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1)
      
          不幸的是,崇祯帝根本听不进此类劝告。在他看来,局面之所以恶化至如此地
      步,吏治是首要原因。要整顿吏治,大概也只有通过重典,别的办法没有什么用。
      因此,当这年年底有一位叫吴甡的山东御史提出利用崇祯二年(1629)的京察,进
      一步对阉党进行清算时,崇祯帝立即采纳了他的主意。
      
          山东御史吴甡上疏说:
      
          “京察就近在眼前了,因此十分担心魏氏余奸利用京察,蒙混过关。这些余奸
      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考功之法的范围,也不是考功之法所能定夺的。因此有必要
      先令部院科道,把魏氏党羽的罪名,清理一遍,先行惩处之后,再开始正常的京察。”
      
          吴御史的意思,就是先要把魏氏集团的成员或与之有关的官员的旧账先清一清,
      该处理的先行处理,不要与正常的京察混在一起。这样一来,许多官员势必要被京
      察前的清算所打击,连京察的机会也没有,其打击面是相当大的,朝廷的动荡也在
      所难免。
      
          崇祯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认为此举不失是改变朝廷政治的一条出路。在崇祯帝
      看来,帝国的局面,经过他一年多的苦心经营,理应有中兴的迹象,至少也应有所
      改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仍多有掣肘,积重难返。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他仍认为
      是吏治。因此,他便想借京察之机彻底整肃一番,且选定魏、崔集团的成员或有关
      联的那些人为目标,当时他也只能选此为目标。
      
          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四日,主意已定的崇祯帝召阁臣韩鑛、李标、钱龙
      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到文华殿。崇祯帝给他们交待了任务。他明确表示要追究天启
      时那些附逆人员的罪行。为了确定证据,他发下当时那些有关给魏忠贤建祠称颂的
      奏疏,要求上述4 人与左都御史曹于汴在内阁秘密评阅,确定名单,分定罪行,并
      再三叮嘱,不许让中书舍人之类的人员参预。至于具体的范围和依据,崇祯帝说:
      
          “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
      后效。惟是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
      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
      
          崇祯帝的话说得很漂亮,意思是只惩处那些骨干成员,而对那些附和之人,则
      不予追究。但具体执行起来,不可能如此,而且崇祯的真实想法,也不像说的那样
      好听。
      
          首辅韩鑛、内阁大学士钱龙锡等都不太同意皇帝这种大兴刑狱的做法,因此在
      开始时仅列了四五十位众所周知的名单,上交皇帝。
      
          当时不少人,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认为韩鑛、钱两人这样做,是怕结怨
      太多。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这两位熟谙朝政的大臣,不想因
      此再次造成文官集团的动荡。试想:魏氏擅权时,真正能不与魏忠贤发生关系的大
      概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东林党中的那批人物,另外一种或许就是魏忠贤等人用不
      着、看不上的人物。真正能像东林君子那样不顾身家性命而去抗争的人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人还是去迎合、应付,这也是文官集团的一种传统、性格。除那些心怀不轨、
      借机往上爬的人外,大部分迎合魏忠贤的文官,也不见得有多大罪恶。读书人总想
      功成名就,希望在仕途中混出点名堂来,真正能看破名利的又有几个! 更何况魏忠
      贤当时脸上并没有刻上大奸大恶之类的字样,反而是当时的“圣人”,皇帝的宠臣,
      他所做的事情,也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去做的。若真论起来,最大的附逆者应该是天
      启皇帝!
      
          崇祯帝早已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劳苦功高的情
      景;也忘了他刚即位时对魏忠贤的态度。当然,也有人说崇祯帝是迫于形势,故作
      姿态,为的是日后翦除魏逆,这足以见其英明之至。那么试问:崇祯位尊天子,尚
      且迫于形势,故作姿态,而地位低得多的群臣是否也可以如此呢? 崇祯帝这样做是
      英明之至,而群臣们这样做就是附逆,这就是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
      
          这样说并不是不分是非,一概而论。事实上,天启朝时确实有一帮无耻之徒,
      通过种种不齿手段,希图侥幸。这些人应该受到惩处,付出代价。但崇祯帝打击的
      范围,远不止这些人。因此,当他看到韩鑛等上交的名单时,大为不满,下令再议。
      
          韩等人只得再议。在增加了数十人后,又把名单交给了皇帝。
      
          这次崇祯帝被激怒了。他明令韩鑛等人,以“赞导”、“拥戴”、“颂美”、
      “谄附”为目,分类扩大范围,增加人数。他气呼呼地说:
      
          “魏忠贤小小一位宫内宦竖,如没有外廷助虐,何能到这种地步? 另外,那些
      追随他的内廷党羽,也要列入。”
      
          崇祯帝说这话时,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几年后竟又重用宦官,最信任宦官。韩鑛
      不服,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
      
          “外廷不知内事! ”;
      
          崇祯帝立即斥责道:
      
          “岂皆不知? 特畏任怨耳。”
      
          意思是你韩鑛对内廷之事,岂能事事不知? 只不过是怕招惹是非怨恨罢了。
      
          到了二月初九日,崇祯帝又把韩鑛等人召入便殿。韩鑛等见桌上放着一个黄袱
      包,内装许多奏疏。原来,崇祯帝竟不辞辛苦,把那些红本奏疏亲自翻出,要韩鑛
      等依此红本一一取录入案。韩鑛见状,大吃一惊,知道皇上是想借此大兴株连,便
      立即推托说:
      
          “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
      
      
      
          意思是我不熟悉刑名,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崇祯帝便又把吏部尚书王永光召进
      来询问,王永光据实回答说:
      
          “吏部只习考功法,不习刑名。”
      
          王永光讲的是实话,他虽是吏部尚书,但只习考功法,同样不习刑名,意思是
      他本人也与韩鑛一样,不能胜任。王永光的态度之所以也不积极,是因为他自己正
      被言官弹劾,说他是“阴附阉党”。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积极么? 崇祯帝所定下的
      标准中的那条“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真是可以无限发挥:即使你未参加祠颂,
      也可以把你归入“阴行赞导”之列,因为“阴行赞导”的范围实在太大了。除了那
      些公开跳出来反对魏氏的英雄外,其他人大概都属于广义上的“阴行赞导”的范围
      !王永光就是吃了这个亏!
      
          既然韩鑛、王永光都这样异口同声,崇祯帝也不好再深究下去了。于是他又诏
      令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两位懂刑名的大员加入,负责定罪。
      
          韩鑛等人此时只好遵旨从事,逐一审看奏疏原本、红本,并根据吏部、都察院
      两位长官开进的官员名单及具体事迹,互相参照对比,再按照皇帝钦定的名目分类
      抄录,列出名单,酌情拟议,最后由刑部尚书依据律例,各附本款。
      
          到二月二十六日,皇帝再次召见内阁、部院大臣,把原本、红本中未列入的65
      人名单发下,令入案中。皇帝还钦定逆案中各类人等的量刑标准,依次是:谋大逆,
      判处凌迟;首犯、首逆、同谋、党孽,判处斩首;逆孽,判处充军;颂美,判处罢
      职为民等等。崇祯帝做事十分仔细,他竟发现漏了来宗道、张瑞图和贾继春。他便
      责问道:
      
          “张瑞图、来宗道为何不在逆案? ”
      
          韩鑛立即回答:
      
          “张瑞图、来宗道没有实状。”
      
          意思是这两位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崇祯帝立即反驳道:
      
          “张瑞图擅长书法,为魏忠贤所爱;来宗道为崔呈秀的父亲请恤典时,奏疏中
      有‘在天之灵’之语,难道不是证据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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