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二位各自走了漫长的坎坷路 河北省承德地区的青龙县，是长城外的一个穷县。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本想 把李之琏留在地委文教部门干点儿事，以示对这位不幸落难的老同志的照顾；但李 之琏执意要到艰苦的农村去，重温战争岁月与农民打成一片的鱼水情。王克东觉得 对这种高要求也不便泼冷水，只得随其意。 李之琏出了长城才知道，这不但是个穷县，而且还是个党政不分的县：县委和 县政府共管一个农业部。由于他好赖还是个十三级干部，比县长、县委书记的级别 还高，就被分到这个农业部下面还没配备科长的农业技术推广科，当了个副科长。 连他在内，一共只有九个人，其他人都是农业大学或农业专科学校的毕业生。 他决心从头学起：向这些农业技术员学，向农民学，也向老伴从北京寄来的农 业院校教科书学。 1960年春天，他跟随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副县长下放到一个公社，与社员同吃 同住同劳动。那时候县里的干部下乡都不带行李，都由当地生产队干部向社员家庭 借用。李之琏为不给社员们添麻烦，不论走到哪儿，都自己背着行李卷，像战争年 代腿动人搬家一样。“三同”期满快回县上时，社员们说什么也要把他评为“五好 社员”，有几位老农还流着泪盼望他们日后再来，说是打走了日本鬼子，打败了老 蒋以后这些年来，“像这样的老八路难得见着哩! ” 就凭这，加上日常在推广科的团结同志、刻苦钻研和出色的领导工作，他又被 评为“五好干部”。为此，推广科的党小组长挨了上面一顿 ：“屁股坐到哪儿去 啦? ‘右派分子’与‘五好干部’能混为一谈吗?!” 1960年秋天，中央决定再为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经过青龙县农 业部的评议，青龙县委建议摘去李之琏的“右派”帽子。“建议”报到地委、省委 再转到中宣部，中宣部“卡”地亮了红灯：不准摘! 不久，青龙县农业部被撤销，县政府成立了农业局，李之琏被调到新建的农业 局下面的农科所做副所长。可是这个农科所名为农业科研机构，却一无土地，二无 房屋，只能在县城以外十里地的农村，向两家农民各借一间房，再请公社划出几亩 地作试验田。全所老少还是总共四张嘴，都在农村“共产主义大食堂”吃饭，每天 两顿粥，每顿二两粮，只饿得李之琏全身浮肿，大小便失禁。县委有人说，“这样 拖下去很危险”，遂让他回北京治病。 恰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到北京办事，听说李之琏正在家养病，急 于想见到他。 他们是老战友。“七·七”事变时，李之琏与一批地下党员奉党的指示，回河 北老家发动乡亲武装抗战。这时，与北平地下组织失掉了联系的张仲瀚正担任河北 民军第三支队司令，李之琏和另一名党员齐健秋奉蠡县县委指派，到张仲瀚支队去 做政治工作。时间很短，李之琏调上级政治部工作，当张仲瀚要求解决失掉的组织 关系，他俩就帮助并介绍张仲瀚暂且重新入了党，以利于他领导部队指挥作战。后 来李之琏去了延安，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张仲瀚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李之 琏却被打成了“右派”，这亦可谓“沧桑巨变”! 此时李之琏的家已不在沙滩中宣部宿舍，而被赶到了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的西 斋，六口人只住两小间房，哪能接待阔别多年的远方来客! 李之琏急忙跑到北京饭 店去拜访张仲瀚。 两位老战友见了面，张仲瀚见李之琏语音低沉，面似灰土，非常感慨。他问：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 听了李之琏的诉说，张仲瀚说：“这样吧，你到我们兵团去，至少还能吃饱肚 子。保住性命要紧啊! ” 他介绍了兵团农业机械化的现状，又说：“我现在没法帮你改善政治状况，你 如有志于农业，到我们那里去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李之琏当然很乐意。经过各方联系，1961年9 月，中宣部介绍李之琏去新疆。 李之琏爱人陈处舒，中央卫生部的一位副处长，全家一共六口人全都跟了去。 也许是因为兵团政委张仲瀚的推荐，李之琏到达新疆不久，就被任命为生产建 设兵团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而这个拥有40人左右的科研所，所长是兵团参谋 长陶晋初——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的堂弟兼任的，不能到所里管事；另一位副所长是 兵团农学院农学系主任王彬生副教授，也是兼职，因此李之琏是全所实际上的第一 把手。 又不久，河北省委决定给他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也转发到了新疆。他工 作更加努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兵团领导——特别是兼所长陶晋初后又升为兵 团副司令，调人、批物、拨款，积极为科研创造条件。短短几年，科研所就由几十 人发展到几百人；从没有试验场地发展到三千多亩的试验田；每年都有栽培育种、 改良土壤等等，从事几十个试验课题的研究，并承担了国家内陆盐碱地农业科研的 任务，成了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农林畜科研所，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他要申那个被定为“右派”的冤，却难而又难。1962年1 月中央召开七 千人大会，“崇左”之纲似有下降时，他曾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写了一封 信，问她是否可以把他在中宣部被定成“右派”的问题说清楚。钱瑛回信说：“是 有机会说清楚的”；并告诉他：七千人大会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 之后的“反右倾”问题，然后才能处理1957、1958年的“右派”问题。 李之琏见到这封回信，觉得有了希望。但是这年秋天，北戴河会议又提出“打 退单干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李之琏又感到自己的前途陷入了 一片黑暗。 1965年夏天，李之琏与兵团科委办公室主任程人英到北京参加农业科技会议， 他顺便去中央组织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目前暂且采取重 新入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当中组部把这样的信件发往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区党委组织部又转至兵团党委组织部，兵团负责人在北京医 院治病巧遇同时住院的陆定一，向陆定一表示了这个意向时，陆定一予以断然否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兵团政委张仲瀚被打倒，几乎被折磨致死。李之琏不 但是“摘帽右派”，而且成了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党的领 导权”，从而被交给群众实行专政。他的爱人陈处舒先在石河子兵团医专任副校长， “文革”中被批斗、毒打得头破血流，受到严重摧残……后在兵团领导中的一位现 役将军的支持下，调去乌鲁木齐的兵团第一医院担任第二院长。大儿子高中毕业又 经过农场劳动，报名参军也遭到拒绝。后来经过李之琏的一再委婉申诉，科研所的 一些人也对他的历史做了全面调查，才知道他不但被补为“右派”是冤枉的，就是 1934年被捕之后也清清白白，根本不存在什么“叛党”问题。 在得到了科研所革命群众的谅解、大儿子又经深明事理的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 政委刘仲明下令办了参军手续，但到兵团后，又被个别领导人拒收。李之琏就开始 了又一轮的申诉。但是通过兵团党委向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组织部转去的一封又一封 申诉材料，都被原封退回。 1975年，兵团党委出面，建议中组部对李之琏的问题进行复查，中组部也不受 理。 这年夏天，经过指挥部政委刘仲明的批准，李之琏回河北老家探望三十多年没 见面已年过九旬的老父，顺便去北京中组部当面申诉自己的冤屈。得到一位熟人的 介绍，中组部信访组的一位同志接待得很热情。李之琏给了这位同志一封申诉材料 和给中央领导人的信，这位同志表示研究后再答复。 但过了几天，李之琏再去时，已换了一个生面孔。这位生面孔对李之琏冷冷地 说：“领导已研究过了，右派问题过去分工由统战部管；‘文革’后中央对这个问 题并没有新的指示，你仍应该去统战部。” 李之链说：“问题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应该实事求是地对 待。统战部现在有人负责吗? ” “不太了解。你去统战部问问吧! ” “为什么党员的申诉要交给统战部去管? 如果组织部不给开个介绍信或打个电 话，那边不接待怎么办? ” “组织部与统战部是平行关系，不好开信或打电话。你自个儿去找找看吧! ” 李之琏觉得这简直就不像一个共产党领导部门的答复。他忍着气，要求先给找 个住处，然后再去找统战部。得到的答复是三个字——“不可能”。这下李之琏再 也忍不住了。他说，他作为党的一头牛，给党拉了几十年的车，现在即使回北京办 点私事，也该帮忙给安排个睡觉的地方吧，何况他是来向“党员之家”、“干部之 家”申诉自己的冤屈的? “再请问：这是谁决定的? ”李之琏问。 “请示了领导。”这位生面孔答道，接着把李之琏的申诉材料退还给李之琏。 李之琏没法，只得不顾头昏眼花，向府右街走去。 到了统战部，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倒还很客气，说：“现在大家都去‘学习’了， 部里没人办公，不接待外来的人。” “既然机构还存在，总该有人在机关负责吧? ” “那好，你可以写一封信留下。” “我写好了。” “那你就放下吧。” “什么时候再来问结果? ” “不用再来了。有什么结果会通知你的；如不通知，你就不必久等了。” 那结果，当然是“不必久等了”! 当兵团新政委来到农科所的时候，李之琏又向他要求兵团党委直接向党中央转 报自己的申诉。这位政委是老政委被打倒后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的“文革”第一把手 ；把李之琏当做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农科所的领导权”而 进行批斗并专政的，正是这位“第一把手”。如果把李之琏这个“牛鬼蛇神”解放 了，那也等于给张仲瀚减少了一个罪名，那还行? 于是他对李之琏的要求回答得很 奇特：“兵团党委不能转，你可以从邮局寄嘛! ” 李之琏对这种答复感到很刺耳，反唇相讥道：“政委，1958年开除我的党籍时， 可不是经过邮局通知我的。这些年我多次申诉无人答复。现在我作为兵团党委领导 下的一个干部，我认为兵团党委有责任帮助我实现这种向党申诉的权利。” 这位政委无言以对。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党委转一下也可以，但不能表态。” 后来据说是转了，但照例无人答复。 这时李之琏的爱人陈处舒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而恢复工作之后，又因派性 排斥而很难工作下去，不得不通过建国之初在武汉的一位老领导的联系，带着两个 尚未成年的孩子暂且移居武汉。这样，一家六口人就分居三处，新疆只剩下李之琏 孤身一人。 不久，李之琏趁去武汉探望陈处舒之便，又拐到北京上访中组部。接谈的是一 男一女。听了李之琏的申诉，女的表同情，男的打官腔。打官腔的这位说：“中央 对右派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新政策”，“能不能再入党，也还没有这样的事例”。李 之琏要求给找个住处。这位“官腔”表示中组部招待所只剩下一个，让李之琏自个 儿想办法。 李之琏说：“我已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如果没有饭吃，党不是也该给我一 条活路吗? ” 这时“官腔”才似乎有些同情和抱歉，但也希望李之琏能够谅解。到头来什么 实际困难也没解决。 李之琏苦无栖息处，只得又去看看熊复。熊复说：“你可以给小平同志写一信， 我替你转去，试试看。” 过了些日子，李之琏将写好的一封长信交给熊复时，熊复说：“不好了! 最近 局势大变，有人要‘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信不能再转小平了! ” 随后不久，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打倒，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们 似乎为所欲为，李之琏深感未来更加渺茫，不知这荆棘丛生的人生之路终将走到何 年何月…… 温济泽的荆棘路没有这么复杂，但也是够揪心的。当他被补为“右派”时，他 也是对党忠贞不贰，认为党总是对的。至于广播事业局党组说自己“右”，只能先 承认下来，以后再慢慢去“认识”吧。如有“罪名”与事实不符、处理过分的地方， 日后有机会总能说清楚的——延安“抢救运动”不就是很快甄别了吗?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想总该这样想，头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是每日扑面而来 的生活景象，总不是那么令人舒心畅气的。首先，家里的电话被撤掉了，有事想拨 个电话、节省时间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就是摆 在新华书店书架上的，也都全被撤下来扔进准备化做纸浆的废纸堆里。在北京图书 馆陈列架上的也被严禁借阅。发表文章的权利自然也被剥夺。就是他出于崇敬而苦 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与史料，他也感到继续放在自己家里不安全，而交给瞿秋白的 遗孀杨之华大姐了。 尽管他一直身躯瘦弱又有肺痨病，还是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一个农场去劳动。 劳动了一年多之后，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因为头上还戴着“右”帽，他只能 搞点资料；1960年10月脱了帽子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并得以在不公开的《广播业 务》上发表点文章。 在广播学院教书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他再次遭受劫难。他所写的 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都被烧毁，罪名是“四旧”，是“修正主义”；甚至连建 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广播学的讲义，以 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即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他也在广播学院接 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汽车去医院看病，车到一站门打开，一眼瞅见胡乔 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无言地用眼神向他 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陌生人似的，都把着扶手摇摇晃晃 地站着，偶尔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 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才注意到一个跟他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噢，原来 有‘尾巴’! ” “文革”开始不久，温济泽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胡乔木的消息， 就非常惦念他。没想到这次车上意外相遇，却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究 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 1972年，温济泽听说廖承志得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疗后回到家里休养，他急于 想去探望。因为自从他被定为“右派”之后，已整整十四年没见过廖公了。他说去 就去，到廖公家里一看，廖公虽然消瘦一点，但仍然保持着乐观、热情、豪爽、幽 默。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去看他。 从谈话中得知，“文革”开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周总理 为了保护他，让他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与外界隔绝的那些年，他学 会了做饭做菜。看书绘画之余也写诗。他向温济泽背诵过一首自己写的诗，那后几 句是：“自悟残生日渐促，尚拼余力渡江潮；梦中忘却‘靠边站’，带向旌旗笑手 招。”这表明他在孤寂苦恼中，仍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说：“乌云终不会长久 遮蔽着天空，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 温济泽告诉他，十几年来，他是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 也按月积存着。廖公听了表示很欣慰，要温济泽如实写个报告，他打算找周总理去 说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的问题。 不日，温济泽把写好的报告送给廖公，过了一段时间，廖公对温济泽说，总理 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不能再给总理增添烦恼了，只能等一等再说。不久总理逝世， 他们都万分悲痛。温济泽说：“我们党，我们国家，断了一根顶梁柱! ”廖承志说 ：“还有邓小平，还有很多好同志，我们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 是的，还是有希望的。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