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东林”(3)
      
          天启五年十二月,朝廷张榜东林党人姓名以示天下。
      
          既然东林党人如此罪大恶极,就应该把这些人公布于天下,不仅要让他们现在
      臭名昭著,而且也让他们遗臭万年。御史卢承钦说得好:
      
          “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像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
      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林、贺烺,
      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应该把这些人全部榜示天下,让
      这些奸佞之徒无处藏身。”
      
          卢御史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东林党人批倒批臭,让他们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
      终日。魏忠贤当然大喜,立即把这些东林党人名示天下。按照“君子不党”的古训,
      当时的人只要一上党人榜,便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天启六年(1626)正月,魏忠贤又炮制了《三朝要典》,进一步打击东林党人。
      
          既然东林党人是这样的糟糕,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想而知。尤其是他们对
      “三案”( 梃击、移宫、红丸) 之处理,更是不能容忍。现在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
      候了。给事中杨所修、霍维华等人提出,应该把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
      奏章,仿《明伦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于是由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任总裁,
      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任副总裁。至六月,终于编成《三朝要典》。天
      启帝还为此书撰写了《御制序文》( 实由顾秉谦执笔) ,以示重视和支持。《要典
      》之中,编书者处处拼命诋毁东林党人,暴露宣扬东林党人的罪行。如对“梃击”
      案,编书者是这样评述的:
      
          “王之寀竟然以此来开骨肉之争,诬陷皇祖( 万历帝) ,有负先帝( 泰昌帝) ,
      虽碎其骨也不足赎其罪! ”
      
          对“红丸”案,论述得则更精辟:
      
          “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说先帝( 泰昌帝) 驾崩是不得善终,另有隐情
      ;又附‘不讨贼’之论,诬蔑皇上( 天启帝) 不得正其始,是罔上不道。”
      
          对“移宫”案,则直论杨涟等人邀功:
      
          “杨涟等人勾结王安,故意加重李选侍之罪,以邀拥戴之功。”
      
          结果是王之寀、孙慎行、杨涟被论为“三案”罪魁祸首。此时,杨涟已死,王
      之寀则于次年被下诏狱处死,孙慎行被追论遣戍宁夏。当时正在重修《光宗实录》,
      凡事涉三案的,都必须根据《三朝要典》重新改动。实录实录,顾名思义就应据实
      而录,但事实上从来就做不到。《光宗实录》修成不久,魏忠贤上台就要重修。后
      来东林党人重新上台,便又再改,前后共修了三次。好在这也不是明末的独创,唐
      初李世民上台后就改过其父亲的实录,本朝成祖朱棣也改过《太祖实录》。改来改
      去,不外乎是把自己越改越好,把敌人越描越黑。历史总想做高高在上的公证人、
      审判员,但写历史的人又有几个能不食人间烟火呢?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下令逮捕东林党人前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
      外郎周顺昌,苏松巡抚周起元,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这几
      位就是“东林后七君子”。
      
          他们都是魏忠贤及其党羽恨之入骨之人。
      
          高攀龙,是东林党魁,官至高位,在位时处处为难魏忠贤。魏氏手下干将崔呈
      秀曾吃过高氏大亏,对他最是痛恨,不杀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周顺昌,也是令魏忠
      贤头痛的人物。有人认为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疏,就是由他起草的。
      他赴湖广乡试时,又竟然在题目中提到赵高、仇士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魏忠
      贤自然不悦。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高攀龙、赵南星被解职返乡时,这位周顺昌竟
      公然相送至郊外,还与他们执手叹息。魏忠贤已实在不能再容忍了。正巧周顺昌也
      提出休假回乡,魏便让一小宦官赶到内阁,带去一个口信,说:
      
          “此人尚可留在这里送客吗? ”
      
          有了这句话,内阁自然也就让他削职回乡。没想到这位周顺昌,在老家吴县乡
      居时,仍不收敛。魏大中被捕后,囚车路过苏州,周顺昌不仅请客摆酒,与魏大中
      同起同卧三天,还要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魏大中的孙子。当押囚的旗尉几次催魏大
      中起程赶路时,周顺昌千不该、万不该,竟当众指名道姓痛骂魏忠贤。魏忠贤听到
      后,能放过他么? 这几句话后来要了周顺昌的命。
      
          周宗建,是满朝文武中第一个弹劾魏忠贤的,甚至还指责魏忠贤目不识丁,大
      揭其短。李应升、黄尊素等人,也都是积极追随杨涟攻击魏忠贤的。魏忠贤大概至
      死也不会忘切李应升奏疏中的那几句令他胆战心惊的严厉之辞:
      
          “忠贤之罪千真万确,无可复辩。千罪万罪,又不胜辩。臣为陛下计,莫若听
      忠贤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为忠贤计,又莫若早自引决,以乞帷盖之恩。不然,
      恶稔贯盈,他日欲保首领而不可得! ”
      
          这种杀气腾腾之语,魏忠贤岂能忘记! 尽管魏忠贤人在京师,但对这几位乡居
      江南的宿敌并没有放松警惕。沈潅之弟沈演,时时监督,定期向魏忠贤汇报。苏杭
      织造李实,也密切注意江南动向。后来,魏忠贤干脆找来一份空白奏疏,令心腹李
      永贞,用李实的名义填写上奏,弹劾这一批东林党人。具体罪名是,周起元为苏松
      巡抚时,私吞钱粮几十万,并常与高攀龙等人往来讲学,图谋不轨,并顺手把周顺
      昌等人的名字写了进去。然后矫旨逮此七人,下诏狱。
      
          在缇骑逮捕这7 人时,江南发生了激烈的民变。
      
          高攀龙在家乡无锡得知消息后,知道在劫难逃,便先去道南祠( 宋代无锡先贤
      杨龟山祠) 拜谒先贤,为文以告。然后回家,与两位学生及一位弟弟饮酒于后花园
      中的水榭之上,算是诀别。到晚上,便给皇上写下《遗表》,然后整好衣冠,自沉
      水池,以死相抗。他的《遗表》称:
      
      
      
          “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
      
          高攀龙真正实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诫。他以一死抗争邪恶,恐怕也保
      住了自己的甚至也是读书人的尊严。不过,他这种举措及其内涵,不会被那些把自
      杀一向视作是畏罪、自绝的爪牙、帮凶所看重,也不会被那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观
      念的凡夫俗子所理解。
      
          京师的缇骑到达苏州后,遇到了大麻烦。周顺昌为官清廉,为人好义,而且为
      家乡做过不少好事,所以在家乡的威望很高。周顺昌被捕之日,全城几万人不约而
      同,都举着香要为周吏部请命。执行逮捕的缇骑,见此情形,十分生气,大声斥骂
      道:
      
          “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竟敢如此! ”说完,便大呼囚犯( 周顺昌) 何在,
      还把铁镣手铐之类的刑具往地上狠狠一掷,铿锵有声。这批为天子卖命的打手,原
      以为只要拿出点气势来,便能吓得住文弱的苏州人。没想到一向文弱的苏州人一下
      子被激怒了,竟像山崩地坼一样,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一人,其余负伤之人,惊得
      跳墙逃走。
      
          当时另一支准备赴浙江逮捕黄尊素的人马,也正好泊船在苏州胥门之外,被苏
      州人围住痛打,船也被击沉。缇骑跳水而逃,才活下命来,但把捕人的凭据驾帖弄
      丢了,竟不敢去浙江抓人。在常州抓缪昌期、周应升的人马也遇到了类似的抗争。
      
          周顺昌、黄尊素等人,都是自己去当地官署,自投诏狱的。
      
          据说魏忠贤接到苏州民变的消息后,也非常紧张。不久又接到报告说,已有5 
      名倡乱首犯自首,城中局势也已弹压,他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被处决的那5 名首犯是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他们是市
      井平民,大概也不具备倡乱的号召力,但在政府缉拿凶犯时,自动站了出来,承担
      责任,以自己的死,保住了苏州全城的平安无事。魏忠贤垮台后,苏州人追念其恩
      德,在虎丘旁为他们造了很有气魄的合葬墓,并由复社领袖张溥写下了那篇著名的
      《五人墓碑记》。苏州人还为他们立祠享祭,不过用的是原先为魏忠贤造的生祠,
      大概是为了废物利用吧。对苏州人的这种安排,这5 位亡灵有无意见就不得而知了。
      试想:几年前尚是为魏忠贤祈祷祝福的生祠,几年后却又被改造而用来纪念这5 位
      壮士,而后者却是因前者而遭惨杀,这种情形,总是有点别扭,也让人感叹世事的
      不可捉摸!
      
          下诏狱的6 位东林党人,在许显纯的手中被整得惨不忍睹,毙命于狱中。
      
          缪昌期,第一个被送进诏狱。在狱中,他慷慨对簿,言辞、气势不屈不挠。他
      被诬受纳3000两白银,备受毒刑后,终被活活打死。至于死期具体是何日,不得而
      知。大概是因他曾为杨涟起草了那个名疏,所以在五月十二日尸体被领出时,他的
      10手指竟已全被打落,塞入两袖之中。
      
          周顺昌,性格最为刚烈。他在狱中仍对魏忠贤骂不绝口。许显纯恨他此时竟仍
      敢大骂其主子,便用铁锥硬是把他的牙齿一颗颗给挖了出来。周顺昌仍不屈服,把
      满口鲜血吐到许显纯脸上,大骂不止。许显纯便在夜中派人将其杀害,时为六月十
      七日。3 天后,尸体被领出,皮肉已全部腐烂,仅存发须依稀可辨。
      
          周宗建,因首劾魏忠贤目不识丁,被坐赃12000 两,许显纯对他下手也最毒。
      经多次毒刑,周宗建已奄奄一息,倒卧在地,不能出声。许显纯见状,恶狠狠地骂
      道:
      
          “你还能骂魏公一丁不识吗? ”
      
          然后就用沙袋压在他身上,使其气绝而亡。这一天是六月十八日。
      
          黄尊素入狱后,也备受煎熬。他自知狱卒将加害自己,便叩首谢君父之恩,赋
      诗一章。当时狱中仅存李应升一人还活着,关在隔壁牢房,黄尊素便隔墙与他诀别,
      说了声:
      
          “仲达( 李应升字) ,我先走了。”
      
          当日黄尊素遇害,时为闰六月初一日。黄尊素就是“清初三大家”之一黄宗羲
      之父,家中赤贫,坐赃虽不足3000两,但仍然赔不出来。家人为此吃尽苦头,最后
      还是靠故旧、同年及乡人捐助,才交清此款。
      
          闰六月初二日,李应升也被杀于狱中。
      
          周起元,因道路最远,被解到京师下狱时,前面几位已经归天。当时李永贞代
      李实上疏弹劾周起元贪赃枉法时,随手写下数十万白银之数。许显纯便以此数追赃,
      周起元受尽折磨,于九月毙命诏狱。其家产全被没收充公,因远不足额,则株连无
      辜,以至亲友无不倾家荡产。周起元在苏松巡抚任上,掌管的赋税成百上千万两,
      只要稍起贪心,便是大富,而他却一尘不染,严于律己。家人亲友在他生前未得到
      什么好处,在他死后却为他背黑名,破财遭灾,这大概也是做清官的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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