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时,我们认识朋友!”
      
          这个大杂院,原住的十五户人家,有十四户是工人家庭;另一户男的是中学教
      师,女的也是工人师傅。在葛佩琦即将从北郊清河搬来之前,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和
      居委会的干部来到这个院子向众人宣布,有一个“老右派”、“国民党少将”、
      “要杀共产党人”的人特赦出来了,要住到这里,大伙对他应该划清界限,提高警
      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可是,这院子里的工人阶级,偏偏不把这些“至理名言”放到心里去。当他们
      看到这个孤老头儿,有气无力,白发满头,慈眉善目,对人挺和气,可是连手中的
      钞票是多少钱都看不准,更分不清粮票与油票,等于是一个睁眼瞎,他们个个都待
      之以同情与关照。其中尤为紧隔壁的一家男女老少,对他格外好。
      
          这家户主名叫李学俭,河北省吴桥人,供职于南口暖瓶厂。他的爱人老赵主要
      操持家务,得空也去街道上帮帮忙。他们的大女儿李炳芬,是这个大院里惟一的共
      产党员,在另一个街道工作,大儿子李炳洲,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十二中学上初中;
      小儿子李炳海,还在读小学。这全家人都有杂技之乡的那股灵巧豪爽之气。对葛佩
      琦在自己的儿女和侄女春梅于夜静更深或公休日来照料之外的一切生活琐事,他们
      一家都包了。
      
          大院里没有厕所,人人都得去大门外小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弯弯拐拐二百来米
      远。不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炳洲、炳海都乐意为葛爷爷当“拐棍”;就是在夜
      晚,只要葛爷爷在自己屋里喊一声“炳洲、炳海”,总有一根“拐棍”应声而至。
      
          生炉子、封炉子、支蚊帐、上街买东西,也都是炳芬、炳洲、炳海的事。
      
          葛佩琦住医院,炳芬让她的爱人李国强带着水果去探望。
      
          一天,李学俭师傅从百里之外的南口回城度厂休,赶忙在葛佩琦的小屋里装了
      自来水管,使他用水更方便。
      
          日常李师傅改善生活,包饺子、红烧肉、炖鸡汤,炳洲、炳海妈都趁热端来一
      碗……
      
          春寒料峭的一天上午,大院里出现了一个老者,他就是李逸三。1957年整风
      “反右”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亲耳听过葛佩琦在学校“党
      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葛佩琦当时说了一些“带刺”的话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多少年来一直未能恢复他的组织关系。但在校党委决定把葛佩琦划为“极
      右分子”的时候,在党的“反右”纪律的政策下,他也违心地举了手。后来,他虽
      然坚决反对把葛佩琦当做“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再后来又被
      调离了中国人民大学,然而对那一次的违心举手,一直深感对不起葛佩琦而难释于
      怀。葛佩琦搬进这个大杂院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而且还住在京城东南部的劲松
      小区,也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大院,看望葛佩琦。后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来一
      次,每次来都给葛佩琦捎来一些水果点心、零花钱、粮票,以及对葛佩琦至关重要
      的信息:
      
          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了,恢复了“党员之家”的传统,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
      排着队去上访,有冤伸冤,有苦诉苦;
      
          中央五个部的代表在烟台开了会,决定为所有还没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去帽
      子,也可以为少数错划的平反改正;
      
          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对凡是被错划的“右派”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数的
      限制,不划框框,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
      
          每一次传达了这些好消息,李逸三都鼓励葛佩琦上访。但葛佩琦认为自己的问
      题非同一般,他的身上也压着“三座大山”——“右派”与“现行反革命”、“历
      史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三座大山”都搬掉,他休想回到党内;而要把这些“大
      山”一一都搬掉,又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慎重起见,他还要“再看看”。
      
          当然,他说的“再看看”,是指对党中央领导部门的上访而言。他觉得,自己
      的一切祸害,根出于中国人民大学,要上诉,也得先从人民大学诉起,犯不着贸然
      直奔党中央。在李逸三向他透露了党中央决定为所有错划右派都改正平反的消息后
      不久,他就去了人民大学。
      
          那是1978年国庆节前后。他跌跌撞撞地去了西郊人民大学人事处,谈了谈对自
      己的“右派”问题如何改正的设想。未料到,人事部门对他仍然冷若冰霜。不得已,
      他又去拜访成仿吾老校长。仿吾老询问了他这廿年的情况后,表示将把他的报告转
      给学校人事处。
      
      
      
          过了几天,他又去了人事处。得到的回答是:你的报告是转来了,但成校长没
      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没法办。
      
          这时,他才横下一条心:去党中央上访!
      
          去党中央上访,非同小可。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得认认真真地
      准备上访材料。他戴起一千多度的近视镜,吭哧吭哧一笔一划地写,写了一份又一
      份。
      
          当时,大街上还没有什么打字复印店;就是跑遍全城找到了两家,他也付不起
      那些钱。这时候,又一批“患难知己”——大杂院附近的青年工人马长辉、赵端钧、
      刘汉如出现了。马长辉白天上班,夜晚帮助誊写,多次都按时誊好,一共誊写了一
      百多份材料,字字楷书,一字不错。赵端钧和刘汉如配合李炳芬、李炳洲、李炳海
      姐弟,帮着换煤气、买蜂窝煤、看病拿药,从不嫌烦。赵端钧的爱人小杨,每逢过
      节,总请葛佩琦到他们家去改善改善,期望他能有写好材料的精神……
      
          “在欢乐时,朋友会认识我们;在患难时,我们会认识朋友。”——这是澳大
      利亚当过农民、淘金工、翻砂工的作家托·姆·柯林斯的切身感受。历经了十八年
      苦难的葛佩琦,也不禁从肺腑中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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