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党外的新老错案齐解决
      
          庐山会议之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者的遗
      留问题,也被顺利解决。
      
          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已被平反改
      正。另一部分人,因毛泽东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打退翻案风”,
      而未及平反改正。后在“四清”运动和“文革”逆风中,已被平反改正的同志又被
      旧账新翻,未及平反改正的同志更遭揪斗游斗,有的还被开除了党籍或团籍、降职
      降薪、下放劳动甚至开除公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后,党
      中央下令为所有被扣以“右倾分子”或“右倾错误”的同志全部平反改正。
      
          对于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没有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的人士,也迅速落实了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被录用的起义投诚人员约三十多万人。由于历次
      政治运动的极左风潮,对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很好地执行“爱国一家”、“既往
      不咎”、“团结教育”、“妥善安排”的原定方针政策。“文革”中,其中许多人,
      包括不少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又被强加了“假起义,真潜伏”等罪名,或扣
      以“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抄家、管制、关押、判刑、劳改,或被开除公职押归故
      土,家属子女也无不受到株连迫害。对这些同志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也决定一律
      予以平反昭雪和纠正。
      
          但是像落实其他政策一样,对这项政策的落实也有快有慢,很不平衡。后来作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闻报,尚有八千多名起义投诚人员的
      政策没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他几次批示“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才使这项工作得
      以圆满结束。
      
          对于“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一律复查
      改正;冤假错案一律平反;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被开除公职或降职降级的,恢复
      原级别原待遇,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被开除党籍、团籍或强迫退党退团的,一律
      予以恢复;被下放农村的,由原单位收回重新分配,或与当时所在地区的政府联系
      予以妥善安排;年老体弱的,按退休退职处理;被查抄和强占的财物要一一退还,
      原物已丢失的要酌情赔偿。
      
          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一些遗留案件,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其中
      要案之一,就是康生把原来甘肃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打成了所谓“红旗党”,诬称这
      位同志是打进我地下组织的“国民党暗探”,并由此妄断这是国民党制订的打着红
      旗反红旗的“红旗新策略”,在其统治区内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实行“内奸破坏”。
      于是,对众多被“抢救”的同志大搞逼供信,酿造出一个“红旗党”大冤案。由此,
      康生又把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浙江等地的
      地下党都称做“红旗党”,许多忠实的地下党员被打成了“特务”、“叛徒”、
      “内奸”,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抢救”运动后期,党中央发现这“红旗党”纯属假案,及时作了纠正。但限
      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整个“红旗党”假案未能作出全面彻底的论断。然而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英勇机智地领导人民群众从事各种
      对敌斗争,很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些同志诬称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红旗党”,不
      但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也是没有普通中国人的人性的!
      
          可是在“文革”中,康生又把这一历史冤案翻了出来,使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
      陷和残酷批斗,有的惨死或致残。耀邦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对这个源起于几十
      年前的冤案,也作出了全面彻底的平反决定,对含冤死去的同志予以平反昭雪,人
      事档案中有关假案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取出销毁。
      
          1979年3 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周惠,在全区有线广播大会上
      宣布,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在内蒙古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影响最大、危
      害最深、涉及全区几十万人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二月逆流”、
      “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全部平反昭雪。周惠说,林彪、
      “四人帮”和康生制造这三大冤案,篡改了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目,颠倒了敌我关
      系,分裂了革命队伍,破坏了民族团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
      方针指导下,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砸碎了束缚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的精神枷锁,
      人心大快。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们已成了千古罪人,制造三大冤案的帮派骨干
      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
      
          同月,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对“文革”中制造的“南方叛徒
      网”案、“审理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队伍”案,以及在《处理有港澳海外
      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下祸及全省的冤假错案,全部平反昭雪。
      
      
      
          同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文件,为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上海地下党大冤案
      彻底平反昭雪。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党中央派遣刘晓、刘长胜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领导
      上海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团结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向解放区输送了大批优秀
      党员和青年——其中很多人成了新四军的骨干人才。
      
          抗战胜利后,针对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震动全国的
      上海十万工人、店员、学生群众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示威游行。解放战
      争中,配合解放军正面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上海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饥
      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军胜利渡江前
      夕,上海地下党又领导上海人民,广泛开展了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护厂护校
      斗争,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妄图毁灭大上海的恶毒阴谋。
      
          在这长期的艰苦紧张斗争中,上海地下党不少党员献出了生命。到上海解放前
      夕,上海已建立起五百多个地下党支部,拥有八千多名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
      上海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不少人担负了中央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1967年1 月,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全盘
      否定了上海地下党的历史功绩,多次诬称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是“国民党”、“潜伏
      特务”、“叛徒集团”,并专门建立了三十九个“中心专案组”和八百四十五个
      “卫星专案组”,被立案审查的多达三千六百多人,占上海解放时原地下党员总数
      的百分之四十五,并株连到已在中央或外地工作的党员干部。张春桥、王洪文们对
      凡因工作需要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诬为“红皮白心”;对遵照组织决定撤往解
      放区的同志,皆称做“受敌派遣”;对没有被敌人抓捕过一直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
      则又说是“被敌人秘密策反”;对被敌人逮捕而坚贞不屈的同志,却又都称做“叛
      徒”;对地下党领导的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都叫做“反动组织”。因此,“文革”
      前担任县、区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员全部靠边站,内有六十五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
      四人被迫害致死。
      
          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在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
      中共上海市委就指示各有关单位,对这个大冤案逐一进行复查。经过为时一年多的
      努力,市委发出文件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对遭受株连的群众和家属,也予以落实政
      策做好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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