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琏与周扬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2) 张际春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在专门小组与丁玲谈话时，都没让也是小组成 员的周扬参加。 专门小组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以及其他方面作了大量调查，都没有发现丁 玲在1933年5 月被敌人逮捕或绑架后，有变节自首或叛党投敌的证据。她只是向敌 人表示以后回家奉养老母，不再从事社会活动，从而拒绝为敌人服务。在敌人认为 她态度消沉，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时，她就利用多种线索找党，最后终于在冯雪峰 等人的秘密安排下，于1936年9 月派人把她送到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 专门小组起草这些历史的结论时，李之琏加了这两行字：“丁玲被捕后，同敌 人作了种种斗争，最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了党的怀抱。”但这两行字因周扬的极力 反对而被取消。结论一共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到第七稿。最后按照周扬的意见，写 成了丁玲被捕后犯有变节性错误。 这样的结论与丁玲见面时，丁玲一方面对否定了“自首”的说法感到满意，另 一方面对“有变节性错误”表示不能接受。同时她表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 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说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接着她就写了个声明。 李之琏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和审查结论一起报送党中央审批。中宣部 随之又组成一个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 问题。李之琏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丁玲、陈企霞等人历次所写的声明、申诉材料和 丁玲给李之琏送交材料时附加的一封信，全都印发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 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作参考。 周扬对李之琏的这种做法大为恼火。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 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 思?!” 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李之琏只好放进文件柜，不再印发有关 同志了。 但是不论周扬个人如何恼火，于1956年冬季才结束的对丁玲等人“反党”问题 的调查核实活动，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人们又全都看到， 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都被无条件释放 了；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也由张际春做组长而不再以周扬为领导了。所有这 类“反常”的现象促使人们纷纷发问：周扬在作协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还能站得 住? 于是有些在1955年积极揭发批判丁玲的人，纷纷声明过去都是某某叫他们那么 说的，都要求准许更正。再加上大量的调查核实，证明作协党组1955年9 月给中央 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绝大部分都属子虚乌有。 比如： 原说中国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与萧殷为副主编，丁玲 竟违反党的决定，把陈、萧也列为主编；事实是丁玲与周扬商量后，周扬同意才这 样做的； 原说丁玲1953年在文学讲习所招待德国作家时，居然把她自己的照片与鲁迅、 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高挂；事实是这个会场并非丁玲所布置，当她闻讯时立即 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 有了不朽，谁也打不倒；事实是丁玲有一次与青年作家们谈话说：作为一个作家， 首先要写出书来；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还算什么作家呢? …… 1956年12月，陆定一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听取了这些落实情况的汇报，感到十 分尴尬，当场埋怨周扬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是这样的! ”至于今 后如何处理，他也同意专门小组的意见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此刻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出于他的建议， 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说了丁玲的不少好话。 李之琏对于周扬的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当时不向 有关组织说明，并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 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结束批 判后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写那样不负责任的报告? 现在又说在毛主席面前 讲了丁玲的不少好话，这又出于什么目的? 归纳起这一切，不能不使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感到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 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 这次部务会议结束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出的漏洞。1957年1 月，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人一起， 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修改了若干次，将“反党小集团”改为丁玲、陈 企霞“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稿，还没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部务会议上讨论，1957年5 月的整风鸣放开始了。在中国作协，大家鸣放得最集中的，就是如何对待“丁、陈 反党小集团”的问题。陆定一认为既然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有这么多不同意见， 那就应该把这一问题再交回作协党组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 月6 日，作协党组根据陆定一的这个指示，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 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 做是很不应该的……” 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 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经核实就向中 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人还表示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等等。 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尖锐，态度也越来 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周扬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天再也没法开下去。正好，6 月8 日这一天，党中央吹响了“组织 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 》的社 论，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如何处理，也不再提交中宣部部务 会议讨论，而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了。 一天，李之琏也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 在别的议题结束后，陆定一汇报丁、陈问题的处理经过时，他没有概述两年来的全 面情况，而只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一种是张际 春、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中央批准的结论，而完全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 更回避了当初给中央的报告与实际调查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 议上，陆定一自己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等等的重要事实。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周扬对他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 送中央审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后“有变节性”的结论，又要将其改为“叛变”。陆定 一立即要李之琏将原来的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讨论时，陆 定一提出，将这一段经历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 是敌人派回来的。” 周扬对陆定一的这种支持，感到很满意。他顺势进一步说，丁玲等人在作协党 组整风扩大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为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 表示不满，则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都是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 核实丁玲等人问题时鼓动起来的，等等。至于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 人是“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却只字不提，似 乎那都是别人干的事。 这当儿，李之琏实在没法再忍下去，当场问周扬：“你6 月6 日在作协党组扩 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 周扬回答说：“那是你们逼的! ” 张际春立即站了起来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 丁 玲的历史结论，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新根据! ……你要怎 么说就怎么说吗?!” 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张际春的这等气愤是少见的。周扬也就不再吭气。 1957年7 月，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全面展开。7 月25日，中断了一个半 月的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复会。周扬的讲话与6 月6 日的讲话完全翻了个一百八十 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成绩是主要的，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 他这样定了新调调，这个继续的整风扩大会就变成了“反击”的斗争会。而且 会议的范围也越开越大，成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把丁玲等人在鸣 放期间追问1955年对他们发动批判的原因，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 攻。接着就把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 “资产阶级右派集团”。 这个“反击”大会，从7 月25日到9 月17日持续了五十多天。在大会结束的前 一天，周扬又到会讲了话。他说他一生忠于党，一贯坚持与反党分子作斗争；他指 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给他们戴上了多 种多样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是“一 个对党不忠的人”。 会后，这个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 1958年2 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样大起大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成了文艺界正确 领导与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等人则开始了为期二十一年的流放，遍尝人间 的苦辛……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