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当老书桌被搬动
      
          鲁迅先生曾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形容中国改革之难。现在,曾国藩、
      李鸿章们正想小心翼翼地搬动一张桌子。可这不是普通的桌子,是有几千年历史的
      古老书桌。
      
          像容闳在澳门和香港读过的新式学堂,直到1862年以前,在中国内地是没有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和洋人打交道,遇上了语言不通的麻烦,当时除了临时雇
      用稍通西语的商人“通事”外,主要是依靠外国人自雇的翻译。可是,直到第二次
      鸦片战争打响,十多年过去,培养翻译的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清政府都没有做。
      
          “火烧圆明园”之后,为解决和洋人“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的问
      题,总理衙门着急了,奏请从八旗子弟中培养外语人才,提出赶快从广东和上海的
      商人里找懂  “咈”、“咪”、“崤”三国语言的来当外语教师。这“咈”是法国,
      “咪”是美国,“崤”为何国待考。可是后来,说“咈”、“咪”、“崤”话的中
      国老师还是没有找到,只好硬着头皮聘请洋人当“教习”。这就是1862年京师同文
      馆开办的由来。第一年招生十名,是些在科举路上踉踉跄跄走了多年的老学子。
      
          担任教习的一个美国老师回忆,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一个学生带着孩子,他
      问:
      
          “哦,这是令郎吧?”学生煞时红了脸,显得局促不安。他回答说:
      
          “这是我的孙子。”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因为同文馆而开了小小的缺口。1863
      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同文馆,后改称广方言馆。接
      着,1864年,广州同文馆也建立了。
      
          1867年春天,在福州城南定光寺,出现了一所新奇的学校,它的学生,有的学
      习英语,有的学习法语。有一位学生,在他的晚年,还清楚记得那座古寺的塔光山
      影,记得和尚们诵念佛经,学生们朗读外语,此应彼答,相伴成趣的生动情景。这
      位学生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他在十三岁时考入了福建船政学堂——左宗棠和
      沈葆桢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在洋教习的指导下,那里的学生们不但学习外
      语,还学几何、微积分、物理学、机械学、平面和球面三角、地理、天文、航海。
      学校分为两堂,前学堂学制造,以法文授课;后学堂驾驶,以英文教学。
      
          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都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式学堂,可是前者只是
      培养外语人才,创办后的三年内,争议不大,影响也小。后者大规模引入“西学”,
      就有许多风险,但它毕竟是从平民子弟中选拔培养单纯的技术人才,和科举制度没
      有正面冲突。也恰在船政学堂开办的同时,1867年,在同文馆第一届三年期满时,
      恭亲王打算把天文、数学等诸多西学内容纳入同文馆的教学,并决定招收举人、贡
      生,以及由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来同文馆,并且要求翰林院的翰林们
      也来参加学习,讨论新学。这就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恭亲王的决定,遭到士大夫阶层一片反对。他们认为让科举正途人员去“师学
      洋人”,是士大夫的奇耻大辱。一位御史率先发难,指责这是“习为机巧”,认为
      要“自强”,用尧、舜、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才是最最重要的—
      —“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
      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他的奏折遭到当时支持变革的
      慈禧降旨驳斥。可是慈禧的解释是,让“正途人员”进入同文馆,“不过借西法以
      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言下之意,“中法”和“圣道”是不会丢弃的。
      这使反对声浪继续高涨,一副对联在京师流传:“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
      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这时,同治皇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提
      出了措辞更加激烈的奏折,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
      
          倭仁从“立国”的“根本”破题,强烈反对向洋人学习: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
      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
      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他给同文馆扣上了“变而从夷”的大帽子,警告变革将会使中国人通通归于外
      国:
      
          夷人吾仇也……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
      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他斩钉截铁地要求:“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弭隐患,天下幸甚!”倭仁是咸
      丰、同治年间被士大夫阶层崇敬的理学大师,他的言论足以倾动一时。他的奏折一
      出,在京师四处传诵,没有人再敢去投考同文馆。以倭仁的声望地位,恭亲王不能
      等闲视之,他不得不回奏,先称倭仁“陈义甚高,持论甚正”,再被迫迎战,强调
      “不得已的苦衷”。此后十多天里,两人交章上奏,针锋相对,你驳我辩。
      
          在相持不下之时,恭亲王只能抓住倭仁所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天文、
      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的话,反唇相讥,说,倭
      仁知道有这样的人才,真是“不胜欣幸!”那就不如请太后降旨,让倭仁保荐数字
      中国教师,另设一所学校,就请倭仁主持。
      
          这个建议竟然得到慈禧的批准。慈禧甚至干脆任命倭仁担任总理衙门官员,把
      他拖下士大夫们所厌恶的“洋务”浊水。这一招果然厉害,倭仁气得在马上眩晕,
      几乎跌落,回家后脸色憔悴,不思茶饭。
      
      
      
          倭仁被斥,风波却并没有结束。恭亲王表面上击退了反对派的进攻,实际上他
      的改革方案大打折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一些原本有意来投考同文馆的人,也
      裹足不前。同文馆只能勉强考试,在九十八个报名者中录取了三十人。因为被录取
      者素质太低,很快又淘汰了二十人,留下十人上学。这十人,最后只有五人毕业。
      
          这是1867年。就在同一年,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开学。
      学生们学的是福泽谕吉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大批外文原版书,学生们有大、中、小不
      同规格的词典,他们用英文念经济、历史、地理、物理,高声朗诵福泽谕吉亲自编
      写的《世界国尽》:
      
          世界之广大,国家之众多,大别分为五大洲……,不了解世界,人就失去存在
      的价值。
      
          孩子们在念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
      
          智能生勇,渡水使用汽船,行万里之波也毫不恐惧;行于陆地的蒸汽机车,宛
      如给人添上双翼……
      
          日本人走得很快。可是在中国,改革不容易,伤筋动骨,而碰着中枢神经的改
      革就更难。同文馆的风波,显示那张古老书桌的坚固沉重。洋务派没法挪动它,只
      好绕开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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