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多极(2) 总起来看，张恨水抗战时期小说的雅化核心在于创作宗旨和思想主题。他终于 由消遣文学走到了听将令文学，终于“带艺投师”，被新文学招安到帐下。这使他 终于有了“到家”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感觉使他在艺术技巧的雅化上有所 放松。抗战时期小说的普遍问题是结构感差，像《八十一梦》的结构也只能说有独 到之处，并不值得立为典范。其次是叙事语言不如战前流畅精美，叙述干预增多， 有控制“释义播散”倾向，这是向清末民初小说风格的倒退。艺术技巧上更加雅化 的地方表现在心理刻画意识似比战前更为自觉，这使《魍魉世界》、《傲霜花》等 还比较耐读。但他写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商贩屠沽，却没能留下几个生动的人物 形象。《八十一梦》等几部“斩鬼”之作，时过境迁以后，只能看做是他的“投名 状”。提起张恨水，人们更多想到的还是他写于战前的“现代青年”系列。是新文 学已经不再鼓励那些“雕虫小技”的探索，还是张恨水自己觉得“小雅”已经不必 再努力，只要在思想上“精进不已”便是“大雅”，抑或是时代正要求新旧文学都 向一种“四不像”的新形式靠拢? 此中的得失很值得玩味。 沦陷区通俗小说的雅化与张恨水不同，在创作宗旨、思想观念以及题材选择上， 仍保持着市民文学的本色。它们的雅化，是通俗小说本身的自然演进与深化，既有 受新文学潜移默化影响的一面，也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一面。它们主要表现为从 艺术手法到艺术趣味的现代性调适。个别作家思想观念有超越性，但因受类型局限， 表现仍是潜在的。 社会言情类通俗小说是新文学关系最密的近邻，早在战前的调整期和中兴期， 就在雅化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沦陷时期，刘云若不是像张恨水那样无止境、无保留地向新文 学靠拢，而是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风格。他并非不重视新文学，但他采取的是以我为 主的“拿来主义”立场。刘叶秋《忆刘云若》一文中说： 云若文思敏捷，才气纵横，曾经同时撰三、四部长篇小说，而每部各有机轴， 奇情逸想，层出不穷。……他看过的小说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几乎无所不 读，而且分析评论，切中肯綮。可是他自己很谦虚，尝和我说：“我只上过几年中 学，没读多少书，但我希望能把三分学问用到十分。” 我体会他这话的意思是读书不在多少，重在能“通”能“化”，闻一知十，举 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就可以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否则，食而不化，即 有十成学问，亦无用处。不过，这也还是云若有才，始能以少胜多，运用入妙。〖 ZW( 〗转引自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P226，重庆出版社1991年。〖ZW) 〗 重在“通”和“化”，而不是简单搬用，这使刘云若的作品始终保持了纯正的 “通俗味”。刘云若小说的情节密度大于张恨水，但却线条清晰，密而不乱。更能 以几百字就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令人久久不忘，如同新文学中的老舍一般。 据笔者看来，这一是得力于准确传神的细节描写，二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 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ZW(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刘云若 的每部作品都深深植根于他所熟悉的世俗生活，“描述地区，从来不出天津，最远 也只是北京和通州，所以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左笑鸿《刘云若》，魏绍昌编《鸳 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596，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恩格斯说：“为了真正享受巴 黎，自己就要变成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致敏·考茨基》。刘云若 便是深深了解自己的读者的一切兴趣，摹写社会百态，言谈微中，刻画人物心理， 数语传神。沦陷时期的《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等力作，不动声色地化用了许 多中外高雅小说的技巧，但却巧妙地与中国传统的写意化和程式化融为一体，读者 不知不觉间提高了审美水准，对其作品一直热情不减，甚至刘云若自己记错了人物 姓名，读者仍能自行弄清，并不猛喝倒彩。在正统文学史中，《吕梁英雄传》一类 新章回体的地位要高于张恨水，而张恨水无疑又高于“君名更在孙山外”的刘云若。 而茅盾1946年却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 ’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吕梁英雄传》的作者在功力上自然比 张先生略逊一筹。”茅盾《关于< 吕梁英雄传> 》，载1946年《中华论谭》2 卷1 期。郑振铎则认为刘云若“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刘对当时的下层社会， 各个方面，有深刻的切身体会，在所遭遇的各色人物中，早已抽象出各种典型”。 并认为《红杏出墙记》“是这一类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徐铸成《旧闻杂忆·张 恨水与刘云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显然是出自不 同的“雅化”标准，前者重思想性，后者重艺术性。若就可读性、趣味性来说，沦 陷时期的刘云若是要胜过身在大后方的张恨水的。 北方沦陷区的社会言情小说家还有陈慎言、李薰风、左笑鸿等。他们的雅化方 向也是力图与新文学拉开距离，思想上强调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谴责西化带来的堕 落现象，艺术上致力于情节设计的巧妙和文字描写的生动，实际上是接受新文学的 “软件”而拒绝新文学的“硬件”。不过，他们对这样的选择并非是充满自信的， 刘云若1943年在《紫陌红尘·启事》中说： 云若执笔为文，倏经十载。比及近岁，感慨弥多，一则因生活所迫，遂致贪多， 而忘爱好。虽蒙读者备极誉扬，而文章得失，寸心所知，每一思维，辄不胜惶愧。 ……深愧喁喁儿女，无裨时艰，思于笔墨之中，稍尽国民责任，……区区之意，幸 垂察焉! 《三六九画报》19卷2 期，1943年1 月6 日。 这意味着，如此“雅化”是否能成正果，他们是比较惶惑的。 南方沦陷区都市的现代性一般高于北方，作为大众精神消费品的通俗小说也相 对更加趋新求变。予且、丁谛、谭惟翰等新一代作家，已经完全抛弃了章回体，而 采用灵活多变的新文艺笔法。曾用“水绕花堤馆主”作笔名的予且，最善于把握上 海市民心态，所写大量言情故事，基本都是“欲望”与“规则”之间的冲突。普通 市民的金钱欲、偷情欲，既冒险又胆怯，既真诚又矫饰，都被他刻画得深浅适度， 是一种标准的“轻刺激”。予且作品中充满明显的对两性之谜的探讨，叙述者明明 在描述着两性之间最隐秘的私事，却摆出一副“做学问”的正经面孔，给读者以心 理解脱。短篇集《七女书》，长篇《女校长》、《浅水姑娘》、《乳娘曲》等，都 喜欢加入各种叙述干预，如“世界上的女子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嫁人的，一种是 恋爱的”( 《女校长》) ，“考虑是最能使人心平气和的，最能使事情得着适当解 决的”( 《考虑》) ，这便造成一种“寓意深刻”的阅读迷雾，在阅读情调上雅化 了读者。其实，去掉那些中学生水平的“警句”，予且的小说也许会显得真正高雅 些。但无奈予且的中学教师职业使他无法压抑那好为人师的欲望，每篇小说都酷似 证明某个人生定理的一道例题。而读者十分喜欢那些“人生哲理”，似乎给自己的 日常生活找到了圆满的解释。通俗小说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读者不像以前书场中 的听众一样，自以为低俗，而往往认为受过现代教育的自己情调很高雅，手中捧读 的是“有社会意义”的严肃高雅作品，正如许多电视征婚者声称“酷爱文学”，手 上拿着一本《汪国真诗集》一样。予且的雅化方向无疑是现代审美情调，只是他的 观念和技巧都还不够成熟。 予且的学生谭惟翰，以及写作“商界小说”的丁谛，都与予且近似，努力在都 市题材中加入人生、社会意义，而这些“意义”，如都市的罪恶，成长的艰辛，教 育的失败等，都是新文学开发出来、业已推向社会的“名牌系列”。而他们所采用 的一些创新手法，如蒙太奇句式、变幻叙事视角、现代心理分析等，也是新感觉派 等留下的遗产。通俗小说的及时推广，起到了提高广大读者审美鉴赏力的积极作用。 此外的冯蘅、徐晚苹、王小逸、陈亮等人，以娴熟的新文艺笔法，写作刺激性 较强的都市文学，以比较露骨的色情描绘广开销路，格调略低于北方的公孙嬿、王 朱、程心枌等，但要高于一向被认为肉麻不堪、为人不耻的冯玉奇。他们实际是片 面发展了新文学中张资平的一路，经常描写新时代青年的桃色故事，恰好迎合了小 市民对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错误理解。张资平沦陷时期只有一部完整的长篇《新 红A 字》（另有一部“腰斩”的长篇《青麟屑》），从技巧上看，还是要远远高于 这群效颦者的。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