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失守 天启这个新年号的启用，似乎一开始就预示着凶兆。 天启元年（1621）春三月，辽东战局大坏。努尔哈赤乘初春之机，大举反攻， 夺取沈阳、辽阳两大重镇，辽河以东大小70余城，尽降满洲。经略袁应泰、巡抚御 史张铨等人战死。 消息传来，朝廷大震。 本来，在杨镐兵败之后，熊廷弼在辽东已逐步立住了阵脚，辽东局势也有好转。 但熊廷弼与朝廷诸臣搞不好关系，满朝文武喜欢他的不多。适逢与他有私怨的御史 姚宗文赴辽东阅边，回来后大肆攻击熊廷弼，姚宗文的同伙也纷纷应和，说熊廷弼 破坏辽疆。熊廷弼愤然抗疏求罢，朝廷便派袁应泰这位并不精通用兵之道的文官接 任经略之位。没想到才几个月，辽东局势便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朝廷急命王化贞巡抚广宁。在此以前，王化贞以参议守广宁，在辽河西部颇得 人心。辽沈失守后，前线无将，便就地任命王化贞为巡抚。至六月，朝廷重新起用 熊廷弼为辽东经略，驻山海关，赐尚方宝剑，节制诸路人马。熊廷弼竟然在这种危 急关头再次上任，真不知他是保国卫疆，求功心切，还是一时意气用事，全不知其 中关节! 朝廷此次起用熊廷弼，完全是出于无奈。辽河以东全线崩溃后，朝廷才想起如 果熊廷弼在前线，局势当不致如此。于是在大学士刘一燝的提议下，朝廷决定重新 起用他，而他也竟然又轻率上任。但此次复出，形势已今非昔比，不仅辽河以东城 寨尽失，更严重的是，巡抚王化贞并不听熊廷弼节制，反而处处与他对抗。熊廷弼 一到前线，就感到事不可为，凶多吉少了。但他此时已无退路。 熊廷弼一到前线，就发现广宁巡抚王化贞的战略大不对头。王化贞原非帅才， 也不知如何用兵，他根本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一味迎合朝廷的意思，主张不切实 际的进攻。这与熊廷弼的战略大相径庭，熊廷弼自然不能同意，双方失和也由此开 始。 然而，王化贞是很有背景的人。当时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坚决支持王化贞。 此年十月上任的内阁首辅叶向高是王化贞的座主，两人有师生之谊，自然也偏向王 化贞。或许是朝廷太需要辽东的胜利了，因此当时朝廷上下几乎是一致支持王化贞 的进攻。王化贞则在朝廷的支持下，率广宁的官军四万，合毛文龙的两万余人，先 后五次出击，却都是无功而还。熊廷弼也被迫由山海关移镇广宁前线，但已被架空。 他多次要求朝廷节制王化贞，但朝廷绝大多数官员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要求王化贞 不要受熊廷弼节制，而王化贞也上书朝廷，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辽东。真是有点 痴人说梦!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的部队突然反攻，西渡辽河，一举攻破西平 堡，并击败明朝援军。王化贞手下最得力的战将游击孙得功叛降。孙得功原想生擒 王化贞邀功，幸亏王化贞在部将的保护下，仓皇逃出了广宁。至大凌河畔，王化贞 遇到了熊廷弼，便失声而哭，熊廷弼则微笑着说： “六万大军，一举荡平，何至如此? ” 但熊廷弼至此也无回天之力。他把自己的五千兵马交王化贞带领，殿后掩护， 焚烧积储后全线撤入山海关。此役之败，使辽河以西包括重镇广宁在内的40余城尽 入满人之手，明军的防线几乎退到了山海关一线，并已无路可退。辽东就这样被糊 里糊涂地丢得一干二净。 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大震。最后是熊廷弼、王化贞一起被逮入狱，论死。 兵部尚书张鹤鸣不久也被罢免。熊廷弼这样的结局，多少有点代人受过。不过，连 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他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到后来魏忠贤大杀东林党人时，他还 要被当作替罪羊，断送了性命。 从张居正到熊廷弼，似乎不难看出，明末的能干之臣，凡是干出点成绩来的， 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辽东的惨败，已给朝廷敲响了警钟。不久，朝廷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 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至此年八月，孙承宗亲自赴前线经略蓟辽。这在明朝历史上 似乎还没有先例。这说明朝廷已认识到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明朝历来重文轻武，主张文治。武将和兵丁几乎都是世袭，没有什么地位。兵 员的招募训练、粮饷的供给等等，差不多都由文官负责。即使遇有战事，前线统兵 指挥的主帅，也由文官担任。而最后的决策权往往也由朝廷兵部、内阁的文官掌握。 前线战将身边，往往还有文官掣肘。这种体制，本是明朝已十分成熟的文官制度的 重要特征，目的是限制军人在帝国中的权力，以免太阿倒持。就此点而言，效果当 然是很不错的。 但至战时，尤其像辽东之战这种大规模战争时期，这种体制就很成问题。前线 的主帅并无战场上的绝对指挥权，几乎所有大事都要由朝廷最后决定。任何人物都 可以指手画脚，说上一通，效率之低，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有人际关系、粮饷供应、 兵员调动补充之类的因素。就是说，前线主帅受到的牵制太多，不能有效、合理、 迅速地制定战略决策，动用战争资源，调动兵力等等。这当然是兵家大忌。相反， 努尔哈赤能集政治、军事、经济于一体，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物力，把他的满洲搞 得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两者相较，优劣自明。明朝在辽东的失败，也就不 难理解了。 从杨镐到袁应泰，再到熊廷弼、王化贞，朝廷在辽东节节败退，原因固然很多， 前线主帅当然也难逃责任，但责任最大的，仍应是朝廷本身。战争是检验一个政权 能力的最佳手段之一! 辽东的仗打成这种样子，而朝廷却仍没有改变原有文官制度 下的军事体制。直到辽东丢光了，才想起要改革，授孙承宗以全权，但为时已晚。 试想，如果熊廷弼几次经略辽东中的任何一次能获如此全权，局势或许就不至于坏 到这种地步。这当然只是假设，而历史恰恰是不允许假设的。 更为遗憾的是，明朝文官制度的这些毛病，到后来仍顽固地影响着时局的发展。 孙承宗不久就被罢免。而在明朝的最后一朝崇祯朝，当朝廷的军队与李自成、张献 忠的农民军，以及与满洲军进行生死决战时，这样的事仍是屡见不鲜，可以说是与 明朝相始终的。 在距此三百余年以后的1964年农历正月初一日，一位熟谙历史的伟大人物曾即 兴评点了明史，发表了一些高论。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 一个是不识字，一个是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就不行，国 家就管不好了。这番话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也不乏激愤之情，但确实击中了明朝 文官制度下的某些体制性的痼疾。 在天启元年（1621）还发生了另一场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地点是在四川、贵州。 此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利用朝廷在四川征兵赴辽东之际，突然发动叛乱， 杀死重庆巡抚徐可求及道府总兵官20余人，占领重庆，并迅速分兵破泸州，陷遵义、 兴文，一时川贵响应者无数，最后兵围成都，并建立大梁国号，封丞相以下官员， 大震西南。这次叛乱，一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平息。 奢崇明的叛乱，还引发了天启二年（1622）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头目安邦彦的叛 乱。安邦彦自称罗甸大王，攻下毕节。贵州诸部群起而助之，攻城略地。安邦彦率 军直逼贵阳，围贵阳十月之久。城中缺粮，以至发展到饥人相食的地步，先是吃死 人，后吃活人，到最后甚至亲友相食。知县周思稷，竟自杀以身充军粮。等到外面 援军赶来解围之时，城中原有的十余万住户已所剩无几。 到天启二年（1622）五月，白莲教徒徐鸿儒在山东发动叛乱。明末时，蓟州人 王森倡导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下设传头、会主诸号，传授白莲教，一时京畿、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信徒无数。后王森虽被捕入狱致死，但其子王好贤， 以及骨干徐鸿儒、于宏志承其衣钵，继续发展白莲教的势力。至天启二年，王好贤 等见朝廷尽失辽东，人心思乱，便约定是年中秋节起事。后因计划泄密，徐鸿儒在 山东首先起事。他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率众在山东攻城略地，坚持了 九个月。徐鸿儒最后兵败被俘，送京师，磔于市。临刑前，据说他曾长叹道： “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余年，徒党不下二百万，事竟不成，天意也! ” 天启初年的这些外祸内乱，已预兆着天下大乱的日子为期不远。大明朝的法统 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不仅关外的努尔哈赤已立国有年，对大明朝虎视眈眈，就连 四川的永宁土司奢崇明、贵州的水西土司安邦彦，竟也敢称王立国，来与明廷一争。 而山东的徐鸿儒，更是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公然认为改朝换代的时代 已经到来。大明朝的权威，已经开始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从川贵、山东的三起内乱来看，大明朝的虚弱与无能至此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 地步。叛军在开始时几乎遇不到真正有效的抵抗，如近在京畿的山东，在徐鸿儒起 兵时，境内几乎无官兵可调可用。而在平叛过程中，中央政府也几乎无力顾及，不 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央政权的权威，在关键时刻要有实力作为基础，否则肯定 难以长久维持! 那么，这时候的朝廷官员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 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