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没有提出的问题
      
          纽约时间下午3 :01,在普利策奖预定宣布时间一分钟后,两个强壮结实的哥
      伦比亚大学学生仍然拖着几个硬纸板箱,穿过校园,箱子里装着精心排印的新闻材
      料。
      
          与这两个年轻人同行的是大学公关处办公室主任南希·卡莫迪。洛氏纪念图书
      馆的生产车间在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下排印了这批材料,卡莫迪在过去24  小时内
      监督印刷和装箱工作。她负责最终候选人和得奖人名单的保密工作,她以军人般的
      严格有效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她每年都训练她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同普利策奖
      有关的材料时要绝对保密。任何人未经批准,不能进入生产车间。在向记者宣布得
      奖人名单以前,生产车间的任何东西——包括废纸——都不能拿出去。只有在她的
      监督下,才允许这两个大学生运送她的重要材料。
      
          75  包新闻材料,各重1.5 磅,内有42  页排印的资料,包括1990  年普利策
      奖的45  名最终候选人名单。其中有一页是新闻报道奖名单,1990  年三位最终候
      选人是吉姆·德怀尔、克莱尔·施皮格尔和塔马尔·斯蒂贝尔,其中一人是普利策
      奖获得者,另外两人是亚军。
      
          每包新闻材料中还有吉姆、克莱尔和塔马尔的黑白照片,以及其他得奖的23  
      名最终候选人照片。2 月份参赛时,每人就附上照片和简历,以便在宣布名单之日
      可以立即向新闻界提供这方面的材料。
      
          当卡莫迪和她的两位助手向新闻大厅匆匆走去时,普利策奖负责人罗伯特·克
      里斯托弗在“世界”大厅把焦急不安的记者们扫了一眼。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现
      在是下午3 :02。五分钟以前他从办公室走下楼来,身穿合身的灰色礼服,仪表堂
      堂。现在,他阔步走向大厅的门口,在紧挨着普利策半身雕像前站住,敲敲木桌。
      
          闲聊的声音仍然没有停下来。他又敲敲桌子。
      
          这回大厅安静下来。大家的目光都转向克里斯托弗。他开始讲话。
      
          “再过几分钟,大学公关处的工作人员就会送来宣布1990  年普利策奖获得者
      名单的新闻材料。”他解释说,材料有限,将首先分发给“要发稿的记者”。如果
      还有剩余,大家可以自己去拿。他说了这些话后,大厅又人声嘈杂起来。
      
          克里斯托弗的助手巴德·克利门特发现忽略了一个小插曲。他走到大厅门口电
      源板那里,启动了一个开关。许多日光灯一下子照亮了前厅的一件精美雕塑品——
      巨大的彩色玻璃的自由女神像,它的两侧是地球的两个半球。
      
          当普利策的位于花园路的“世界”大厦拆除的时候,这尊彩色塑像被迁移到这
      座新闻大厅。
      
          把这件彩色玻璃艺术品搬到“世界”大厅,是明智之举,因为自由女神像是普
      利策最著名的促进报纸销路的手段——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促销活动吧。不过,
      今天很少人知道,如果不是由于普利策的努力,美国最著名的自由女神也许永远不
      会到达美国的海岸。1884  年,法国赠给美国的这尊巨大的、尚未组装的塑像装在
      柳条箱里,任其在巴黎风吹日晒;美国私人机构正想募集资金,以便把它运抵美国,
      竖立在纽约港,但募捐运动不成功。在美国,对此塑像感兴趣的人不多。他们想象
      不到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普利策想到了这一点,他聪明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承
      担运输费用,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只要大笔一挥就行了。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抓
      过了募捐运动。他利用自己报纸的力量和影响,鼓动大家的爱国热忱,他的成千上
      万的读者慷慨解囊,从几分钱到250 美元不等,终于凑够了所需要的钱。
      
          普利策的募捐活动是非常成功的,借此大力自我宣传了一番,他的《世界报》
      的发行量大增,而最后的高潮是在1886  年举行自由女神像的落成典礼。这的确是
      一个“世界性”的促销活动。从此以后,普利策绝不让他的读者忘记该报在把这位
      女神请到美国方面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他在该报头版报名旁边印上了地球的两个
      半球簇拥着的自由女神像,从而使读者每天都想起这件事。这还不够,他又在他的
      报纸大楼里竖立了这个彩色玻璃塑像,让人们欣赏和羡慕。
      
      
      
          在克利门特把日光灯打开以后,记者中间有一些人转过身来,观看这件陈列品。
      其中的一位女记者显然知道自由女神像同这位已故的出版家之间的关系,她向其他
      人作讲解。可惜她不知道这位伟人名字的正确发音,竟把他称为飘利策。
      
          然而,谁能责怪她呢?把普利策名字的发音拼错,已成为美29国流行方言的一
      部分。谁要是怀疑这一点,只要看看电影《蝙蝠人》就行了。
      
          这部电影打破票房记录,1989  年在全世界拥有的观众超过任何其他一部电影。
      它描写的是一名雄心勃勃的自由投稿的摄影师维基·维尔,她试图说服纽约市一家
      报纸的记者同她合作,去报道一位蝙蝠似的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由萨姆·哈姆
      和沃伦·斯卡伦写的这部电影剧本包括下面这样一句话,维基·维尔娇滴滴地对这
      位迟疑不决的记者说:
      
          “我拍照片,你写文字——准是获得普利策奖的材料!”在电影里,这句台词
      是由女演员金·贝辛杰说的,成了“飘利策奖”。
      
          在这部喜剧电影结束以前,她把这个错误又重复了一次。
      
          下午3 :08,“世界”大厅里的人头突然转向门口,南希·卡莫迪走了进来,
      紧跟着她的是两名自愿服务人员,他们拖着沉重的纸箱。
      
          罗伯特·克里斯托弗又敲了敲桌子。大厅立刻安静下来。他说,大厅里的所有
      电话可供记者使用,他将呆在这里回答大家的提问。他再没有说什么,只是朝卡莫
      迪点点头,她便开始散发新闻材料。大厅一下子炸了窝。记者们纷纷向卡莫迪和她
      的两个助手抢新闻袋,然后奔向电话。那些发稿时限不那么紧或者不太着急的记者
      则比较耐心地等着分发材料,然后拿着新闻袋到椅子上或者安静的角落里去仔细阅
      读。
      
          卡莫迪的上司、哥伦比亚大学公关处处长弗雷德·努贝尔满意地观看这个场面。
      不错,宣布的时间比原定的计划晚了几分钟,从硬纸板箱里散发新闻袋,多少有点
      狼狈。努贝尔和蔼可亲,以前也干过新闻这一行,他帮助普利策奖宣布事宜,已有
      二十五年了。他说,校方对不讲排场、不搞仪式的做法很满意。
      
          “我想大家会说,我们对此有点自豪,”他说。“这个奖不需要那么张扬。”
      在校园对面的洛氏纪念图书馆里,努贝尔公关处的工作人员正忙碌地把获奖名单电
      传给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
      
          在百老汇以南相距八十个街区的时代广场上,人们正用比较传统的电信方式通
      知所有的获奖人。西方联合电报公司正给他们发出电报。普利策奖办公室助理克劳
      迪娅·斯通中午时分到了时代广场,她拿了一摞打印整齐的电报,准备在三时整发
      出。这个做法,普利策奖管理处已经沿用了几十年,然而今天,斯通却碰到了意想
      不到的麻烦。
      
          “由于某种原因,”她说,“西方联合电报公司拒绝接受这些电文。他们现在
      只接收发电报人的钱。他们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去询问有关的情况。我提出
      了抗议,因为我们一向是自己撰写电文,亲自拿到时代广场的。
      
          这样,电文中如果出了错,我们就知道这是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疏忽,责任不
      在我们身上。但是,他们对我说,现在不能再这么做了。”斯通满腔怒气地回到了
      大学。她拨通了指定的电话,花了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吃力地向西方联合电报公
      司的报务员口授得奖通知书。
      
          现在,下午三时刚过,西方联合电报公司正把电报发向几乎全国的所有角落,
      那里的信使开始把它们传递给报馆编辑室、办公室或得奖人的家里。
      
          斯通最担心的事果然出现了:西方联合也报公司的报务员在抄写用电话口授的
      电文时,果然弄错了一个地方。查尔斯·西米克是诗歌奖得奖人,然而发给他的电
      报却祝贺他荣获1990  年普利策传记奖。
      
          几分钟以后,记者们开始向克里斯托弗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的许多问题
      暴露了记者是缺乏准备的。
      
          “评审工作是怎么进行的?”一位年轻记者问,他显然没有事先看点背景材料。
      克里斯托弗满有风度地耐心解释了评审员三月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这间房子里开会
      确定新闻奖最终候选人名单的前后经过。他讲述了文学艺术奖评审员是如何通过电
      话进行商讨的。他继续说,普利策奖金委员会4 月份——3 天以前,也是在这个房
      间里——开会,从各类最终候选人(被称为“被提名者”)名单中选出得奖人。
      
          这是一个复杂的、神秘的过程。在克里斯托弗作冗长细致的解释时,这位年轻
      记者傻瞪着眼。克里斯托弗虽然颇有耐心,却也不免露出腻味的神气。连他自己也
      说不清,他作这样的解释已经有多少次了。
      
          另一位不大了解情况的记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总共颁发了多少金奖?”克
      里斯托弗又耐心地解释说,每年只颁发一枚金质奖章,不是奖给个人,而是奖给那
      些为公众服务有功的报纸。其他各类奖的获得者可以得到3 ,000 美元奖金。他说,
      1990  年金质奖章由《费城问询报》和北卡罗来纳州小报《华盛顿每日新闻》共同
      获得;前者调查了美国的血液工业,后者揭露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华盛顿市在八年之
      久的时间内未能发现饮水受到致癌物质的严重污染。
      
          还有一个记者问;“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是不是否决过今年评审员的任何提名?”
      克里斯托弗以眼神示意,有这么回事。一位了解内情的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她显
      然知道,委员会几乎每年都要抛弃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评委提出的最终候选人名单,
      而把奖金绘了别的人。这使评委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们有时公开地表示
      强烈抗议,在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给普利策奖造成不良影响。克里斯托弗没有正
      面回答,只是说,所谓委员会“否决”评委的提名,用词欠准确。他说,在今年
      “一两项新闻奖的提名中有些不当”,但没有任何评委遭到否决。
      
          第二个了解情况的提问是:“这回委员会是否拒绝了某类奖的颁发?”“没有,”
      克里斯托弗回答说。他似乎预料到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显然是每年常有的事。
      他让这位记者看看新闻袋里的材科,那里有一整页列举了哪些年份在哪些类别上委
      员会曾经决定不颁奖。这页材料表明,最近一次这样的年份是1986  年,当时委员
      会决定不颁发戏剧奖。象那样不颁奖的情况总是引起不良的宣传效果。但今年不会
      有这样的事。克里斯托弗松了一口气,表明他是内行的。
      
          “今年的某些奖似乎涉及到天灾人祸,”另一位记者说。“你是否也认为这是
      1990  年普利策奖的共同主题?”“是的,当然是这样,”克里斯托弗回答说。他
      指出,在今年的1 ,770 项新闻奖提名中,有许多是涉及各种灾害,如:加利福尼
      亚地震、飓风和“埃克森·瓦尔德兹”号油轮漏油事件。在今年的提名中还有环境保
      护主题,如:
      
          北卡罗来纳州一家报纸关于饮水污染的报道获得金质奖章。
      
          克里斯托弗微笑着。记者的所有问题都类似这样,纯粹是挑刺儿。他轻松愉快,
      显得很喜欢他的工作。今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往年每到四月份,克里斯托弗
      几乎总是至少由于一项奖而处于风暴的中心,有些年代简直是象刮台风。
      
          1988  年就是这样。当时三项不同的新闻奖引起了摧毁性的批评。《国民新闻
      报》和《哈泼斯》月刊要求撤销给予《费城问询报》蒂33姆·韦纳的新闻报道奖,
      因为韦纳关于五角大楼“黑预算”的系列报道所依据的信息和图表都是这两家刊物
      以前刊登过的。与此同时,一个新闻监督组织——里德·欧文新闻准确性调查所则
      要求撤回绘予《华盛顿邮报》电视记者托姆·谢勒斯的新闻奖,因为据说他同他的
      消息来源有不道德的关系。一些新闻批评家,包括《华盛顿新闻评论》,坚决反对
      把普利策奖授予《劳伦斯鹰论坛报》,因为《华盛顿新闻评论》认为该报关于威利·
      霍顿和监狱假期的系列报道是“片面的、不扎实的”。
      
          以克里斯托弗打头阵的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拒绝了关于剥夺头两位有争议者获奖
      权利的要求,而对最后一名获奖者受到的批评则置之不理。
      
          九十年代看来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因为记者们不断对克里斯托弗提出的问
      题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
      
          “看来,许多获奖者是来自美国西部,”一位记者一面翻阅新闻材料,一面说。
      “是这样吗?”“是这样,”克里斯托弗微笑着回答说。他似乎很高兴有人问这样
      的问题。“今年半数新闻奖为西部各州的报刊所得。我认为,这还是第一次。”有
      些记者记下了这段话。不过,有一个记者没有记,他就是苏联《消息报》记者亚历
      山大·沙利涅夫。他只是从旁观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沙利涅夫特别感兴趣的是
      美国新闻界对过去一年中共产主义世界剧变的报道,不知道其中是否有获得普利策
      奖的作品。另一个超脱的观察家走到他的旁边,问他有何观感。
      
          “是指普利策奖吗?”沙利涅夫反问道,他也拚成“飘利策”。“我认为这是
      自我祝贺之举。”这位苏联记者的评语可能有点不客气,但倒是有几分真理。很少
      有哪家报纸比这种表面的报道更前进一步,就普利策奖金的管理提出问题。看来,
      在涉及到普利策奖金时,在职的记者们似乎有一个盲点。
      
          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那就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戴维·肖。肖可能是新闻
      行业最受人尊敬的、被报纸雇佣的新闻批评家。他在1980  年该报发表的他的长篇
      系列报道中,对普利策奖作了不留情面的调查研究。他的调研成果在补充新的材料
      后,浓缩为一章,收入他在1985  年发表的《新闻界剖析》一书中,其中用统计数
      字证实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抱怨:普利策奖偏向东部报刊。
      
          “这是一个自我完成的循环,”肖写道,“东部成员占主要地位的委员会挑选
      东部人占主要地位的评审员,后者把东部人占主要地位的奖金候选人名单交给东部
      人占主要地位的委员会,委员会又选定东部人占主要地位的获奖人选。”由此可见,
      克里斯托弗的话是大有深意的,他说:1990  年第一次有半数新闻奖的获得者是来
      自西部各州。
      
          肖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发现,他认为,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曾以互相吹捧和玩弄其
      他政治花招而闻名,但这在三十年前也许确有其事,但现在再也没有此种情况了。
      他还发现,在得奖人的构成中小报所占的比例要比一般的想象大,委员会的一些决
      定是“相当快的和直截了当的”,在委员会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新闻界的一些年长
      的有政治家风度的人士”,主要是反对变革的男性白人,平均年龄为五十六岁。
      
          肖以其关于普利策奖的报道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这一
      点,但他最重要的透露是,委员会每年至少否决评委的一项建议。他发现,每年都
      发生这样的事。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成员肯定看到了肖1985年著作中的这段话。自
      那时以来,已经有两年委员会忠于评委的选择。不难看出,肖的报道使委员会谦虚
      多了。
      
          甚至这位尊敬的肖先生也难免受普利策奖的诱惑。他承认,1985  年他很高兴
      地发现他是普利策奖的最终候选人,但失望的是,未能成为获奖人。不过,1991  
      他很高兴终于获得普利策批评奖。
      
          与此同时,象肖这样的有头脑的记者在普利策奖方面仍然可能有一些问题要问。
      例如,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成员在处理他们之间的个人冲突方面是否有章可循?在讨
      论自己的报纸获奖问题时,委员会成员要迴避。那么,为什么在讨论其对手的问题
      时不也迴避一下呢?委员会成员在为自己的出版公司出版的著作投票时,怎能做到
      公道呢?这岂不等于照顾一个同委员会成员有经济关系的公司吗?
      
          有些问题把道德同经济掺和在一起:普利策奖的费用远远超过了普利策基金的
      岁入,是谁为这项活动提供资助的?为什么奖金委员会接受公司的赞助而不公布其
      名称呢?记者是否应该接受一个来源保密的金钱奖励呢?
      
          普利策的基金是否管理得很好?普利策奖金的实际价值在过去几十年为什么下
      降?
      
          还有一些问题涉及到信誉:为什么象F ·斯通这样一些出色的记者或者象伦纳
      德·伯恩斯坦这样一些才华出众的作曲家生前始终没有得过普利策奖呢?普利策奖
      金委员会的成员对自己承担的任务是否认真负责?这些地位都很高、工作十分繁忙
      的负责人是否扎扎实实地读了每年被提名为最终候选者的十五本书?他们是否认真
      地聆听了被提名获音乐奖的冗长的录音带?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既没有写过乐曲,也没有发表过诗歌或戏剧的记者,
      那么,这个委员会怎么会有资格决定文学艺术奖呢?
      
          为什么委员会坚持要进行秘密讨论,不让别人旁听,也没有委员们投票情况的
      正式记录呢?
      
          对新闻这个行业来说,这种严守秘密的做法是否适当?因为新闻就是要抓住真
      实、报道真实的,不仅要报道政府的真实,而且要报道商业、教育、科学、医学、
      艺术、社会其他一切方面的(公众的和个人的)真实。
      
          记者常常必须英勇地进行斗争,打破秘密的障壁,才能写出获奖的报道。普利
      策奖竞选的这种神秘性岂不贬低了记者的努力?
      
          甚至设立这种新闻奖和文学奖,究竟有无必要?对它们强调得是否过分了?它
      们究竟是有益的,还是产生腐化影响?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于
      1926  年获得普利策奖,但遭到他的拒绝,他说:“所有的奖金,象所有的头衔一
      样,都是危险的。”他的这句话也许接近真理的边缘。
      
          哥伦比亚大学“世界”大厅的普利策奖宣布日那一天,记者们没有提出这些问
      题。
      
          他们或者派他们去报道这个活动的主编们也许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遗憾的
      是,他们的盲点,如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秘密做法,正不知不觉地嘲笑着、贬低着
      吉姆·德怀尔、克莱尔·施皮格尔、塔马尔、斯蒂贝尔这样一些人的成就。这些记
      者从最初的采访念头,到在纽约的这一天扬名全国,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凡是了解
      其中甘苦的人,都可以对许多这样的没有提出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场角逐导
      致一个准确无误的结论:正象普利策奖使这些记者扬名一样,他们也为普利策奖增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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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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