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就货币数量论而言,其奠基者都是像哥白尼这样的业余经济学家。如西班牙神
      学法学流派萨拉曼卡学派的马丁·纳瓦洛(Martin de Azpilcueta Navarro, 1493~1588)、
      路易·莫利纳(Luis Molina, 1535~1600),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达文扎蒂(Bernardo Davanzati)这些学者。 
      我把这种人人都可以当经济学家的现象称为“泛经济学家化”。这是经济学发展萌
      芽时期的正常现象,以后随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越来越专业化,这种现象
      也就消失了。今天,许多没有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都以经济学家自居,或被媒
      体封为“著名经济学家”,正是我们经济学不成熟的标志。
      
          如果哥白尼生于现代,他就不会是经济学家了。
      
          亚当·斯密的书与友
      
          读《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经常为斯密著作的博大精深所折服。斯密思
      想的形成当然与他所处的变革时代相关,但就其个人而言,这是他广泛读书与交友
      的结果。《亚当·斯密传》的作者约翰·雷指出“他是一位著名的爱书成癖的藏书
      家,终生不娶,与老母相依为命,广交朋友,每逢周末必邀约好友晚餐”。
      
          先来说书。斯密藏了多少书? 今人的判断主要依据了4 种材料:斯密本人编写
      的1781年目录与注释,该目录为斯密亲笔所写的手稿,1920年被东京大学买走,1951
      年在东京出版,该目录中有1100本书或小册子,共计2200卷。斯密于1790年去世,
      1781年以后斯密还不断买书(1782 年12月7 日斯密致卡德尔的信中说“我在伦敦买
      了许多新书或再版书”) 和赠书,而且,斯密注明这些只是“楼上藏书”,不包括
      其他地方的书,这份目录显然并不完全。1894年詹姆斯·博纳编了一个书目,1932
      年博纳又对该目录进行修订和补充。这是目前研究斯密藏书最重要的两份资料。这
      两份资料还研究了斯密去世后这些书的去向。目录2 中列出斯密藏书2240卷。最后
      一种资料是以后图书专家、收藏家、书商等人发现的带有斯密藏书印记或标签的书。
      根据各种资料综合斯密去世时的藏书约为2800卷。
      
          斯密去世后这些藏书由他的表弟道格拉斯( 以后的赖斯通勋爵) 继承。这些书
      以后分别流到爱丁堡大学、卡柯尔迪博物馆、爱尔兰女皇学院、东京大学及其他单
      位或私人。
      
          从斯密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广博的知识正来自广泛的阅读。在《国富论
      》中斯密经常谈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而且从今天来看,他谈的也极有深度( 关于
      这一点可以参看我的文章《亚当·斯密论中国》中的介绍,该文收入社科文献出版
      社出版的《我读》一书中) 。谁都知道,斯密并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他对这些地方
      的了解全来自读书。斯密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正是西方人在东方旅行的游记、日记和
      历史、地理著作。例如,斯密的藏书中有英国人约翰·贝尔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
      亚洲各地漫游记》,其中译有法国人德·朗热写的《北京游记》。斯密对中国人轻
      商的看法正来自此书。值得注意的是,斯密的藏书保存干净整洁,没有任何批注或
      记号。斯密在《国富论》引用过的许多材料,在原书上看不出来。可见斯密是在自
      己消化理解的基础上引用这些资料的,并非仅仅找依据。
      
          斯密一生是中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是许多研究著作中的一本斯密在法国
      旅行时与重农学派学者有过交往,从法国返回英国时,他带了至少4 大箱书。这些
      书有多少,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仅保险金就交了200 英镑。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
      可见书相当多。这些书主要是经济学著作,对《国富论》的写作肯定有影响。他关
      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实际受重农学派自然秩序论的影响。这些书可以作为佐证。
      
          亚当·斯密的书与友如果仅仅是读死书,大概斯密也就不是今天的斯密了。人
      的思想是在读书中获得的,也是在与别人交流和思想碰撞中产生的。斯密终生未婚,
      但交友极广。他的许多思想与知识正来自与朋友的交流。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老师亚历山大·邓洛普、罗伯特·西姆森、弗朗西斯·
      哈奇逊对斯密的影响相当大。斯密在邓洛普指导下学希腊语,受西姆森影响对数学
      兴趣极浓,而哈奇逊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斯密的一生。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时,
      斯密的好友有当地法律界名流亨利·霍姆( 以后的凯姆斯勋爵) ,精通经济学的同
      乡詹姆斯·奥斯瓦尔德,还与诗人汉密尔顿有通信往来。在格拉斯哥任职时,他与
      当地商界的名人交往密切。例如,当年的大商人安德鲁·科克伦是他的至交,科克
      伦为斯密写《国富论》提供了许多资料。斯密还参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和
      文学会,结识了更多朋友。1739年,斯密在爱丁堡结识了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
      这是斯密终生的挚友,斯密的思想受休谟《人性论》影响甚大。1761年斯密在伦敦
      结识了谢尔本,并使这位政治家转向支持自由贸易。
      
          1764年起,斯密陪巴克勒公爵到法国旅行。法国是当时思想极为活跃的地方,
      他结识了知识渊博的詹姆斯·麦克唐纳爵士,斯密的堂兄科尔伯特神甫。他与法国
      思想界名人伏尔泰、博物学家邦尼特等都交往甚多。在巴黎他是霍尔巴赫、爱尔维
      修、若弗兰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勒斯皮纳小姐、内克夫人等名流主持的沙龙的
      常客。在这里认识了更多思想文化名流。特别是,斯密认识了重农学派的杜尔哥、
      魁奈( 斯密曾想把《国富论》献给魁奈,可惜该书出版时,魁奈已去世) 等人。要
      把斯密一生的朋友与广泛的社交活动一一列出来是很难的,但交友广泛无疑是斯密
      的特点。
      
          斯密能交这么多朋友与他的虚怀若谷相关,许多人是由于批评斯密而成为斯密
      的朋友的。例如,詹姆斯·安德森写过一本小册子对斯密的若干理论提出批评,由
      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杰里米·边沁与斯密未见过面,但当边沁批评斯密规定
      最高利率的观点时,斯密接受这个批评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斯密与埃德蒙·伯克
      和亚当·弗格森这两位学者的友谊都是既有争论,又有共同的探讨。苏格兰诗人威
      廉·朱利叶斯·米克尔曾严厉批评斯密,但斯密仍在东印度公司的问题上接受了米
      克尔的观点。读斯密的传记我总感到,一个人的谦虚程度与斯密生活时代的景观他
      交友的数量和质量成正比,而一个人学问与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又与他交友的数量与
      质量成正比。  
       
      
      
          读经济学家的传记或回忆录总感到优秀的经济学家都读了许多书,有许多朋友。
      他们读书既有对经典之作的钻研,又有极为广泛的阅读范围。他们交友不是为了什
      么利益或吃吃喝喝,而是心灵与思想的交流。这是他们成功的基础。这种传统也许
      来自他们的鼻祖亚当·斯密。每代经济学家的环境与条件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
      不同。但我想,由斯密传下来的读书与交友的传统应该是永恒的。
      
          亚当·斯密留下的两个谜
      
          伟大的思想家总会留一些有待后人解释的谜。这或许是后人对他们的思想理解
      有偏差,或者是他们受时代限制提出了一些自己未解决的问题。解释这些谜,可以
      更深刻地理解伟人的深刻思想,也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亚当·斯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
      斯密注意到,水是生活必需品,对人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对
      人的价值并不高,但价值很高。这种矛盾现象,斯密没有作出解释,称为经济学史
      上的“价值之谜”。另一个是斯密著作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国富论
      》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观。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
      情操论》中又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
      一致被经济学家称为“斯密之谜”,或“斯密问题”。
      
          现代经济学已经解开了价值之谜。斯密是劳动价值论的奠基者,但他的劳动价
      值论存在内在的矛盾,他往往混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主观
      价值与客观价值。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家用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
      观价值论,并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解开了这个价值之谜。
      
          边际学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是消费者
      从消费一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一种商品的
      价值大小不取决于它有多大用途( 使用价值) 或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消费者对它
      的主观评价。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是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消费所
      增加的效用。随着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增加的最后一单
      位商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决定了该商品的价值。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
      决定的,某种商品数量多( 供给多) ,需求少,则边际效用低,价格低;反之,价
      格就高。
      
          根据这种理论,价值之谜就不是谜了。尽管水是必需品,效用大,但其数量极
      多,边际效用几乎是零,如果不是在沙漠这类缺水的地方,水的供给大于需求,价
      格低是正常的。钻石虽然效用不大,但数量极少,边际效用高,钻石供给极小, 总
      远远少于需求,价格高当然正常。这种解释已在经济学中得到公认。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分工的赞扬正来自他对这些工场的观另一个谜就不那么
      简单了。自从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一直有各种不
      同的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他们的
      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依据《国富论》来解释斯密的经济思
      想,排除了《道德情操论》在经济思想中的意义。他们不承认这个谜的存在。另一
      些经济学家,如德国历史学派和前苏联经济学说史权威卢森贝则承认这个问题的存
      在,认为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存在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性。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因为由利己出发,可以通过“看不见
      的手”的调节,实现利他。话经济学人
      
          我想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要从斯密的身份与当时社会科学的状况开始。斯密是道
      德哲学教授,道德哲学是当时对社会科学的总称,包括了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
      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了政治经济学。
      斯密最初的计划是写一部有关道德哲学全部内容的著作,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
      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标。但斯密没有完成这个庞大的计划,只写出了
      有关伦理学的《道德情操论》和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国富论》。由于斯密临终前烧
      毁了他的全部手稿,我们无法了解他这个庞大体系的框架,以及已写出的这两部书
      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留下了这个谜。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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