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统战、工会方面纷纷落实政策 也在1979年3 月，国家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 抓住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那一句话，就 说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存在一条所谓的以周扬、夏衍、田汉、 阳翰笙为代表的“文艺黑线”和大批“黑线代表人物”等等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 予以推倒；对所有因此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以彻底平反。 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大会， 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摘去“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帽子，为 所有由此而遭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统战系统的这个冤案，源起于“文革”前的1962年。当年，就有人指示对当时 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进行了公开“不点名”而内部大点名又广 发文件的批判，并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专题报告”，对统战系统的实际工作和干部 思想，起了破坏性的作用。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更把中央统战部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 把各级统战、民族、宗教、侨务部门打成“牛鬼蛇神庇护所”、“资本主义复辟部” 或“投降部”；把长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普遍当做“专政对象”；把广大 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把民主党派诬蔑为“反动党团”， 把归侨和侨眷的海外关系视为“敌特关系”。许多为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作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被打成“特务”、“间谍”、“反革命”，制 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惨案。为发展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和奉献的党内 老同志和爱国民主党派负责人徐冰、张经武、高崇民、吴晗、车向忱、阎宝航被迫 害致死，给党的统战工作造成了空前大浩劫。 在中共中央批准召开的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上，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根据中央的 决定宣布：对李维汉、徐冰等中央统战、民委系统一批领导干部所强加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各种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 倒；对中央和各级统战、民委、宗教、侨务系统中被迫害的同志，都彻底平反，恢 复名誉。 同样，经党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召开了大会，为1961年的《科研十四条》 和1962年的“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为受到株连迫害的干部和科技 人员平反昭雪。 1961年，经党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草案)》，是一个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尽快发展国家 科学技术的重要政策性文件。1962年，分管全国科研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 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周恩来、陈毅都到会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 “反右”后萧瑟秋风的全国科技战线，从此复又生机勃勃，涌现出了成功试验原子 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一大批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 可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的科研成就，把《 科研十四条》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把“广州会议”打成“向党进攻 的黑会”；把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技战线上的大批领导干部，打成 “反党集团”或“走资派”；把一大批一大批的科技人员，打成“修正主义基础”、 “反动学术权威”——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使全国科技工作更加落后于世界先 进水平。 1979年春天，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在为《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平反的 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批示。批示说，对强加于《科研十四条》、《广州 会议》和全国科技战线的一切诬蔑之词全部推倒，对在这一系列冤案中受到打击迫 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都一律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全部平反昭雪，档案中 的有关材料全部销毁。 到1979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各种冤假错案的历史遗 留问题的清理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全院八百多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丢掉了林彪、 “四人帮”强加的政治包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过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周恩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思想理论工作阵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 们，却说这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一统天下”、“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那 个“理论权威”康生和陈伯达、姚文元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等人，更肆 意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党政干部进行摧残和迫害。当时只有两千多人的哲 学社会科学部，先后被立案审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二人，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五十， 有的人被迫害致死。 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同年夏天，由中组部牵头， 在民族饭店召开了如何正确处理“右派”问题的五部会议后，中国社科院就加紧了 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相继平反纠正了大批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的 冤假错案和历史问题。这些冤假错案和问题是： 杨献珍、张友渔、邵荃麟、杨述等同志的所谓“叛徒”案；孙冶方、刘大年同 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俞平伯、罗尔纲同志的“反动学术权威”；吕叔湘、 丁声树、翁独健、钱钟书等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顾 颉刚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关山复、刘导生、姜君辰、何其芳、黎澍、尹达、 夏鼐、冯至、张棣华、石明远、韩幽桐等同志的“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徐懋 庸、温济泽、林里夫、荣孟源、杨思仲、陈梦家、许良英、顾准、荒芜等同志的 “右派分子”，等等。被逮捕审查的杜任之、赵洵、林利同志的错案，也都得到了 纠正；被戴上多种帽子并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杨献珍、杨述、孙冶方、侯外庐、 邵荃麟、何其芳、黎澍、刘大年、陈冷、骆耕漠、罗尔纲、蔡美彪、林里夫、顾准 等同志，所有被强加的荒谬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 紧跟着，全国总工会九届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准，为 全国工会系统的一个重大错案彻底平反。 这个重大错案是：1958年，在全国总工会的整风会议上，全总主席团委员董昕 和王榕、八届执委陈用文和杜存训等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工会要 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负责地开展各项活动；工会要反映职工疾苦，支持群众的合理正 当的意见与要求，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等等。 毫无疑义，这些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人断然指责这是“工团主义”、 “经济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整风会议之后举行的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上， 有人又根据这一错误批判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撤销董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 书记职务、王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职务、陈用文的全总八届执委和主席团委员职务、 杜存训的全总八届执委职务。决议还要求各地工会系统，根据全总整风会议精神， 开展“拔白旗”运动，使全国各级工会有同样意见和主张的大批干部受到了批判， 有的还被戴上了“反党”的帽子，受到了组织处分。如此种种的倒行逆施，严重挫 伤了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大大削弱了工会和职工群众的联系。“文革”中，林彪、 “四人帮”又利用这一错案，把“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会工作说成是“黑线统治”， 大搞“砸烂旧工会”，给全国工会工作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1979年秋天，全国总工会九届二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的批准，宣布为董 昕、王榕、陈用文、杜存训等同志恢复名誉；各地工会对所有被株连批判和受到处 分的同志，也随之一律予以复查纠正，解除了压在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头上的“工 团主义”、“经济主义”的帽子。 不久，中共文化部党组为所谓的“二流堂”平了反。 何谓“二流堂”? 说来这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大笑话! 抗日战争期间，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 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 脚地，回国参加抗战活动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周恩来 指派在南洋时与唐瑜的兄长就很熟悉的夏衍，经常去关照他们；周恩来本人和郭沫 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这些“流 浪者”吃住在一起。 1943年1 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 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 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 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 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也说了句玩笑话， “我看你们这里就叫做‘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 这样，“二流堂”就叫开了，一时传为笑谈。 1955年“肃反”，有人硬把这开玩笑开出来的“二流堂”说成是“反革命小组 织”。1957年，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戴浩、高汾等人被打成了“右派”，经常 与吴祖光来往也被打成“右派”的影剧界年轻人杜高、田庄、陈敏凡等人，就被定 为“‘二流堂’小家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们更把“二流堂” 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许多人因此遭迫害摧残。 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平反通知指出，“二流堂”原来是中共和党外一些倾向进步、 要求民主的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对“二流堂”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 凡因“二流堂”受冲击、受牵连的同志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