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抚陕(1)
      
          崇祯即位时,天下已逞乱象,不再太平。
      
          早在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叛乱。次年二月,贵
      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也反叛,策应奢崇明,西南大震。直到崇祯初年,朝廷在吃尽苦
      头后才算把叛乱平息下去。
      
          在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是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列岛,骚扰沿海。
      后经朝廷反击,荷兰人才退出澎湖,但仍盘踞台湾。更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
      沿海已形成了不少海商集团,他们亦盗亦商,拥有武装,势力强大,朝廷奈何不得。
      至天启年间,郑芝龙等人的海商集团,几乎在沿海地区经营着一个海上王国,根本
      不受朝廷的约束。直到崇祯初,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与朝廷作
      对。这些海盗虽摇身一变成了官军,但朝廷仍是无法真正节制。
      
          尽管川黔、福建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但至崇祯初算是基本解决了,至少在名义
      上算是解决了。崇祯帝对此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其实,崇祯帝及朝廷的许多官员都
      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北方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早在天启二年(1622)的五月,山东就爆发过徐鸿儒的叛乱。这场叛乱虽由于
      组织者的失误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了下去,但仍是一个大的凶兆。山东与京畿近在咫
      尺,竟出了这样的大漏子,而且徐鸿儒用的手段也是令朝廷最为头痛的民间宗教,
      即白莲教,足见民心的不稳定及北方社会问题的严重。
      
          由于徐鸿儒之乱很快被压服,山东的局势也暂时被稳住,朝廷认为北方大概不
      会再出问题。其实,就在山东被压服的同时,西北的动乱已在酝酿之中,并渐见端
      倪了。
      
          陕西的民变,实际上从天启五年(1625)就开始了。但那时的民变,规模较小,
      其行为也只是邀路行劫,打家劫舍,还没有发展到攻城杀官的地步。因此官府往往
      也只把它视作一般的治安问题,不太注意。但至天启七年(1627),恰恰就是这些
      小规模的民变,渐成燎原之势,把陕西搅得天翻地覆。
      
          首先动乱的是澄城县,领头的据说是一位名叫王二的人。只要看看此人的名字,
      就知道他是位底层的穷人。正是这位差不多连名字都没有的底层人,把陕西的反叛
      之火点了起来。
      
          这年陕西大灾,米贵民饥,而西安府澄城县的县官张斗耀却不顾百姓死活,又
      严催赋税。此年三月,王二便邀几百名穷苦人,用墨涂面,聚集山上。王二大喝一
      声道:
      
          “谁敢杀张知县? ”
      
          众人一齐喊道:
      
          “我敢杀! ”
      
          于是,这群饥民,便在王二的率领下,打下了县城,处死了张斗耀,然后聚集
      在洛河以北的山上,占山为王。他们飘忽不定,四处出击,先后攻掠到蒲城、韩城、
      宜君等县。官军奈何他们不得。
      
          在王二之后动手的是绥德州府谷县的王嘉胤。府谷紧贴长城,在陕北东北角,
      也是最穷最苦的地区。王嘉胤开始仅是抢掠富室,后迫于朝廷压力,走投无路,才
      啸聚为乱。
      
          王嘉胤闯出名声之后,王二便率他的那伙人往北流徙,与王嘉胤会合,聚集在
      延庆的黄龙山,与官军对抗。
      
          除王二、王嘉胤之外,陕西各地的饥民也纷纷动手,形成了几股重要的力量。
      在崇祯元年(1628),陕西境内主要有这样几股力量:
      
          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苗美,安塞高迎祥,
      洛川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等等。
      
          到了崇祯二年(1629),情形就更严重了。此时的陕西,不仅乱民的数量和活
      动区域大大增加,而且乱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用当时的话讲,就是“陕西饥,流贼大起”。据当时地方官员的报告,除上述
      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诸地外,洛川、淳化、略阳、清水、成县、韩城、
      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安化、固原、宁羌、延川、米脂、
      青涧、安定等地都遭到变民劫掠。像鄜、延、宜、雒等地,更是变民往来聚集的渊
      薮。甚至已有陕西的“流贼”出境活动。
      
          从乱人员的结构也日趋复杂。原先参加动乱的,绝大多数是当地的饥民,即
      “土寇”,作战能力不是很强。至此,则有不少新生力量加入进来了。当时有人分
      析,从乱之人主要为“土贼”、“边贼”、“回贼”、“矿贼”和饥民。也有人认
      为,“流贼”主要由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等类组成。总之,参加
      民变的人员已不再是纯粹的饥民了。
      
          由于新生力量的加入,这些原本不起眼的“流寇”实力大增。尤其是那些边军,
      原本是朝廷的官军,都是些职业军人,武器、马匹齐备,战斗力很强。不少“流贼”
      的首领,都是边兵出身。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势,性格强悍豪放,很有
      号召力。
      
          陕西的动乱如火如荼,终于震动了京师。崇祯皇帝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在饥民纷纷起事之初,陕西的地方大吏,如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总兵岳和声
      等,都是持敷衍应付的态度。像胡廷宴,能力有限,年岁已老,很不愿意听到下属
      呈报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他说,这只不过是饥民闹事,待明年春后粮食续上以后
      自然就会平息。没想到动乱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
      
          崇祯二年(1629),陕西频频告急,朝廷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崇祯帝命
      廷推一位总督陕西全省事务的大员,来处理陕西的危急局面。结果左副都御史杨鹤
      被推举担此重任。
      
          这位杨鹤,是湖南武陵( 今常德) 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至崇祯
      元年(1628)才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他看到时局危急,便上疏说他那一套图治之
      言,主张休兵养民,培养元气,说得头头是道。他这么一出头,正巧赶上了好时候。
      当时三边总督武之望已死,陕西民变正炽,朝廷上下视之畏途,没有人肯去揽这档
      子事。既然杨鹤有图治之策,大家便一致推荐他去陕西。
      
          杨鹤其实是一个“素有清望,然不知兵”的典型文官,哪里懂什么军事!但正
      是这样一位不懂武略的文臣,却被委以重任。崇祯帝特意召见他,问他此番前往,
      有何方略。杨鹤只是回答:
      
          “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
      
          意思是自己做清官,同时抚恤边军,并没有什么新意。崇祯帝命他出任兵部右
      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军务。同时罢免胡廷宴、岳和声的巡抚之职,
      任命刘广生为陕西巡抚,张梦鲸为延绥巡抚,协助总督杨鹤。
      
          起用杨鹤,说明崇祯帝当时仍对陕西的局势很有信心,认为这群饥民,只要略
      加抚劝,再予之恩惠,就会平息下来。而且,当时的崇祯帝也别无他法,辽东的战
      事,已弄得他焦头烂额,他不仅无银无兵去增援陕西,甚至还想从陕西抽调边兵来
      对付后金。因此,他除了能给杨鹤浩荡皇恩外,实在也拿不出别的什么来。
      
          杨鹤匆匆赶赴陕西,梦想立下奇功。但陕西的局势,实际上已很难扭转了。
      
          杨鹤的具体办法,一是招抚,二是救济。通过抚赈,使这些从乱的流民重新返
      回家乡,安定下来。用他的话说,就是:
      
          朝廷大兵大疫,公私交罄,加派频繁,百姓小民元气大伤。辽东黔蜀的兵事,
      丧师失律,暴骨成邱,封疆之元气大伤。缙绅结党争权,彼此倾轧,而逆阉乘机诛
      杀君子善类,士大夫之元气大伤。就像重病初起,百脉尚没有调和,风邪易入,急
      当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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