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把斯大林气死了” 一直在感受着欢乐的孩子们，在1953年春季才第一次感受新中国成立后的悲悯。 那年的3 月5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 议主席斯大林逝世了。消息向中国大众播报时，已经是3 月6 日。 张纪宇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风卷着尘沙的上午，他们正在校园劳动。 学校突然通知，所有的人都回教室听广播。回到教室后，喇叭里传来了斯大林逝世 的讣告，中共中央决定从3 月7 日到9 日，志哀三天。 受建国初期一边倒的政治选择的影响，中苏友谊的强化宣传，斯大林被树立成 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形象，其威望甚至高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们的 心灵，经父辈的一再灌输，盛满了对斯大林的感情。听闻噩耗，孩子们哭得昏天黑 地，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徐建林回忆说: “孩子的感情是最真挚的。我们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是 张鼎丞的儿子，他哭得可伤心了。还有一个孩子，一边哭，一边骂美帝国主义，骂 各国反动派，骂国民党蒋介石，说是他们作恶多端，把斯大林气死了。” 孩子们的悲痛里，大概还隐含着一重社会主义阵营的统帅去世了，谁将领导我 们前进的忧虑。尽管他们还都很小，但这是那个时代背景下，这种体制的国度的人 们的思维定式。 每临领袖年事已高，或有了天不假年的预兆，就开始了接班的未雨绸缪; 或领 袖真的撒手人寰，谁是接班人像正等待打开的黑匣子，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要有一种 惴惴不安。不光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就连另一个阵营的政治家们，也会感到焦灼。 蒙哥马利跑到中国，一再提出要见毛泽东，见面后又一个劲儿地刨根问底谁将是他 的接班人，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那次，全校的孩子都和大人一样，带黑纱，参加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两年后，我们育英小学内，又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悼念活动。”吴陕立最先 向笔者忆起这件事：“那就是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在我们学校上学的钟 筱兰、钟延辉的爸爸钟步云牺牲了。” 1955年春，亚洲非洲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以国务院 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4 月11日，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 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越南 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11人， 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客机，从香港机场起飞先期赴万隆。 该机飞行近5 小时后，在北婆罗洲沙捞月西北海面上空突然爆炸，右翼起火。 机务人员企图在海上迫降失败，飞机在撞击水面瞬间破裂，除3 名机组人员，其余 15人皆遇难。 后经查实，香港航空公司雇员周梓铭化名周驹，被台湾当局特务机关以60万港 元收买，趁飞机起飞前加油时，在飞机右翼轮舱内，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爆 炸失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国民党集团制造的针对中共领袖的恐怖行动中 政府工作人员牺牲最多的事件。 4 月17日，北京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追悼大会，悼念遇 难烈士。此时，周恩来刚刚抵达万隆，他在亚非会议上就此指出: “烈士的光荣姓 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 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 然而追悼大会之前，还在育英小学读书的钟延辉，却丝毫不知情。16日课间， 钟延辉正在校园活动，老师张宝璋突然把他叫进了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向他询问父 亲的名字。钟延辉回答：“钟步云。”“是哪几个字？”钟延辉解说后，还等着老 师继续发问，可老师“呃”了一声后，便让走了。 星期六下午回家后，已经从育英小学毕业、上了师大女附中的姐姐告诉钟延辉， 父亲遇难了，他就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第二天，姐姐替他带上黑纱，和母亲 一起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了父亲的公祭活动。 星期一回到学校后，学校在钟延辉所在的班级里，也举行了追悼活动。老师让 钟延辉向同学介绍了他父亲的情况。在他讲完之后，有几位同学相继发了言，缅怀 烈士，并对钟延辉慰问。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