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深渊的内乱
      
          尽管崇祯帝即位伊始,就面临着皇太极的严重挑战,而且最终也是由清朝替代
      明朝,入主中原,但把崇祯帝逼上煤山的,却是明朝自己的臣民,即从黄土高坡上
      杀下来的李自成及其同伙。
      
          崇祯帝登基后,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辽东,全力对付皇太极及其后金,对帝国
      内部存在的严重危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总认为只要解决了辽东的问题,其他
      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至少不会像辽东问题那样棘手。
      
          其实,崇祯帝是弄错了。
      
          经过长期的折腾,帝国犹如一座即将倾圮的大厦,充满危机。朝廷的财政经济
      风雨飘摇,入不敷出。各种名目的加征加派,使百姓负担不断加重;天灾人祸的接
      踵而至,更是雪上加霜。官僚集团的普遍腐败、无能,也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在这
      种情形之下,社会虽尚能勉强维持,但已处崩溃之边缘,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都
      有爆炸的可能。
      
          矛盾最激化、危机最严重的是陕西、山西等边远省份。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本
      来就很差,即使是风调雨顺,也只能是勉强维持温饱,更不用说是连年灾荒了。崇
      祯即位前后,那里正逢大旱,百姓无以为生,纷纷为盗为寇。而此地的民风,一向
      也是骁勇好斗,加上边兵边寇的推波助澜,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人口众多、范围广
      泛的大起义,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陕西的动乱,早在天启末年就有明显的迹象。新即位的崇祯帝,由于忙于应付
      辽东战事,无暇顾及。而陕西的地方官,也拿不出有力的手段来应对,甚至隐瞒实
      情,给人以陕西太平无事的错觉。
      
          崇祯元年(1628)年底,陕西境内动乱已成燎原之势。朝廷惊呼陕西“流贼大
      起”。
      
          崇祯二年(1629),朝廷对陕西地方大员进行改组,命杨鹤总督三边军务,捕
      流贼。
      
          杨鹤主张用“抚”的手段来解决流贼问题,但也有人主张用“剿”即用武力压
      服来解决问题。至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原则上仍同意以“抚”为主、以“剿”
      辅之的办法解决陕西、山西的问题。他说“寇亦我赤子”,并派御史吴甡带帑金10
      万赴陕西赈济。督师杨鹤也一度成功地招降义军首领神一魁。
      
          但杨鹤的招抚政策并没解决根本问题,陕西等地的局势更加严峻。崇祯帝下令
      逮捕杨鹤。崇祯五年(1632),杨鹤被谪戍袁州卫。此后,崇祯帝调整策略,改
      “抚”为“剿”,任命主剿派、原延绥巡抚洪承畴升任陕西三边总督,四面围堵,
      暂时平息了陕西的义军。
      
          崇祯六年(1633)春,鉴于山西局势的恶化,崇祯帝任命原临洮总兵曹文诏节
      制山西、陕西诸路兵马,讨伐山西境内的“流贼”,限3 月完成。
      
          经过一番激战以后,农民军于此年年底成功地渡过黄河,突破曹文诏等人的包
      围圈,进入了以郧阳( 今湖北郧县) 为中心的陕西、河南、四川、湖广等几省交界
      之地。崇祯帝所谓“三月平贼”的计划彻底破产。
      
          仗越打越大。崇祯帝于崇祯七年(1634)初任命原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
      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赋以全权,围剿从陕晋逸出之
      敌。
      
          但这位被崇祯帝寄予厚望的陈奇瑜,在围剿即将大功告成之际,竟上了农民军
      的当,让农民军轻易逸出包围圈,形势陡然紧张。崇祯帝大怒之下,下令撤职查办,
      并于此年的十二月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出任五省总督,同时,从全国各地调拨
      精兵,试图于半年之内把李自成等人消灭在河南。
      
          面对朝廷的凶猛围剿之势,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
      将领在河南汇集,其中高迎祥、张献忠率领的一支,直奔明朝中都凤阳杀去,并很
      快占领了凤阳,放火烧掉了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皇陵和龙兴寺,并打出了“古元真
      龙皇帝”的旗号,彻底与朝廷撕破了脸皮。
      
          凤阳之变,朝野大震。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轻视这支土头土脑的农民军了。
      凤阳之变,同时也标志着帝国的内乱已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辽东的外患,与
      中原的内乱,在崇祯帝心目中,已摆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了。
      
          凤阳之变后,农民军内部分裂。李自成随高迎祥杀向河南,回陕西。张献忠则
      下庐州、安庆,经湖广杀回陕西。农民军不仅成功地粉碎了官军的围堵,而且还发
      展了力量,斩杀了曹文诏等朝廷的著名将领。
      
      
      
          为了镇压农民军,朝廷先后任命朱大典为漕运总督,巡抚凤阳;卢象升为兵部
      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等,调集各路
      精兵,与洪承畴等一起进行围堵。自崇祯八年(1635)底至崇祯九年(1636)初,
      洪承畴、卢象升等率官兵与农民军在陕西、中原展开大战,并于崇祯九年(1636)
      七月中旬成功地斩杀了农民军的首领之一高迎祥。
      
          高迎祥战死后,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时隔不久,农民军在张献忠、李自成
      的领导下再次掀起反叛浪潮,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怜的崇祯帝,至此已是精疲力竭了。关外,皇太极于此年四月在沈阳登基建
      国,虎视眈眈,已令崇祯帝焦头烂额。而在这紧急关头,后院又偏偏起火,从陕晋
      开始的农民起义,竟越演越烈,势成燎原。这无疑是给崇祯帝及其朝廷在背上插了
      一刀。
      
          外患内乱,令一直自视为中兴之主的崇祯帝,终于低下了孤傲的头颅,于崇祯
      八年(1635)十月下达了“罪己诏”,跨出了令人难堪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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