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瑜之败(2)
      
          车厢峡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没找到。一般认为,车厢峡位于兴安县( 今兴安) ,
      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车厢峡很可能位于汉中附近,是汉中栈道附近的险地。
      
          据说车厢峡长40里,四面绝壁。农民军一入峡口,即遭到地方武装的袭击,或
      垒石断路,或投石飞击,或纵火烧林,农民军吃了大亏。当时正是阴雨连绵的雨季,
      农民军处境困难,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人饥马乏,死亡过半。如果陈奇瑜
      能合兵进击,可望全歼。
      
          但农民军首领们此时又祭出他们屡试不爽的两件法宝,即行贿和诈降。
      
          被困在汉中的农民军主力,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张献忠部4 万多人。至于闯王
      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当时是否也在其中,仍有待于证实。 
      
          农民军把平时攻掠所得的金银珠宝聚集起来,用来贿赂陈奇瑜的左右,疏通关
      系。他们在做好人情后,便向陈奇瑜提出,要求投降朝廷,返回故里,重做良民。
      
          陈奇瑜此时是踌躇满志,不明底里,以为身陷绝境的农民军这次是真的投降。
      不动干戈,就能大功告成,如此美事,更是让他乐滋滋地昏了头。他竟轻易地点了
      头。
      
          他立即上报朝廷。在得到批准后,陈奇瑜接受了农民军的投降。陈奇瑜对投降
      的农民军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把收降的3 万6 千余人,每100 人编成1 队,每队派
      遣安抚官1 名,以示督察。不久前还杀得你死我活的官军和“叛贼”,此时竟相互
      揖让酣饮,易马而乘,一团和气。原本饥疲不堪、衣衫不整的农民军,此时也已换
      上了衣甲,吃上了饱饭,甚至配上武器,整队出栈,焕然一新。如此戏剧性的场面,
      不免有些滑稽。
      
          陈奇瑜哪里知道,这些逐渐恢复元气的农民军,一旦脱离险境之后,又会恢复
      本性,再叛朝廷。
      
          其实,陈奇瑜本应该知道这批人的本性!在此以前,他们曾多次诈降,让朝廷
      吃足苦头。陈奇瑜也曾在陕西跟这些人打过交道,并不是初来乍到。遗憾的是,陈
      奇瑜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如果他那些从陕西跟出来的手下人能及时提醒他,大概事
      情也不至于弄得这么糟,可惜的是他的手下人早拿了别人的重贿,哪里还会提醒他?
      
          陈奇瑜好不容易挣出来的声名和地位,没想到竟毁在他手下人手中!
      
          脱离汉中险境的农民军,立即翻了脸,重操旧业。
      
          事情的起因,据陈奇瑜后来的说法,是因为陕西地方当局杀降激变。
      
          据说,当时有一部受抚的农民军,奉督抚之命,被遣送到凤翔( 今凤翔) 城下,
      准备在城内安置。凤翔城中的士民哪里肯信?他们担心这些亡命之徒是设计赚城,
      便死活不肯开城门接纳。最后双方议定,农民军先派人由城下沿绳绐缒上城,商讨
      有关事宜。结果是被吊上城墙的36人惨遭杀害,尸体被摔下了城墙。
      
          城下的农民军傻眼了,退而走宝鸡( 今宝鸡) 。宝鸡知县李嘉彦自然也不肯接
      纳,用武力把他们驱逐。结果被招抚的农民军重新反叛,陈奇瑜的抚局也彻底破产。
      
          不过,杀降激变、持异激变,是陈奇瑜的说法。开始时,崇祯帝相信了陈奇瑜,
      并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等人。而朝廷上下却都说这是陈奇瑜推诿责任,自己犯下大错,
      却要别人承担责任。
      
          其实,陈奇瑜抚局的失败,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
      
          对农民军方面而言,诈降仅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是为了摆脱困境。在汉中求降
      时,他们或许是真心投降,因为当时不投降也只有死路一条。但一旦逸出绝境,他
      们肯定会重操旧业。这些不安分的农民,在起事以前,或许还会逆来顺受,过着非
      人的生活。起事后,他们已尝到了叛逆的甜头,尽管这种甜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却仍有吸引力。要想再让他们回乡种地,重过挨饥受冻的那种不死不活的日子,恐
      怕是难上加难了。
      
          对陕西地方当局而言,招抚这么一大批降卒,也有实际困难。当时陕西正逢天
      灾人祸之后,仓储空虚,官军尚且不能保证粮饷的供给,哪里还有余力来供养这么
      一大批人。况且在当时许多人眼里,这些农民军都是些杀人放火、不讲信用的可怕
      人物。一般州县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招惹?闭城不纳、甚至武力驱逐,便也
      是情理中的事了。
      
          事实上,当时对朝廷危害最大的那几股农民军,一出汉中栈道,便杀掉了监察
      的安抚官,开始攻掠。这也说明,农民军在汉中投降时,就计划了这一手。
      
          农民军的降而复叛,使陕西的局面顿时严峻起来。整个陕西给搅得翻了天。
      
          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先后攻掠巩昌府( 府治在今陇西) 、平凉府( 府治在今甘
      肃固原) 、临洮府( 府治在今甘肃临洮) 、凤翔府( 府治在今凤翔) 等地几十个州
      县,先后打败贺人龙、张天礼等部,并斩杀了固原道陆梦龙。在这年的闰八月,李
      自成还一度把悍将贺人龙包围在陇州( 今陕西陇县) 。贺人龙与李自成有老乡关系,
      所以李自成曾派高杰劝降贺人龙,贺人龙不干。后来因洪承畴率兵解围,李自成才
      率兵退去。
      
      
      
          当时活动于庆阳的另一股农民军,也乘势南下,攻到西安附近的三原( 今三原
      )、泾阳(今泾阳) 、耀州( 今耀州) 、富平( 今富平) 一带,西安震动。
      
          在陕西境内的其他各部,也纷纷攻掠。河南、畿南的农民军则遥相呼应。
      
          农民军之所以能如此气势冲天,还与这年后金的入侵有关。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率兵,绕过山海关防线,从蒙古地区犯边,
      攻入宣府、大同等晋北地区,威胁京畿。朝廷除令宣大总督张宗衡,率总兵曹文诏、
      张全昌抗击外,还先后从陕西、河南调动洪承畴、左良玉、汤九州诸部参加抗击,
      造成陕西、河南等地兵力空虚,给农民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直到闰八月后金军队撤出长城一线后,洪承畴等才得以回师陕西,陕西等地的
      局面也随之有所改观。
      
          洪承畴回师之后,便命总兵左光先率兵赴陇州。当时贺人龙已被李自成的兵马
      围在陇州40余日,处境相当困难。左光先率援军赶到后,与贺人龙内外夹击,大破
      农民军。
      
          此年的九月,朝廷檄令河南、湖广、山西、四川兵分四道入陕会攻:
      
          河南兵进入同州( 今陕西大荔) 、华州( 今陕西华县) 地区;
      
          湖广兵进入西安府的商州( 今陕西商县) 、洛南( 今陕西洛南) 地区;
      
          四川兵进入汉中府的汉中、平利、兴安( 今安康) 地区;
      
          山西兵进入西安府的韩城( 今韩城) 、蒲州( 今山西永济) 地区。
      
          此外,朝廷还调集防边的2 万军队进入陕南参加会战。
      
          由于朝廷的围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被迫开始了新的突围。到第二年即崇祯八
      年(1635)的正月,分成两路的农民军主力,已基本上涌入了河南境内。
      
          一路通过湖广郧阳地区,迂回杀入河南。这股农民军,据说多达20万人,其前
      哨已抵达郧阳、上津,后队还没有离开汉南,前后绵亘数百里。而当时郧阳的守军
      才不过数千人,根本无法抵挡,农民军如入无人之境。这支农民军在郧阳活动不久
      后,转而北上,进入河南地区。后来又往北杀入河南的南阳府和汝宁府境,向河南
      中部靠拢。
      
          另一路农民军则直接由陕西杀入河南。这支部队声势浩大,当时有人描写道:
      
          “七年冬,贼骑干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飏。遥望崖口以南,
      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
      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
      
          这路农民军进入河南后,便兵分三路:一路从陕州( 今陕县) 渡黄河北上,到
      达山西平阳,不久又渡河重回河南怀庆地区,再杀向归德府( 今商丘地区) 。另一
      路从武关杀入南阳,进入湖广襄阳等地区,一番攻掠之后,再杀回河南南阳、汝宁
      等地,向北集结。第三路则从河南卢氏县,直接向东攻杀。
      
          至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主力大多集结在河南境内,形势十分危急。
      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当时给崇祯帝上了一份紧急奏疏,说明当时河南的局势。他说:
      
          “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安危所系。现在农民军一路从陕西东北境的商南、
      洛南进犯河南汝州,一路从湖广郧西、上津等处进犯南阳。虽有左良玉一旅驻防新
      安、渑池,陈治邦、乔国柱、张嶷数营扼守汝州,陈永福孤军堵南阳,但农民军人
      多势众,多路出击,大小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众,蜂屯伊、嵩、宛、洛之间,
      急于侵犯汝、宁、郑、宋诸地。上述诸营,除左良玉一军尚可堵拒之外,其余各军
      都不足以恃,农民军有何所畏而不长驱直入?!现在虽遣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诸
      将,然各旅都是兵不满千,仅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常自裕说得十分明白,崇祯七年(1634)底,大批农民军主力聚集在南阳至洛
      阳一线,向河南东部和南直隶的西北部进发,而河南境内的官兵根本无法堵截。因
      此,常自裕要求朝廷立即向河南增饷增兵。速救心腹之患。
      
          崇祯帝此时也急了。如果让农民军向东移动,不仅龙兴之地凤阳要遭殃,而且
      弄不好要殃及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这可是大明朝的赋税重地!
      
          崇祯帝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诏令洪承畴东出潼关,进入河南围剿,并从各
      地抽兵调将予以支持,希望能扼制住农民军在河南的的凶狠之势。
      
          不幸的是,此举为时已晚,大祸已不可避免地要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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