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吉姆·德怀尔：不要乘A列车 8 月份的曼哈顿，天气可能非常炎热，有时热得路面都泡。 在地铁里，人们本来指望那里会象山洞一样，凉爽宜人，然而由于数以百计的 空调列车排放的废气，空气反而更加闷热。在战略性的交汇点安装的巨大通风扇每 分钟可以给地铁涵洞里送5 万立方英尺的新鲜空气。但这些通风扇由复杂的电子装 置控制，机械经常出毛病。纽约地铁通风扇往往有25％在同一时间内停止运转。进 入地铁，有时象钻进火炉一样。 1987 年8 月1 日就是这样。由于钱伯斯大街正在施工，南来北往的A 列车运 行在同一条轨道，那天下午热得够呛。列车上巨大的排气扇照转不误，而钱伯斯大 街地铁塔上的空调设备则不运转了。塔上操作员艾什顿·克拉克后来估计，当他疏 忽大意地让两列载满上班、旅游、购物的乘客的A 列车相向疾驶时，他的操作间的 温度大概有100 度。 这次可怕的地铁事故如果真的发生，那将是举国震惊的惨剧，这不仅是因为它 会造成许多人的死亡，而且还因为纽约的A 列车具有传奇色彩。爵士音东大师杜克· 埃林顿通过摇摆舞歌曲《乘A 列车吧》而使这条地铁路线名闻遐迩。勃鲁斯爵士乐 创作者比利·斯特雷霍恩在30 年代写了这首曲子，作为对地铁的颂歌，当时地铁 是通向哈莱姆的快车。但是，使这首曲子（以及A 列车）出名，则要归功于埃林顿， 他的乐队于1941 年在好莱坞把它录制下来。《乘A 列车吧》，成为埃林顿的标志 和永恒的主题，而同名的曲子也永远渗入美国人的意识之中。 A 列车在昆士半岛的法尔·罗卡威开始它的35 英里的行程，它向北越过牙买 加湾，经过机场，直抵霍华德海滩，然后向东，直奔布鲁克林，穿过东河底部，到 达曼哈顿闹市区的金融区。接着，它又向北，驶向世界贸易中心，经过格林威治村、 切尔西、哥伦布圆形广场、中央公园、哥伦比亚大学和哈莱姆，然后在吉姆·德怀 尔住地——华盛顿高地到达终点站。 吉姆每天去曼哈顿商业区和住宅区交接处的《纽约新闻日报》上下班，都要乘 坐A 列车。他的妻子卡西上下班，也乘这趟车。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做非全日制工作， 为该公司及其客户编制计算机软件。这对夫妇外出时，常常结伴同行，有时还拖带 着他们4 岁的女儿莫拉。 乘坐这条著名的地铁，已经成为德怀尔家庭生活每日不可缺少的内容，所以当 他得知1987 年8 月那个闷热的下午两点钟以前发生的事故时，大为吃惊。这一对 400 吨的A 列车由于失误，正相向急驶，在相距不到200 英尺时才嘎吱停了下来。 这场灾祸之所以得以避免，是因为一个列车上的司机看见安全灯变红了。他急忙刹 车，疯狂地打无线电话，这时，他死死盯着对面那列发出尖叫声的、紧急刹车的列 车的前灯正在逼近。 简直是奇迹，竟安然无恙。但是，吉姆不难想象这场险情。如果出事，那将死 伤乘客数十名，他可能是其中之一，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不能幸免。他自问道，为什 么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竟险些发生？ 都市交通局很快查明这个事故是人为造成的。责任人是调度塔操作员艾什顿· 克拉克。对他的尿进行了化验，排除了饮酒或吸毒的可能性，但他因“渎职”而被 暂停工作。 这一切，纽约新闻界都没有立即加以报道。实际上，吉姆也是在这场险情发生 一周以后，新闻变成旧闻时，才知道的。他发现这件事，还是因为他改变了他对其 专栏的写作态度。 “在早期，”他解释说，“我作为地铁专栏撰稿人并不涉及到写硬性新闻。我 有点象是凭印象写作的记者。起初我认为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练习写作才能，而不 是报道才能。自从我搞新闻这一行以来，我做了大量的非常详细的调查性报道，我 认为我的天性乐此不疲。但这项工作窒息了我的另一种爱好，即坐在地铁车厢里， 听听人们的道听途说，写成有趣的东西。我最初认为地铁专栏就是这个样子。”但 是，他作为专栏作者，连续几个小时坐地铁，慢慢地对交通局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有 体会，便开始写这方面的问题。 例如，他写了这样一件事：强盗在南布朗克斯街区肆虐时烧了一个地铁站，交 通局不是去加以修理，而是干脆关闭。他把此举称为卑鄙的决定。吉姆的专栏报道 说，当局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对修复的费用估计得太大了。他指出，这 个一度被人遗忘的贫穷街区正在复兴，而交通局的这个决定会使复兴夭折。在吉姆 和他的报纸的压力下，交通局的官员同布朗克斯区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制定了拯 救该站的协议。 他还揭露了一件事：都市交通局局长罗伯待·基利每天上下班都是由公家出钱 派专车接送，而他还要求把他的15 万元年薪进一步提高。（吉姆的专栏建议：基 利不要再增加工资，并开始乘坐离他家只有两个街区的列克星顿地铁去上班。） 吉姆还有一篇专栏文章，揭露了交通局官员的谎言：在夏天最热的一天，数千 名乘客在一辆受阻的列车上受困达数小时之久，交通局说这是因为一位乘客拉了紧 急线。吉姆报道了实情，原来是列车下面的一个电子元件爆炸。他的报道迫使当局 承认了真实情况。 在调查这些情况时，吉姆开始研究这个系统的每周报告。 他说：“我发现，这个官僚机构每周搞出100 页至150 页的报告，讲述列车损 坏、事故、险情、违章，从车门卡死到有人在车内放了一只金丝雀，无奇不有。我 设法使人们每周向我提供一次所有这些材料，我坐下来仔细翻阅。”1987 年8 月 中旬，吉姆在翻阅一份标题为《控制列车事故报告》的文件时，发现了那次两辆列 车差点儿相撞的事故。此事当然使他不安，对责任的查处也使他不满意。 官方以“渎职”来解释，他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不够，不能说服人。 它拨响了每一个优秀的调查性记者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小警铃。他决心作进一步 的深入调查。 当他同交通局的官员接触时，他们坚持“渎职”的结论。交通局总裁戴维·冈 恩对吉姆坚决地说，这次险情完全是由调度塔的操作员造成的，他的工作就是按电 纽来移动轨道转辙器。吉姆在后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援引了冈恩的下列解释： “按电纽的动作是重复性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重复不止，是很单调的。 这就是我对你说的。我想，这就是‘渎职’的意思。”但吉姆对这个解释不满意。 他决定去同停职的操作员艾什顿·克拉克谈谈。 “我找他，花了很长时间，”吉姆回忆说，“我得不到他的电话号码，但我在 布朗克斯找到了他的住址。我向那座奇怪的公寓走去，他家里没有人。左右邻居似 乎都有点神经质，不肯帮我的忙。我只能把我的名片塞到门缝里。”克拉克终于到 《新闻日报》找了吉姆。但克拉克这个在交通局干了20来年的老职工不想谈这件事。 他采取守势，“对我的问题感到有点意外”，吉姆说，“但他极为气忿的是，他竟 被停职。我从这里打开缺口，我打心眼里同情他的处境。”克拉克对那次险情作了 另一种解释：疲倦。那天地铁调度塔里热得人没精打彩，克拉克又是上两个班次的 第二班，因此昏昏欲睡。吉姆后来在《新闻日报》的专栏中写道： “下午2 点钟的时候，克拉克已经连续工作了14 个小时，这时接到另一个调 度塔的通知：由于施工的关系，改变过去一直使用的双向调度方式，改为两辆列车 同时向住宅区行驶。即住宅区——商业区——住宅区的行车方式改为住宅区——住 宅区。 “但克拉克没有记录下来。他还按以前14 个小时的常规发车，他把驶向商业 区的列车调到靠近车站的轨道上，而一辆驶向住宅区的列车已经在那里行驶。 “克拉克把两辆列车调到相向行驶的轨道上……”吉姆在同这位停职的操作员 谈话时，发现克拉克的疲倦不单是他连续工作两个班次的结果。这位工人已连续工 作了12 天，而这12 天中每天都是上两个班次。 吉姆非常吃惊。当克拉克未能按“住宅区——住宅区”的方式调车时，他不是 一般的疲劳，而是疲劳得要命，疲劳到危险的程度。而在事故报告中，只字未提这 一情况。 吉姆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发现使他自己像400 吨重的地铁列车一样 同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交通机构的权力结构相撞。他也不会意识到，这个发现使他成 为获得普利策奖的候选人。 “吉姆·德怀尔是在乘坐纽约地铁、站在列车的头一节车厢、看着车前的灯光 在黑暗的隧道墙壁上舞动、听着钢轮压在铁轨上的嘎嘎声中长大的……”《新闻日 报》的主编安东尼·马罗在正式提出吉姆的作品参加1990 年普利策奖竞争的推荐 信中这样写道。不过，这封富有文彩的信并非出自马罗之手。像许多写给奖金评委 的、具有说服力的、并由单位高级负责人签名的推荐信一样，这封信实际上是由下 面的职员、《新闻日报》的调查性新闻编辑托姆·柯伦写的。在一般情况下，总是 请像柯伦这样的低级人员代写这样的信，因为首长们，委婉地说吧，实在“太忙” 了。不过，编辑部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许多职员比首长写得更好 一些。旨在引起评委们注意的推荐信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只能由报社的最佳手笔 来写。 但由柯伦撰写、以马罗的名义发出的推荐信在介绍其普利策奖候选人时是完全 实实在在的。吉姆·德怀尔的确是乘纽约地铁长大的。他出生于曼哈顿，整个童年 时代是在东区工人阶级聚居地区度过的。他的父母菲尔·德怀尔和玛丽·莫洛伊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分别从爱尔兰移居美国的。 他来自爱尔兰克里郡肯马尔湾，她来自高尔韦郡奥韦。他们是在爱尔兰舞厅相 遇43后结婚的。他们在一座无电梯的公寓的第三层租了一套房间，一直住到今天。 他们生了4 个孩子，全是男的，吉姆生于1957 年，排行老二。 对吉姆和他的兄弟来说，第95 街就是他们的运动场。“我们在那里一直玩耍 到夜里11 点钟，足球呀、棒球呀、橡皮球呀、吊球呀，全都是可以在街头玩的，” 他说。地铁成了他们到各处畅游的工具，相当于邻区青年的自行车。他们哥儿们乘 坐地铁到处游逛，常常是单枪匹马的，很少碰到什么麻烦。60 年代的纽约市和它 的地铁是比较安全的。他在地铁只碰到一次被抢的事，那是在1969 年，当时他在 扬基体育场看“扬基式帽日”球赛后回家的途中，12 岁的吉姆被一群大孩子抢走 他的崭新扬基式帽和太阳镜。不过，他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未能抢走我 的棒球手套，我戴着棒球手套去体育场，是为了接飞球，”他说。 英国作家伯纳德·莱文把吉姆称为“地铁诗人”。他在许多年以后谈到吉姆童 年的这个事件时，改变了一些内容。他对吉姆说，英国读者不懂“扬基式帽日”， 所以他写成一群恶棍抢走了吉姆的钓鱼竿。新闻写作上的这个破格使吉姆大笑不已。 但他后悔不该谈及这个球帽事件。“这算不了什么，”他说，“人家也没有伤害我。 许多更坏的事情发生在比我更弱小的人的身上。”一些在城区同吉姆·德怀尔一起 长大的孩子后来遇到了麻烦，而吉姆兄弟则没有。“我的兄弟们和我比一些孩子的 处境要好一些，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白种人，而别的大多数孩子则不是。” 吉姆兄弟还有其他一些优越之处。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双亲艰苦奋斗，认识到教育 的重要性。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要求严格的天主教学校，用吉姆的话来说，就是 “为聪明的穷孩子办的学校”。 “我们的初级中学叫凯利阁下学校，在那里，鼓励每个人写作，写作得很多。” 吉姆早期的写作，受他在家里阅读的书籍，特别是报纸的影响。他父母带回家里的 出版物没有包括有影响的《纽约时报》。他们买的是小报、工人阶级的报纸——《 邮报》，特别是与之竞争的《每日新闻》。 “我们总是尽早地得到《每日新闻》，”吉姆回忆说。“我们的左邻右舍习以 为常，总是等着报纸的到来。”吉姆一家人等这份报纸，完全是为了看新闻和体育 消息。而他们的邻居晚上则主要等着看同赌博有关的消息。《每日新闻》晚七点的 早报登载有按赌金分享法计算的马赛赌博结果——这是非法的数字赌博的基础。这 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该报当时每天的发行份数达400 万之多，那时还没有国家 经营的合法的彩票。 年轻的吉姆读着这些小报，接触了布雷斯林和哈米尔在报上发表的清新的散文。 他对所谓第四等级（新闻界的别称）的理想主义概念着迷了。 “我觉得，新闻业在为这个世界做好事，”他说，“自那时以来，我稍微纠正 了一些对它的错误观念，但我喜欢它，我对它产生了兴趣。”后来，吉姆在耶稣会 开办的洛约拉中学积极参与创办了一份学生报纸。 在那里，他第一次尝到了新闻自由的令人陶醉的滋味。 “那份中学报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一修正案’的真正纪念碑，”吉姆 回忆说。“它从来没有拿到印刷厂去印，而是用油印机印。一位朋友和我当天刻蜡 纸，当天油印，把我们要写的东西全都塞进去。”不知为什么，耶稣会容忍了这种 做法。他们显然从这位体格结实的爱尔兰裔美国小伙子身上看到了某种大有希望的 好精神，他对出这份报纸充满了兴趣。他们不想给他的热情泼冷水。 才华出众、但经济拮据的吉姆在福德姆大学领取整整四年的奖学金。在那里， 他也办了一份校刊，名叫《撞槌》。这回，他可尝到了新闻自由阴暗面的苦丸。他 和他的同事多次冒犯校方。福德姆大学的负责人终于查封这份校刊。 “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弄了几百块钱，到下曼哈顿的一家排印所，租用了他们的 机器。”吉姆回忆说。“由于我们不再能出版《撞槌》，我们便另出一份报纸，叫 作《羔羊》。校方挑不出刺来。我们十分高兴。”当吉姆从福德姆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开始认真地考虑投身于新闻事业。 他的几位抱负不凡的兄弟分别在律师界和工程界谋职，吉姆便又到哥伦比亚大 学普利策新闻学院读研究生课程。 “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在纽约各处采访，为新闻学院写稿，这时我才意识到， 我真正找到了我想要做的工作，”吉姆说。“我记得，有许多次，我为校方采访归 来，不禁莞尔一笑。我自己也可以感觉到脸上的傻笑。”“如果你看过爱尔兰的踢 踏舞，同一种步法重复几千次，你会看到他们的脚终于运用自如。当他们学会了这 种舞，一分钟踢踏几千次时，他们便突然傻笑起来。当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就有 一种好象学会了踢踏舞的感觉。 我在从事着我喜爱的工作。我现在仍然有那样的感觉。 “有时，我乘坐地铁到处走走，一篇好的专栏文章便在我口袋里的笔记本上形 成了。它使我微笑，使我感到幸福。”他的话表明，新闻业能够把如此才华横溢的 新人吸引到自己的行列里，是多么幸运。美国的吉姆们投身于新闻事业不是为了钱。 他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最初参加工作时，每周的工资才147.50 美元！那是在新泽西 州赫德森县的《电讯报》，他1980 年6 月16 日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这家资金短缺的小报的发行人理查德·维扎在回忆吉姆时说了一些热情的话。 “他立志作一名编辑，专心致志地、顽强地投身于事业和新闻工作。他受过良 好的教育。他喜欢学习，愿意勤奋工作，全力以赴。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他将 成为第一流的记者和作家。”吉姆和其他7 位为维扎工作的低薪记者发表了一些令 人惊讶的调查性报道。在两年中，该报的揭发使两名市长、一名警察局长、一名教 育局长和一位房管局长下台。 “这简直是大砍大杀，”吉姆回忆说。“这全是这家小报在这个风气不正的小 城市进行调查性报道的结果。”维扎说，年轻的吉姆是该报的调查性报道取得成功 的主要推动力。他说： “例如，有一次，吉姆得到一个信息：县职业学校正在从当地的市政委员拥有 的一家公司购买一批化学品、地板蜡、岩盐、雪铲等。看来，这是一批已经成交的 买卖，但是，我们担心，如果我们去那里，一次只查一笔记录的话，他们会把档案 转移出去。所以我们集合了报社的所有记者，星期一上午进行突然袭击。吉姆把他 们组织起来，告诉他们查对哪些帐目，记录什么材料，查找哪些公司的名字。 “他们的确发现那里有花招。这个学校设立了三四家假公司，同当地的那家公 司做生意， 后者总是按十分高的价格卖给它们一47些东西。有一回，据我们计算， 它售出的大桶（一桶55 加仑）氨水的价格比当地氨水汽油公司的瓶装氨水要贵一 倍。因此，当地的一些官员受到控告而入狱。 “吉姆处理了许多这样的报道，揭发了很多事情。”吉姆很佩服维扎敢于向市 政当局开刀。 “维扎走到街上时，每个人都认得他，向他大喊大叫，哄赶他，”吉姆回忆说。 “他照样昂首挺胸地走着。事实上，这份报纸过去是很腐败的。它接受政客官僚的 钱。维扎改变了这一切。他基本上是等于搞了一次政变。他首先清除了报社内部的 流氓，然后又搞垮了政府中的流氓。他真了不起。”吉姆初步开展了上述工作的两 年后，维扎接管了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每日新闻》，吉姆也跟他去了。 虽然吉姆很乐意为维扎工作，但他“在处于新泽西州北部化学污染地区心脏的 这个污秽不堪的小城市”只能呆六个月”。他转到新泽西州哈肯萨克的《记录报》， 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然后他的新闻生涯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的转机。这来自时代明 镜公司的一项决定：纽约长岛的《新闻日报》需要扩展。长岛位于纽约的海岸，深 入大西洋中。正如吉姆所说，“如果他们向东走，下一站就是葡萄牙了。”所以， 《新闻日报》向西发展，这意味着要打入昆斯、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美国竞争最 激烈的报纸市场。时代明镜公司认识到，要把这个市场啃下来，光靠增办《新闻日 报》的纽约版，是不行的。公司决定创办一份全新的报纸，叫作《纽约新闻日报》。 这笔巨大的投资，在纽约市增加了250 个新闻编辑职务。当这份报纸在1984 年创 刊问世时，吉姆成为它的编辑人员之一。 吉姆在新泽西新闻战壕里的战斗，使他经受了很好的锻炼，来迎接这份努力成 为亦庄亦谐的新小报的任务。他在一段时期内采访了法庭，作了一些调查性报道， 还承担了一些一般性的零星任务。 据他的主编唐纳德·福斯特说，这持续了大约两年，在此期间，吉姆表现出了 进取精神和出众的才华，《新闻日报》对他非常器重。福斯特在这个落拓不羁的小 伙子身上看到了某种特殊的东西——也许就是洛约拉中学的耶稣会在他身上看到的 那种东西吧。 “我们的编辑们知道，当吉姆出去采访什么的时候，他是会搞出些名堂的，” 福斯特说。“十之八九他是要写出惊人的佳作的。每一段时间他也会有一两篇失败 之作，这是每个人都免不了的。但是吉姆的平均成绩是很高的。他精力过人。他不 仅是一匹勤劳的马，而且是一匹千里马。”像吉姆以前的老板理查德·维扎一样， 福斯特也认为这个积极肯干的爱尔兰人聪明有趣、快速敏捷，但有点不修边幅，桌 子上乱七八糟，汽车破旧肮脏。 “他的桌子乱糟糟的，但头脑却井然有序”，福斯特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文 人，有广阔的视野。他的才智出众。像任何优秀的专栏作家一样，他有自己的观点。” 1986 年，福斯特决定奖励吉姆，给他压一副重担：把新设立的、一周出三次的地 铁专栏交给他。 在局外人看来，写地铁算不上什么奖励。但是在《纽约新闻日报》，这个安排 可是个美差。 这个做法是独一无二的。别的报纸都没有这样做。 这是有远见卓识的栏目，这份新生的小报正大力经营它。 对纽约众多的读者来说，它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乘坐地铁成为他们生活的主 要内容之一。 这个专栏对老板尤为重要，因为福斯特也乘坐地铁。这个专栏是他设计的。这 个主意仿佛是《新闻日报》毋报雇佣他，灵感一动蹦出来的。他是1985年挑起《纽 约新闻日报》的担子的。在此之前，他先后在波士顿和洛杉矶挽救过几家日报。《 新闻日报》社正需要象福斯特这样机灵、有创造性、坚决、习惯于在竞争的环境中 工作的人来在曼哈顿创办一份新报。 福斯特还有一个优点；他是纽约人，对这个城市有一种本能的敏感。所以，他 提出像地铁专栏这样新颖的设想，是很自然的。 “这个设想在纽约行得通，因为地铁是这个五花八门的城市的真正公分母，” 他说。“在纽约，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像地铁那样触及每个人的利益。”福斯特把这 个专栏交给另一个也是在纽约土生土长的、跟他具有同样观点的人，是符合逻辑的。 吉姆不需再加考虑。这正是他在第95 街玩橡皮球以来梦寐以求的工作。 1986 年6 月，吉姆的妻子卡西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的三个月之后，他走马上任。 他很难相信他会走好运。现在他已29 岁，当上了爸爸，又有了一份儿颇有发展前 途的好差事，地位有所提升，但他仍坐地铁，不过是由报社付钱的。 在吉姆就任新职的一年半后，他就A 列车几乎相撞的事件写了一篇专栏文章。 五个月以后，他就另一次同疲劳有关的事故写了第二篇专栏文章，这次事故是：一 辆价值110 万美元的新车厢，在它投入使用的第一天就被撞坏。 “两个司机开着工作列车撞到新车厢的侧面，像开罐头一样把这个新车厢劈开 了，”吉姆回忆说。“他们已连续工作了14 个小时，其中一人前天也工作了14 个小时。”吉姆说，发生这两次事故的工人都是被交通局命令做双班工作，他们欣 然同意，因为可以领到丰厚的加班工资。两个工人承认，他们尽量多工作一些小时， 因为他们退休的日子临近了，退休金是根据他们最后几年的收入来计算的。 “这些人一年赚5 万美元，对此，我并不生气，”吉姆说。“在纽约靠这些钱 生活，不算多。许多交通工人住公房，因为他们只挣3 万美元或3.5 万美元。靠这 点钱，在别的地方可以过上不错的日子，但在纽约却不足以搞到一套房子。这些人 基本上是勤奋工作的，他们对这项需要极其注意安全问题的工作投入了许多时间， 也许投入的时间太多了。”这是吉姆在1988 年2 月份写的。“这个专栏是关系重 大的，我知道这一点，”他说。“然而，编辑们对我说，我并不懂得。这刺痛了我。” 福斯特和其他编辑们对吉姆说，他的专栏提出的问题多，而解决的问题少。这两次 同疲劳有关的事件究竟是孤立的问题呢，还是某种制度造成的呢？在地铁工人中， 加班加点和双班工作的情况如何？是否违反了某种安全法？ “我认识到，我的专栏写得很差，报道缺乏深度。我感到很糟糕，”吉姆回忆 说。“我下决心要把专栏办得尽可能好一些。”要了解吉姆企图要做的事，那就需 要对纽约地铁系统的规模有一个概念。纽约的地铁，庞大得惊人。每天的乘客多达 350 万人，超过美国所有其他公共交通系统的乘客总人数。纽约地铁拥有5 万多人 的职工队伍。他们的工作连轴转，每天出车6 ，800 趟，单单是高峰时间就有550 趟。纽约地铁有26 条路线，每条路线的本身就是庞然大物。单单是A 列车线每天 就有300 趟车，运载乘客达20 万人。 从交通局获得这些关于乘客人数的基本数字，是颇费周折的。就拿打电话来说， 从一个部门踢到另一个部门，最后碰到了交通局公共信息处的一位粗暴无礼的接待 人员。她拒绝提供任何统计数字，要求打电话的人首先说明要这些数字干什么。起 初，她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后来只说叫“梅尔维娜”。 她断然拒绝让她的上级来接电话。她蛮横地命令打电话的人再次解释为什么要 这样做。接着，她叹了一口气，说声“稍等”，无礼地让打电话的人白白等了几分 钟，最终挂了电话。 交通局不像有的政府部门那样愿意提供关于本单位的情况。然而，就是这样一 些“公仆”，吉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来调查地铁的安全问题。他调查的不是像线 路和乘客人数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而是要查阅领取工资的职工档案，包括他们的 工时卡，并拿这些材料与事故报告作一比较，因为后者始终没有谈到工人的工时问 题以及在地铁的事故中疲劳是否是一个因素。 吉姆知道，工资名单是公开档案，他以及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权查阅。 但他同官僚机构打交道也有经验了，所以后来发生的事，并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交通局的官员看过了吉姆就地铁工人的疲劳问题写的专栏文章。他们知道他要搜集 什么材料。他们不仅不让他查阅工资和工时档案，而且也不让他再看他以前一直可 以翻阅的事故报告。 吉姆作出的反应是，根据联邦新闻自由法提出正式要求。于是，展开了一场斗 争。 如果一个官僚机构硬是顽固不化的话，那么，围绕公开档案展开的法律之争可 能是旷日持久的。有时，那种手法还真有效。傲慢的政府官员软磨硬顶，是不会有 什么损失的。在许多情况下，不把那些可能使人尴尬的材料公之于众，对他们是有 利的。他们不同新闻单位合作，不会引起公众的不良反应，因为美国人像不信任政 府那样，不信任新闻界。如果把官司打到法院那里，官员们请律师，是花公家的钱， 而不是自己的钱。 而报纸发行人则要花自己的钱来打这种长期不决的官司。有些发行人舍不得花 这份儿钱，可能决心不大而退让或者妥协了事。有时，政府机构的手法可能奏效， 因为要求调阅公开档案的记者缺乏必要的顽强精神，对他们的发行人也不那么有信 心。 《新闻日报》或者吉姆，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光看这份报纸的表面，可能使 人产生错觉。它是一份小报，头版往往也充斥着耸人听闻的和庸俗的消息，像街头 叫卖的其他小报一样。然而在其他版面上，《新闻日报》则是严肃的，它曾三次获 得普利策为公众服务金质奖章（1954 年、1970 年和1974年）。其他报纸很少有 如此的光荣记录。纽约其他小报从来没有得过金质奖章。 纽约的职工把在长岛纳索县出版的最早的《新闻日报》称作母亲《新闻日报》， 它已有50 年发挥新闻工作者的战斗精神、不屈不挠地进行调查性报道的丰富多彩 的传统，包括最近在纽约市街头进行的发行之战。《新闻日报》为公开档案而进行 斗争，已经习以为常。像所有优秀的报纸一样，它是不会在政府机构的顽固态度面 前妥协的。作为一项原则，公开档案非阅读不行，即使花多少钱和时间，也在所不 惜；即便是当得到这种资料时，它已无用，也得干到底。如果一个新闻单位不这么 干，那只会鼓励官员们下次仍然拒绝提供公开档案。 这个公司才办了六年的《纽约新闻日报》象母亲《新闻日报》一样，也坚持这 种战斗性和原则。它们加在一起的发行量已超过70 万份，从而使《新闻日报》成 为美国的第八大报纸。不像其他一些耸人听闻的内容较多的小报，《新闻日报》总 的来说，经济实力是雄厚的。新办的纽约版据说仍然亏损，但看来那种情况是会改 变的，而曼哈顿的其他小报则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纽约新闻日报》很快就成为纽 约市新闻界的一支巨大力量，所以人们认为，交通局的官员由于不了解《新闻日报 》的传统，可能对它作了错误的判断。更可能的是，交通局的官员低估了吉姆的力 量。这就是他的妻子卡西的看法。她说： “吉姆为人，不拘小节，大大咧咧。他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我觉得，这可能 使人产生误解。例如，他的桌子总是杂乱无章。但是他完成的工作量是惊人的。他 干什么事，总是全力以赴。”交通局对吉姆调阅材料的要求，没有断然拒绝，否则， 会马上打官司，交通局肯定是要输的。它采取了拖延战术。官员对吉姆说，“正在 考虑”他的要求。但是，一周一周，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杳无音信。现在，吉姆 看得很清楚，交通局是指望他慢慢丧失这方面的兴趣或者被调作其他新闻工作。有 时，随着时间的消逝，像这样的问题可能不了了之。 然而，吉姆却不断提出他的要求。对方置之不理。他失望之余，想起了律师罗 伯特·弗里曼。吉姆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新闻课时，他讲过公开档案方面的法律问题。 弗里曼曾担任过纽约新闻自由委员会的常务董事。吉姆给他打了电话。 “此君非常之好，”吉姆说，“这位律师大力支持政府的公开性。应该给他颁 发普利策奖。他是美国信息公开的最大支持者。”根据弗里曼的建议，吉姆控告说， 对他的要求迟迟不作答复，已超过一年之久，乃是“事实上的拒绝”。不幸的是， 根据纽约州的档案法，这种控告不应向中立的机构提出，而应直接诉诸拒交档案的 机构的首长。所以吉姆不得不向交通局局长罗伯特·基利投诉。吉姆在他的专栏文 章中曾经挖苦过这位大人物，说他习惯于坐司机开的专车上班，而不乘地铁。 吉姆的投诉是天衣无缝的，因为它是根据弗里曼这位“天使长”的周密建议写 成的。 “在所有这些法律步骤中，我一直得到他的建议和指导，他告诉我有哪些先例， 可供我援引。我们是据理力争，为打官司奠定了基础。”吉姆和他的报纸还没有上 法院，1988 年底档案就交给了他。 但是，有些东西不对头。 “在对我的要求采取拖延做法的时候，交通局的官员们改变了填写事故报告的 程序。他们删去了真实姓名，把列车乘务员说成‘售票员A ’和‘司机B ’，所以 我无法核对他们的时间记录。”吉姆又投诉说，根据法律，不能从档案中删去姓名。 交通局的官员回答说，事故报告尚未“定稿”，州档案法只适用于最后定稿的报告。 “吉姆再次投诉说，报告基本上已是定稿，只等董事会的例行批准了。 他抱怨说，董事会之所以迟迟不予批准，就是为了给删去工人姓名提供根据。 与此同时，都市交通局董事会通过了该局1989 年的立法议程。在董事会想要 在奥尔巴尼实行的法案中就包括这样一项：在事故报告中删去交通职工的姓名。 “这令人震惊，糟糕极了，”吉姆说。 吉姆是常胜将军，不习惯于任何失败，卡西说。他总是有所成就，超过别人对 他的预料。这就是她1981 年与之结婚的吉姆。他们经过了5 年的交往，才结合在 一起。他们在福德姆大学上学的时候，常去哈里活动中心这个专供大学生社交活动 的场地。他们在那里经一位共同的朋友介绍而相识。她是长岛姑娘，比较严肃，学 习音乐和计算机。而他则完全相反，性格外向，是在街头长大的孩子，他玩起来不 要命，学习起来则很专心。 1988 年年底，她发现吉姆心事重重。当时吉姆同交通局的公开档案之争处于 上法院的边缘。如果是那样，那就会进一步拖延他所需要的材料。但是，在弗里曼 和编辑们的建议下，他决定先警告一下交通局，他手中“握有核弹”。 “我对交通局的官员说，如果他们不交出档案，我就要在头版报道，他们不愿 说出是哪个司机开着列车差点儿同另一辆列车相撞。结果他们交出了档案。”在这 场斗争斗了16 个月之后，突然结束了。吉姆要看什么东西，他们就给什么东西。 但是，许多时间白白浪费了，他必须要求看一些在此期间积累起来的新的事故报告 和工资档案。到1989 年2 月底，他的这些要求也都被应允。 2 月份的最后一周，吉姆正在仔细阅读这些新材料，这时，该报星期日版编辑 巴巴拉·斯特劳奇走来对他说，竞争对手《邮报》3 月5 日要开始出新的星期日版， 《纽约新闻日报》的编辑们希望在那一天拿出“绝招儿”压倒对方。 “你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吗？”她问他。 吉姆在编辑部久已闻名，他几乎总有写不完的好东西。他对她讲了地铁事故报 道，他认为原因是工人太疲劳了。 “赶得上3 月5 日的版面吗？”她问道。 他咽了一口气。他斗争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得到这些档案，现在他刚刚开始进行 分析，便要他在一周之内写出来。根据常识，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他却回答说：“可以。”“那你就写吧，”她说。 在以后的7 天中，吉姆干劲冲天，连习惯于他的工作狂的妻子都感到惊讶。卡 西那时又怀孕，丈夫担心她又小产，她觉得这个写作任务也许可以帮助他分心。当 然，另一方面，他这么拚命地写，也可能是发泄他一年半以来为得到地铁材料而郁 积的一肚子怨气。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他“像着了魔似的投入写作，”卡西回忆 说。 吉姆研究档案材料，找人谈，马不停蹄地写作，他几乎不大睡觉，打个盹，解 解乏，便接着干。他写的不是一篇报道，而是系列报道，3 月5 日星期天开始在《 纽约新闻日报》发表，连续登载了3 天。他用公开档案为自己的结论提供根据，他 就纽约地铁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为了安全起见，地铁工人是不准吸毒和 饮酒的，然而在这里工作的工人每周工时通常长达80 个小时，当局用高工资刺激 人们超时工作，过度的疲劳使人昏昏沉沉，其后果与酗酒无异。”他的系列报道有 根有据地逐一分析了地铁撞车、脱轨以及其他险情，这些都是由于工人疲倦造成的。 他们在安全问题极其重要的岗位上工作的时间太长了。他列举了5 名列车操作员， 他们全都年逾半百，通过平均每周加班加点38 个小时，每人每年可挣7 万美元。 他列举了5 名列车员，每人每周平均加班加点29 个小时。他算了一笔细帐，由于 工人疲劳而造成的地铁事故，使公共财产受到的损失数以百万美元计。所有这些事 故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倒是个奇迹。不过，这个系列报道清楚地表明，过度的 疲劳是要造成灾祸的。 不管是工人，还是经理部门，都没有对这种危险的情况发出警告，因为这对双 方都有利。 “双方都很乐意这么做，”吉姆说。“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拚命干活，多赚 点养老金。年轻的工人则有点勉强。从经理部门的观点来看，雇一个人，给点加班 费，比雇两个人，给福利金，要便宜。在这样的安全问题极为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交通局实际上是减少了人手。”吉姆援引了一位退休司机欧内斯特·赖特的话，他 对这组系列报道作了恰当的总结： “在地铁问题上我有点发言权，将来会出大乱子。我唯一希望的是，我不会牵 连进去，我所认识的人也不会卷进去丧命。”人们对这组系列报道迅速作出了适度 的反应。都市交通局的总监进行的调查证实了系列报道的真实性。纽约市议会交通 委员会主席制定了一项法案，对安全至关重要的地铁工人的工时作了规定。 后来，在党派政治斗争中这项法案搁置起来，未能获得通过，这使吉姆大为懊 丧。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这位地铁诗人情绪高昂，喜气洋洋。卡西怀孕，使这对年 轻夫妇充满了希望，此外，他们高兴地刚在华盛顿高地购得一套住房，第一次拥有 自己的住所。 吉姆前途无量。他的同事、编辑和读者都称赞他工作出色。《新闻日报》大力 宣传他的专栏，在地铁列车和车站的招贴画上、在全市各地的广告栏和公共汽车站 上，到处都贴有他的照片。他被拍成了《新闻日报》系列广告电视。他很快发现自 己在纽约市其他报纸（包括有影响的《纽约时报》）的主编们举行的鸡尾酒会和午 宴上被拉拢。他自己的报社向他提出了薪俸优厚的聘请合同，并答应在不久的将来 为他开辟一个新的、内容更广泛的专栏。 这一切使吉姆眼花缭乱。他接受了《新闻日报》的合同。这位诞生于看门人之 家的32 岁的年轻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时来运转。 5 月份，在他的系列报道发表还不到10 周的时候，吉姆才知道，他的好运气 是多么脆弱。 卡西第三次流产，他们失去了尚未诞生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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