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乱(1) 崇祯七年（1634）十一月，崇祯皇帝曾作了一次较大的人事调整，那就是把陈 奇瑜撤职查办，代之以洪承畴。 陈奇瑜在汉中因抚局失败而放跑农民军主力以后，崇祯皇帝并没有立即查办陈 奇瑜，反而继续支持陈奇瑜，撤办那些被陈奇瑜指责为破坏抚局的陕西方面官员， 如李嘉彦( 宝鸡知县) 、练国事及士民50余人，并派遣李乔代替练国事出任陕西巡 抚。 崇祯帝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陈奇瑜能将功补过，重新扭转战局；另一 方面，说实在的，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农民军脱离汉中险境后，能如此迅速 发展，把局面搅成这种样子。 随着陕西局面的恶化，以及给事中顾国宝和御史傅永淳等不断弹劾陈奇瑜的主 抚误事，崇祯帝终于发现陈奇瑜惹下了多大的麻烦。当时，陕西方面的官员对陈奇 瑜意见最大，认为陈奇瑜不仅做事不力，贻害陕西地方，而且还反过来指责陕西方 面的官员，使不少陕西官员士绅受到处罚。因此，陕西方面的言论大有置陈奇瑜于 死地而后快之势。 不知这些陕西方面的人士当时有没有想到，陈奇瑜这个外省人，虽贻误战机， 给陕西惹下麻烦，但农民军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陕西人。说到底，还是陕西人给陕 西惹下了麻烦。 在各方压力之下，崇祯帝决心临阵易帅，下令逮捕陈奇瑜，同时任命洪承畴出 任兵部尚书，持尚方宝剑，总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全面负责围剿农民 军之事。延绥、宁夏、甘肃三边的防务，仍由其负责。 洪承畴当时已是崇祯帝在西北的王牌。在起用陈奇瑜时，朝廷曾考虑过调用洪 承畴负责剿“贼”事业，但因西北边防事重，不能轻易换人才作罢。崇祯七年（1634） 五月，后金攻入宣大一线，洪承畴匆匆赴边作战，至闰八月才回师陕西，投入对农 民军的作战。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西宁( 今青海西宁) 发生兵变，叛军杀州官， 逐守道，闹得很凶。洪承畴只得亲赴西宁平乱。他这一走，本已空虚的陕西，更是 挡不住农民军的攻势，弄得农民军尽占关陇之地。 平定西宁兵变以后，洪承畴重回围剿农民军的前线，但此时农民军已逸出陕西， 涌向河南，中州形势十分危急。 崇祯八年（1635）正月，崇祯帝诏令洪承畴率兵东出潼关，督各路兵马，在河 南境内扑灭农民军。 为了支援洪承畴，崇祯帝调集各地兵马近8 万人，进入河南地区。除此以外， 归洪承畴统一指挥的还有当时已在的左良玉、陈治邦、乔国柱、张嶷、陈永福各部。 不久，又有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等部，以及从辽东调来的祖宽、邓玘等部进入 河南参战。 除调兵遣将之外，朝廷还破例大发粮饷。崇祯帝拿出内帑20万两，户部备饷78 万余两，另留湖广新饷13万两，四川新饷2 万两，以供军用。 崇祯帝此次可谓是用尽了全力。他严令洪承畴必须在6 个月内肃清农民军于河 南。 在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农民军是如何应对的呢？ 据说，农民军主力在崇祯八年（1635）正月初，就已移至荥阳( 今河南荥阳， 位于郑州之西) ，并召开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商讨应对之策。 在荥阳参加会议的是所谓“十三家七十二营”。所谓“十三家”，即老回回、 闯王、革里眼、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 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可以说是当时河南境内的农民军主力。 据说，当时各家首领已侦知朝廷大兵压境，所以坐下来商讨对策。老资格的老 回回首先提出， 农民军应该进入山西地区，以避锋芒。 张献忠( 八大王) 一听，立即反驳说，这是胆怯之举，并讥笑老回回。老回回 很生气，与张献忠争执起来。这时李自成赶紧出面调解，并说了一段后来很是著名 的话。他慷慨激昂地说： “匹夫尚可奋臂争先，何况我们有十万之众!?现在我们的兵力是官兵的十倍， 即使关宁( 山海关、宁远) 铁骑开来，对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眼下之计，只有分兵 出击，各部分头杀掠，能否奏效则听命于天。” 众头目一听，齐声赞同。于是各部抓阄，确定进兵路线。依次是： 革里眼( 贺一龙) 、左监王向南，抵挡湖广之兵； 横天王、混十万( 马进忠) 向西，迎击陕西之兵； 曹操( 罗汝才) 、过天星( 惠登相) 分屯荥阳、氾水之间，守黄河一线，防御 开封、归德、河南、汝州诸府之兵； 闯王高迎祥、张献忠东向出击； 老回回( 马守应) 、九条龙等作为机动部队，策应各部； 后又担心横天王、混世王敌不住陕西过来的洪承畴诸部，便又以射塌天、改世 王作其后盾。 于是，众头目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约定所获金帛子女均分，然后 分头出击。 这一史料的作者，是江南名士吴伟业。吴伟业虽是明末清初人，但始终没有真 正接触过农民军。不过，他倒是撰写了一本专记陕西农民军的书，名叫《绥寇纪略 》。上述的记载，就是出于此书，并入了《明史》，影响很大。 不过，如果参照一下当时农民军的水准和一贯做法，那么，这样一个有模有样 的军事会议，是否真得召开过，就很值得怀疑! 不少人认为，这次会议根本就不存在，上面的记载只是个附会。具体的理由有 这样一些： 按理说，像吴伟业这种当时与农民军毫不相干的人，都能把此事了解得清清楚 楚，那么，当时在前线的朝廷将领们也应知道此事。但奇怪的是，当时的河南巡抚 玄默( 后著有《剿贼图记》) 、河南巡抚御史金光宸( 崇祯七年底至九年春在任， 后著有《两河封事》) 、以及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 后也把任职期间的有关军务 的题本编成《枢政录》一书) 等，都没有提到此事。既然连吴伟业都能知道，那么 他们为什么反而不知道? 从时间上来看，荥阳大会也有问题。据称，荥阳大会结束于“壬子”日，这一 天应该是崇祯八年正月初一日( 西历1635年2 月17日) 。由此可知大会应该是在崇 祯七年十二月底召开的。但史料表明，农民军入荥阳是崇祯八年正月初的事，攻克 荥阳是在正月初六日。正月初一尚没有到达荥阳的农民军，又怎么能开荥阳大会? 从会议背景来看，荥阳大会也不能成立。按照吴伟业的说法，农民军之所以要 召开会议，是因为他们已获悉了朝廷即将向河南征调关宁、天津等地精锐之师的消 息。但根据当时朝廷的机要来看，崇祯帝接到给事中常自裕奏章的时间，以及兵部 (尚书张凤翼)议兵、户部( 尚书侯恂) 议饷的时间，都是在崇祯八年正月上旬、中 旬。而皇帝最终批准的时间，是正月二十三日，那时凤阳城早被农民军攻陷了。既 然是八年正月下旬才确定下来的，而且又是当时最为机密的军事方案，农民军又怎 么能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侦知? 另外，后来农民军各部的实际攻击方向，与荥阳大会上议定的分兵安排，也大 有出入。如按会议决定，横天王、混十万本应迎击从陕西杀来的洪承畴诸部，但实 际上这些部队后来却南下攻到了汝宁府的上蔡等地，然后又向东攻击南直隶颍州府 境( 今安徽阜阳地区) 。又如本应南下抵挡湖广之兵的革里眼，以及本应策应各部 的老回回、九条龙等部，后来也攻到了今安徽境内，其中老回回部又于二月间杀向 了湖广的麻城。再如曹操、过天龙等部，本应留在荥阳、氾水等黄河一线，拖住河 南的官兵，但这支农民军后来并没有留在河南，而是南下杀入南直隶的庐州、安庆 府，攻打霍山( 属庐州府，今安徽霍山) 、英山( 属庐州府，今安徽英山) 、太湖 (属安庆府，今安徽太湖)，然后进入湖广境内，攻破罗田( 今湖北罗田) 。由此可 见，除了闯王等部东击之外，农民军各部实际的作战路线，与荥阳大会的所谓定向 分兵进击的方案，根本不符。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吴伟业所记的荥阳大会，是漏洞百出。其实，如果仔细 分析一下当时河南的情况，就会发现，云集河南的农民军，无论开不开那个大会， 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东南方向挺进。 原因很简单，就是其他的去路皆已被重兵堵死。向西推进肯定不行，因为洪承 畴诸部足以让他们心惊肉跳。往西南也不行，因为卢象升等人才把湖广郧、襄地区 的农民军逼到了河南。那么往北呢? 更不行! 因为左良玉的部队守在新安、渑池一 带，张全昌、曹文诏所带的山西兵，也由北往南进军。农民军最怕的就是左良玉、 曹文诏等人。往东北方向，农民军则更是无路可走，因为最精锐的关宁铁骑、天津 兵正是从这个方位的畿南、山东开过来。 因此，农民军只有向南、向东南方向挺进，进入河南东部、东南部，以及南直 隶的凤阳、庐州、安庆等地。相对而言，朝廷在这一带的防守力量，要薄弱得多， 活动的余地也大。正是因为如此，河南地区的各路农民军才要一齐杀向东南。 如果从农民军当时的构成、素质和作战的习惯方法来看，荥阳大会之类的说法， 也是不太实际的，说得难听些，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军的档次。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再来回顾一下农民军的一些基本情况。 陕西的动乱，虽开始较早，但最早发难的几乎都是些饥民。这些饥民，参加动 乱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困难，活不下去。因此，农民军在开始 时，无论是组织方面，还是战斗力，都很幼稚，遇到战斗力强的正规官兵，还不是 对手。 不久，随着边兵、边盗等人员的加入，农民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边兵、边盗 本已有之，虽人数不众，但战斗力很强。崇祯二年（1629）十月，由于后金军队大 规模入侵，崇祯帝急令各地勤王。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张鸿功，率5 千人入卫勤 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陕西巡抚刘广生和甘肃巡抚梅之焕也遣五镇总兵吴自勉、 尤世禄、杨麒、王承恩和杨嘉谟等率兵1 万8 千人赴援京畿。耿如杞的部队在北京 附近哗变，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率领的榆林兵，也在中途逃归。 甘肃入援部队在金县也发生哗变。这些士兵，不少都加入了农民军。这些边兵的入 伙，加上先前已经加入农民军的逃兵等人员，大大加强了农民军的战斗力。 尽管如此，农民军还是处于劣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虽一时风起云涌，人数众 多，但相互之间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民间流传着的《水浒》故事和戏曲，当时也是 农民军汲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此时的农民军，还处于低水平的层次上。 农民军在崇祯三年（1630）春进入山西，尤其是在崇祯六年（1633）冬渡过黄 河、杀入河南后，情况开始有了很大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那就是“流 寇主义”迅速发展。 户部主事张缙彦，曾在崇桢十一年（1638）上疏谈到了他对农民军的看法。他 认为： “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 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贼之得计在以塘马战而老营避，在以火光近而真营 远，贼之失计在行营不知备，截杀不相救。” 张缙彦依据其亲身经历，精辟地论述了他对兵情贼势的看法。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