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权威·秩序·市场经济
      
          韩国,是东西方经济学家都面对的一个“特例”。它在传统经济环境中迅速建
      立起来的市场运作模式显然与兰格、布鲁斯以至斯大林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本
      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在短短的三十年间,韩国政府全面介入经济生活,从行政干
      预到计划引导,与自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以来的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自
      动调节的传统思想大相径庭。但是,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韩国成功了,在世人对
      这一“奇迹”不绝的赞叹声中,经济学家们却陷入了对韩国“制度悖论”的深深思
      考之中……
      
          按照最合乎“逻辑”的西方学者的思想,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主体多元化和
      制度的自由化,即市场的交易主体必须是相互平等的多元结构,能按照自己的意愿
      进行交换或不交换等市场行为,以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在经济制度中不
      能存在强制力量,否则就不能保证交易主体自愿行事,也就不能保证主体间的平等
      地位,最终会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因此,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排斥专制主义,反
      对国家干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明白无误地按这一理论的指导步步深化。从十
      五世纪市场经济萌芽和市民阶级的初步形成,到十六世纪崇尚多元化、自主性的宗
      教改革;从十七世纪强调人文主义反对神权专制的文艺复兴运动,到十八世纪法国
      启蒙思想家直接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自由、平等、博爱”;……都是经济目
      标在政治思想上的体现。在具体实践中,1640  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是
      斯图亚特王朝官方垄断烟、酒专卖,阻碍了市场发展;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则是
      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第三等级”反对波旁王朝分割国内市场,要求政治、经济平等。
      因此,在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资本主义即意味着“自由交易”,
      市场经济则意味着“主体平等”。
      
          当世界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韩国一鸣惊人,把政治权威引进了经济运行,把
      行政秩序揉入了市场秩序,使不相容的范畴变成了完美的结合,从而引发了世界经
      济制度的革命,也导致了制度经济学的革命。
      
          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于1979  年提交给哈佛大学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深刻的思想变革:“如果我们内部政治经济结构不变,如果
      1945  年以来的世界构成不变,那么一切国家自由地进入一切市场的观念和贸易壁
      垒的逐步减少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就会使我们很好的得益。
      
          世界经济体系将维持我们的原有的偏好和价值观念。可是,人们看到了东亚的
      崛起——它们正以我们完全不熟悉甚至曾轻易地加以否定的价值观和组织形式占领
      了我们曾经拥有的领域。人们也注意到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采
      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不同方式。经济的竞争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思想观念的调
      和,最终使我们不得不后退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是否一定要选择一系列在我
      们看来体现了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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