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在时,谁也不许进
      
          西花厅后院有前厅和耳房作屏障,形成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四合院。正房坐北
      向南,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周恩来的办公室,客厅兼餐厅,
      周恩来的卧室,邓颖超的卧室,以及卫生间。
      
          周恩来的办公室约有30余平方米,室内办公用具很简陋。本来刚搬入时,卫士
      成元功找到一张漂亮的大写字台,但周恩来非得让他换一个旧的,一直用到去世。
      这个办公室只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卫士一把。他本人不在
      时,任何人不进入他的办公室,包括邓颖超和他的秘书。
      
          从这些细微的小事上,也可让人感到周恩来处事的极其细密和谨慎。这也反映
      了那个时代领导核心成员,对组织原则和纪律的恪守,只在某一级别范围内沟通的
      事情,绝不外泄,哪怕是对感情最亲近的夫人。
      
          后院的东厢房,部分用作仓储,部分住人。周恩来夫妇刚搬进去时,就是周秉
      德一人住。过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
      来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把他们送入以部队的孩子为主的八一小学读书。他们回
      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东厢房。
      
          此时,周恩来的老警卫副官龙飞虎随部队在南方,他的儿子、女儿,都在北京
      的学校读书。有时,朱德接他们过去住;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西花厅后院和周
      秉德姐弟做伴。
      
          又过了些时日,在周恩来夫妇的敦促下,他们的老战友孙炳文将军的女儿,孙
      维世的妹妹孙新世,也常住到西花厅后院度周末了,这其间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孙炳文早年随朱德一同到海外寻找真理,1922年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经周恩
      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 月,蒋介石“清共”,孙炳文在上海惨遭屠戮。
      当时遗下5 个孩子。老大孙宁世,老二孙济世,老三孙维世,老四孙名世,孙新世
      最小,此刻还没起正式的名字。
      
          母亲任锐难以一面坚持地下工作,一面抚养5 个孩子,就将最小的孩子托付给
      孙炳文好友黄志。为了安全起见,黄为她起名黄粤生,即出生在广东。粤生在黄家
      生活得很好,长大后,称黄志为爸爸。
      
          后来,黄志将粤生真实身份告诉了她,她思念生母和哥哥、姐姐,于1949年7 
      月踏上了万里寻亲认母之途。她先到香港,按照事先的联络地点,找到了乔冠华夫
      人龚澎。龚澎发报北平,周恩来回电: “做好接待,保证安全。”
      
          在龚澎的安排下,黄粤生乘船从海上北上,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航行,“飘泊”
      到天津,继而赴北平。根据龚澎的交代,她找到了中南海新华门,恰巧在门口碰上
      了邓颖超。
      
          邓颖超将她带到了菊香书屋,见到了住在这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看见黄粤生,
      抚摩着她的肩膀,眼泪潸然而下: “可怜的孩子,总算把你找到了。”黄粤生在这
      里得知母亲已在3 个月前病逝。
      
          据周秉德回忆: 孙炳文家的孩子,名字都叫孙什么世。此时,新的人民政权即
      将诞生,黄粤生的生活,亦将翻开新的一页,周恩来遂为叫了多年的黄粤生,起名
      “孙新世”。
      
          因为她姐姐孙维世是周恩来夫妇带大的,孙维世一直称周恩来夫妇爸爸、妈妈。
      可新世已是青年,不好意思跟着姐姐叫爸爸、妈妈。孙维世遂将收藏多年的与邓颖
      超往来信件给她看,新世从信中感到了她们之间亲密无间的母女深情,渐渐跟着姐
      姐叫邓颖超妈妈、周恩来爸爸了。
      
          孙新世到北平后住校读书,假期也多是和姐姐孙维世一起过。姐姐成家后,她
      就不好老打搅了。周恩来、邓颖超知道这一情况后,就提议让她住到西花厅来。
      
          最初周恩来搬过来时,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家,就住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
      后来他调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邓颖超的秘书张元,就带女儿箫远音、
      箫远丽、箫松几个孩子住进了水榭。
      
      
      
          张元是个老机要工作者。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中
      央长江局。当时,长江局所在的武汉,亦是国民党政府西迁过程中的控制中心。为
      了确保机要讯息传递的秘密,张元长期不能与他人接触,一人躲在小阁楼里收发报,
      吃饭睡觉都在其中。武汉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夏季阁楼里闷热难耐,她就在这种
      艰苦的环境下工作生活。
      
          经历了长期艰难险阻的考验,张元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到老首长的身边,担
      任邓颖超的秘书。再次来到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箫远音还是像以往那样,称他们
      “伯伯、邓妈妈”。周恩来则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二米”是随“大米”而来,“大米”的名字,实有一番来历。箫远音出生时,
      中共另一位老机要工作者刘三源的妻子也几乎同时分娩。两个婴儿在哺乳室里紧挨
      着,箫远音又白又胖,像粒大而白的大米;刘三源的孩子黑黄而瘦小,像粒小而黄
      的小米,人们便大米、小米地叫开了。父母去香港工作,箫远音随行,广东人称呼
      人喜欢叫“阿什么阿什么”,大米在香港被叫成了“阿咪”。后来,箫远音的妹妹
      箫远丽出生,周恩来说:“我主张弃繁用简,老大既然叫了大米,老二就叫二米吧。”
      
          在箫远音印象里,西花厅水榭下既无水也无莲花,枉称莲花池。后来才得知,
      周恩来进住时,从节俭考虑,不允许蓄水养莲花。工作人员就在池底种植了向日葵、
      玉米、花生等作物,从此花池成了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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