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裴握手(2) 这位副总理恰好就在“几个胶卷”的困扰之中。 危机是一切的根源。中国胶卷工业刚好在经历短暂的繁荣之后，陷入了90年代 的危机。两个投资最为巨大的公元、福达的彩色胶卷项目，与最初雄心勃勃的投资 梦想大相径庭。它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将引进设备的正常生产能力完全发挥出来，就 背负了几十亿的巨额债务，实质已经破产。其他5 家企业情况也并不乐观。在奋斗 半个世纪之后，尽管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胶卷企业（七家），但依然没 有什么绝对的龙头企业能足以登上全球竞争的舞台。 这真是不可思议。因为在此之前，这个行业刚刚进行了一场跨度为10年的“洋 务运动”，声势浩大，引人注目。 对于世界感光业有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世界市场一直为少数几家大公司所垄 断，人称“两个半”。美国柯达一个，日本富士一个，德国的阿克发算半个，另外 还有柯尼卡等几家企业 ，则无法与“两个半”匹敌。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期，在这10年之间，中国感光企业付出巨额的资金， 从柯达、富士、阿克发，引进技术和成套的生产设备，试图以此来追赶世界。这也 是世界影像业绝无仅有的一个现象，在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嫁接了三大世界影像企 业的技术和传统。 早在80年代初期，汕头公元厂就找到柯达广州办事处，说公元有引进技术的想 法。后来才发现，柯达与厦门在谈引进彩色胶卷生产设备的计划，而轻工部同意将 引进的柯达彩色胶卷项目放在福建厦门。这在当时立即引发了整个行业的地震。不 同的声音很快变成了你争我夺的争吵，汕头厂、上海厂为什么不能引进？ 作为当时南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省份，广东和福建是当时中央政府指定的能实行 “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仅有的两个地方，汕头、厦门也是中国最早四个经济特区 中的重要角色。而广东凭借着香港的强大经济辐射和珠江三角洲的崛起，已经在引 领一个财富与繁荣时代的到来。自然，广东在彩色胶卷的引进项目上绝不愿意袖手 旁观。而坐看南方经济急速飙升的上海，心中则别有一番滋味，它已经受困于历史 上“计划经济老大”的地位，没有进入经济特区的行列，它不能让自己的感光梦再 失落。 当时，人们普遍沉浸在所谓的“进口替代”的设计方案中。这个方案相当直截 了当：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而后以国产产品代替进口产品，再把海关这个门关 起来。这样中国的市场不就是“自己人”的天下了？！ 而在80年代“分权让利”的政治经济哲学中，“地方”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这些后来甚至被观察家描述为“诸侯”的省份，念念不忘的是地方现实利益。一个 公开的秘密是，大家都在“跑中央”、“跑部委”争取项目，相互争夺国家投资， 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国家投资、银行贷款，企业不负责折旧，真是一 笔好买卖。 感光业的引进风潮最终闹到中央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专家论证 会，最后决定引进两条彩色胶卷生产线，一个在厦门，一个在汕头。但柯达不能同 时搞两条，汕头就找到了富士。 厦门福达厂的“草原二号”引进项目计划，执行得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完 成了。“草原二号”引进的是柯达20世纪40年代的技术，是柯达二型的产品，花费 了15亿元人民币。“福达”这个名字也取得很有深意，“福”取自于福建，“达” 取自于柯达。 汕头公元厂引进富士设备的谈判进行了4 年，最后引进了富士最新的彩色胶卷 技术，照搬欧洲荷兰富士的技术、流程，是综合以前的经验来设计的。引进富士设 备，当时费用为320 亿日元，相当于1.25亿美元。广东省国投成为大股东。签字时 美元兑换日元的比价是1:260 ；后来是1:90，日元对美元急剧升值。但中方付给日 方的必须是日元，结果变成2.5 亿美元。加上利息，债务成为40亿元人民币。 在地方政府争夺引进彩色胶卷生产线的竞争中，上海市没有获得中央政府授权 的引进权利。但上海还是将申光牌彩色胶卷作为与彩电等项目并列的重点产业战略 项目。上海的路子完全不同：搞智力引进，通过世界银行的渠道，找到一位柯达退 休的副总裁，高薪请过来讲课、指导，进行技术交流。除关键设备外，其他的配套， 上海进行了攻关计划，在漕河泾硬是组装了一条彩色胶卷生产线。这个做法，完全 受当时江苏的乡镇企业引进上海退休技术人员的潮流启发。曾任上海市市长和市委 书记的朱基，对于上海感光业的这一段历史，相当了然。 这个有些“打擦边球”的“引进”项目，最终让上海感光厂跻身于中国感光行 业的引进潮流。 乐凯走上了另一条路，以1 000 万美元引进日本东方的涂布生产线，引进关键 设备，自己消化、吸收。这为乐凯以后选择不同的道路提供了基础。 看到汕头、厦门、乐凯的引进风潮，无锡坐不住了，决定搞黑白胶片，不再重 复引进彩色胶卷、彩色相纸。阿克发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黑白胶片企业，自然无锡 只能找阿克发。一个偶然的机会，比利时政府与中国政府谈有一个贷款合同，10亿 比利时法郎，中国政府做担保，30年还清。无锡在1988年启动引进谈判，引进阿克 发1986年才使用的最新设备，让无锡电影胶片厂摇身一变为阿尔梅感光厂。历史证 明，无锡当时的选择还算是一个明智之举。 面对此情此景，当时受聘于中国科学院担任顾问的前国际感光协会主席贝格教 授曾感叹：“中国感光界不是疯了，就是想称霸世界。”说中国人想称霸世界，未 免有些夸张，但那个时候，大搞引进的中国人真是在自己的激情中，有些“疯狂” 了。 一批批中国感光企业的工程师、管理者踏上了“留洋”之路。以前他们出现在 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现在他们踏上通向美国罗切斯特、日本、比利时安特卫普之 路。一批批来自柯达、富士和阿克发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他们是技术和设备 的输入者，是世界产业竞争中的强者。中外差距似乎正在缩短，新世界似乎就要诞 生了。 但奇迹没有发生。 人们没有想到，首先是汇率那些小小的数字将这些抱负远大的项目推到崩溃的 边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具有历史转折性的事件，1985年，在出口导向战略中全面 冲击世界的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迫于西方的压力，将日元大幅升值。这引起 了整个世界汇率的变化。而在公元的项目中，急剧升值的日元转瞬间就将这个引进 项目变成经济上的噩梦。 随后到来的毁灭性力量就是走私。在这股伴随着开放疯狂成长的力量面前，中 国感光业“洋务梦”中，进口替代的主要前提消失了。它们本来想在引进全球最为 强大的三个大企业的技术后，关起国门，独自享受中国市场的巨大蛋糕。但汹涌而 来的便宜进口胶卷浪潮让一切都落空了。胶卷位列当时中国三大走私品之一，紧紧 排在汽车和成品油之后。 这些企业没有坐以待毙。当时保定、汕头、福达三个厂的管理层曾在厦门召开 联席会议：如何打击走私。最后，他们起草了一封信给中央政府，痛陈走私对感光 工业的冲击，但后来不了了之。 1991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厦门福达问题做主要批示， 要求对感光行业发展方向统一考虑。这促使领导层把目光投到内部整合的道路上。 但随即就遇到了国有体制中最挠头的问题：到底归到哪个部。因为，中国感光企业 被强大的部门管理体制所分割，它们分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轻工部统领的，厦 门福达、汕头公元、上海感光、天津感光属轻工局，是地方企业；一个阵营是化工 部统领，保定乐凯、二胶属化工部，是部级；无锡阿尔梅、辽源属化工局，为地方 企业。 后来，1994年化工部有一个整合化工系统感光企业的想法，但化工部当时主要 考虑直属自己的感光厂，根本不考虑属于地方企业的那些感光企业。一个化工系统 合并都尚且如此艰难，全国合并，怎么办？上海、天津、厦门、广东，谁听谁？ 几乎无能为力。自从在独特的政治时代，中国胶卷工业走上重复建设、分立发 展的道路后，真正的内部整合从来就没有产生过。那些只是局限于某一个部门利益 或某一个企业利益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让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胶卷工业内部整合 的最后机会也流失掉了。 当朱基副总理主持经济工作时，就曾出手试图化解危机，对公元和福达两个危 机最大的企业之一福达注入上亿资金，但不见什么起色。整个行业已经背负100 多 亿人民币的巨额债务。 那么，出路何在呢？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