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党员之家”的中组部,他感到春风扑面,的确换了人间;但人民大学还在闹“倒春寒”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落下了帷幕。彭德怀元帅、陶
      铸、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毛泽东错误决定或首肯的这些全国、全世
      界的重大冤案的彻底平反,陡增了葛佩琦力争平反自己历史沉冤的信心。12月25日,
      他就去上访中央组织部。
      
          那时中央组织部的北院墙外,就是灵境胡同。在胡同中间开着一个小门,就是
      中组部信访处的接待站,通向中组部后院。葛佩琦摸到那儿时,胡同里已经排了长
      长的上访队伍。轮到他去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甚名谁,他一说出那三个字,
      立刻就有好几位上访者走了过来问长问短,有一人还惊喜地说:“没想到你还活在
      人间!”
      
          他领了一张上访登记表和一个何时接谈的号码:按照这个号码,他得回家等三
      天。一位上访人员对他说:“你遭的罪比我重,眼睛又不好使,不能再来回折腾了!
      我的号码一会儿就可接谈,咱俩换一下,你先谈。”
      
          他对这位好心的“同是沦落人”谢了又谢,把这个号码和填好的登记表交给一
      位接待人员。这位接待人员看了看登记表,连忙问:
      
          “你就是1957年的葛佩琦?”
      
          “是。”
      
          “好,你先到外面等一等!”
      
          葛佩琦挤到了外面,心里不免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大右派”到处受歧视,
      难道上访也要低人一头不成?
      
          可是不一会儿,那位接待人员就叫他进屋,对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
      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
      
          葛佩琦大喜过望,接待室内外更是议论纷纷。有人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打
      发到后门来的,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
      
          “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有人大声接茬说。
      
          葛佩琦到了前门传达室,传达室的同志对他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一位女同志
      让他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一面请他在沙发椅子上坐下,一面给什么地方打
      电话。过了约莫十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女干部,请葛佩琦进了里间会客室。
      她先给葛佩琦倒了一杯茶,问了他的住处和生活情况,然后才说:领导要接见你,
      但今天开会去了,你后天上午再来。
      
          12月27日上午八点,葛佩琦准时到了中央组织部。宣教干部局下来一位同志,
      把他接到中组部大楼上的一个会客室。片刻,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就来到了会客
      室。他一进门,他和葛佩琦热烈握手,并十分亲切地说:“葛佩琦同志:这许多年,
      你受苦了!”葛佩琦顿时觉得一股热泪要夺眶而出,因为这是自从沈阳、西安的地
      下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之后,三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组织的一位负责干部称他为
      “同志”,还说他“受苦了”,这对他可真是“换了人间”!
      
          郝一民询问了他的出狱经过和回北京后的情况,然后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
      冤假错案极为关切,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葛佩琦当即陈
      述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提出了三点请求:一、请求恢复他党组
      织关系;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
      “右派”后的冤案。
      
          “好的,”郝一民说,“请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写一份材料,
      我们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处理。我个人的意见,你最好先要求解决错划“右
      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恢复党籍。”
      
          “你说得对。”葛佩琦说。“但是,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
      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没有人提出过异
      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
      
          郝一民认为葛佩琦提出这一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正当的,也应该由人
      民大学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1979年元旦后不久,葛佩琦将郝一民要他写的材料送给了郝一民本人,中央组
      织部及时批转给人民大学,嘱咐认真复查葛佩琦的“右派”问题。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已恢复了“党员之家”传统的中央组织部的这种深切关怀
      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的态度,到了人民大学那儿竟也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
      1979年4 月初,葛佩琦拜访了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询问了对他的
      “右派”问题的复查进展如何。  这位负责人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
      诉材料,我们正在复查。” 
      
          葛佩琦告诉他,1957年5 月27日《人大周报》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他当即向
      学校党委副书记聂真做了更正。同年6 月8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据说也是他的那
      个“发言”,与他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他在次日就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
      求更正。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被他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
      依据。
      
          “我们研究研究再说。”这位负责人说。
      
          这个“研究研究”是很慎重的。把当年在人民大学经历过“整风反右”的一些
      学生班组党支部书记,都请了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的结果,谁也说不出葛佩琦
      “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但据说他这个“右派”是毛主席亲自划定的,谁也不敢
      出面为他平反。
      
          可是葛佩琦还在眼巴巴地望着这个“研究研究”。他整整望了七个月——即望
      到当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党委才派人给他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
      论》。《结论》把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他的歪曲诬陷之词重复一遍之后说:
      “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来人问葛佩琦有何意见,葛佩琦当即表示:不同意这
      个《结论》,继续申诉!
      
          第二天,葛佩琦就拿着这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那个
      “发言”,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那里的律师问葛佩琦:
      
          “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或是否要你在那
      发表的稿子上签过字?”
      
          “没有。”葛佩琦说。“在刊登那个‘发言’之前,既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也没有让我看过那个稿子,当然也没有我的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
      报》登出了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做了更正,这有人证可查。”
      
          “既然这样,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
      力的,是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依据的……”
      
          有了这一答复,葛佩琦开始了新的一轮上访申诉。负责解决“右派”难题的五
      大部——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他都去遍了,有的还去了好
      多次。各部门接待人员都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复查结论》已由有关方面批准,他
      们不便再过问;有的还加上一句:阻力太大,爱莫能助。
      
          但是葛佩琦并没灰心。“实践是检验真正的惟一标准”,他开始了第三轮上访。
      中组部的一位同志说:你的问题似乎已经定型了;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难以起死
      回生。
      
          这时,恰巧又来探望的李逸三给他直接点破:“对!上访胡耀邦!”
      
          得到了这些启示,葛佩琦的思路也豁然开朗:孩子有了困难,应该去找妈妈解
      决;政策落实不下去应该去找党中央。但他又不免顾虑重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秘书长的家门口,必须有不可逾越的警卫线,他的申诉信能够顺利到达耀邦的
      手中吗?
      
          但是他仍决心一试!
      
          这一试,他才恍悟到自己的那些顾虑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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