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陆军反击盖世太保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东方刚刚破晓，一支强大的舰队全力向法国北岸推进。 一小时后，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将军的率领下 登上了卡尔瓦多斯海岸，迅速地取得了立足点。这场经过酝酿、期待已久、异常可 怕的法国之战即将开始。 盖世太保在盟军的围困和夹攻中只有招架之势，毫无反击之力。德国陆军重新 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顽强地进行激战，终于保住了几个月来坚守的每一寸土地。 希特勒禁止任何退却行动。党卫队直接参加作战，驻守在东南地区的“帝国师”以 惯用的暴行来执行他们扫荡游击区的任务。这个师为了抵抗盟国部队，从蒙托邦到 圣洛，横扫了整个法国。在他们所经过的道路上，留下了成百具尸体。蒂尔的九十 九个被绞刑者和格拉尼河畔拉多村的被枪决或被活生生烧死的居民成了国家社会主 义的牺牲品。 残暴的统治必然导致他们走向灭亡。“帝国师”在圣洛战役中失去了五分之三 的兵力。圣洛沦陷之后，德国部队被迫逃离阿弗朗什，一窝蜂似地向布列塔尼撤退。 在巴黎，奥伯格和克诺亨的官员们开始惶惶不安，盟国部队迅速逼近首都的消 息不胫而走，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防一旦巴黎失守，有些人为丁确保行动自由 而偷偷溜走。等到天快大亮的时候，抵抗力量的作战分队必定会阻击最后一批德国 撤退部队。为此，奥伯格命令预先逮捕一切适宜担任领导工作的人。 早在四、五月份有人就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逮捕了十三个被看作敌视德国的 在职的地方行政长官和其他一批著名人士。 八月十日，又有四十三个人被逮捕和放逐，他们当中有：地方行政长官、高级 财政官员、上将、上校、少校，律师和教授。巴黎人没有觉察到这些所采取的措施， 他们沉浸在一种催眠的状态之中，被解放斗争的胜利成果弄得神魂颠倒。这场解放 斗争扩大到了首都以西二百公里。七月十四日，巴黎好几个区的市民在法国国旗的 指引下穿过大街，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 巴黎人根本没有预料到七月二十日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这个事件使驻巴黎的德 国当局、尤其是盖世太保大吃一惊。 德国反法西斯人士早就打算重整旗鼓，采取冒险行动，但是由于保安队和盖世 太保四出活动，这一行动遭到了破坏。在军队中也组织了抵抗部队，只有他们似乎 有几分成功的希望。但是一切证明，他们宁愿找一些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来安慰自己， 而不去过多地考虑接受上司赐给他们的许多恩惠。上司懂得，要用越级提升（注）、 支付高薪的方法来堵塞他们的嘴，更不用说希特勒经常把这些礼物赐予那些大元帅 和将军了。 （注）1940年7 月19日，十二名将军同时被提升为大元帅。 所以最初抵抗纳粹的勇敢行动并非出现在军队。在战争时期，最早的敌对运动 往往产生于高等院校。这些院校的师生们受到良心的责备，因而起来反对继续轻视 一切精神的价值。派纳粹密探混入大学是破坏不了具有独立、自由和正义感的老传 统的，这些老传统对各地大学生来说非常宝贵。 纳粹密探在慕尼黑大学发现了一个名为“白玫瑰”的抵抗运动小组。这个小组 油印和散发缪恩斯特主教、加仑伯爵大胆说教的小册子，并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继续 油印和散发从席勒的论文《卢库尔戈斯的立法和梭伦》中摘录的几个篇章。 一九四三年初，“白玫瑰”的队员开始进行公开对抗。年轻人敢于把“打倒希 特勒！”的大字标语刷到墙上，这在今天也许是不足为奇的，而在当时却需要相当 大的勇气。二月十八日，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有人油印了公开号召起来反对纳粹 统治的传单，并以投寄方式将其投向讲堂。同时，传单还向国防军官员的良心和自 尊心发出呼吁。卡尔登勃鲁纳亲自处理这个意外事件，他把卡纳里斯和拉豪森叫到 慕尼黑，他们了解传单事件的全过程。二月二十二日那一天，传单的起草者被处以 死刑。青年人更相信军人的荣誉感，他们的呼吁在军队内部引起了反响，也许这个 呼吁有助于谍报局的那些一成不变的老牌密谋集团采取行动。 然而，“白玫瑰”的青年队员并不仅仅满足于散发传单。 二月十九日，他们在慕尼黑领导大学生进行了政治集会。盖世太保的一个密探 小头目一眼认出了正从一扇窗户里向外散发传单的一对年轻兄妹。于是，他便急匆 匆地跑去报告。 盖世太保立即采取了行动，当天就逮捕了三个大学生，他们是二十四岁的克里 斯托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岁的汉斯·舒尔，这两人都是医科大学学生，还有二 十二岁的莎菲·舒尔，她是哲学系的学生。三个人经受三天的审讯和拷打后，于二 月二十二日被判处死刑，当天晚上就被处决。 搜查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七月十三日，哲学教授库特·休伯和医科大学学生亚 历山大·施莫莱尔被捕。十月十二日，厄运终于降临到医科大学学生维利·格拉夫 的头上，“人民法庭”宣判他们死刑，并且用大斧砍去了他们的头颅……。 绝大多数的法国人是不知道这些酷爱自由的殉难者的名字的，可是他们却付出 了高昂的代价，在此向他们表示适当的敬意是有充分理由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灾难象催化剂那样影响了军队。目光敏锐的人认为，总有那 么一天，希特勒要么不得不放弃战争；要么将战争扩展到俄国寒冷的平原，以全军 覆灭而告终。如果现在将军和军官们对希特勒及其统治采取直接行动，那么为了拯 救还可以拯救到的东西，应该更多地去反抗纳粹罪行，而不应停留在愤慨上。多年 来，这些罪行就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犯下的，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打算结束这些罪行。 害怕失败以及要想保住既得利益的这种本能的动力就足以唤醒和驱动它们。 自 从纳粹统治开始以来，希姆莱就派人严密监视着军队。可是，保安警察担心，军官 们在参谋总部的保密情况下，有时会协同外交官一起搞阴谋活动。德国中央保安局 派出了最出色的间谍进行追踪，然而密谋者拥有强大的、实际上难以穿透的堡垒— —谍报局，当然这同样也是希姆莱想占有的对象，希姆莱内心早就想把所有的谍报 机构控制在自己手里。一九四三年二月初，这些机构也是卡尔登勃鲁纳的主要目标。 当时，谍报局和盖世太保之间正在相互角逐，因为密谋者长期来不敢下决心干掉希 特勒，而现在终于下了这个决心。军官们也许早就可以除掉希特勒，甚至可以使用 合法手段，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做。当他们作出决定以后，接连进行了几次徒劳的 尝试，其中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尝试是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进行的，它被称为 “闪电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将由一根雷管引起爆炸而立即导致全面政变。谍报局 和国内驻防军参谋长、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在柏林作准备， 中央集团军第一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少将和他参谋部内的一个传令官费边· 冯·施拉勃伦道夫中尉在中央集团军总部的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作好了最后的准备。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希特勒到中央集团军视察，他在乘飞机返回腊斯登堡 之前，施拉勃伦道夫给了希特勒的陪同官员一个装有“两瓶白兰地酒”的包裹，这 个官员事先已答应特莱斯科夫的请求，替他把“白兰地酒”带给元首总部的一个朋 友。包裹里放着一枚定时炸弹，大概在飞机越过明斯克时炸弹就会定时爆炸。这枚 炸弹是从谍报局带来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到斯摩棱斯克去参加谍报局会议时，他 的陪同——谍报局第二处处长埃尔温·拉豪森把炸弹交给了冯·格斯道夫上校。 但是，炸弹的雷管失灵了，希特勒乘的飞机安全抵达腊斯登堡。密谋分子借口 包裹里的瓶子搞错了，于是将它原封不动地取了回来。因此，这次谋杀的企图从未 被发觉。 其他一些关于消灭希特勒的计划仍在制订中，有的眼看就要实观了，可到最后 所有计划还是化为泡影。 但是，缪勒和施伦堡这伙人继续进行他们的调查。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他们 在谍报局内部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盖世太保逮捕了谍报局对外谍报处处长汉斯·奥 斯特上校，此人是密谋分子中最活跃的头目之一。在第一批被捕者当中还有杜那尼 博士，盖世太保在他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为他们提供了密谋分子 活动的重要线索。由于文件太零乱，所以盖世太保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况且 还有其他障碍挡住他们的道路：希姆莱在反对卡纳里斯这方面患有一种严重的心理 变态病，因而没有果断地对谍报局直接发动攻势。所以，这位谍报局首脑又支撑了 几个月。 九月，盖世太保用一种他们所惯用的“方式”进行了新的打击。主要打击曾在 威廉二世手下担任最后一任的外交部长、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大使的。威廉·索 尔夫的遗孀索尔夫夫人周围的人。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巴勒施特莱姆伯爵夫人继 续了一九三六年故世的丈夫和父亲的英勇反抗行为，她们经常把持相同政见者聚集 到“沙龙”里，称之为“索尔夫夫人茶会”。“索尔夫圈子”同瑞士的逃亡者保持 联系，并通过他们与英美间谍取得联系。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柏林仁慈医院一位 年轻的瑞士医生雷克策博士经人介绍加入了这个圈子，他立刻流露出强烈的反纳粹 情绪，并自告奋勇地愿意把消息传递到瑞士去。可是索尔大夫人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不够谨慎，哪里知道，雷克策博士是盖世太保的一名特务。这一次，希姆莱也在耐 心等待，但是，到此为止所收集到的材料还不足以对卡纳里斯予以决定性的打击。 但是到了十二月，强迫奥斯特辞职并逮捕他的材料已收集齐全。一九四四年一 月，卷入索尔夫圈子事件的七十四人均被逮捕。不久，大部分已经暴露身份的人被 提交“人民法庭”庭长、惨无人道的罗兰·法赖斯勒进行审讯，尔后被判处死刑 （注）。 （注）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幸免一死，她们由于日本大使的干涉，被关进了 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 一九四四年初，新的意外事件使谍报局的活动经常处于隐蔽的，偶尔再公开一 下的状况。由于谍报局的活动机构没有“全部”瘫痪，希姆莱现在敦促希特勒采取 措施，这些措施是希姆莱在施伦堡的威逼下要求采取的。 二月十八日，希特勒下令摧毁谍报局这个中心机构，它是由“外事局”和原秘 密处“谍报局办事处”所组成。谍报局办事处被德国中央保安局吞并。专干纯军事 情报的外事局情报处作为“军事机构”而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 同时，希特勒对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处长施伦堡（纳粹情报局的独裁者）给 以“对外行动完全自主权”，唯独卡纳里斯被免职：解除其军事情报局局长的职务。 格奥尔格·汉森上校转任军事情报局头目，他原先是谍报局第一处处长，主管 陆海空情报局。汉森和弗赖塔克—洛林霍芬男爵上校是谍报局内部密谋集团的最早 成员，·非凡的运气保护了他；盖世太保没有预料到他的活动。现在他作为军事情 报局的头目继续积极地参加密谋活动。但是，自七月二十日发生谋杀事件之后，他 和他的朋友一样被处死（注）。 （注）弗赖塔克—洛林霍芬自杀身死。 谍报局——德国中央保安局在国外的对手就这样终于土崩瓦解了。希姆莱战胜 了自己的敌手卡纳里斯。密谋分子再也无法为自己寻找借口和出路了，原因是过去 向他们提供伪造证件、假指令和炸弹等的来源被卡断了。密谋分子过去经常利用机 会把那些已经暴露身份的人送到瑞士去，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了；同英美保 持接触也是困难重重。这一切使密谋分子中间早已公开存在的意见分歧再次激化。 如果不是在谍报局解散前夕有一个新的同谋者采取了另外的行动，那么这次打击对 阴谋活动来说也许是致命的。 参谋总部军官克劳斯·沈克·冯·施道芬堡伯爵中校在突尼斯受了重伤（注）， 后来被提升为上校、补充军总参谋长，他是一个旧贵族军士家庭的后裔，他的母亲 是乌伦克尔—格奈斯瑙。施道芬堡也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优越性，并幻想着由 他重建一个美好的德国。但是他也意识到，战争失败了，希特勒争夺德国和军队已 到了极点，他也许不会很快遭殃。因此，施道芬堡参加了密谋活动。密谋活动的核 心人物就是前莱比锡市长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台勒和前任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 贝克上将。 （注）施道芬堡在突尼斯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右手臂，吉斯维乌斯清楚地阐述了 施道芬堡的动机：“施道芬堡不希望希特勒把有遭到死亡威胁的军队推向灾难；对 他来说，拯救祖国和拯救军队具有同等意义，因此他不能孤军作战。施道芬堡承认 自己是“七·二零”事件的高级军人集团的人物。人们从一九四二年起——那时失 败接踵而来——谈论有一个秘密的军官集团，那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这个集团有意 识地出现，坚决要在其他方面去闯出一条路来（注）。” （注）吉斯维乌斯著：《直到痛苦的结束》第2 章，238 页，1947年第1 版。 施道芬堡认为，所有争论，所有未来的计划，所有备忘录和给将军们的信都是 毫无意义的，而他所需要的是行动：这是密谋集团的首脑第一次冒生命危险。一九 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被叫去腊斯登堡的元首司令部“狼穴”听报告，在他的 公文包里放着一枚定时炸弹。然而，希特勒为了逃避遇害，他有神机妙算，在最后 一刹那取消了“元首会谈”。施道芬堡只好携带着公文包里的炸弹飞回柏林。 施道芬堡的干劲给密谋集团增添了新的生气。现在谍报局被摧毁了，他不得不 为自己在最高统帅部找一个新的避难处，并争取一些将军参加密谋，或者至少使他 们保持友好中立。 这在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中是不可能办到的事。 但是，两个重要的警官、早期政权的纳粹分子却站到阵营的对立面去了，并向 密谋分子提供援助。曾在俄国指挥过作战部队的刑事警察头子奈比和柏林警察局局 长赫尔道夫伯爵及其副手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弗雷德里希·迪特罗夫·冯·舒伦堡伯 爵，也成为叛变的纳粹老将，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在国家发生政变时与柏林卫戍司 令冯·哈斯中将保持联系。哈斯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 同时，西线占领军的许多指挥官也保证给予密谋分子以援助。他们是：法国军 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上将；比利时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 森将军；尤其是Ｂ集团军司令、战场上一个庞大的常备集团军的唯一指挥官埃尔温· 隆美尔陆军元帅·（他没有拒绝密谋分子的使者的迫切要求）和他的参谋长汉斯· 斯派达尔将军。在物质上占压倒优势的侵略军使他们确信，受支配的德国军队不可 能长期坚守诺曼底防线，但为了拖延战斗时间，一定要守住防线。希特勒始终拒绝 考虑陆军元帅提出的论据。 谍报局的瓦解造成了重大困难。在一九四三年内，密谋分子至少进行了六次企 图谋杀希特勒的尝试；可是在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一个计划也未完成。施道芬堡认为， 只有消灭希特勒，才能推翻这个政权。他的出场使那些曾妄想在兴登堡逝世之后为 元首效忠的将军动弹不得。 在法国战役中，登陆是英美军队的首要战绩。同盟国向意大利进军，随后占领 罗马，苏联军队也踏上了波兰领土，德国东部防线全面崩溃。所有战场上的灾难向 施道芬堡证明，他不可能再施展手腕，而且也无法挽回局势。 然而，密谋集团把希望寄托在一种错误的假设上。密谋分子确信，希特勒一死， 他们也许能以和平方式同西方列强谈判。他们希望立即停战，但是反对无条件投降。 由卡尔·戈台勒起草的“和平计划”与现实完全不相符合，这种同西方国家媾和的 特殊方式，正如戈台勒和他的朋友所认为的那样，与缓和东部的战事毫无关系。相 反，他们打算在建立新的权力之前的这段时间内缩短东部防线。并认为，美国人和 英国人也许会与他们联合起来同俄国人作战，这是《雅尔塔协定》作出的一个完全 错误的判断。如果阴谋活动得逞，事件的发展趋势也许不会改变；如果密谋分子杀 害希特勒，并掌握了政权，那么猜想他们一定会明白，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听取他们 的建议。作为一个遭到丘吉尔——在军事上占优势——打击的人，只有忠实履行《 雅尔塔协定》，如果拒绝无条件投降，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面对这样的退却，由 军队支撑的德国新政府也许会作出把战争继续下去的决定。 与戈台勒和贝克相反，施道芬堡和他的朋友似乎是比较现实地、理智地理解这 种局势的。所有防线的崩溃告诉他们，希特勒鼓吹的抵抗等于是德意志民族的自杀。 如果战斗直指大陆的心脏，整个经济发展的潜力就会遭到破坏，数十万人一一尽管 不是百万人——就会死亡，同时还会出现可能使德国从此一蹶不振的危险。 施道芬堡从这一认识出发，与领导小组的戈台勒和贝克拟定了“伐尔克里，， 计划，杀死希特勒，立即在柏林建立一个军政府，这个政府也许可以用国防军的部 队来接管那些最危险的纳粹组织——党卫队、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 六月底，施道芬堡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的参谋长，这个职务为他经常出入于元 首大本营创造了条件，从而加快了执行计划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 密谋分子利用以前所发生的其他事件的细节，通过施道芬堡之手予希特勒和纳粹政 权以沉重的打击。七月二十一日深夜一点钟，希特勒在广播电台讲话；施道芬堡的 炸弹（又是一个偶然事件）偏偏饶恕了他，“伐尔克里”计划失败了。血腥的迫害 和镇压开始了。 在巴黎，与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一样，占领军中的同谋者于下午四点钟得到消息 说，谋杀活动已按计划进行。四点三十分贝克打电话给施图尔纳格尔，命令他采取 已经决定的措施。虽然有人从一开始起就怀疑，依靠一次可怕的背叛是否会使这次 行动取得成功？但是施图尔纳格尔还是立即行动起来。前不久，古恩特·冯·克鲁 格陆军元帅接替了伦斯德西线总司令的职务，他同意一旦袭击成功就向密谋分子提 供援助。晚上七点钟克鲁格从官方广播电台获悉，希特勒只是受了一点伤，于是他 便退却下来。七点三十分维茨勒本打电话告诉他，希特勒可能死了，此时此刻他似 乎又参加了密谋集团。八点十五分，他得知与最高统帅部保 持联系的长途直线电话线路已被切断，他再次转变方向，这最后一次因后果严 重，他的指挥失去作用，巴黎的密谋分子已经不听从他的命令，并决定，将密谋行 动进行到底，甚至在柏林密谋活动完全失败的情况下，也不能阻碍他们在法国继续 执行计划。他们公开与希特勒及其政权决裂，这一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它会在德国 引起极大的反响，命令就这样传达了下去。 晚上七点钟，军校第一摩托化步兵团第二营奉大巴黎司令官冯·博伊内堡—朗 斯费尔德将军的命令，包围了福煦大街的大楼，首先是奥伯格的住所，柳林街以及 拉纳大街附近的各局机关，他们紧握着手枪冲了进去。没有一个党卫队员进行过丝 毫的抵抗。晚上十一点，驻巴黎的一千二百名党卫队、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 官员几乎全部被禁闭起来。奥伯格本人则在他与阿贝茨通电话时被博伊内堡的副官 冯·勃莱梅尔上校当场擒获的，而且乖乖地被解除了武装。当时有一个人漏网：即 克诺亨。他这时正在他的一个在大使馆工作的朋友蔡彻尔家进晚餐，他的一个部下 打电话给他，催促他立刻到福煦大街去。克诺亨感到怀疑，所以他想先驱车上奥伯 格那儿去。他赶到那儿，才知道奥伯格已经被捕，于是，他同样束手就擒。克诺亨 被带到福煦大街以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冯·勃莱梅尔。午夜刚过不久，党 卫队队长奥伯格、克诺亨和盖世太保以及党卫队保安处的头目都被博伊内堡将军派 人押送到卡斯蒂利奥内街上的大陆饭店里——将军的办公处就在旁边的默里斯饭店， 以便对他们的命运作出判决。 在此期间，当军校准备第二天早上枪决盖世太保 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头目（他们在密谋集团的军事会议上立即被判处死刑）时，克鲁 格作出了最后一次转变（注），同时，他报告说，施图尔纳格尔采取了那种“不许 可的行为”，以此向柏林告急。 （注）克鲁格的卑鄙行为并没有使他得救。据柏林方面引证，他为了开脱自己， 在去克莱蒙昂纳尔贡的路上服毒身死。 与此同时，施道芬堡从柏林打电话给施图尔纳格尔，把政变失败的消息告诉了 巴黎的密谋分子，在他挂上电话之前，他说：“我的凶手已在门口。” 巴黎的密谋分子遭到了一种意外的压力，但这并不能促使他们放弃这次行动。 在克鲁格告发施图尔纳格尔之后不久，西线海军部队总司令克朗克海军上将在柏林 出现。密谋分子是那种习惯于只拟定有关陆军计划的人，丝毫没有考虑到海军的力 量。克朗克奉柏林关于要进行干涉的命令，向分散在巴黎的海军部队告急，并从他 的司令部里向博伊内堡和施图尔纳格尔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即释放奥伯格和党 卫队，他将使用武力，这是给受伤的野兽致命的一击。现在继续进行一场毫无希望 的叛乱已经成为一种罪行。 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钟，当柏林开始进行镇压、报复和进行逮捕的时候，巴 黎的将领们不得不释放他们的俘虏，并把武器退还给他们。到了上午一切照旧。巴 黎人没有注意到，在德国占领区内已经发生了重大事件。 几小时内，陆军就被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践踏了。将军和军官们第一次敢于大 胆地攻击他们暗中的敌手，却因为遭到驻法国的克鲁格和柏林的弗洛姆那样的同僚 们的卑鄙地进行破坏而遭到失败。弗洛姆为了除掉危险的证人，在紧急关头广根据 《军事法庭法》枪决了以施道芬堡为首的策划“伐尔克里计划”的领导人。但是， 弗洛姆这样做，在希特勒、希姆莱及其刽子手的残酷报复面前仍然挽救不了自己。 希姆莱得胜了，盖世太保牢牢地控制住了他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军队，并开始 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可以乱翻参谋部里的绝密文件柜，而且通过调查可 以对所有的旧帐进行一次清理。 在巴黎，克诺亨把调查的任务交给了盖世太保 头目博伊内堡的继承人施廷特。接着被逮捕的有：总参谋部军官施图尔纳格尔；施 道芬堡的表兄弟凯撒·冯·霍法克中校，此人负责他的上司与柏林密谋集团之间的 联系工作；施图尔纳格尔的参谋长汉斯·奥特弗里德·冯·林斯托夫上校；克鲁格 的副参谋长埃贝哈德·芬克，以及比利时军事总督的表兄弟冯·福肯豪森男爵（注）。 （注）福肯豪森和霍法克是被熟悉巴黎沙龙的施多策尔·马拉茨逮捕的。 施图尔纳格尔本人在叛乱的当天被紧急召回柏林。克鲁格的报告奏了效，施图 尔纳格尔立即明白，他输了。七月二十一日中午，他乘车离开巴黎，汽车半路抛锚， 他只好留在莫城。一辆备用汽车将近下午三点钟才到，他乘车继续向目的地驶去， 还未到凡尔登，他便叫司机朝色当方向开，汽车穿过战场继续往前。一九一六年， 他曾经作为一名年轻的上尉在这儿的战场上作战过。汽车开到马斯河畔，他命令司 机停车，他下了车，叫司机在附近的村庄等他，他随后步行而来，“以便让自己的 腿骨稍微活动活动”。当汽车刚离去不远的时候，一颗子弹射进施图尔纳格尔的太 阳穴，他摇摇晃晃地跌入河里。 他的司机等了他好长时间，心里感到不安，在返回前去接他时发现了他，于是 把他送进了凡尔登陆军医院。枪弹打穿了他的头盖骨，他没有死，但双目失明了。 施图尔纳格尔大体上复元后，于八月二十九日同其他被控者一起在咄咄逼人的 法赖斯勒和血腥的“人民法庭”面前受审，他们所有的人都被判处死刑，是在普洛 成西监狱被用极其残酷的刑罚挂在肉钩子上，慢慢地绞死的。“你们应该象屠宰的 牲畜一样被绞死1 ”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吼叫着。双目失明的施图尔纳格尔也被架到 了钩子下。镇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它株连到密谋分子的朋友和家属。这次镇压以 可笑的判决为幌子，要比一九三四年“清洗罗姆分子”更加残酷。 希姆莱和卡 尔登勃鲁纳把这场暴行当作真正的娱乐。 七千多人被逮捕，被枪杀的可能接近五千人（注）。退休的卡纳里斯虽然没有 参加“伐尔克里计划”行动，但他也被逮捕了。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监禁之后，他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上了绞刑架。那个为了掩饰 自己，叫人谋杀贝克、施道芬堡及其同僚的卑鄙的弗洛姆在一九四五年三月被枪决。 福肯豪森在最后时刻被美军解救了出来。许多已暴露的军官宁可自尽，也不愿被捕 和受“法庭”审判。十月十四日，隆美尔离开了人间，他是被迫自杀的。 （注）被枪杀的人数达4980叶，这个数字可能是正确的，但要进行核实，那几 乎是办不到的。 在巴黎，奥伯格和克诺亨重新担任警察局和情报局的头目。那里的军事局势发 展很快，因而阻碍了调查工作的进行。博伊内堡将军只知道执行施图尔纳格尔的命 令，而没有一点主见，因此被调往后备军。迪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将军担任“大 巴黎”的卫戍司令。 七月底，盟军大力加固滩头堡，并不断得到了军队和特资的补给，因此发动进 攻，以解放法国。七月二十四日开始进攻阿夫朗舍。七月二十八日攻克库汤斯和格 朗维尔，七月三十日阿夫朗舍，八月三日雷恩，八月十日南特和昂热相继被攻克。 在这段时间里，奥伯格、克诺亨和盖世太保顽固地继续他们的工作，并关心着把最 后一批罪犯押往德国。他们撤空贡比臬驻地、罗曼维尔堡和其他监狱里的人员，那 儿还有好几千人在押，这最后一批的撤运工作是在恐怖的空袭情况下进行的，要比 其他所有的撤退更加可怕。在七月二日从贡比臬撤离的那些囚犯当中出现了激烈的 搏斗。 闷热、口渴以及在他们即将获得自由的时候却要遭受杀害，因而产生悲观失望 情绪，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这批最后的囚犯成为真正的殉难者。 离贡比臬有好几里路程，每辆卡车上都躺着许多死尸，在运输列车到达达豪之 前，大概有九百个囚犯死在车上。 克鲁格在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接替他前不久，决定全部撤退。两天之后的八月 十五日，当加拿大人开始进攻法莱兹的时候，第二辆载着二千四百五十三个犯人的 运输列车离开了法国。 七月中旬以来，抵抗运动的代表一直试图与德国人进行谈判，以便使运输囚犯 之事告一段落。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肩负仲裁人的艰难使命，与肖尔铁茨以 及德国大使馆取得联系，他传递备忘录和提案，这些都是由法国国内武装力量总司 令柯尼希将军的副手帕罗迪和科姆特·亚历山大。德·圣帕莱撰写的。然而，即使 肖尔铁茨和其他人赞成订一个协定，但没有一个德国人敢于承担责任。八月十七日， 奥伯格为撤离巴黎作最后的准备，他的档案室和盖世太保的卡片索引早在八月初撤 运走了。八月十七日夜里，德国警察的工作人员到达了马恩河畔的夏龙。这一天， 巴黎的全部德国警察有目的地离开了南希和普罗万的据点，留守在首都的只有奥伯 格和克诺亨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还在捆扎东西呢。 警察的即将撤离使军人和外交官勇气大增。八月十七日早晨，肖尔铁茨突然决 定，在驻法军队司令接受并签署协定的条件下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华丽”饭店 的办公室已经冷冷清清。同一天上午，档案被运走了，全部人马已在前往东部的路 上。但是，人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弗里茨·胡姆少校，他准备以军队司令的代表身份 签字。 谈判人匆匆来到亚历山大·德·圣帕莱那儿，迅速地签订了协定。 由拉奥尔·诺德林和弗里茨，胡姆少校签署的协定共有三段：“Ｍ·诺德林从 签署协定的那一天起成为一切政治犯的领导人和监督人，”所有这些政治犯被监禁 在五个监狱、三家医院和三个军营“以及其他拘留所和运输列车里，并要对他们负 责；。德国当局有责任把所有犯有暴力行为的政治犯转交给诺德林。 “Ｍ·诺德林应负责关心用一个上述的政治犯去换取五个德国战犯。” 最后一条规定从未施行，盟军的挺进和德国人的撤退不可能促使他们履行协定。 当时，最主要的事是立即释放法国犯人，人们担心他们象在卡昂的囚犯那样， 在监狱里就遭受杀害。事实上，八月十七日，在巴黎的监狱大门向他们开着的同时， 而罗曼维尔堡和贡比臬军营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那里的负责人——党卫队、盖世 太保或者党卫队保安处的成员——拒绝执行肖尔铁茨的命令，他们只听从奥伯格的 命令。 尽管德·格拉蒙和德·拉吉什先生以红十字会代表的身份进行干涉，驻贡比臬 的党卫队保安处大队长彼得·伊勒斯还是拒绝释放犯人，他甚至要逮捕所有的谈判 者，因此谈判者不得不迅速离开。 第二天早上，伊勒斯按照奥伯格的指示撤运了一千六百个犯人，几乎所有人都 死在德国。 这是执行奥伯格在首都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八月十八日上午，奥伯格、克诺 亨、治安警察头目、谢尔和最后一批盖世太保官员撤离巴黎。他们在维特尔——据 最高统帅部透露，法国东部防线将予以加强——就象在总局一样布置工作。 八月二十日，克诺亨决定派一支特遣队带着任务回巴黎，只要有可能在那儿呆 下去，就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按时发报。诺斯克担任特遣队的领导，他是先头部 队成员之一，这支部队在一九四零年六月加强了克诺亨的特遣队。八月二十一日， 诺斯克随同四辆汽车（其中一辆汽车装有无线电设备）和十一人（他们中间有五个 法国间谍）向巴黎挺进。 八月二十三日，当勒克莱克师驻扎在朗布依埃时，特遣队已到达巴黎外围。巴 黎人正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欢欣鼓舞，当时气氛极为紧张，以致特遣队有随时被 捕的危险。因此诺斯克决定把侦察限制在郊区，特遣队到万森门和蒙特勒伊门巡驶 一圈就返回，驻扎在莫城。诺斯克在那儿一直坚持到八月二十八日，然后他不得不 迅速地撤离他的通讯站的人员，否则，美国的装甲车就要截断他的退路。 盖世太保的最后一批部队按照一九四零年六月实现的类似方法离开了巴黎。克 诺亨单枪匹马固守在即将沉没的船舵旁，抵抗怒气冲天的敌手，从一九四零年六月 十四日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他自始至终地守卫在他的岗位上。 但是法国之战对他来说还没有结束。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