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从绝对权威到相对权威 世界银行专家帕维斯·哈桑在一篇题为《韩国：迅速增长的经济中的问题》中 指出：“韩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度集权的政府引导下运行的私人企业，这 是一种明显的悖论。在韩国，政府的作用绝不仅止于确定广泛的竞赛规则并通过市 场力量间接影响经济，而是比这远为直接。事实上，政府似乎是一个参与者，常常 在几乎所有经营性决策中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是一种从学者的角度出发，对韩国 的经济运行进行的“事后概括”。从历史的角度看，韩国“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体制的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是在无可奈何中所作出的选择。 1.绝对权威：由乱到治 从朝鲜战争结束到1961 年以前，韩国的政治、经济局面一直是混乱不堪的。 从政治活动看，完全依靠美国扶植上台的李承晚政权内部出现分裂，出现了“国会 内自由党”和“国会外自由党”的激烈纷争，两派势同水火，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到1960 年，自由党为了夺取总统选举的胜利，竟谋刺了几个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 一时舆论大哗，群情激愤，“四月学生革命”随之爆发，李承晚政权土崩瓦解。1960 年7 月，韩国再次举行大选，当选总统张勉也无力收拾残局，韩国政局陷于风雨飘 摇之中。在经济上，重建与恢复的前景十分渺茫，形成了靠美国“输血”生存的 “美元依存型经济”。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韩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经济运 行陷入了“低收入——低积累——低投资——低增长”的恶性循环，国际收支逆差 每年都高达3 亿美元左右，而外汇储备只有2 亿美元。在产业上，工业生产能力大 量过剩，75％的企业开工不足，造成40％的高失业率。 在农业上，素有“粮仓”之称的韩国却需要每年从美国进口500 万吨粮食，廉 价的美国农产品使小农经济迅速破产。 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导致了“铁腕人物”的出现。1961 年5 月16 日，朴正 熙与陆军士官学校第8 期毕业生金钟泌等少壮派军人，在深夜零点调动军队，借进 行“烽火作战”演习之名，突然进击汉城，迅速占领总统府、国会大厦和广播电台， 宣布全国戒严。5 月18 日，张勉政权下台。“五·一六”政变后，朴正熙军人集 团成立了新的韩国最高权力机构——“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虽由前陆军总参 谋长张都英担任，但实权却由副议长朴正熙一手操纵。为了建立绝对权威，同年， 朴正熙利用所谓张都英“反革命阴谋”事件，逮捕张都英，并翦除其党羽，从此开 始了朴正熙长达18 年的独裁统治。 朴正熙的18 年，是韩国由起飞到高速增长的18 年。在他的一系列治国方略 下，才有所谓“汉江奇迹”，才出现了所谓“第二个日本”现象。 2.计划和市场：最初的结合 “五·一六”军事政变从根本上改变了韩国的混乱状况。事实上，在朝鲜半岛 自1945 年后的政治生活中，军方早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左右着政局，军 事政变只是使这种力量变得表面化、公开化、合法化。但是，此后的情况便有所不 同了，甚至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军政府把军事组织管理的严格性和高效率运用到了 社会管理和经济调控中，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 （1 ）行政引导——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营机制 韩国政局进入相对平稳阶段后，经济的振兴便成为当务之急。韩国政府认为，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市场机制不发达，为保证经济运行的正常秩 序，特别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必须强化政府的宏观控制。 为此，韩国迅速走上了以政府的行政引导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目的是为了弥 补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经济环境下导向机制的“真空”。 第一，引导机构的设置。 1961 年7 月，朴正熙政府大力改组经济管理部门，新设了统管经济全局的 “经济企划院”，自1963 年起，由副总理兼任经济企划院长官，集中了政府的所 有经济权力，如从建设部接管了全部计划责任，从财务部吸收了预算局，从内务部 吸收了统计局。为了加强政策研究和制定的科学性，经济企划院建立了“韩国开发 研究所”，起用了一大批经济专家和技术人员。此后，韩国又成立了“开发研究院” 和“产业研究院”等高级咨询机构，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韩国经济企划院的权力很大：可以自行决定产业部门的扶植重点和淘汰对象； 密切监督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同官方贸易促进会一起，研究和开发世界目标市场和 适用技术；邀请国内外专家，提供咨询，帮助制订计划。 作为经济企划院的附属研究机构，韩国开发研究院负责研究和分析国民经济发 展的总量和结构问题，据此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政策。 成立稍后的韩国开发研究院是韩国最大的经济技术研究机构，隶属商工部，在 汉城、釜山、大邱、光州、大田等地设有7 家分院，与海外15 家数据资料中心建 立往来关系。其职能是负责收集海外产业、贸易和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和信息，为 韩国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服务。 第二，发展战略的抉择。 韩国政府认为，在本国财力、物力和技术资源十分稀缺的情况下，依靠市场进 行资源配置必将会出现结构失衡、经济增长缺乏后劲的结果。这是因为资本追逐的 是最大利润，如果在投资领域放任自流，资本必然会集中于短期收益率高，见效快 的产业，其结果是“长线更长，短线更短”。韩国政府采取了“不平衡增长战略”， 以政府的扶植引导产业投资，一方面确保投资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兼顾国家长期 发展的需要。所以，政府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不是采取压制市场的方式，而是一 方面允许市场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给予适当的行政引导，在不同的经济 增长阶段选择不同的主导产业，以主动的姿态进行产业结构的重组。在工业和农业 的关系上，韩国采取了“先工业化、后农业现代化”的策略。其基本考虑是：在耕 地有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农业积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 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结果只会延缓工业化进程；而工业的产出率较高，只 要获得一定的初始资本投入，结合以大量廉价劳动力，发展以出口换汇为目标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是一条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捷径。根据这一思路，政府和民 间投资集中于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在从1962 年到1979 年的18 年间，年平均 增长19％，而农业仅为3 ％。同样，在轻、重工业的关系上，韩国政府也采取了 “先轻后重，以轻养重”的战略，在1962—1971 年间，韩国的产业投资集中于投 资省、见效快的轻纺工业，扩大出口创汇，以此增加基础工业建设所必需的资金实 力。自七十年代起，重化工业成为政府导向投资的重点，钢铁、汽车、造船、有色 金属、电子、石油化工、机械、水泥、纤维和陶瓷等“十大战略部门”得到了充分 的重视，它们所得到的新增投资占韩国总体工业投资的70—80％。第三，对外开放 的基本国策制定。韩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基本上是由政府一手促成的。从商品出口、 劳务输出、资本引进到对外投资，都有国家相应的法律手段和经济权杵的支撑。这 些内容在本书前一章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此恕不赘言。总之，韩国的经济发展 进程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能动作用。毫不夸张地说，韩国经济飞跃的任何一个值得世 人称道的成功经验，都离不开政府事前周密细致的安排。所以，韩国的秘诀，就是 如何淋漓尽致地发挥政府经济调节机能的艺术。在这一点上，军政府以其特有的管 理模式达到了有效引导国家经济前进的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任何所谓 “民主政权”所无法实现的。 （2 ）市场“培育” 自从朴正熙把经济增长放在韩国政府一系列政策目标的首要地位时，韩国人就 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市场”，这把能打开财富大门的钥匙。经济学家总是惊异于韩 国式的专制主义下诞生的市场体系——它是如此成长迅速而且结构完美，与西方市 场体系并无二致。其实这里并无奥秘可言。政府追求的是经济增长，并且看到了国 内市场的狭小，而以出口导向作为发展的模式。 而在国际市场上，专制政府是不存在的——强制性交易不大可能出现，唯有以 价格机制引导企业行为，保持市场的高效运行，才能使韩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通行 无阻。所以，政府不仅不能压抑企业的市场行为，相反，还要鼓励企业进入市场， 尤其是要敢于经曲国际市场的大风大浪。 韩国政府认为，企业是市场主体，只有大企业才能经得起越来越严酷的国际竞 争。另一方面，韩国政府调节市场，如果面对的是众多的小企业，协调的成本必然 很大，而如果调节的对象是为数不多的大企业，在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要容易操 作得多。因此，韩国政府通过扶植大企业来促进市场的发育。据统计，1978 年韩 国在发展重化工业时，对只占制造业企业总数10％的大企业实行贷款，却占贷款总 额的77％。同时，享受优惠贷款的大企业要承担一定额度的外汇创收义务。目前， 韩国矗立着100 多家大企业，占其企业总数的4.3 ％，其产值占GNP 的比重高达73.3 ％。 韩国的这种特殊的市场发育手段与西方国家完全背道而驰。在美国，为了反对 大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垄断，保持自由竞争经济的活力，国会通过了“谢尔曼法”等 一系列反托拉斯法，限制大企业的行为。相反，韩国为了打入国际市场，发育国内 市场，从一开始就以建立和扶植大企业为己任，实现了从自然经济社会迈入市场经 济的飞跃。 3.相对权威：指导性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韩国政府介入经济生活的手段也随着社会由乱到治而发生了变化，并逐步稳定 下来。政府从以行政命令方式强行参与经济事务转变为通过计划指导和与之相对应 的各项政策的配套实施，把国家的宏观经济调节和私人企业的微观经济运行结合起 来，政府建立起了自身的“相对权威”。 （1 ）五年计划——内容与效果 从1962 年起，韩国已制定并实施了七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以此引导经济发 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 年—1966 年） 该计划的基本目标是：为了克服五十年代韩国畸形的消费性经济结构，大力发 展替代进口产业的工业部门，提高工业产品的自给能力，为“经济自立”奠定基础。 该计划规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电力工业和煤炭工业，确保能源供应；扩大农业生 产，克服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扩充基础工业和社会的公共设施；扩大就业，开 发国土；增加出口，改善国际收支，振兴科学技术。 根据计划目标，韩国大力引进外国资本，充实社会资本，扩大劳动就业，加快 农业发展。资本的投向集中于水利资源开发、石油精制、水泥和化工等部门。但是， 在“一·五”计划实施不到两年，农业严重歉收，加上计划投资规模远远超过实际 投资能力，韩国政府于1964 年对计划进行了修订，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年计划增 长率由8.5 ％降至5 ％），压缩投资规模（总投资率由20％降至17％）。为了解决 资金不足的主要困难，政府统一思想，于1965年通过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从 日本取得了8 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其中，无偿援助3 亿美元，偿还期为七年的政 府贷款2 亿美元，私人贷款3 亿美元）。韩国在其“一·五”计划期间的总投资额 为5779.8 亿韩元，其中外资占54.2％；同时引进大型外国先进技术30 项。资本 和技术的引进，对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到计划期 末，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8 ％，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一·五”期间，韩国经济增长呈现非均衡的特征：工矿业年均增长15％， 农业水产业年均增长5.3 ％，电力、交通及公用事业增长8.1 ％。在整个GNP 中的 比重，农林水产业由37.4％下降到31.7％，工矿业由19.1％上升为25.7％，电力、 交通和公用事业由43.5％下降为42.6％。工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重工业在工 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0.5％提高到30.6％，轻工业则由79.5％下降为69.4％。在制 造业中，增长最快的是电机、出口用机械、初级金属制品、木制品和纸张等。 “一·五”期间，由于韩国政府开始推行“出口第一主义”，于1964年和1965 年采取降低汇率，由130 韩元兑换1 美元降为25.4 韩元兑换1 美元，并实行单一 浮动汇率制，扶植对外贸易的发展。出口总额从0.4 亿美元增加到了2.5 亿美元， 增长5 倍以上，出口商品结构从五十年代的农副产品占主要地位转变为以工业品出 口为主。进队总额由1962 年的4.1 亿美元增加到1966 年的6.8 亿美元，增长了 6.3 ％，进口的商品结构从消费资料为主转变为以机器设备和各种原材料为主。1964 年11 月30 日，韩国的出口额首次突破1 亿美元大关，朝野上下欣喜若狂。韩国 政府规定每年的11 月30 日为“出口日”，作为国家性节日进行庆祝纪念。 第二个五年计划（1967 年—1971 年） 韩国的“二·五”计划，充分体现了政府的高瞻远瞩和务实作风。随着经济运 行步入正轨，韩国政府提出了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经济发展长远目标，即 “确立自立经济体制，奠定现代化经济的基础”。其主要标志是：（1 ）达到“充 分就业”；（2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3 ）投资来源以内资为主。韩国的 “二·五”计划就是为这一长远目标作准备的。其基本目标是：“进一步促进产业 结构的现代化和自立经济的确立”。具体而言，就是除了继续扩大“一·五”计划 期间作为重点的社会间接资本外，重点是大力谋求工业结构的现代化，着手开发钢 铁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并且在“出口第一主义”政策的指导下，使韩国逐步实现 经济开放，加速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促进进口产品的国产化，使出口产品大幅 度地增加。 在计划的实际操作上，韩国政府重视“廉价且高素质的劳动力”的作用。 为解决企业界人才不足的问题，政府通过行政和经济措施，把高素质的人才从 政府机构和金融界引向企业界，同时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韩国利用美国和日 本的先进技术，建立起了钢铁工业基地和电子工业基地。 “二·五”期间，韩国经济突飞猛进，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5％，大大超 过“一·五”时期。按1965 年不变价格来计算，1971 年的GNP 达到15.6 亿元， 比1965 年的8.1 亿元增加了93.8％。 “二·五”期间，韩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部门增长速度进 一步拉开。工矿业年平均增长19.9％，农林水产业年均增长1.2 ％，社会公用事业 及服务业年均增长12.5％。农林水产业在GNP 中的比重由31.7％下降到24.2％，工 矿业比重则由25.7％上升为29.9％，社会公用事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也从42.6％上升 到45.9％。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合成纤维、石油化工、水泥、钢 板等产品产量成倍增长。只有主要农产品产量因农业歉收而减少。 “二·五”期间投资总额为19，842 亿韩元，其中引进外资的年平均投资率达 到30.9％，高于“一·五”期间平均投资率的一倍。在此期间，外国无偿援助为5.8 亿美元，引进外国贷款和直接投资共达22.62 亿美元。从投资结构看，社会基础设 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是韩国的投资重点，以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在“双 基”产业中，电力、交通和社会公用事业投资12517.9 亿韩元，占总投资的63.1％ ；工矿业投资4404.9 亿韩元，占总投资的22.2％；农林水产业投资1286.5 亿韩 元，占总投资的6.5 ％；此外，库存投资占8.2 ％。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和工业 基地上的重点投资，大大改善了韩国的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为 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二·五”期间，韩国的出口总额从1966 年的2.5 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11.3 亿美元，增长了近5 倍，年均增长35％，进口总额由1966 年的6.8 亿美元增加到 1971 年的21.9 亿美元，增加了近3 倍。 第三个五年计划（1972—1976 年） 韩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其经济发展的巨大转折点。它的关键性是其它几个计 划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期间，韩国面临着世界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也 面临着石油危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市场萧条的冲击，能否抓住机遇， 战胜困难，成为韩国经济生死攸关的决定性因素。 1972 年，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第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 利益出现了向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则面 临着工资成本比韩国更低廉的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韩国政府意识到必须抓住 这一时机发展重化工业，将重化工业定为这一阶段的“成长战略产业”。因此，在 1973 年，韩国提出了“重化学工业化宣言”，迅速将产业政策从“轻纺工业出口 刺激型”转化为“重化学工业刺激型”，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三·五”计划以“开发农渔业经济，迅速扩大出口，建立 重化学工业”为中心任务。其基础目标是：在稳定的基础上使经济持续增长，实现 “增长、稳定和均衡三调和”；改善产业结构和国际收支，实现主要粮食自给，发 展重化学工业，确立“自立经济结构”；开发汉江等四大河流，扩充地区内主要公 路网，对土地进行综合开发等。 为了具体贯彻和实施以重化工业发展为核心的“三·五”计划，韩国专门成立 了“重化学工业推进企划团”，对重化工业的发展重点、产品结构和地区分布进行 统一协调。同时，以建立昌源机械工业出口生产基地为起点，韩国的出口产品档次 也进一步提高，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主旨得到了深化。 “三·五”期间，尽管韩国经济遭受了1973 年末的世界性石油危机的冲击， GNP 仍然从102.8 亿美元增加到232.9 亿美元，保持了平均每年11.2％的高增长率， 超过了计划年均增长8.6 ％的指标。即使在1974 年和1975 年，受到世界性普遍 衰退的影响，经济成长的步伐明显放慢，但仍保持了8.7 ％和8.3 ％的高增长，这 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是罕见的。 “三·五”期间，韩国投资总额按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5679 亿韩元， 总投资率为26.1％。引进外资总额为59.8 亿美元，比“二·五”时期增长一倍以 上。由于继续推行“出口第一”主义和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使出口贸易的年均增 长率高达47.1％。到1976 年，商品出口总额为78 亿美元，大大超过35 亿美元 的原定计划指标。这一时期，也是韩国劳务出口和海外工程承包业获得迅猛发展的 “黄金时代”，中东成为韩国建筑工程企业的主战场。1977 年，韩国出口劳务的 企业达62 家，出口国家和地区达25 个。 在出口的带动下，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有较大的发展，农林渔业平均年增长4.8 ％，工矿业年增长率为18.2％，社会间接资本及其它服务业增长8.4 ％。经济结构 进一步发生变化，农林渔业仍占GNP 的24.7％，社会公共资本的比重略有下降，由 45.9％下降为44.2％，工矿业则由原来的29.9％上升为31.1％。在此期间，钢铁、 机械、造船等重工业部门和家用电器的生产都有了突出的增长。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7 年—1981 年） “三·五”计划的顺利进行增强了韩国政府的信心，力图加快重化学工业化的 步伐。在“四·五”计划的制订中，政府提出要充分利用欧美国家摆脱经济困境还 采用的低利率政策，大量引进低息外资，促进产业结构现代化，增加粮食生产，提 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韩国的“四·五”计划以“保障国家的 永久安全和国民生活的量与质的提高”为根本宗旨，根据“增长、平衡、能率”三 原则，保证“社会开发”、“技术革新”和“效率向上”，确立“自立经济结构”。 韩国政府认为，经济自立应由以下特征组成：（1 ）产业结构的现代化；（2 ）国 际收支的平衡；（3 ）粮食基本自给；（4 ）地区内积累作为主要投资来源；（5 ） 实现充分就业。 但是，“四·五”计划的执行却不尽如人意。由于1979 年第二次世界能源危 机的冲击，以及潜伏于韩国经济中的一系列矛盾的总爆发，导致经济过热，通贷膨 胀率迅速攀升，一度高达20％以上，经济成长率却一再下跌。政局也因此出现动荡， 1979 年，朴正熙总统遇刺，全斗焕上台执政，政治、经济陷于空前的混乱状态。 “四·五”期间，GNP 平均每年增长5.7 ％，大大低于计划水平，尤其是在1980 年，韩国出现了朝鲜停战以来第一次负增长，增长率为—6.2 ％。从各部门看，农 业发展仍然缓慢，年均仅增长1 ％，在1980年甚至跌落至—22％的增长谷底；制造 业发展速度放慢为10％，未达到14.2％的计划指标。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能力过剩， 出口增长率下降到年均33.9％，进口增长加速为年均34.9％，国际收支赤字仅1979 —1981 年就累计达到141.1 亿美元。 在计划后期，韩国计划当局虽然采取了强制性的总需求抑制政策，但计划最终 仍未完成。可以认为，“四·五”计划是韩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失败的计划，其 根源在于韩国经济结构畸形，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因而经不起世界经济衰退的打击。 同时，韩国政府和企业界也深深地认识到政局稳定对于经济成长的“保护作用”。 第五个五年计划（1982 年—1986 年） 这是一个具有调整性质的五年计划。“四·五”计划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导 致国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结构性通贷膨胀日趋严重，外债负担日益加重。调整成 为本期计划的中心任务。“调整”的具体有三：（1 ）由“政府主导型经济”过渡 到“民间主导型经济”，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量，强调价格机制和市场调节的 作用；（2 ）放弃“增长至上主义”，强调稳定和协调，经济发展战略逐步由非均 衡增长进入均衡增长的轨道；（3 ）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投资重点从重化学工 业转入技术密集和节省能源消耗的产业上。“五·五”计划所规定的基本指标是： 按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到1986年，GNP 达到931 亿美元，人均GNP 达到2226 美元，出口总额为357 亿美元，进口总额为351 亿美元，失业率降至3 。8 ％。经 过大幅度的经济调整，韩国初步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协调。到1986 年，韩国GNP 为970 亿美元，人均GNP 达到2210 美元，保持了7.9 ％的高增长率。 “五·五”期间，韩国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均衡化，尤其是农林水产业在政府扶 植下逐渐起步，年均增长率达到6.3 ％，高于以往的水平。工业进入稳定增长时期， 年均增长率为9.6 ％，由单纯注重速度转变为速度与效益并重。公用事业和服务业 的增长幅度略有下降，年均保持6.7 ％左右，低于前二十年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 《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在1985 年韩国的GDP 结构中，农林水产业占14 ％，工矿业占45％，公用事业和服务业占41％。 “五·五”期间，经过经济调整，各项计划指标基本完成，通贷膨胀率由22％ 下降到12％，实现了31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经济又进入健康运行的轨道。 第六个五年计划（1987 年—1991 年） 这是韩国刚刚结束的五年计划。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为二十一世纪的发达社会 构筑牢固的基础”，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更注重经济的均衡和效率，提出“在 效率和均衡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增进国民福利”。 “六·五”计划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社会经济综合开发计划”。从国际上看，世 界经济的“三低”（美元汇率低、石油价格低、国际资本利率低）现象，对于韩国 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可以降低产品和资金使用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 从国内看，经过“五·五”期间的大力调整，韩国经济已走出低谷，经济增长、就 业充分、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四大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因此，政府审 时度势，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提出了系统的规划措施，旨在使韩国经济进入又一个 腾飞阶段。 “六·五”计划提出，计划期内GNP 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2 ％；到1991年， 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800 美元，总投资率在30％以上，年出口总额为544 亿美元， 经常收支顺差为40 亿美元。具体内容有：（1 ）努力实现充分就业。 计划每年吸收37.5 万新增劳动力，并通过传统农林渔业的工业化，扩大内需， 减少外债负担。（2 ）进一步扩大出口。提出由以往的单纯注重出口产品数量的经 济模式转变为以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中心，克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同时要缓和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管理。（3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实 现技术立国。在提高机械、电子、汽车等主导产业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同时， 强化纤维、手工制作等传统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实现其高价值附加化。扶植中小企 业的发展，以扩大产业的总体规模，特别是要集中力量促进与机械加工、零部件和 原材料生产有关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提高产品的国产化程度，使未来的韩国成为 世界性的零部件供应基地。 科学技术投资占GNP 的比重将由1985 年的1.7 ％提高到1991 年的2.5 ％。 （4 ）强调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提高地区经济活力。主要措施是控制人口和产业向 大城市集中的趋势，给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政、经权力，计划到1991 年建成一百个 “农村工业化地区”，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收入。（5 ）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在公 平和效率并重的基础上，合理分配社会收入。政府先后在农村地区和城市实行地域 性医疗保险，从1988 年起又建立了国民年金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同时缩小学历 间和就业种类间的工资差别。（6 ）提高市场经济活力，建立立足于自立和竞争原 理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对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进行合理定位，避免过度 的经济集中，进口的自由化比率到1988 年要达到95％以上。 韩国的“六·五”计划以“技术、市场”为中心，进入了“自主技术开发战略” 的实施阶段。这一战略的实施，标志着韩国产业结构的完善和市场体制的进步。在 这一新的发展战略主导下，韩国采取了以下措施。（1 ）扶植高科技产业，自主开 发技术密集型产品，以突破国际上的进口管制壁垒，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2 ） 扩大国内市场，提高国民消费能力，提高汽车、空调机、彩电等高、中档消费品的 普及率，大力发展城市建设和住宅建设，扩大交通通信网，并以申办1986 年亚运 会和1988 年奥运会来刺激国内需求。 （3 ）进一步开放国内产品和服务市场，实施进口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以开 展互利互惠贸易，吸引海外直接投资。（4 ）发展跨国公司和对外输出资本，以绕 过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5 ）大力培养本国的科技力量，同时加强科研机构的 建设，积极开展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到1991 年底，韩国已经完成“六·五”计划，迈入“七·五”时期。从各项 计划指标的完成情况来看，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可以认为，到了 九十年代，韩国经济日趋成熟，已具备了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基本特征。 在计划实施的前两年，韩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到1988 年，其经济增 长率连续三年达到12％（其中，1986 年为12.3％，1987 年为12％，1988年为12.1 ％），大大超过计划指标。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奥运会前后的消费刺 激，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以及电子、汽车和高技术产业的迅速扩张都不同程度为 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在市场结构上，韩国的国内市场逐渐趋于成熟。以往的韩国经济发展是以外向 型经济为其主翼的，国外需求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六·五”期间， 韩国政府认为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容易受世界性通贷膨胀和衰退的影响，主动权操在 其他国家手中，经济缺乏“自主性”和“安全性”；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韩 国企业所占据的世界市场份额已趋于极限，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时期，因而有必 要实现从以出口为中心向以内需为中心的转移。随着国内不动产的金融市场的完善 与活跃，国内需求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据韩国银行统计，1988 年国内 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6.9 ％，远远超过了5.3 ％的出口贡献度。这一转换 意味着韩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成熟。 在国际收支上，经常收支盈余随海外投资收益率的提高和产品出口量的上升而 呈直线增加趋势。 但是，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摩擦加剧、资本利 率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韩国货币汇率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下，从1989 年起，韩国经济出现明显的滑坡。1989 年，韩国经济增长率跌落至 6.5 ％，1990 年进一步下降到6 ％，不仅低于年度6.5 ％的计划指标，也大大低 于从1961 年至1988 年的年均8.5 ％的增长速度，在亚洲“四小龙”中居于最末 一位。1989 年初，韩国经济企划院一度修订了1991年的计划增长速度指标，规定 从8 ％下调至7 ％，但仍然没有完成。这种情况仅在“四·五”期间出现过，引起 了韩国朝野上下的警觉。 但是，仔细探究韩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济增长幅度放慢的根本原因， 可以发现，这是体制转轨的需要，也是经济成熟的必然，同时也是国际市场影响的 结果。 首先，经济趋于成熟，竞争日益激烈，韩国原有的宏观与微观体制已不足以保 证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市场体制取代计划模式已势在必行。二十多年来，韩国一直 以行政引导的方式调配资源，确定资本的流向和流量，造成了投资的利益诱导机制 不健全，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化和浪费，投资收益率不透明和投资风险过大等问题。 在经济日益成熟的过程中，明智的企业家显然会对这种非市场诱导的投资缺乏信心 和动力，最终造成投资率的下降。在韩国的设备投资率指标中，其增长幅度在1987 年为21.3％，1988 年为10.1％，1989 年仅达到7 ，6 ％；而日本同期的增长率 分别达到8.1 ％、15.9％和20.2％。设备更新改造速度的放慢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技 术水平，从而最终造成韩国产品竞争力的下降。 其次，随着二十多年来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迅速上升，消费习 惯和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往的勤俭、节约逐渐为迅速增长的消费品、娱 乐和旅游支出所取代，国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急剧上升。在这段时期，国内总消 费以每年9 ％以上的速度增长，1988 年为10％，1989年为9.9 ％，1990 年为9 ％；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已超过了收入的增长。 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观点看，当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投资日 趋饱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呈下降趋势，再增加投资最终只能导致生产能力的相对 过剩和“有效需求”的相对不足，造成经济衰退。因此，经济增长将最终由消费的 “乘数效应”来保证。所以，韩国经济的成熟是造成投资下降，消费上升，经济增 长率稳中有降的根本原因。 第三，韩国经济在总体上仍然是出口主导型经济，国际市场的兴旺与疲软直接 影响到韩国的出口增长率和经济成长幅度。从1989 年起，经济衰退席卷整个西方 世界，美国、欧共体国家和日本相继受到“传染”，高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韩国 经济自然不可幸免。1989 年计划出口增长8 ％，而实际增长率仅为4 ％，1990 年和1991 年则进一步下降为2.3 ％和1.9 ％。尽管计划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 生产成本，促进出口量上升，以及把营销战略转换为内需主导型体制，等等，但结 构转换非一日之功，效果并不显著。 无论是喜是忧，韩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已经看到了东方浮 现的新时代的曙光。 （2 ）十年计划——国土综合开发 韩国政府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十分注重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因而把有条不紊 地开发国土资源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早在六十年代初，朴正熙执政初期， 韩国政府就先后颁布了《城市计划法》（1962 年）、《国土建设综合计划法》 （1963 年）及《国土计划基本设想》（1968 年）。在此基础上，韩国计划当局 于1971 年会同国内有关部门，并在美国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专家的参与下，制定 出了为期十年的“第一个国土综合开发计划”（1972年—1981 年）。此后，又制 定了“第二个国土综合开发计划”（1982 年一1991 年）。因此，这两个计划又 被称为“十年计划”。 122 国土综合开发计划的主要内容有：（1 ）土地利用计划。计划将韩国全境 分为4 个大图和8 个中图，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11 个农业生产基地，确定专业生 产区。（2 ）水利资源开发计划。重点对汉江、锦江、洛东江和荣山江四大流域进 行统一调度，综合开发。（3 ）交通运输开发计划。为实现全国各地人员、物资交 流畅通无阻，韩国提出了“全国5 小时生活圈化”，即在5 小时内可由大城市到达 任何边远地区。（4 ）城市开发计划。为避免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人口过度集中 和城市的畸型膨胀等问题，韩国在汉城圈内推行人口疏散政策，在半月地区开辟新 的工业城和新的“行政首府”。（5 ）工业区计划。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防止过 度竞争和便于统一调度，韩国根据各地方的资源优势，设置了以不同产业为主导的 工业区。 第一个十年计划在扩大工业用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推进江河流域综合开发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工业化带来的资源配置问题也十分严重——能源和土地 供应紧张、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过度集中，等等。为了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协调发 展结合起来，第二个十年计划改变了以往“据地开发”的战略，采取“广域开发模 式”，开发重点由汉城、釜山等少数大城市转向广阔的“边缘地带”，大力推进地 方中小城市的建立，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增长极”，迅速带动所在地域经济的起飞。 在两个十年计划指导下，韩国经济的地区性二元结构得以基本消除，落后地区 得到了合理开发，国土资源得到了切实保护，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不断上升，国内 资源的“瓶颈”约束远不如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 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颇具特色的，它以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 终极目标；在订立和实施中充分体现了科学性、民主性和权威性；并建立了一整套 科学的指标体系，提高了计划调控的效率和效果，可操作性极强。然而，这种计划 虽然凌驾于企业、市场之上，却不具备强制性，而是作为一种指导性的调控力量， 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韩国，计划和市场的结合堪称“完美”，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为之赞叹！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