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琐忆 （一）死里逃生 民国六年前后，我生了一场重病。刚开始，父母亲以为我得了急惊风（因为穿 堂风骤然把门窗关上，引起惊吓，而哭闹不停），他们为我请了一位日本医生。这 位医生在上海很有名，根据他的诊断，我得的是脑膜炎，可能是被蟑螂传染，但是 他也没有治好我的病。果夫夫人看父母亲每天抱着我，便教训了他们一顿：“你们 两个人究竟是来革命来的，还是来抱孩子来的？为了小孩，你们也不革命，成天躲 在阁楼上，就晓得抱这个小孩，抱得活吗？你们又不懂抱孩子，现在又放弃了革命， 你们成天在此地苦恼算什么呢！从明天起你们两个都出去做事，孩子交给我，这孩 子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就没办法，只好听天由命。”父母亲被果夫夫人这么一说， 就出去工作了。当时是上海最乱的时候，党员人数不多，大家分配事情做，忙得很， 总理本人虽然没有消沉，但是也实在是一筹莫展。 那时我已经奄奄一息，果夫夫人就到隔壁中药房抓了一副“金老鼠屎”。这种 药比普通“老鼠屎”重一份药量，而且用金纸包起来，所以称为“金老鼠屎”，样 子跟米粒很像。通常这种药是有人吞鸦片烟自杀时用来解毒的。果夫夫人喂我吃成 人份量的一倍，第二天，我就睁开眼睛，也不哭闹了，非常有效。果夫夫人又到中 药店去抓了一副成人份量的“金老鼠屎”，吃了以后，我的病就好了。不过，那位 日本医生还是继续来看我，让我服用西药，他特别交代了一句话：“这个孩子以后 求学的时候，凡是与计算有关的，在初中以前，不能超过一个钟头，在高中以前， 不能超过两个钟头，过了高中之后，脑子已经成长完成，就不必限制时间了。”我 小时候一向听话守纪，所以年龄比较大之后，听母亲这么讲了医生的指示，就照着 吩咐做，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停才。真是感谢老天，我的脑子没有因为这场病而受伤， 病后的保护也一直很好。 有一年，果夫夫人在台北过八十岁寿诞，席开八十桌，那时我正在高雄大演习， 特别搭飞机回来为她祝寿。在寿席间我把当年她的救命之恩告诉宾客，并敬了果夫 夫人三杯酒，再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我又连夜搭火车回高雄继谈演习。 在我的生活过程中有一段痛苦经过，那就是童年时光。 父亲在十六岁时（民前十一年）与毛氏夫人结婚，不过，父亲在出国之前（民 前四年）就已经把毛氏夫人休掉了。从前的时代没有所谓的离婚。父亲是一个在农 家出生的南方孩子，非常孝顺母亲，如果不是因为家中发生重大变故，怎会忍心抛 家离井，到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校，再说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家，因为对祖母来说， 父亲是独子。我的大伯父是孙氏祖母所生，并且过继给另外一房，我的祖母自己所 生的，除了父亲之外，还有一个小叔叔，可是他在四岁时就夭折了，因此，父亲在 家里是独子。如果不是家里发生重大变故，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他也不会如此狠 心离家。 民国九年，因为祖母有严重的气喘病，父亲要母亲回去侍候祖母，所以母亲就 带着我回到溪口。毛氏夫人虽然被休掉，但是没有离开蒋家，祖母就让她住在后面 的一个小房子里，因为祖母也需要一个人侍候她。母亲回去后，知道了这个情形， 为了侍候祖母方便，便与毛氏夫人轮流侍候祖母，因为祖母当时已经卧病在床，不 能起身，于是母亲就把毛氏夫人接到家里来住。没想到她反而跋扈起来，把我们母 子两人赶到柴房里去，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内，一个犄角里养了几只猪，另一个犄角 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我们回去以后简直是受到很大的虐待。稻草里有很 多跳蚤，我常常被咬得周身都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能挡得住，我年纪小，没有 多久就生病了。当时父亲把我们带回乡下时曾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搬到大伯那 里去住。”从前的老规矩，小叔可以到嫂嫂房间去，但是大伯不能到弟妹房间去， 所以母亲不到大伯那儿去，不过白天走动走动是有的。 溪口沿着苕溪边上有一条街，家境好一点的人家住在上街，上街就是溪的上游， 我们住在下街，屋名为丰镐房。祖父过世时，父亲才九岁，虽然大伯父已经过继给 另外一房，但终究是祖父所出，而且祖母厚道善良，所以分家时还是分给他一份。 我们家的财产有玉泰盐店和山坡竹林，玉泰盐店在上街，除了制造酒品外，还卖盐 与米，祖母不便抛头露面去看店，便把那家店分给我大伯父，由他去经营，所以大 伯父的家境一直很好。竹林生产笋及竹子，竹子可以用来做竹筏，乡下称为竹，一 年可以收入四十几元，我们家有一个老长工，一直跟着祖母，我们就保留竹山，由 这位老长工看管。 回溪口那一年，我实在病得很严重了，大伯母非常疼我，就把我接回她家去住。 大伯父有一子一女，他的儿子大我十二岁，也是属龙的，非常疼我；他的女儿小我 一岁，从小就是我的玩伴，我们一起长大，感情非常好。母亲在家侍候祖母，只要 一得空，就会来看我。 乡下人非常害怕发大水（来到台湾后，我才知道那是台风登陆），因为从上游 会流过来许多尸首，不过同时也会流过来很多箱子。乡民就用竹竿绑上钩子钩箱子， 箱子里如果有吃得、穿的、用的，就可以拿来用了，换句话说，大家生活都不好过。 有一年发大水，等水退了之后，我们打开大门出去时，发现有人扔了一个女婴 在门口，可能是她的父母穷得养不起她，就把她丢在大伯父家门口。大伯母把她抱 进来，就这样，我又多了一个妹妹，她比我小六岁，名为华秀，后来嫁给韦永成。 乡下很苦，很难过日子，我们一年里只有四个月的米粮可吃，其他八个月还得 依靠杂粮，幸好可以自给自足。我从小没看过牙刷牙膏，最早也只有蝴蝶牌牙粉， 乡下最讲究的方法也不过是将粗盐捣碎，沾在布上搽搽牙。因为大伯父经营盐店， 所以我们并不缺乏盐。 祖母过世之后，父亲的经济情况也稍微好一点，就买下丰镐房前面一幢楼房， 那幢房子虽然不错，但是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从前开过当铺，屋前还有一座小院 子和一间厨房。我和母亲就搬到那儿，那一年是我在溪口的最后一年，而那一年也 是水灾最严重的一年。大雨下在四明山，山区的水汇集在苕溪。原本大街有一道河 堤，堤坡下就是溪水，堤坡高度大约有两层楼高，那时大水高涨，涨到街上，又溢 进屋子里，顶在第一层楼板。 我和母亲到二楼避难时，我顺手抱了一箱父亲买的苏打饼干上楼，头一天我和 母亲就是靠着这箱苏打饼干过日子。当天夜里，旁边的厨房倒塌，刚好也有一个火 缸没有被压着，随着水流到楼梯口，我们就把火缸拿起来，火缸里还有现成的一缸 粥，而且我们也保留了一个火种做饭吃，安全度过了淹水期。我有一个表哥王世和， 他的水性非常好，他们住在上街，他的父亲在上街街顶卖鱼。第二天，王世和就从 上街街顶一直顺着水游下来到我们家，给我们送菜、肉、鱼及其他东西，送到以后， 他还逆水而上游回去。王世和力大无穷，长大后就一直跟着父亲。那一年我和母亲 靠着他送东西给我们吃，还靠着那个火缸才有热食吃。 小时候我的教育主要是家教，由王家的五舅公（小舅公）替我启蒙。家乡人都 称小舅公为癫子，其实他是很有才气的。他教我识字，替我开智慧，而且还讲很多 历史故事给我听。他也教我下象棋，我在五岁时学会下象棋，到六岁时棋艺就已经 很好了。此外，他还教我很多东西，我现在不记得有哪些，只记得他样样都教，上 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他如历史、数学等等都有。我最喜欢他，他也最喜欢我，他 与其他大人都搭不拢，就是喜欢跟我一起。 我的第一位家教老师是陈舜耕的姐姐陈子骥，她是奉化人。陈舜耕到台湾后曾 先后担任公卖局局长、人事行政局局长等职。 家乡的乞丐一早出去讨饭时，把他们的小孩留在我家门口的一块小空地上。小 时候我常常和这些小乞丐一起玩耍，尤其是冬天，我们都躺在门口晒太阳。有一次 他们问我：“你住在这个地方吗？”我说：“是啊！”他们又问我知不知道这间屋 里会出现真命天子。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做真命天子。有一次父亲回来，我就把 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并且问他“真命天子”是什么意思，父亲说：“那是皇帝，现 在怎么会有皇帝呢？”后来他就去问那些小乞丐，小乞丐告诉他是他们的爷爷说的， 父亲便问那位长者，那位长者又告诉父亲是他的爷爷说的，他的爷爷则是听一位吴 国才先生说的。 吴先生是清乾隆年间人士，他是我们乡里非常有名的才子，有一个关于他的传 奇故事不断地在家乡流传。在我们乡里几个村子中间有一座显灵庙，当年显灵庙建 造好时吴国才先生选了正午时刻上梁，结果工人怎么拉也拉不起梁来。正在此时， 有一位书生带着一位书僮经过该地，他看到工人很辛苦，便和书僮两人一起帮忙， 说也奇怪，他们一帮忙之后，一下子就把梁拉起来了。后来书生问工人为何选此五 鬼恶煞时辰上梁，工人们告诉他这是本地才子吴国才先生挑选的时间，不会错的。 就在此时，吴先生也到了显灵庙，便对那些工人说：“你们还不下跪，皇上来了。” 他说完后也跪下来，并说：“请陛下原谅，我来迟了一步。”原来那位书生就是乾 隆皇帝。他下江南时路过该地。乾隆皇帝问吴国才为何挑选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吴 国才回答道：“陛下到了，岂有五鬼！”他连乾隆皇帝何时到达都能算得出来，所 以更为神奇，大家对他的话也就确信不疑。这是乡下传说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 我也无法确定，不过他告诉老乞丐，说该地会出现真命天子，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 而且还不止一个。 （二）迁居奉化 毛氏夫人非常跋扈，我母亲是息事宁人，后来父亲也知道这件事，等到祖母过 世后的第二年，就把母亲和我带到奉化去，那年是民国十一年。我们从溪口到奉化 就是进城，途中要经过山坡，名为月岭，翻过月岭就到奉化了。母亲坐在轿子上， 我走在轿子旁边。轿子是用竹子做成的，重量并不重，由两个人抬，在四川称为滑 竿，不过滑竿上可以躺着，轿子则只有一把椅子，用两根竹子抬起来。 我在奉化进幼稚园，与周宏涛同班。周宏涛的父亲很早便过世，他的祖父周缜 琴先生为国父管理账务，为人诚实正直，他也很喜欢我。周宏涛也是属龙，不过他 是民国六年生的，我们两人同坐一条板凳。在幼稚园里，我开始懂得唱歌、跳舞， 也开始过正规的童年生活。 （三）再迁宁波 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和我又从奉化搬到宁波，那时候我已经九岁。对乡下人 来说，到奉化就已经是到城里了，到宁波更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在宁波租到一幢房 子，那幢房子很大，是一栋楼房，不过是一间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住。我 们因为家境不太好，所以就住在那儿，租金很便宜，一年才九十元。后来父亲下野， 总理打电报给“纬国先生”，就是打到这间屋子的。民国十三至十五年，每一年我 都从宁波到广州去，在广州住上三、四个月后再回到宁波。 搬到宁波时，我又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位女性，年龄才十九岁。她不但教我读 书，还教我弹钢琴，因为我们租的房子里刚好有一台钢琴。这位老师还会少林拳， 以前父亲曾经教我少林拳，后来就是这位老师教我，除此以外，她还教我达摩剑， 这是一种剑术。在我的印象里，她的学问很好，而且人也长得漂亮，身手很灵活。 我从她那儿学了很基本的少林功夫。那时候我也开始在腿上绑着铅块来练轻功。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吃炸酱面，从小长辈教我们不能把菜与饭搅在一起吃，所以 我吃炸酱面时，先吃一点面，再吃一点酱。父亲看了大笑，他就替我把酱倒在面里 面，还帮我把面拌好。我很怀疑地问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吃呢？”父亲就说： “只有炸酱面是这样吃的。” 父亲喜欢看京戏。宁波有一个东方戏院，父亲经常带我和王世和去看戏，我们 通常都坐在第一排。舞台上有一排电灯，每个电灯有一个灯罩，灯泡朝舞台，灯罩 朝观众席，所以能够照亮舞台而观众看不到灯泡。有一次我发现有一个灯泡的灯光 朝外，王世和就过去把灯泡转一转，结果触电了，手沾在上头，人一直抖动，手也 拿不下来，父亲就退后几步，用很快的速度把他撞开，他的手一离开灯泡，人也就 没事了。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碰那个灯泡，原来那个灯泡会走电。 有一次父亲带我搭乘轮船从宁波到上海去，只要与父亲同行，我们就坐头等舱。 那时候头等舱又名大菜间，因为当时人说吃西餐叫做吃大菜。大菜间餐桌上有个电 风扇，我不懂其危险性，跳到桌子上后又站起来，结果电风扇的扇页就割到我的眉 毛，血流满面，我也惨叫了一声，父亲赶快把我抱下来急救，用纱布把伤口包扎起 来。在旅途中，我有一次在甲板上大叫，父亲对我说：“在公共场合中，不可以乱 跑、大声叫喊。”我是很听话的，只要长辈教我，我一定会立即改正。 我和母亲出门时坐的是官舱，一个房间可以坐三到四个人，通常有一个阿姨及 一位女佣人随行。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我们是在傍晚左右上船，在船上吃晚饭、睡 觉，第二天上午，船就抵达目的地。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早上醒来要跟母亲说梦，母亲连忙阻止，她说： “不能说，要吃过早餐才能说。”正在此时，女佣人为我们拿洗脸水来，她吃过早 餐了，便跟母亲说：“太太，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也憋不住 了，便跟母亲说：“妈，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爸爸回来了。”母亲说：“既然你 们都说了，我也要说了，我也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们今天早晨多摆一双筷子，看看 会不会应验。”我们说着说着外头正好有人敲门。我一听到敲门的声音，也不管是 谁，就一路喊着“爸爸”，并且飞快地跑到门口开门。打开门一看，果然是父亲回 来了。 父亲一进门，见桌上多摆了一双筷子，便问我们是否有客人来吃饭，我们异口 同声说这位客人就是父亲。父亲也觉得奇怪，问我们如何得知他回来，我们便向父 亲说明三人同做一梦，都梦见父亲回来的事情。父亲回来时，带了一篮松花（皮蛋）， 他就请女佣人去拿两个来当早餐吃，结果我们等了好久，还不见女佣人将松花拿来， 母亲便问：“娘姨（上海人对女佣人之尊称），先生带回来的皮蛋，你怎么还不拿 来？”那位女佣人就说：“糟糕，都坏掉了，我都给扔掉了。”其实那是最好的松 花，她以为坏掉了，还把它扔掉，实在很可惜。 （四）移居上海 后来我们又搬到上海。在宁波、上海，就是我接触现代城市教育的时候。 有一次，王世和带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那是一处综合性游乐场，有百货公司、 戏院、电影院（当时只有默片）。我最喜欢的是一种手摇电影，只要丢一个铜板就 可以看了，它是一个铜盒，铜板一丢下去，里面的电灯就亮了，再用手一摇，画面 就一张张连续下去，看起来有连续的动作，这也就是最早期的电影。大世界对面有 新世界，隔着一条马路，地底下有通道相连。 我在上海经历两件事情，使我深刻体会洋人如何在中国境内造成中国人民的耻 辱。第一件事是上海法租界里有一座法国公园，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 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第二件事是外滩附近有一条大马路（现在称为南京路），马路 转角处有一中国人与英国人相撞，那位中国人被撞倒在地上，而英国人则拿着手杖 打那个中国人。当时父亲挽着我在街上走，我一见状，就想跑过去帮助那位中国人， 父亲将我一把拉住，并且拖回来。他问我：“你干嘛！”我说：“我去帮他忙啊！” 父亲说：“不必，你也帮不了他的忙。” 回到家后，父亲就讲道理给我听。他说：“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走在转角 处，谁也没有看到谁，两人互相撞了一下，为什么中国人要倒在地上，为什么不是 那个洋人倒在地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所以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把身体 练好才是真的。”此外，父亲还讲了精武门（霍元甲）的故事给我听。总之，中国 人自己不强大起来，一定会遭受外侮。父亲也鼓励我要好好练功夫，后来我到了苏 州以后，便找了一位老师，正式练功夫。 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学会了吃西餐的方法，同时也进入一个现代社会，不再 是一个乡下孩子。 （五）定居苏州 从民国二年到十六年，母亲与父亲度过最困难的时候。十六年，母亲逼着父亲 娶宋家小姐后，就带着我到苏州去。我无意说谁好或是不好，这只是一段革命的实 际经过，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民国十六年，我与母亲到苏州后，就在吴家（吴 忠信）的隔壁租了一间房子。很多报章杂志上说我有两个义父，一个是戴季陶先生， 一个是吴忠信先生。事实上，我都是称吴忠信先生为吴老伯，我们之间没有义父义 子的关系。也有人说我们住在吴家，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是住在吴家的隔壁，在同 一条小巷子里面，房子是并排的，园子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有两个门，中间还隔着 一道墙。 后来我和母亲搬到自己盖的房子———南园，该地位于苏州南城。我在苏州开 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我的武功也继续锻炼，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一段时间。我练 的是少林拳，老师虽然也教我们太极拳，但是只是讲解一些，并不是主要科目，而 且我们打太极拳的招式虽然一样，但是融合了少林拳的方式在内。事实上，太极拳 分成两路，一路是文太极，一路是武太极，武太极现在已经失传。我从六十岁以后 就开始退火，平常只打一些散拳。当年我们学拳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叮嘱我们，六 十岁以后要停止打整套的拳，所以我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练功了，如果继续练 功，等到生命结束时是非常痛苦的。我现在已经发现右臂经常疼痛，已经请一位专 家帮忙我继续退火。 （六）随父亲回溪口 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父亲下野后又带着我回到溪口。起先我们住在雪窦寺， 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吴忠信先生。当时雪窦寺的主持方丈是太虚法师，他是全中国 最有名的一位佛学家，是佛教界里最受大家崇敬的大师。他每天为父亲讲经两个钟 头，我就站在旁边听，我对佛学的基本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我虽然年 纪不大，但是多少可以进入情况。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