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陈伯达是很有特色的一个 接管钓鱼台国宾馆，最主要的原由，就是因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这里办公， 而且部分成员就住在这里面。 关于这个小组，在此稍作交代：早在1966年5 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要 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然而通知中只有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的名字。 到6 月16日在上海开成立会议时，“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顾问康生，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谢镗忠、 尹达、穆欣。而8 月2 日，在中共中央正式的通知里，“文革小组”的成员为组 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 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组员王力，早在写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文 章时，就在钓鱼台国宾馆办公，并住在8 号楼。副组长江青，则在文革初期住进 了5 号楼，是谁这样安排的也不知道。因为在我印象里，周总理对钓鱼台国宾馆 的5 号楼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以前他到钓鱼台工作或小憩，总是选在5 号楼。后 来江青搬走以后，周总理再来钓鱼台，依然是在5 号楼办公、会谈和休息。 据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一书所云，“文革小组”成立后，陈伯达、尹达、 关锋也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在14号楼，并将该楼作为“文革小组”的办公楼； 尚未常驻北京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临时来京则住9 号楼。这种叙述和 我接管钓鱼台时的记忆不相符，对此后文将详叙。 依照汪东兴的布置，我和九局的警卫二处，在12月初从中南海搬进了钓鱼台 国宾馆。对于搬入的具体日期，我现在记不太准确了，印象是在12月9 日之前， 因为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是怕学生在“一二九”那天闹事，要我们及早进入加强 警卫。 我们刚进钓鱼台，就接到汪东兴的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 生和副组长江青都在钓鱼台国宾馆内办公住宿，他们的安全和外出活动临时随车 警卫工作，就先由你们承担起来。 不久，我又得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正式通知， 将原来由警卫局警卫一处负责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的随车警卫工作接过去。他 解释说，这样安排一是警卫一处的任务太多、太重，顾不过来，警卫二处分担一 些；二是这些人都住在钓鱼台宾馆，而此处的警卫业务一直由警卫二处管，顺理 成章。 当时，陈伯达、康生已经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但江青 则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还不够专门警卫资格。但是随着中央文革小组地位 的迅速上升，江青实际地位渐渐超然于陈、康之上，她的安全保卫规格也提升了。 而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仍没有专门配警卫的资格。 我们刚刚进入钓鱼台时，把办公的地点设在了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16号楼西 边不远处的17号楼，因此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是16号楼，而不是叶永烈说的 14号楼。 每当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我们就在16号楼布防。我们只管会场内和楼附 近的警卫，整个钓鱼台国宾馆的外围警卫，包括门卫，都由中央警卫团的三大队 负责，是从原来警卫师部队手里接过来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白天能 呆在钓鱼台国宾馆里的时间很少，总是这里一个会议，那里一个群众接见，往返 奔波。 进入钓鱼台后，接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随车警卫的警卫二处人员，除 了当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时，布哨值班外；更多的是跟着这些“文革”领袖们， 乘车四处奔波，开会、接见。 对这些随车警卫的对象，我感觉陈伯达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他当时是中央文 革小组组长、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在陶铸被拱倒以后，他上升为中共党内 的第四号人物，给他配随卫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不知是何原因，陈伯达对给他派 随卫十分反感，曾多次向我们提出不要派警卫车跟随。 　　---------- 　　中文阅读网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