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教文化与西方精神的结点
      
          二十世纪中叶,在近代史中久经曲折的儒学等传统文化在凤凰涅槃中复兴了。
      
          由于世界各国纷纷独立、自由,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全面崩溃,武力扩张加战争
      掠夺已不再成为经济崛起之路。与此同时,环太平洋贸易、全球贸易兴起,世界各
      国都作为主人参加进来,再无主子与奴才之分,因此,公平竞争、平等贸易的新潮
      流开始猛烈撞击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建立公正的、合理的新的世界政治经济
      秩序成为一代时尚,各国都对“世界新秩序”据理力争,迫使帝国主义及其海盗式
      贸易方式销声匿迹或改头换面。因此,在地缘经济学取代地缘政治学的时代,公平
      竞争、平等贸易开始逐步取代弱肉强食、战争获利。这样,无论什么国家,都只有
      一条路可走:
      
          资源区位+勤俭拼搏+科技人才=强盛在这个新公式下,世界商业精神开始回
      归诚善、仁义、勤俭与聪慧,也引发了世界商业精神再次向东方中国文化精神回归、
      认同。
      
          东方文化内涵着世界商业精神的五大原则:
      
          一、以人为本,顾客至上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注重仁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美满关系,就
      是将家庭血缘宗法关系上升,推广到人类、世界、宇宙。如果把中国文化精神的人
      本原则推广到商业上,那就是“顾客至上”,“顾客就是上帝”。
      
          企业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内在力量,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公司要以人(顾客)为本,如亲朋至友,一切为顾客着想,这样必会使企业公司
      立于不败之地,在利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己。
      
          西方企业经营思想到本世纪才实现了从“经济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二、以德为本,服务至上
      
          中国文化注重伦理,崇尚道德,至善至德的精神在商业上就是追求职业道德,
      服务至上。服务就是利润,企业公司要以优质的服务赢得雇员的忠诚,赢得顾客的
      信赖。服务是利器,它是战胜对手的秘密武器。以德为本,乃是经济文化的第一原
      理,以德为本,乃是商业文化的第一要旨。
      
          三、以诚为本,质量至上
      
          中国文化崇尚忠诚、仁义。“不信不立”,信就是商业的生命。以诚信为本,
      就是质量第一、信誉第一。企业公司要诚招天下客,诚招天下商。
      
          西方企业在这一方面也是非常注重的:质量是公司的生命,信誉是企业的资本。
      
          四、君子之争,公平竞争
      
          中国文化崇尚自然,崇尚仁爱、平等,主张君子之争,这是一种和平的、高尚
      的、有利各方的公平竞争。自然则无欺,无为则不诈,君子则无恶。
      
          五、和合为本,互利合作
      
          中国文化崇尚“和为贵”,崇尚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万物和合、和谐、和同
      构成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
      
          儒家学说中的“和谐”准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台
      湾学者杨仲揆认为,儒家文化区的社会,是建立在儒家伦理深厚的家庭乃至家族之
      上的。这种家庭向社会散发出和谐的气氛,成为社会安定的稳定基础。这种家庭,
      经常鼓舞它的成员努力向前,奋斗不懈,精进不已,因此,这种家庭是东亚各国或
      地区现代化活力的最大源泉。儒家的灵敏行为规范,仍然为现代人所接受,为社会
      设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减少了人们之间的紧张和冲突。韩国学者金日坤在其《儒教
      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中提出:
      
          “儒教文化最大的特征,在于家族团队主义的社会秩序。”“儒教团体秩序的
      团队文化,是依靠团队主义的历史与传统来维系的。……亚洲儒教文化区各国社会
      的最大特色,就是团队主义结合儒教伦理。”在东方有句古谚,至今流行:“天时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此可见,和谐在东方文化、社会中的作用。
      
          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东亚经济腾飞的国家和地区在民族、国家的利益上表现出
      一种奋力拼搏,忘我献身的工作干劲。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的集体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及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勤俭节约、中庸达观和勤奋好学的精神,都是世界商业精神的精华,它是
      东方社会屹立于世界的巨大精神动力和行为杠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的儒教国家和地区中,除日本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
      高,结果经济得到了发展。
      
          追求个人自由和合理主义,虽然可以说是西欧文化的根本,但和东方一样,在
      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同时还存在社会所要求的集体主义原则。
      
          即便是在西欧社会,向来也需要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调节。它们常
      以权利和义务统一在一起。
      
          但是,随着经济的成熟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出现了把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放置
      在社会共同目的或利益之上的现象,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开始停滞不前。换句话说,
      这是由于个人主义侵犯了社会整体秩序,因而招致经济的不健康状态。所以有人称
      为“发达国家病”,学者们甚至大声疾呼这是西欧的没落。
      
      
      
          由此说明,不仅东方文化须吸纳西方的文明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潮流,同样,
      西方国家也有必要融合东方文明中的有利因素才能健康发展。作为人类共同财产,
      二者本是交融的。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价值观与东方儒学价值观相比较,有其相反的一面。
      
          儒学思想是重义轻利,重道德轻法律;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则是重利轻义,
      重法律轻道德。儒家思想是重农轻商,西方文化是重商主义。儒家伦理道德中极力
      倡导家庭和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与道德标准,强调亲属之间、朋友之间、四海同胞,
      应为一体,天下一家,讲求群体意识;与东亚的群体观念相反,西方却表现为明显
      的个人主义观念,以个人活动为中心,突出个人价值,强调个人的自由。可以说,
      东亚的儒家学说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远不止上述几点,但这并不能说儒学
      思想同西方文化之间是完全相反的,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仍可找到其汇合点。
      
          一是人道主义思想。儒家社会价值观中明显存在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在孔子的
      思想核心“仁”。这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无本质差别。每个人都
      重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看待,特别是看别人是人,自己也才是人。立
      人立已,达人达己,实施仁道,才能使每个人成为社会上名副其实的人。欧洲的文
      艺复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掀起了改革运动,反对神权,以人为本。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又把人文主义思潮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
      阶级人道观。其实与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很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时代不同,
      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儒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只能是
      一种学术思潮,尚未被社会普遍接收,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则成为资产阶
      级反对封建旧势力的战斗武器。
      
          二是教育优先主义。儒家虽然相信人有天才,但还是主张通过学习和普及教育
      来提高人的智慧。那时,一些想出人头地、有所作为的平民,通过发愤读书学习,
      取得较好成绩,提高社会活动能力,成为战国时代各国的能人。
      
          特别是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这在古代是难
      能可贵的崇高教育思想。在欧洲11—13  世纪开始,在新兴城市里出现了市民文化,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公民对知识需求显著增加,学校和教育打破了教会封锁,
      到处办起了城市学校。正是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欧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获
      得飞跃发展,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教育给人智慧,无论是从东亚的儒教思想还是
      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精神中,都可以看到教育的作用。
      
          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把东方文化伦理道德观念中的忠恕、仁爱、信义
      等主张与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作了一番比较,他认为西方的自由和东方的
      义,西方的平等和东方的恕,西方的博爱与东方的仁是一致的。东西方文化由于历
      史、民族传统的不同,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蔡先生的这番见解并非没有道理。作为
      人类社会发展产物的精神财富,不可能毫无相通之处,它们之间必然有相通和相似
      之处。
      
          应该说,这样一种对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明之关系的态度是客观、中肯的。作
      为全球人类的文化,应该说它们有共同的东西存在其中。关于这一点,不仅可以从
      理论阐述中得到启示,而且从实践中亦可获得明证:今天的韩国儒教传统,是与满
      教、佛教、基督教等一起处在多元并存之中的。这种形势能使国民的自由奔放创造
      力及活力大大增强,从而对新情况的适应力更强。
      
          韩国深受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至今儒家思想教育仍占主导地位,
      它几乎规定了韩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概括如下:
      
          朋友之间,信任。
      
          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尊敬。
      
          夫妻之间,地位和责任要有区别。
      
          父子之间,亲密。
      
          君臣之间,忠诚。
      
          这些传统的道德准则仍影响着许多人的行为方式。违反这些道德准则就会招致
      指责和麻烦。
      
          而且韩国人传统上一贯尊重知识。崇尚学识,把学者放在最高的社会地位上,
      而有“轻商”倾向。但自从三次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实施成功以来,如上旧的价值观
      念发生了变化。在韩国,商人的地位在上升。目前,社会上实利主义有效地同新萌
      生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共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韩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充满活力的优秀城市青年人,已受
      到西方的教育和影响,他们竭力想创造“物质繁荣”。
      
          在商业群体中,这种变化体现在他们强烈地希望从西方国家取得最新的生产技
      术和学到现代化管理技巧。
      
          在韩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尤其与公司的关系,与西方国家不同。雇员一旦
      受聘,一般来说他就能在公司得到长期工作的安全感。因此,父亲般的权威在企业
      中就占据了上风。长者可以有效地实施那种家长式的权威,从而在和谐的气氛下建
      立起合适的等级制度。
      
          西方投资者在韩国建立企业以后,如果仅靠韩国职工的技术能力来雇用和分配
      工作而忽视年龄和地位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经常介入职工之间的无谓
      的争吵。或者假如他完全靠合同来处理雇员和企业的关系,那么本来使用一点家长
      制介入的方式就能安抚的小事情就会越变越大,最后导致许多甚至全体职工的罢工。
      
          韩国经理与西方经理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对“价值”和“事实”的不同的偏
      重。西方经理往往偏见于更重数量化的“事实”,而忽略非数量化的“价值”。当
      然,在管理决策过程中,“事实”与“价值”的重要程度随着具体经济情况的变化
      而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尽管会付出代价,韩国高层经理们
      仍然会做出那种经营决策,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认为应该那么做。因此,在作出重大
      的经营决策时,韩国经理往往更多地采用“价值判断法”,而不单纯采用“事实判
      断法”。
      
          总而言之,处在东方文化和西方精神冲撞间的韩国有一个文化抉择和融合的问
      题。韩国学者金冬基说:如果我们能把韩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理智的、务实的精
      神成功地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力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标准的文化模式。不同文
      化的成功结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西方化”的错误观念,
      才能真正使发展中国家得以发展其落后的经济。
      
          韩国是实现不同文化交融并迸发出巨大力量的典范。韩国是一个山河秀丽,风
      景如画的半岛国。湖光山色之中,有这样一幅画面也许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思考。
      这是一座佛教的寺庙,寺庙的背后是座基督教教堂。它们是这样协调而又自然地融
      合在周围的环境中,这真是一幅绝妙的东西方宗教文化结合图。透过这幅画,使人
      们看到,在世界现代文化的潮流中,在西方文化像潮水般涌来时,韩国文化不仅给
      予巧妙的选择、吸收、消化和融合,同时也仍然保持着独特的自身特点,成功地迎
      接了西方的冲击和挑战。同样,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在韩国成为经济强
      国的道路上,不正是体现了韩国对全世界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
      善于吸收、消化、融合和创新的特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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