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裴握手(1)
      
          1994年金秋的杭州,朱基和裴学德,一个是国之方略的制定者,一个是柯达方
      略的制定者,出于各自所面对的危机,将手紧紧握在一起。双方同意对柯达与中国
      感光行业进行一揽子合作。
      
          1994年,10月的杭州已是金秋的时节,风景更是美不胜收。
      
          秋日金黄的阳光,悠悠地荡漾在西湖微微的波浪中,湖光映射,桃柳倒浸。放
      眼西湖,四周是烟柳缭绕、桥桥相连,远处的高山、古塔也仿佛纷纷来西湖旁做客,
      真是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杭州西湖国宾馆,坐落在西湖的西面,三面临湖、一面靠山,环境优美,建筑
      精巧,陈设典雅,冠居西湖第一名园。这里的建筑深得中国古典建筑的神韵,只见
      亭台楼阁、小桥水榭、曲廊修竹、古木奇石,入眼皆景。抬眼东望,湖上十里尽收
      眼底。
      
          西湖国宾馆声名不凡,是浙江接待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以及四方重要宾客的
      地方。隐身在这秀美的西湖之畔,别有一番风情。
      
          裴学德一行人等,贪婪地看着眼前的美景,不断赞叹。这是与他们习惯的美国
      风情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致,中国人所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果然名不虚传。
      裴学德不禁想,能与时任副总理的朱基在这样的美景中会面,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但朱对于他带来的想法是不是完全感兴趣呢?裴忍不住与身边的蒲升隆交谈几句。
      蒲升隆是柯达的“老臣”,裴学德到罗切斯特后不久,就决定出售司泰林制药公司,
      以清偿柯达的债务,蒲升隆负责了出售的工作。结果,他干得相当漂亮,为柯达摆
      脱沉重的债务立下大功,深为裴所赞赏和信任。
      
          裴学德实际来得正是时候。
      
          早在一年多前,许多西方人注意到,已经退休的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进行
      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南巡”。他在到南中国沿途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引发了整个国
      家的建设热潮。在这之前,众所周知的天安门事件,让这个国家的开放在“姓社姓
      资”的斗争中徘徊不前。邓的意思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浪费时间,赶快去搞经济
      发展。毫无疑问,邓小平的声音代表了民意。中国的GDP 在当年出现了高达14.2% 
      的超高速增长。
      
          来年的早春3 月,新一届“两会”的头等大事已成了修改宪法,最引人注目的
      变动是“市场经济”第一次入宪。  海内外的中国观察家们由此确信:又一个历史
      的转折点已经到来。 
      
          本来在观望的跨国公司很快得到了更明确的信息。1993年9 月,“跨国公司与
      中国”的大会在北京豪华的国贸中心召开,西门子、巴斯夫、摩托罗拉等50多家跨
      国公司的代表和国务院、外经贸部的官员齐齐到场,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和国务院副
      总理李岚清在会上先后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调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当
      天晚上,国家主席江泽民又邀请了其中15个比较大的跨国公司的代表,到中南海会
      面。这么高规格的接见是天安门事件以来的第一次。火山似乎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1993年果然成为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开始,一下有270 亿美元涌了进来。
      
          裴学德当时作为摩托罗拉的总裁,相当了解在北京发生的这些变化。
      
          实际上,裴学德马上要面见的这位中国副总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成
      为这个国家经济领域最有发言权的政治人物。邓小平显然很赞赏他的才干,评价其
      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最懂经济的人物。
      
          在裴学德来拜访之前,朱基对国家混乱的金融,刚刚成功地加以整顿,为了保
      持足够的权威,他亲自身兼人民银行的行长。
      
          这位副总理的个性似乎很适合他要面对的难题。
      
          因为人们都看出来了,在20世纪90年代,人人称颂的改革,是要从以前的“吃
      软蛋糕”变成“啃硬骨头”了。一直心忧中国改革命运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有一个很
      形象的比喻,改革正在闯大关。有一位新华社的老记者杨继绳说得更直截了当,以
      前的渐进式改革把最困难的任务留在最后,也就是把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核心
      部分的改革留到最后……国有企业的困境就是一例。
      
          朱没有逃避他所面对的历史问题。
      
          他在大庭广众下演说:重复建设是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原因。然而,这
      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即由此带来的金融问题……“产品卖不出去,还要
      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哪里来?储蓄。把储蓄的钱都拿去
      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在自己的位置上,坚决主张政府不要再搞什
      么企业的项目了,甚至“一个都不要搞”。但地方的官员们不一定听他的,朱自然
      要幽默一下这些官员,“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项目)的时候不找你,
      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朱基很少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扯到一起,他务实的态度很少见。
      
          对于国企改革,朱的态度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大意是国家资本
      可以从一些竞争领域主动后退,可以让外资和民间企业进来。这里没有那么多“姓
      社姓资”的问题,他真正头疼的是这么多在亏损中挣扎的国企,怎么去“救救他们”,
      “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这样的语言相当朴素实在。
      
          在另外的场合,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
      会主义变了……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
      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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