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之谜 有人说我是因为哥哥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做“总统”，所以我想改姓，认祖归 宗。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认祖归宗，只是觉得把这一段事实记录下来，是一件很 浪漫的事情，没有一丝邪恶存在，而且我也不想当“总统”。 民国七十九年“总统”选举时，蒋家已经开始被打击，所以大家就建议我改姓 戴。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竞选“总统”的事就跟蒋家无关。我说：“我无须考虑认 祖不认祖的问题，这两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义子，安国哥已经 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而总理的思想能够传下来，全靠戴先生；总理的事业 能够传下来，全靠蒋先生。他们两人，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行动派，这两位上人 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 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光复上 海后，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父亲得以在陈 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两人乔装为夫妻，混进 府里刺杀某人。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不过党史里并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他 们完成任务之后，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拿着党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 票，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两人就在日本结婚。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许多 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父亲与母亲在日本与革命先进一起生活，总算过了几年安 定的生活。 数年后，他们自日本返国。刚回国时，父亲还在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 个时候，父亲还写了一部《经济学》。这点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亲回国后，住在陈果夫先生家的阁楼上，父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论辈 分，陈果夫先生比父亲小一辈，但是他们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果夫先生的党龄相 当早，尤其是陈家与党的关系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与革命先进们的夫人都相处甚欢，例如居正夫人、吴礼卿 夫人、陈果夫夫人、陈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进的夫人都在党里工作，她们有个性 坚强的一面，再加上她们从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于追求中国的道统，为人不会 奸刁。从小我对她们的印象都是觉得她们很仁慈，而且她们也都对我很好。以居伯 母来说，她平时与我们相处时，个性很活泼。她生了很多女儿，还把这些女儿送给 好朋友，其中大女儿被送给一位日本朋友，长大后嫁到台湾张家，生下张建邦，所 以张建邦应该要叫我舅舅。 民国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发生宁汉分裂，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 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姨母，向来父亲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 也非常爱国，他从事房地产生意，同时也开设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厂，我们经 常住在他们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我 站他们两人中间。母亲对父亲说：“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 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 父亲说：“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亲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革命的 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如果你愿意，我跟你 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 姐求婚，如果你肯这样做，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我 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今后是建国的时候，需要学术的帮忙，多过于冒险犯难。 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 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我唯一能帮你忙 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父亲听了以 后说什么都不肯，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她说：“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 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 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的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 的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也没什么好选择 的了，就对母亲说：“照你说的，要如何做法呢？”母亲说：“你赶快去找孔大哥， 他会陪你去的。”就这样，父亲到了日本。当年十二月父亲就和宋美龄女士在上海 结婚。 （二）吃斋信佛 打从民国十六年，母亲带着我到苏州居住以后，一直就是吃长素。因为她有血 压高的毛病，那时候也没有好的药物可以治疗，只有用放血的方式降压。刚开始， 母亲只在初一月半吃素，后面就改吃长素，不过她可以吃鸡蛋。据说那时候吃长素 的人可以吃鸡蛋，但是要吃素蛋，因为素蛋没有生命，不会孵出小鸡。乡下卖鸡蛋 的人都很讲究，配种的鸡蛋都是用来孵小鸡的，卖到市面上的蛋都是素蛋。 （三）战时生活 抗战的时候，父亲给母亲的月规是四十六元大洋。这些钱都是父亲托果夫先生 给母亲的，可是打了几年仗之后，币制改成法币，母亲问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领 一次，至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他不同意。等我从国外回来，这些钱更不够用，我 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并向他说明：“只要纬国没有被打死，抗战之后，一定 全数奉还。”他说：“你问我借，我问谁去借啊！”我心里想，不借就不借，我这 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不过，我总要把母亲养活， 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我就开始写作了，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 税，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例 如毛巾、牙刷、香烟（我不抽烟，香烟是给母亲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 单，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 旅修理工厂的厂长。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绝对不拿任何一笔非份的钱。他也是留德 的，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我们共用这张床单，一人一半。后来他死了，是 穷死的。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就这样 一直捱到抗战结束。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打完时，只剩一百一 十二磅，所幸还活了下来。 我从德国回来后，就把母亲接出来。起先住在成都，后来我又把母亲送到兰州。 当时的行营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是朱绍良先生，福建人，母亲在兰州的住处就是他安 排的。在上海我们有两家来往的人家，一个是母亲的堂姐及姐夫，但是来往机会较 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亲的远房姨母，为人非常好，她带着母亲吃素 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经营房地产外，还经营自来火工厂，是当时上海两家自来火工 厂的其中之一，我们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孙子朱家鹤正好在兰州 某银行当经理，他大我三岁，母亲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应。就这样子，母亲 总算在兰州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母亲又搬回苏州南园，这个住处现在被中共作为招待所。 （四）定居台湾 母亲没有兄弟，只有姐妹，远房兄弟倒是有几个，其中有一家与我们较常来往。 大表哥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银河也没有出来，只有三表哥 菊河到台湾，来台后改名为明良，现已过世。母亲还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给 一位丁姓“国大”代表，也来到台湾，他们有几个子女现在也在台湾，但是我们很 少来往。姚琮与我们从来没来往，他也不是母亲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亲的兄弟， 基于宋氏夫人的关系，他不可能在侍从室任职。不过，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 两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湾以后，母亲在台北住过一段时间，没有多久，就搬到桃园。石家丈人 在桃园开了一家大勤工厂，工厂旁边有一片眷区，在眷区边上有一块空地，大勤工 厂的工人帮我们在那块空地上盖了一间小房子，总共花费十二万，石家丈人还说等 我们搬走时再还我十二万。原本他预备拨一栋房子给我，我没有接受，一方面离眷 村太近，另一方面我不愿意欠他人情。 母亲在桃园住了好几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盖了一栋小房子后，母亲才搬到台 中。那栋房子就在宜宁中学旁边，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盖的。宜宁中学 的总务科长是我们的远方亲戚，他经常照顾我母亲。我买那块土地时，始终认为是 与学校分开的，但是，学校行政上却把我的土地编在校产里面，后来这块土地我也 不要了。我办宜宁中学主要是兴学，不是用来赚钱的。我是宜宁中学的创办人，刚 开始我是董事长，后来哥哥为了静心小学的事情，要我离开，我就辞掉两所学校董 事长的职务。静心小学与宜宁中学两个董事会，事实上是同一批人。 母亲住的那一间房子原来只有一层楼，有一间客厅、卧房与饭厅，屋子后面还 加一个小厨房，后来我就把阁楼改装成一间房间以及一间浴室，母亲就一直住在楼 上。房子旁边有一间余房，是佣人住的地方，楼上也有一间阁楼。母亲过世之后， 这位佣人变成学校的工友，那间房子也变成宿舍。学校把枪交给他，他就把枪放在 阁楼上，事前我也不晓得。 （五）长眠九泉 民国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长过世，父亲要我护送老夫人到美国奔丧，那时候还 没有喷气式飞机，我们搭乘的是C54 专机，这种飞机要飞几站之后才能抵达火奴努 努（檀香山），加满油后，还要等待好天气，才能一口气飞完东太平洋到旧金山， 在陆地上还要分几段行程才能抵达纽约。孔院长的丧事办完后，老夫人留在美国就 医，我趁此机会到加拿大参观“World Export 67 ′”。我陪老夫人回台途中，在 旧金山接到内人的长途电话，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了。不过，我在离开台湾之前， 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园已经做好，守丧的房子也盖好了，母亲的墓很 像一栋房子，与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样，所以根本看不出里面有坟墓。我离开台湾以 前，曾经交代过，万一母亲不治，就由我所指定的四个男人将母亲移下楼来，而且 不论路线、方法都先跟他们说过，并且交代他们把担架放在救护车上，救护车直接 开到墓地，棺材就放在墓穴旁边，在墓穴旁边举行大殓，这些事情都由内人负责。 我临走前，还写了一张单子，上面写明方法与过程，他们就照着这些过程来处理母 亲的后事。我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电话时，第二天，兼程赶回台湾，向父亲报告以后， 我就赶到台中，丧礼已经在前一天举行完毕。 母亲年事已高，而且曾经轻微中风，起先还能走动，但是她摔了一跤之后，中 风更为严重，无法走动。母亲去世时是七十九岁，那年我五十一岁，所以我在墓碑 上写道：“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