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出头(2) 杨维垣指责我盛赞文震孟。文震孟忤珰( 指魏忠贤) 削夺，“破帽策蹇，傲蟒 玉驰驿”，确实令人敬佩。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的气节之士，与那些孜孜求 利之徒，孰荣孰辱，不辩自明。正是那些不愿“破帽策蹇”之辈，竞相歌功颂德， 倡建生祠；也正是那些希望“蟒玉驰驿”之徒，口呼“九千岁”而能恬不知耻。 杨维垣指责我盛称邹元标。如果说他在京城讲学之举有错则可，如果说他讲学 是别有用心则不可。当时魏忠贤驱逐诸人，毁废书院，目的正是钳制学士、士大夫 之口，恣行不义。正是从邹元标被以“伪学”之名驱赶出京以后，魏忠贤才以真儒 自命。国子监内，魏忠贤俨然与孔子平起平坐。如果邹元标等人仍在，能如此吗？ 杨维垣驳斥我“假借”、“矫激”。当初魏、崔得道时，个个任真率性，颂德 建祠，如果有一人敢“假借”、“矫激”，而能不颂不建，局面或许会有所改观。 杨维垣竟然说什么，真小人到其恶贯满盈时，自然就可攻而去之。我认为这不 是长久之计。如果要等到恶贯满盈，那坏事已做绝，即使翦除，不也太晚了吗? 即 使像崔、魏之流，恶贯满盈已非一日，如果不遇圣明之主，谁能翦除! 杨维垣还始终以“无可奈何”为那些替魏忠贤颂德建祠者开脱，我认为这也说 不过去! 如果只有崔呈秀一人献媚称臣于魏忠贤，魏忠贤能成这样的气候吗!?如果 魏忠贤以武力挟持诸臣叛逆造反，诸臣亦能以“无可奈何”而靡然从之吗!? 杨维垣还说什么，今日之忠臣，不应当以反不反崔、魏作为标准，我认为就应 该以此为标准。只有通过崔、魏之案，才能确定人品。因此东林之人，反对崔、魏 而遭迫害者，当然是正人君子。即使是那些攻击过东林，但因不附崔、魏而遭贬被 逐之人，也可算是正人君子! 杨维垣不以崔、魏定邪正，是因为他不敢这样做! 最后，倪元璐提纲挈领地说，东林得罪魏逆最深，受到的迫害最酷。时至今日， 应当体谅他们被杀被压之苦，而不应当抓住他们的小节不放。魏忠贤之流曾以贬杀 东林为首功，而东林党人今天竟然与魏忠贤之流一样，同为邪党恶逆，这算什么逻 辑? 倪元璐大声疾呼： “人才不可不惜，我见不可不除，众郁不可不宣，群议不可不集。” 倪元璐之疏，撕开了脸面，把该说的都说了出来。崇祯帝当时尚不想依倪元璐 的办法去扩大打击范围。如果依倪编修的严格标准，那么在魏忠贤当权时在台上的 官员，大部分都脱不了干系，要是个个严查，打击面自然很大，人事变动就相当剧 烈。因此，崇祯帝也就遵从那些稳健派官员( 大多是与魏氏有些瓜葛的人) 的意见， 表达了他不想进一步扩大打击面的想法。他做出批示，说： 朕总揽人才，公正清明，你们这些大臣，同舟共济吧，不要再互相攻击，纠缠 于门户之见了。 但既然开了口子，想压下去就不太容易了。继倪元璐之后，又有一位叫瞿式耜 的官员，上了一疏，为东林党鸣不平。瞿式耜，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 士，当时居官户科给事中。他在此疏中，大言他有“六不平”，对往事大发议论， 要求把清算运动推动下去。这在当时代表着一种政治呼声。 政治运动一经开始，便会层层深入，刹不住车，想挡也挡不住。既然崇祯帝倒 掉了魏忠贤集团，那么许多与魏忠贤有关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评价。既然魏忠贤是 十恶不赦之徒，那么反对魏忠贤而遭贬杀的那批人就要平反复出。只要案子一有松 动，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 动。原先遭打击的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 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的继续深入。因此，在魏忠贤刚倒台时，像杨维垣之类还是 倒魏的功臣，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杨维垣之流最终成为了运动的对象，沦为魏氏的 党羽或倒魏运动的绊脚石，从而被清除出局。 不知崇祯帝是否清楚这一点。不过他的态度不久便有了改变。至崇祯元年（1628） 三月，崇祯帝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 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冯从吾、邹 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 了大名，崇祯帝也没有过分追究。在当时的氛围中，这无疑是一个鼓励。 当时力主调和并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至此也被 罢免。出头攻击他们的是御史罗元宾。这位罗御史措词激烈地说，施、张两位，身 为大学士，却在魏忠贤擅权之时，贪图高位，一味迁就迎合，让魏氏为所欲为：赏 公封爵，颂德建祠，诛杀削夺，无恶不作。这实在是误国徇私! 施、张两位坐不住 了，要求辞职，崇祯帝立即同意。这两位阁臣的去职，更有利于运动的深入。 到了四月下旬，那位出了大名的倪元璐，再次出头，上疏要求崇祯帝焚毁那部 给东林集团定性的《三朝要典》。这又是一个惊人之举! 《三朝要典》的内容包括万历后期的梃击案、泰昌时期的红丸案及天启即位之 际的移宫案。魏忠贤通过《三朝要典》的编修和刊印，不仅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为 其贬杀东林党人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而且还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当时为了奉 承魏忠贤，有人竟把魏忠贤抬高到与孔子一样，同是圣贤，列举的理由就是魏忠贤 杀东林、修《三朝要典》，与孔子诛少正卯、编《春秋》可以相提并论。此说虽荒 唐，但也足见《三朝要典》的分量。现在魏忠贤既败，东林人要彻底翻案，就必须 搬掉这块绊脚石。倪元璐是聪明人，所以提出毁掉《要典》。 问题在于要毁《要典》，谈何容易? 天启皇帝曾为这部书御制了序言，给定了 性。《实录》中有关三案问题的记述上，全都参照了《要典》。更重要的是，主张 修《要典》、参与修《要典》的当事人，不少仍在位，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来宗道、 杨景辰就是天启朝编修《要典》的副总裁。 因此，当倪元璐提出毁《三典》时，大学士来宗道赶忙票拟圣旨道： “所奏关系重大，着礼部史馆诸臣详议具奏。” 崇祯帝看了不太满意，便笔一挥，添了一句： “听朕独断行。” 这句话已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礼部与史馆诸臣商量的结论也就不难预料。就 像来宗道这样的当事者，见风向已变，也竟然要求毁掉此书。当时只有两人公开站 出来反对。一位是翰林院的侍读孙之獬，一位是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霍维华。 孙之獬当时跑到东阁，力主不能毁《要典》。话说得相当难听： “皇上同枝继立，非有胜国之扫除，何必如此心狠手辣? 于祖考则失孝，于熹 庙则失友。” 孙之獬的话分量很重，意思也很明白：崇祯皇帝你是以兄终弟及的身份继位的， 即位前你也是天启帝的臣民，即位后更应心存感念，你何必如此心狠手辣，在皇兄 尸骨未寒之际，竟要毁掉《要典》这部由天启帝钦定的传世之作，叫天启帝颜面何 存? 当时孙之獬情绪很激动，说完之后失声痛哭，响彻殿廷内外。而且他立即要求 辞职，不干了! 这位孙之獬或许是通过此事看穿了世事的多变。清军入关后，他降 了大清，最后入了《明史·贰臣传》。 霍维华也力主不可毁《要典》，不过不像孙侍读那样激动。其实，当时与《要 典》有染的在朝官员，大有人在。像前述的两位大学士，像这位霍维华，都是《要 典》修撰的“功臣”，因此也实在用不着像孙之獬这位侍读那样大出风头，痛哭流 涕，弄得贻笑后世。不过，在那种大气候下，孙之獬竟敢如此出头，且不论其动机 如何，单凭其勇气而言，也是难能可贵的。 崇祯帝倒没有深究孙之獬，只是让他解职回乡，尽管请求严惩孙之獬的不乏其 人。当时崇祯帝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做到既要把运动向前推，又要不太伤了 皇兄天启帝的面子。孙之獬的话虽然偏激，但也有几分道理。到了五月上旬，崇祯 帝终于下定了决心，下令销毁《三朝要典》。不过他出言仍相当谨慎，说天启帝 “止慈止孝，炳若日星”，不过这些光昭盛美的“功绩”，已载于《实录》，不必 再用《三朝要典》这样的书来重复，因此《要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毁掉算 了。这些当然都是废话，但又不得不说。最重要的也并不是这些，而是后面的几句 话： “自今以后，官方不以此事定臧否，人材不以此书定进退，惟是三朝原无遗议， 绍明前烈，注意编摩。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异论，务衷朕清平之治。” 此话一出，套在东林党人头上的紧箍咒便失去了效力，等于给东林党人彻底平 了反。东林党人大批复出立即变成可能。至于崇祯帝所说的“诸臣各宜捐去成心， 勿滋异论”之类的客气话，则恐怕就是一厢情愿了。复出后的东林党人，能放过那 些魏氏旧党吗?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