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君(1) 大明朝在崇祯帝手中已掌管了16年，至此已到了穷途末日的地步了。 至崇祯十六（1643）年，天下将崩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早晚而已。 崇祯帝或许已有预感。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一向迷信的崇祯帝，屡屡梦 到有一神人在其手掌中写“有”字。他深感惊异，便询问朝臣是何征兆。群臣纷纷 称贺，说此为贼平之兆。只有王承恩一人大哭，群臣一片愕然。崇祯帝也在大惊之 余，急问何故。王承恩说：“请皇上赦奴婢不死，奴婢才敢直说。”崇祯帝忙令王 承恩直说无妨。没想到王承恩讲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语来。 王承恩说，依他看来，这是神人托梦告诉皇帝，大明江山将失过半! 崇祯帝大惊失色，忙问其故。王承恩跪下叩首后，接着说道： “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起来 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是大明缺陷之意。神人借此而警示贼寇可虞之至矣，请 皇上仔细考虑。 崇祯帝听后，当然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在那时，崇祯帝虽已知国事艰难， 却仍抱有幻想，或许尚不认为江山会真的这么快就失掉。不过，到了崇祯十六年 （1643），他大概就已感到了大限即将到来。 大明朝弄到这种地步，当然非崇祯帝一人之过。但他作为大权独揽的最高领导， 自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平心而论，崇祯帝从登基伊始，就一直兢兢业业，十分操劳，一心想成为中兴 之主。与其祖父、皇父、皇兄相比，崇祯帝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出色的。几乎是所有 的史籍都众口一词，充分肯定了崇祯帝为大明王朝的中兴而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 不厌其烦地把诸如励精图治、慨然有为、沉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 理等赞语加在他的身上。 而事实上崇祯帝也确实如此。自从正式登基后，他几乎是天天忙忙碌碌，很少 有什么享受。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张献忠分别攻占洛阳、襄阳后，崇祯帝 因劳累过度，筋疲力尽，以至于有一次在谒见刘太妃时，竟然坐着睡着了。一觉醒 来，崇祯帝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道： “神祖时海内少事，而今则多灾多难。连着两昼夜看文书奏章。未尝合一下眼， 心里烦闷，不思茶饭。没想到在太妃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 太妃心疼得直流眼泪，崇祯帝也跟着流泪，吓得宫人们都不敢抬头。 不过，对崇祯帝治天下的手法及效果，则有不少人提出批评。如亲身经历过明 末战乱的张岱，就有这样一番评价。他说： “先帝( 指崇祯帝) 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 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 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 ” 张岱此言，确实是一语中的。崇祯帝的许多做法，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无济 于事，反而直接导致了局势的更加恶化。如在用人方面，可以说崇祯帝是满盘皆输。 张岱对他的评价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 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而已耳。则是先帝 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 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综观崇祯帝的前后用人之策及最后结局，确是如此。 温体仁是崇祯帝最宠信的重臣之一。他表面上唯唯诺诺，貌似朴实无华，忠心 无二，骨子里却是奸猾无比。在他入阁期间，正是朝廷多事之秋，而他未尝建一策、 献一言，相反却终日为自己盘算，与善类为敌。温体仁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讨崇祯 帝的欢心，能利用崇祯帝性格上的短处。也正是因为这点，温体仁才能被崇祯帝长 期宠信，在阁达8 年之久。直到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才被罢免。 温体仁之后，内阁进行了改组，张至发做了首辅，刘宇亮、薛国观等入了阁。 张至发在才智、机变上根本不及温体仁，谈不上有什么创举，也没有得到崇祯帝宠 爱，因此不久就被削职回籍。张至发之后，依次有孔贞远、刘宇亮、薛国观、范复 粹等出任首辅。这些人都是庸劣之辈，滥竽充数，难得崇祯帝信任，因此也被走马 灯似不断更换。 在此期间走红的是杨嗣昌。杨嗣昌于崇祯十年十月出掌兵部尚书，并于崇祯十 一年（1638）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仍掌兵邵。一年未满，杨嗣昌 就位极人臣，这充分显示出崇祯帝用人太骤之特点。 杨嗣昌与温体仁不同，他努力想有一番作为，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不过， 他对卢象升的战死、熊文灿的失败、孙传庭的被捕等，都负有责任。但是，崇祯帝 竟不予追究，刻意宽容，最后竟让杨嗣昌亲赴前线督师。结果是不仅没有挽回败局， 反而导致了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形势的急剧恶化，杨嗣昌本人也命丧湖北。虽 说杨嗣昌对此不应负全责，但也难辞其咎。崇祯帝也没有通过此事，对自己那种押 宝式的用人之道进行反省，从中汲取教训。 崇祯帝的最后一位宠臣，则是周延儒。周延儒早年被温体仁算计，罢归故乡宜 兴，至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被召再次入阁，担任首辅。而周延儒之所以能再次 被用，是因为有复社首领张溥等人的支持。据说冯铨、侯恂、阮大铖等各出了数万 金，交由张溥等人为之活动，交结近侍，打通关节。其条件是周延儒复出后要反过 来支持张溥等人。 对周延儒的能力和品行，争议历来很大。他是状元出身，且能位极人臣，不能 说他无才。但他最大的毛病，一是贪，二是没有原则，怕负责任。不过，崇祯帝却 对周延儒寄予厚望，施之以师礼，并说什么“朕以天下听先生”之类的话。他甚至 在崇祯十五年（1642）元旦，还向周延儒等3 位阁臣深深作揖，说：“宗社安危， 惟诸先生是赖! ”真可谓是宠信之极，无以复加! 崇祯帝对周延儒的态度，又是其 用人太骤的一个生动例子。 事实上，周延儒也无回天之术。在赴任之初，他尚能有一些革旧布新之举，颇 得声誉。但时间一长，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渐渐便有人弹劾周延儒了。但崇祯 帝根本听不进去，仍一意姑息。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周延儒自请督师抗击清 兵，却又不敢交战，事后还谎报军情。崇祯帝不问真假，竟要给他加太师衔，荫其 子为中书舍人。当得知真实情况后，崇祯帝恼怒之余，要予以严办，不久却又改变 主意，让周延儒坐驿站车马回家，还赏路费等。不过，崇祯帝最后又一改初衷，令 周延儒自杀。 崇祯帝之所以能如此宠信温体仁、杨嗣昌、周延儒等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有 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能迎合崇祯帝的心意，讨得崇祯帝的欢心。刚愎自用的 崇祯帝，就十分喜欢这般能鹦鹉学舌、随声附和之人。相反，对那些敢于发表意见 的忠谏之臣，崇祯帝就不太喜欢了。 崇祯帝口口声声要广开言路，但当他真遇到忠诤之臣时，便是另一副嘴脸了。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刘宗周和黄道周两位直臣的遭遇。 刘宗周是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敢怒敢言，好得罪人。 早在天启年间，他就得罪了魏忠贤。魏氏对他还算客气，仅斥之为“矫情厌世”， 便让他辞职回家。崇祯帝登基后，他被召回做了顺天府尹。上任之后，他竟斗胆上 疏，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崇祯二年（1629），后金入 侵，京畿告急，刘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责崇祯帝的用人之道，并说用太监典兵，是 亡国之兆，弄得崇祯帝很没面子。 到了崇祯八年（1635）七月，吏部奉旨推举孙慎行( 不久病卒) 、林和刘宗周 3人入阁，由皇帝作最后定夺。在崇祯帝召对时，刘宗周竟不分轻重，再次当面指责 崇祯帝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他要崇祯帝以收拾人心 为本，御外以治内为本，并说如能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则天下自平。 平心而论，刘宗周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宗周竟能在大 家不敢讲话时直抒其言。对此，崇祯帝即使不舒服，也不应该报复。但崇祯帝最终 还是没有让刘宗周入阁，而是改授工部左侍郎。在崇祯帝看来，他这样处理，充其 量只是一种警诫，算是很有涵养了。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