配享的孟子牌位撤下去，还愤愤地说：“要是此人活到今日，不能免罪。大臣如有敢谏此事的，就以大不敬罪处死。” 第二年，在大臣的劝说下，朱元璋恢复了孟子配享的地位，但他对《孟子》中关于制约君主的言论始终耿耿于怀。终于在1394年，他下令让翰林学士刘三吾按他的意愿删节《孟子》一书，凡是看着别扭的地方全删掉，全书删掉八十五条之多，只留下一百七十余条。最后编辑成《孟子节文》一书，随后下令颁发给全国各类学校，并诏令天下，凡删掉的部分不能再作为教科书用，更不能出现在科举考试的命题上。可见其权力欲之盛。固权之策：文臣武将统统铲除朱元璋对元朝的弊政有独到的体会，他说：“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所以，立国之后，他对有可能威胁皇权的人特别警惕。当朱元璋看到太子朱标过于柔弱，不能驾驭下面的开国功臣的时候，为了巩固政权，他策划了一场“拔刺运动”，掀起腥风血雨，将文臣武将一一杀光。立国之后，朱元璋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太子朱标培养成文武兼备，既了解民间疾苦又懂得江山来之不易的接班人，使朱家王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为了把他培养好，朱元璋请了名儒教他读书，教他学儒家仪礼，读四书五经，随着岁月的流逝，朱标长大后成了一个儒者，性情仁厚，甚至是怯弱。这使朱元璋非常担忧。他理想中的太子，应是一个刚柔兼备、文武全才的太子，而眼前的太子过于柔弱，这肯定驾驭不了同自己戎马半生的文臣武将。更使朱元璋感到忐忑不安的是，父子俩的政见和治国方针存有严重分歧。朱元璋坚持以猛治国，朱标则主张仁政宽厚；一个是大加杀戮功臣，另一个则是坚决反对。1380年（洪武十三年），太子的老师宋濂因孙子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捕，在处斩之列。太子朱标为老师跪地哭泣不起，请求太祖免宋濂一死。明太祖非常生气，并狠狠地对朱标说：“等你做了皇帝才行！” 太子听后又惊又怕，竟然绝望地投河自尽，以死抗争，幸亏被太监发现救起。再加上皇后也为宋濂求情，朱元璋一看闹到如此地步，不让步不行了，于是下令免宋濂死罪，流放茂州。罪是赦了，但他却大骂太子：“痴儿，我杀人与你有什么关系？” 有一次，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后，太子在一个晚上劝谏他说：“陛下，诛杀过多，恐怕会伤了和气。” 当时朱元璋只是看了太子一眼，没有说话。第二天早上，他到御花园折了一根长满刺的荆条来，把太子叫来，让太子去拿放在地上的荆棘，太子怕扎手，犹豫着没有去拿。朱元璋于是自己将荆棘拾起来，然后将刺一一拔掉。这时朱元璋才对朱标说：“我是怕你不好拿，为你剥光了再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人，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对你是有好处的。难道你还不明白朕的用意吗？” 明太祖朱元璋把自己杀戮功臣的真实动机合盘端给太子。这种杀戮大臣的做法是朱元璋为保全朱氏天下，为皇太子能稳坐江山而采取的固权手段。但出乎太祖所料，朱标根本不领他的情，反而对太祖说：“臣闻尧舜之世，不雕自疏，不镂自完。愿陛下还是保存原样的好。” 朱元璋听后火冒三丈，抄起荆条，就朝太子扔过去，吓得太子转身就跑。虽然太子不领情，但朱元璋还是举起了屠刀，将对皇权有威胁的人一一清除，到他死的时候，所有功臣基本上都被杀。在清除威胁势力的过程中，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残酷的，光被杀身死的就有几万人。朱元璋首先拿胡惟庸开刀，胡惟庸当时是丞相——他是靠李善长的推荐当上丞相的，是个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臣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全然不知道自己死期已近。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朱元璋想，此人精于算计，不灭掉他，大明的江山就会受到威胁。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有了虚构的证据后，朱元璋才下命令，他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 “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实质上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李善长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时被杀，李善长时年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了，赐死给予全尸，算是朱元璋对这位功臣的酬劳。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李善长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已经年老体弱，成不了什么大事，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胡惟庸一案标志着文官势力基本铲除殆尽，朱元璋下一个目标就是武将势力了。清除武将势力以蓝玉党案为代表。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战功显赫，人称常胜将军。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对皇权的威胁，萌生了铲除之心。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朱元璋以此为由，对武将势力大肆绞杀，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开国功臣杀得差不多了之后，朱元璋才说：“自今以后，胡党、蓝党概赦不问。” 这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在开国功臣中，徐达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和朱元璋从小就是好哥们，家都在凤阳，小时候一起给地主放牛。虽然关系不一般，但对于如此举足轻重的一位开国功臣，朱元璋当然不可能放心，理所当然也进了该杀的黑名单中。不过，朱元璋一直找不到什么好借口，他要找一个好机会对他下手。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徐达病了，身上长了一颗“痔”，这种痔吃了鹅肉人就会死，朱元璋听说这一消息后，灵机一动，下了一道圣旨，说：“徐达兄从没吃过鹅肉，一辈子征战南北，也苦了他了，为了显示我大明王朝的宽爱，特赏鹅肉一只，请徐达兄接旨。” 徐达接到圣旨后，知道朱元璋不想留自己了，不由得老泪纵横，想不到五六十岁的人，还要来接受这种死法，他到死才明白朱元璋原来是这么狠毒，对于他来说，反正都是死，临死之前，只有一个请求，让他的子孙永离京城，永不踏入这个是非之地。当然，这样的要求，朱元璋求之不得，自然满口答应。徐达死后，朱元璋给了他国葬的待遇。后来把这个历史事件叫——蒸鹅之赐。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容不得半点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直到杀光方才罢休。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元璋的儿子朱标不幸早逝，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1391年8 月，朱元璋派皇太子朱标巡视陕西，察看关、洛形势，同年11月，朱标回京，不久就有病了。此间，朱元璋命吏部尚书詹徽协助太子审讯罪囚，太子实行仁政，为罪犯一一减刑。而詹徽按朱元璋的意思一律给以重刑，等太子上奏时，明太祖就说詹徽判得正确，太子抗争说：“臣闻立国之道，仁厚为中，法是辅助，不应采用重刑。” 朱元璋听罢非常恼火，斥责太子说：“小子反来教我吗？” 朱标又惊又怕，本来就体弱有病，不久便忧郁成疾，一病不起。第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三十九岁的皇太子病死，明太祖朱元璋悲痛欲绝。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给他打击太沉重了，哀痛之情，难以言表。同年九月，太祖又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以补建储之缺。朱元璋死后，他屠杀功臣的恶果还是显现出来了。朱允炆当皇帝的时候，虽然没有哪个文臣武将敢出来造反，但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却带头造反并且成功篡位。史家说，如果不是朱元璋清除了一大批文臣武将，使得朱允炆皇帝手下连个真正会打仗的将帅都没有，那么，朱棣的造反很有可能就是自取灭亡。要知道那些惨死的武将都是所向披靡、战功显赫的开国英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中出身最贫寒、最卑贱的人，他能成就一生的霸业，夺取天下，主要应归功于卓越的个人能力、坚毅果敢的性格以及王者的心态，还有他注重文武人才合理配置使用的策略。朱元璋“刚猛治国”的作风是他最大的特色，而且这一固权手段他始终执行得很彻底。适者只能生存，刚猛者方能成就霸业。称帝后为了维护统治，杀不服从自己的人，杀反对自己的人，杀开国功臣的皇帝不少，但像朱元璋杀得那么干净彻底，杀得一个不留，以致没有了真正会打仗的将帅，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之事。朱元璋的屠杀功臣的固权做法也留下了后遗症，他死后，第四个儿子朱棣率兵作乱，取代了他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朱允炆，不知九泉之下的朱元璋会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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