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攻”“守”之间：发展战略的抉择 如果粗略地进行划分，在本世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处于两大地区——亚 太和拉美。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拉美各国已着手进行工业化，“发展主义”的号角 响彻安第斯山时，亚太各国基本上还处于殖民与封建的双重奴役之下，所以，在经 济发展的进程上，拉美各国先行了一步。然而，时过境迁，到了本世纪末，拉美却 远远没有完成当初的设想，仍然处于发展的“漩涡”中，石油的开发、产业结构的 多元化，投资的增加，都没有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各国发现自己走了大半 个世纪，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依然是贫富分化、依然是收支逆差，所不同的是又 增加了巨额外债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城市贫民……这标志着以拉美为代表的 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彻底失败。进口替代思想源于一批第三世界结构主义经济学家 的“中心一外围”理论和“世界二元性”学说。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 后，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 而发达国家则主要以制成品输出到世界市场中。由于技术进步主要集中于制造业， 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仅在初始状态，而且在增长速度上，都低于发 达国家，因而前者产品成本更高，利润更低。这样，世界就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 “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二元结构。要改变这一状况，发展中国家必须 进行工业化，实行进口替代，以民族工业来取代占据本国市场并获取超额利润的外 商。公允地说，这一思想逻辑清晰，切中要害，不失为发展的一条途径，但是，进 口替代思想仅着眼于一国和国内市场，对于像美国、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国 内市场容量大，固然产业发展的潜力很大，但对于拉美和亚太的诸多小国而言，要 取得长远的发展，必须把目光放得更远，盯住国际市场。出口导向，寻找市场，成 为产业发展的基础。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它出自巴西球王贝利之口。 可叹的是拉美人在足球场上完美地贯彻了这一宗旨，因而所向披靡；而在世界市场 上却一味防守，力图以“进口替代”确保城池不失，殊不知在这一日趋开放的世界 上，一味死守是毫无出路的。韩国，这支跻身世界市场的新军，以“防卫反击”打 法，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天地。 1.稳固后防：进口替代战略实施阶段 韩国的经济并非是一幢空中楼阁，它的起飞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战后到 朝鲜停战初期，韩国经历了一场持久的经济灾难。由于连年的战争摧残，国民经济 濒于崩溃，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从工、农两大主要产业看，工厂数目下降，失业 人数剧增，粮食产量下降，耕地面积减少，另外通货膨胀严重。具体而言，1941— 1948 年，工厂数目从6328 个下降到3808 个，减少了40.3％；职工人数从149242 人减少到105696 人，减少了29％；工业总产值下降了83％；粮食产量下降了18。 9％，耕地面积减少了近二成。以1936 年的物价指数为100 ，1946 年猛升为22100， 1947 年达到40200 ，1949 年更增至81000 ，通货膨胀之巨可见一斑。战后初期 韩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对美双边贸易。按照韩国政府1946 年1 月发布的第39 号军政法令，美国完全垄断韩国的对外贸易，1946 年，韩国出口总额仅36 万美 元，进口总额4949.6万美元，贸易逆差达4900 多万美元；1949 年，贸易逆差增 至11400 万美元。 1953 年7 月，朝鲜战争结束，韩国面临着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严峻考验。 面对本国薄弱的产业基础，韩国政府以美国援助为经济支柱，制订并实施了 “经济复兴计划”。计划要点是：第一，以发展消费品工业（轻工业）为主，实现 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化；第二，通过消费品工业带动生产资料工业（机器制造业和 材料工业）的发展，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给；第三，投资来源主要靠“美援” （美援金额占国内自有资金的两倍以上）；第四，利用“美援”引进大量机器设备 （占美援总额的70％以上）。 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期间，韩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具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政 策措施。 第一，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韩国对进口产品普遍开征高关税。对于准备由本国制成品代替的消费品征收高 额关税，以限制甚至完全禁止国外工业品进口；对于某些奢侈品更是高额征税。而 对于本地区生产所需原材料、半成品，则征收较低关税。而食用谷物、非竞争性设 备进口则是免税的。对于国家重点进口替代项目所需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也免征关 税，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韩国政府还采用进口许可证等数量限制的方式，进口 得到了政府的直接控制，以缓解国际收支的压力。 第二，以外汇管制和多重记率实行奖出限入政策。 依据当时的韩国外汇结汇制度，出口商的外汇收入能在自由市场上以较高的市 场价格转换成外汇结汇证，通过汇兑使出口商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同时还实行出口 ——进口挂钧制度，出口商可以按较低的汇率和关税进口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和资本 品。对于进口商，则国家严格控制汇兑，使得进口变得无利可图。 第三，在信贷与投资政策上实行倾斜。 韩国政府给予替代进口产业以低息贷款。对于某些急需发展的重大项目，贷款 条件更为优惠，这样，企业建设与发展的成本大大降低，产业起飞获得了一个相对 优越的环境。同时，为了保护民族工业、限制资本所得外流，政府禁止外商直接投 资。 所有这些政策都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特征，其目的都是为民族工业造就一个 “温室”。在温室培育中，韩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首先，国内市场的开拓和保护促进了以日用消费品工业为先导的经济增长。据 统计，在1953—1962 年间，韩国的GNP 年增长率为5.1 ％，其中工业总产值的年 增长率为10.8％，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经济步人良性循环的轨道。 其次，随着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韩国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方 面，农业仍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粮食总产量在1952—1957 年间增长了30％；另 一方面，农业总产值在GNP 中的比重却由1953 年的50.4％下降到1962 年的45.2 ％，同期新兴工业的比重却由10.6％上升到17.1％，经济结构日趋多元化、现代化。 再次，韩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贸易结构的合理化，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从1955 年的81.6％下降到1963 年的11％，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则相应地大幅提高。在进 口结构中，消费品所占的比重相应减少，进口替代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资本品的进 口急剧上升。 最后，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改善了韩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农村的大量剩余劳 动力大量涌入工业部门，食品、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这一系列的结构变迁，都为未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英国 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来划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属于“为经济起飞 准备条件”的阶段。虽然在这一时期韩国并未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但它却 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化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因此，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进口替代的 功过，它都是不可逾越的。 2.转守为攻：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 在经济恢复进程的逐步深化过程中，进口替代战略也相应地走到了它的尽头， 这一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所带来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并日益深化。 第一，实施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具有内向型特点的产业结构，这种 产业结机遇到了国内市场狭窄的矛盾。由于普遍存在的贫穷，韩国人民的购买力十 分有限，产品很难有广阔的销路，尽管在政府的扶植与保护之下，生产有了较大发 展，但是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导致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等人力、物力和财力浪费的 现象。 第二，实施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着眼于当前需要的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使 有限的资源得不到最为合理的配置，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仍然是不平衡的。出口的 产品仍然是附加值较低的农产品、水产品和矿产品，而这些产品受自然条件限制较 大，出口增长率较低，盈利的潜力也是有限的。与此同时，进口替代工业部门所必 需的大量原材料和资本品的进口却在进一步扩大外汇支出。因此，贸易赤字仍然得 不到压缩。 第三，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导致了企业生存的“温室效应”，效益很难 提高。如前文所述，为使本国产品免受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韩国政府制订了一系 列严格的保护贸易政策，使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企业都能较容易地得到高额利润， 因此，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不重视改善经营管理水平和更新设备以提高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旱涝保收的经营心理使企业没有风险意识，产品因而缺乏国际竞争 力。政策优惠是具有“刚性”的，一旦给予便很难收回。企业处于温室之中，无形 中增加了政府的负担——正如母亲面对一个永远无法“断奶”的孩子。 在诸多弊端的重压下，韩国意识到了变革的呼唤，目光投向了动荡不定但又极 具诱惑力的国际市场上仍正如韩国贸易协会会长朴忠勋所说：“像我国这样一个资 源贫乏的国家，只有从国外引进本国所不足的原材料进行加工，以赚取外汇，而用 这些钱来充当必要的经济开发的财源。因此，无法不走出口立国的道路。”纵观国 内产业发展所需的诸多因素，韩国政府和企业家都一致认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时代 已经来临。 首先，韩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产品要进入世界市场参与竞争，最基 本的两个条件是产品是否“完美”，价格是否便宜。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由于 技术、工艺的限制，产品的完美程度显然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低廉的价格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产品的不足。韩国拥有一支吃苦耐劳且工资低廉的庞大劳工队伍， 这是韩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展开价格竞争的基础。 第二，经过进口替代，国内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以轻纺工业为龙头， 化工、钢铁各业也大有潜力可挖，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工业化所需资金来源较为稳定。韩国具有东方社会所特有的勤俭节约、 重积累轻消费的民族性格，因而在经济进步时期，一旦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 足，其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即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相应增加的储蓄额）是很高的。 这部分储蓄是韩国生产性投资的基本来源之一，从1962年至1968 年，韩国居民储 蓄额占GNP 的比重从4 ％猛增至17.5％。同时，韩国政府给予企业利润的再投资给 予减免税的优惠，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相应得到了提高。另外，在1954—1960 年间，韩国接受了高达18.8 亿美元的“美援”，占韩国投资总额的65％以上，这 此投资大大推动了韩国工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日后成为韩国支柱产业的纤维、化 工业的起飞。客观地说，韩国在选择出口导向的主导部门时，利用美援所形成的现 有工业基础也是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 从国际条件来看，韩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正好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 发展机遇，目光敏锐的韩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牢牢地把握住了机遇。 在战后的二十年中，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发展相对稳定的黄金时代，欧洲 各国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主导着各国 的经济政策，私人需求和政府需求的不断扩大刺激着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首先， 经济增长带动了资本、技术的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按照西方传统的国际贸 易和分工理论，各国按自己的比较优势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西方发达国家丰裕的 是技术和资本，因而率先发展高科技仍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欠发达国家则以劳动力 为首要的丰裕要素，所以就存在着以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结合国外资金、技术进行生 产，向世界市场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可能性。其次，经济增长的需要给技术进步 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短短的二十年间，电子计算机、生 物工程、光纤通讯、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一个 又一个崭新的手段，生产力成倍提高。这些技术成果又反过来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 力。技术的日新月异为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提供了绝好的发展机遇——它不必在更 多的成本对原有企业进行改造，只需要最充分地引进先进技术，就可以形成强大的 国际竞争力；具有企业经营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一座老企业进行技术更新往往比建 一座新企业的投入更大。韩国正是以引进新技术而使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惊人 的地步。第三，贸易和投资的国际化也给韩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以美国为 首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六十年代的两轮多边贸易谈判使缔约国间的贸易壁垒 得以减弱，为韩国产品的“大进大出”提供了可能。1964 年5 月至1967 年6 月， 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分”谈判又规定了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 即发达国家单方面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工业品大幅度减让关税，规定在5 年间下 降35％；同时还规定美国和日本降低关税10—11％，欧共体降低关税7 ％。此外， 美国的“801 号关税法案”特别规定：“凡是装配美国产零件，以及用美国产零件 组装的产品输入美国时，可免除相当于增值部分的关税。”这也为韩国产品日后打 入欧美市场提供了条件。6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增长日趋平稳，资本回报率偏低， 导致大量资本输出，这些资本的输出往往是低息的或附带优惠条件，使韩国置身于 良好的国际融资环境中。 在这一良好的国际环境中，韩国审时度势，捷足先登，充分利用“三低”（石 油价格低、美元汇率低和资本利息低）的发展良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国际 市场为突破口，进入了经济的起飞阶段。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