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教对“新教”的挑战及东亚新证明 在文化体系中，“儒家资本主义”是“儒家文化”理论研究对韦伯的“新教伦 理”的挑战。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资 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原因是基督教新教的伦理精神。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这种文化因 果关系的根源，则在于伽尔文的救赎预定论和清教禁欲主义引发了近代西欧经济理 性主义精神。为了证明这种新教伦理，韦伯对包括中国儒教和道教在内的世界各大 宗教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背景上探究经济理性主义为什么 不能在基督教文化以外的其它国家出现的原因。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用 了近一半的篇幅，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 征，指出中国社会同样也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走向资 本主义，是因为儒家伦理的价值体系与基督教伦理不同，它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有 利因素，从而不能诱导出经济理性主义，因为“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 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统治这个世界。”韦伯的结论是：儒家伦理是抑 制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因素。 然而，二十世纪中下半叶韩国、日本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令世人震惊，它 以无可争辩的历史和社会事实向世人表明，现代化并非西方文明独有的幸运儿，东 亚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对韦伯学说讨论的热潮。“文化论者”循着韦伯的思路或 者另辟蹊径，索寻东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结果对韦伯关于儒家伦理的 命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评和挑战。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儒家伦理体系中，也具有 理性主义的成分，清教主义和儒家是巍然并立于世的两大理性主义伦理。还有一些 学者认为，美国已面临“西方没落”型的衰落和分裂，美国以新教上流阶级（东部 为主流）的社会已经逐渐走向崩溃，就是说美国核心价值——白种盎格鲁、萨克逊 清教主义早已式微。今后美国的希望，可能在于儒家文化薰染过的亚洲移民地区， 即美国的西海岸或说濒临太平洋的西海岸而不是大西洋的东海岸。台湾学者傅武光 在论及儒家文化时认为，儒家思想中也有以理性为本质而具自由平等的基础，它不 但不对现代化构成阻力，而且对现代化有推动力。儒家伦理道德的作用，由家庭里 延伸到家庭外，深入到政治、社会每一单元组织的每一层面。这些崭新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的结构，是在现代化的互助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儒家伦理精神注入其中， 便使各单元组织间、单元组织内上下层面间，系上了轮带，添加了润滑油，顺畅和 谐地运转起来，其效率是惊人的。美籍华裔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多年来一直致力研 究儒学，他认为工业东亚发展的模式在以前受儒家文化或儒教的影响非常之大。工 业东亚教育占很重要的地位，政府和企业间的联系是那样密不可分，家族观念非常 突出，有储蓄节俭之美德和习惯，有文化认同感。儒学是一种可以转化政治、社会 道德的精神源泉。整个东亚文明，尤其是中国儒学以及受之影响的韩国文化，都是 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即将政治道德化。东亚的政治文化都往往表现出儒家政治化 ；政治权力利用儒家文化的力量来维系，不让社会有破坏的动力，只求安平。所以， 忠孝节义这些观念都用以维持其政权。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动力，离开政治化儒家 的环境，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动力来自家庭观念、个人修身等，都与儒家文 化思想有关，倘若引导得好，其精神和经济伦理可以极好地配合起来，促进企业得 以成功和发展壮大。美籍华裔学者费景汉博士认为，东亚现代经济的发展深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现代化的经济文化”是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结果，“四小龙”成 功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有优秀的人力资源，而这个资源又来自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但不会构成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阻力，恰恰相反，而且非常适 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适合现代化发展的三个条件是 ：现世主义、国家主义和机会平均主义。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民族，把生活在现今 的世界看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不把希望寄予虚无缥缈的未来世界。与世界其 它文化相比，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亚各民族是最有历史感的民族。上层的知识分子 一直就有和过去历史连接的历史感、传统感、道德感；下层人士也是慎终追远，纪 念祖先，历史感非常强烈，适合现代化的要求。只依靠自己，不依赖别人，这是中 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中国人注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敢作敢为。总而言之，以中 国为主的东亚文化非常适合促进现代化经济发展。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同构”现象来看，韩国等“四小龙”都属于亚文化 类型，即以原有民族文化为母本，又大量吸入多种外来文化有父本，相互交流、交 汇、消融、汇合，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东亚“儒家资本主义”与欧美“基督教 资本主义”表现出许多不同。不同的地方，诸如韩国等在教育上都重视伦理教育， 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在经济制度上都由政府领导经济，政府从宏观上控制经济活动， 而不是完全放手让企业竞争；在家庭制度上都实行一夫一妻制，并重视家庭的稳定 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基本价值的理解，是建立既有利润又相互“信赖”基础上 的劳资关系；在对未来的态度上都是高储蓄率，表明对未来有信心，有追求；尽管 经济发展很快，存在贫富分化，但中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迅速扩大，社会伤害性较 小。 韩国文化堪称“儒家资本主义”代表之一。对韩国为什么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的一片废墟上，在短短三十年时间成为“亚洲一条龙”的原因固然有多种解释。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一位东方资深记者乔恩·沃伦诺夫指出：韩国取得经济 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它将古老的中国孔子的儒家伦理同大战后美国援助期间引入 的美国经济民主两者揉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应用所致。狄瑞克·戴维兹1983 年6 月在《远东经济评论》杂志上撰文认为，东亚地区的成功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促成的 ：孔子学说有一套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社会的和谐需要有道德、有才识、有纪律、 重和平和强烈责任感的领导者；主政者的责任感与其下属的忠诚互相契合；在上下 之间，亲如家人，有着忠诚孝悌互相感应的关系，东亚人将这些价值观念用于现代 社会，从而设计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开发政策。 今天，人们已被东亚经济腾飞的现实所折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 然而，在此之前，西方学者对儒家文化同现代经济的结合持基本的否定态度， 即使在日本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有些人还对此表示不可理解。 曾几何时，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一个问题：儒家文化、传统文化与东亚，尤其是 日本、韩国的巨大商业成功有无内在联系——它是必然的吗？——因而提出疑问。 众所周知，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陆续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都具有西方 文化背景。人们一直在观注和研究一个问题：非西方（文化）国家能否实现工业化、 现代化。日本开了个头。成为“唯一原先处在落后地位而在技术上赶上（并在有些 方面已经超过）先进国家的国家”，成为第一个非西方文化背景而实现现代化的国 家。但人们会问：日本的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日本的成功是否是唯一的？韩国 经济崛起表明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它使日本 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为东亚经验。 韩国处在东亚地区，同日本隔海相望。 韩国深受东方儒家文化的熏陶（非西方化）。 韩国创造了经济奇迹，给人以启迪。 韩国的腾飞举世瞩目。西方许多专家认为，韩国在战后废墟上站起来，成为 “亚洲第二个日本”，主要是民族和谐，没有内讧，受到了东方文化儒家学说“礼 之用，学为贵”的价值观的深远影响。他们指出，东方文化的价值不仅不是现代化 的障碍，反而在略加调整后，可以成为优良工商业企业组织的基础，韩国划时代的 成就即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一位专家指出，韩国取得成功的 真正原因，乃是将古老的儒家文化与战后引进的西方现代经济民主主义两者揉和在 一起，并加以巧妙的利用。有的学者认为，今后的时代应该是“儒教文化时代”， 它不仅同样可以造就经济腾飞，而且还能避免西方国家的“文明病”。 那么东方文化又是怎样促进韩国经济腾飞的呢？ 其一构成民族团结的凝聚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是其振兴的前提。韩国 民族的凝聚力有其各种复杂的因素，然而东方文化突出集团意识的哲学，无疑是重 要的因素之一。这种哲学要求具有克已、友爱、纪律和效忠精神。它虽然可能使个 人的创造性受到损伤，但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恰当的运用，并使之融入到企业之中， 韩国的企业家创造出一系列具有东方文化价值的经营管理艺术。它表现在愿把自己 和自己所在的公司、企业、集团结合起来。对于个人而言，企业的兴衰荣辱与自己 利益休戚相关；多数人能为企业努力工作，具有一种“积极参与”的意识。各种各 样的企业精神正是这种集团意识的体现。整个韩国，从企业到国家，宛如一个同心 圆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了一股把千千万万韩国人团结起来的凝聚力。正是这种根植 于东方文化的凝聚力，使得欧美学者为之赞叹不已。 其二转化成经济起飞的推动力。现代韩国的许多企业家像日本企业家一样信奉 儒学，主张要“把现代化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涩泽荣一语） “道德和经济本来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见利而忘义，所以古 代圣贤极力纠正这一弊病，一面积极提倡道德，又一面警告非法牟利的人们。后来 的人们误解了孔子的真正思想……他们忘记了高产乃为善之道。”这种道德观与中 国提出的“义在利中”异曲同工。没有这种劳动道德观及由此而产生的勤奋努力精 神，韩国经济起飞是不可能的。要使韩国经济在发展中迎接与渡过各种挑战和危机， 以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也是不可能的。 其三保持社会持续稳定的重要因素。现代经济的迅速、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安 定的社会环境。西方学者认为，韩国经济赵飞亦有赖于社会的相对稳定。虽然韩国 上层人士更换频繁，但社会中下层却要稳定得多。这种稳定的原因，正是由于儒家 思想的促成。儒家学说有一套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强调个人修身，还 是强调人际关系，儒家的多数行为规范，要求上下同心同德，亲如手足，彼此信任， 互相帮助。这些价值观普遍成为韩民族的共识。正是这种心态使韩国在经济起飞时， 能保持社会相对稳定。 应当指出，东方文化作用于韩国现代化并非其本身的简单回归，它有三个明显 的特点：一是与韩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适应韩国国情，使之能为国民所共同接受 ；二是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相结合，善于有选择地移植和吸收其精华；三是并非 简单地恢复儒学传统，而是去粗取精，最终超越并高于其传统价值。正是韩国在继 承东方文化传统时的这种特点，才使得东方文化具有新的活力，在现代化进程中， 使东方文化得以光大，创造并印证了一个新的现代化模式。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