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盖世太保在法国开展工作 克诺亨在奥伯格的驾驭之下进行了组织准备工作，他利用那些围着自己影子旋 转的仆从组织搞营私舞弊、激发政治欲望、制造恐怖：所有这一切导致镇压扩大化。 奥伯格在党卫队的纪律制治下准确地执行下达给他的命令，用泰丁格的话来说， 他是“一个具有魔力的，能为他元首赴汤蹈火的人。他是残忍的出色化身，似乎他 生就的任务是被人憎恨，而这一点他恰恰完全做到了。 “憎恨”这个词说得不够有力。那些熟悉盖世太保暴行的人对制造死亡温床的 首脑们所发泄的无济于事的仇恨和愤怒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被捕的人数不断 增加，从一九四四年五月到八月在南部地区，特别在里昂地区达到顶点。他们是由 于两种情况而被捕的：一种是参加过反德活动或者仅仅是受怀疑而逐一被捕的，另 一种是在大规模搜捕时被捕的。在法国，逮捕规模最大的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和十 二月，一九四二年七月（对犹太人的搜捕），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为躲避搜捕而迁 往克莱蒙费朗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一九四三年一月在马赛有四万人被逮捕，一九四 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格勒诺布尔，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克吕尼，一九四 四年五月在菲热克和埃西厄，一九四四年七月在圣保罗德莱昂和洛克米内。在比利 时、荷兰和丹麦，盖世太保使用同样的方法。 至于中欧和东欧国家，那里的全体居民被掠夺、迁移或押往他处，过着奴隶般 的生活。 个别被捕者由盖世太保审讯，绝大部分在肉体上受到折磨。一般说， 当一种调查无需立即审讯时，逮捕后约十天举行首次审讯。叫被捕者开口说话的方 法倒是千篇一律的，被捕者跪在一块尖角的木头上，施刑者则坐在他的肩膀上，或 者把他的双臂反绑着吊起来，直至他昏迷过去；或者对他拳打脚踢，用皮鞭子抽， 如果他失去知觉，就用水浇，直至他恢复知觉。刑法还有锉掉牙齿的，拔指甲的， 用香烟，有时甚至用焊灯烧的。有时也使用电刑，把通上电流的电线接到人体最敏 感的部位。他们用剃刀切开脚掌，然后强迫受伤者在盐上走路。把浇有汽油的棉花 夹紧在囚犯的足趾之间，然后点火。“浴缸用刑”的方法是：把反绑着双手的牺牲 者放进一只储存冰水的浴缸里，然后把他的头揿到水下接近淹死，最后一霎那再拉 着他的头发拖出水面。如果不幸者这时还不愿意说话，那么立即把他的头再次揿入 水中。 当被审者接近完全昏迷时，这种刑法的“发明者”和专家乔治·德尔法纳·马 絮便中断审讯，然后叫人端来热咖啡或者茶水，有时候端上白兰地。当他的牺牲者 一恢复知觉，他又重新开始那种同样残忍韵“治疗方法”。 妇女们也难以逃脱这些刑讯，一般来说，拷问者对她们也要采取最卑劣的行径。 法国帮手同他们的纳粹主子在进行比赛，看谁先想出虐待的点子。所有法国人很少 听人讲起这些暴行。有些人由于政治原因否认了这些暴行，有些人则认为，对牺牲 者的报道言过其实。完全相反！在医生的鉴定书上，在知情人所记录下来的供词里， 事实真相和拷问者本人的供认书里有着许多这里无法描绘的详细情节。 盖世太保的每一个分站只为自己“工作”，这符合内部相互隔绝，其他局里发 生什么事一概不知的保密条例。因此它就会出现一个犯人受几个局审问的情况，而 每个局都是为了自己才去审讯犯人的。 被交付“审讯”的，多数是弗雷纳监狱里的不幸者，他们被押上囚车，带到一 个“临时的”牢房里关起来。在柳林街上的那幢大楼里，这样的牢房就设有好几处。 最宽敞的在地窖里，楼层里的许多小房间都当作监狱。有时五、六个囚犯拥挤在一 间不通风的小室达数小时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手铐多半是不拿掉的，甚至 还要用链条把他们拴在一个墙环上。 审讯被捕者的时刻终于到了。最初几个人的回答通常会遭到雨点般的痛打。如 果哪一个被缚着手的不幸者跌倒在地上，有人就会拳打脚踢地帮他一下忙，好让他 重新站起来，结果经常发生肋骨或手臂折断的事。 审问在继续进行，一会儿对家庭进行恫吓（家庭人员经常遭连累），一会儿给 以许诺或提出“有益的”建议。被告必须笔直地站立几小时，接受那些轮番审讯的 人员的不断虐待和拷打。 为了达到对付一个顽固分子的目的，他们最后使用“文雅的举止”。在这个领 域里，虐待狂和刽子手的幻想带来了发明者为之骄傲的，如同中世纪“刑事询问： 的无数变异和新方法，这种中世纪刑事询问的伎俩已经由父亲遗传给了儿子。纳粹 主义设法找到的爱国主义的借口使那些看来正确的，至今还正常的人从下意识中进 发出极其可怕的本能。 有些人考虑到危险性拒绝做叛徒去看人学样。只有少数几个人对这种审讯方法 感到高兴。不论什么地方，连盖世太保的最小的“地方分站”都使用这些非人的手 段。 在蒙彼利埃的玫瑰别墅里，里摩日的蒂伏利胡同，法国的大多数监狱，巴黎柳 林街和劳里斯顿街的小室里，在盖世太保居住的所有房子里都回响着被拷打的爱国 者的惨叫声，还可看到他们流淌的鲜血。柳林街上的厨房设在二楼，厨师们在二楼 的第二百四十号和二百四十二号房间工作，但是他们经常被六楼里受“审讯”的牺 牲者的惨叫声弄得心慌意乱。 遭受虐待的不幸者经过监禁以后早已虚弱不堪。单单在法国的监狱里就死了四 万人。除此以外，还得加上被法国法庭，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判刑的人和法国集中 营的囚犯。牢房里拥挤不堪，有时候十五个人挤在一个七至八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房间里脏得几乎不能想象，犯人们满身都是虱子，依靠少得可怜的一点配给量充饥， 得不到亲人的来信和来访，与外界完全隔绝，如果谁在审讯时不屈服，不泄露还在 外面的朋友的名字，就需要百折不挠的勇气和超人的意志。有些人精神上和肉体上 都受到百般折磨。可是谁愿意冒斥责他人之风险呢？ 象让·穆兰那样，成百人在毒刑下或者得病死去。还有其他一些人，象皮尔· 布罗佐莱那样，自杀身死或者在受刑之前就逃入死亡的寂静之中。 盖世太保认为，只要从一个人的口中逼供出最有用的东西，就可以把他押送出 去或者交给德国法庭。 押送意味着用强制劳动，疾病和非人的待遇来宣判慢性死亡。不幸者往往挤在 一辆锁住的、密封的牲畜车里被押送异地，上百人，有时候一百二十人坐在一节车 皮里，没有新鲜空气，没有吃喝。当这样一列火车经过三天三夜到达布痕瓦尔德或 达豪时，经常有四分之一的被押送者死在途中。 从一月一日到八月二十五日（押送的最后一天）为止，共有三百二十六列车次 离开法国，不包括上莱茵、下莱茵和摩泽尔省。每列车装运一千到二千人。押送数 字的增加反映了纳粹恐怖统治的强化：一九四零年有三列车，一九四一年十九列车， 一九四二年一百零四列车（人们看到，盖世太保 “掌权”后立即出现了直线上升的现象），一九四三年二百五十七列车。大约 有二十五万人被押送出法国，只有三万五千人归来。一九四二年有三百到四百人被 安置在达豪，一九四三年为一千人，一九四五年初为二千人或更多一些。 集中营里的气氛和生活在昔日囚犯所写的一些书里已经作了详尽的描述。处于 一个所谓文明的时代，在文明的国家里，经历过这场恶梦的人感到自己完全浸沉在 纳粹的世界里。奴隶们至死都在服从一小撮暴君，这个奴隶世界完全是纳粹主义旧 理论的产物。谁要是进了集中营，谁就永远别再想获得自由。在这个集中营里，党 卫队员对新来的人说：“这里只有一个出口处，那就是烟囱。”在另外一座集中营 里，接待他们的是块大牌子：“从大门进去，从烟囱出来。”这就是纳粹党人开的 玩笑，它的唯一的要点就是从炉子里出来的那股臭气。 集中营里的囚犯受到盖世太保背后的党卫队的控制。 为了监视集中营，希姆莱建立了骷髅队。这个专业化的党卫队小组隶属以奥斯 瓦德·波尔为首的党卫队的< ：经济和管理总局”。盖世太保从政治上对它进行控 制。 希姆莱，海德里希及其接班人卡尔登勃鲁纳经常参观集中营。他们看着被拘留 者在有气无力地工作，同时顺便检查煤气室的“工作”情况，并在执行死刑时出席 观看。在这个死亡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大惊小怪。从被毒气杀死者嘴里拔掉 的金牙和金齿桥，以及拿下来的金丝边眼镜架子和结婚戒指都交给“经济局”使用。 有一天，波尔被邀请去参加纳粹头子在国家银行举行的宴会。在大家入席就餐前， 有人在银行的地窖里把党卫队经济局存放处的保 险箱指给波尔和陪同他的党卫队队员们看。先生们看到了用黄金熔化的一大堆 小金砖，眼镜架子，自来水笔、金牙。 然后大家前往餐厅…… 在已解放的集中营里找到了最后还没有运走的储存晶，其中有二万零九百五十 二公斤金制的结婚戒指和可以装满三十五辆汽车的皮货。 工业公司使用集中营的囚犯必须向经济和管理总局支付租金。仅仅在一九四三 年，党卫队经济局就向国家银行缴纳一亿多马克的现金。 简直一切东西都被“利用”上了。更有甚者把死者的骨头加工成肥料，把人的 脂肪加工成肥皂。 章程规定，妇女进毒气室的时间要比男人多五分钟，因为剪掉她们的头发还得 需要时间。 苏联部队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发现那里有七吨剪下来很光泽的头发，这相 等于十：四万个妇女的头发。当时人们不知道头发派什么用场，直到有一天发现党 卫队经济和管理总局给集中营司令官传阅公告时才恍然大悟：“党卫队经济和管理 总局局长，党卫队中队长波尔根据上级报告下达命令，不惜利用所有集中营提供的 人发。男人的头发被加工成工业毡或纺成纱。潜水艇人员用的脚套和国家铁路局用 的发毡袜都是剪下来经过梳理的妇女头发制成的。”男人的头发至少要二十毫米长 方才可以被利用。通告的这句结束语带有十足的官腔：“定于每月五日收集头发， 第一次定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五日向本局汇报数量，男女头发应分别开来。” 聚集在这些地狱里的盖世太保所关心的是永远不减少人数。谁监禁在哪个集中 营完全由各个局决定。只有两个人有权签发拘捕令：德国中央保安局首脑海德里希 和他的接班人卡尔登勃鲁纳，如果卡尔登勃鲁纳不在，那就轮到盖世太保首脑缪勒。 集中营里缺少的工人由盖世太保提供。缪勒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发布的 一份通告中规定，到一九四三年底，要向集中营输送三万五千名有劳动能力的人。 在集中营里，盖世太保由“政治处”代替，它对囚犯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而对集中营管理部门来说则是一个争论的场所。集中营由一个“司令部”领导和管 理。它一方面嫉妒地觊觎着盖世太保的特权，一方面对盖世太保干涉它们的事务也 只得勉强忍受。 每一个新来的囚犯都要经过长时间的审问，因此有关出身的一些问题也属于个 人情况一类，有关被捕原因、公务职业等文件存放在档案材料里。然后案卷转到政 治处的档案室。由于这个处建立了卡片索引，因而对每个囚犯的全部情况了如指掌。 政治处可以随时把一个囚犯叫来审问。它的名字令人生畏。被叫到那里去的囚 犯经常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几乎永远是受到百般虐待的牺牲品。科贡报告说，在 布痕瓦尔德，奥地利少尉黑肯阿斯特因为害怕通过扩音器的声音去呼喊审讯的囚犯 而死于心脏病。 盖世太保在俘虏中间组织内奸。想去发现警探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光凭嫌疑 就向政治处告发同犯等于是判处死刑。 有特别记号的囚犯在“避弹室”——狱中之狱——里受讯，那里的刽子手们可 以随心所欲。被带到避弹室里去的不幸者必须立即脱光全部衣服，受到难以形容的 拷打，最后总是惨遭杀害。 政治处得到盖世太保总部的指示，宣读对囚犯判处死刑的命令。从柏林发来的 处死令很准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处死一个只拘留几个月的囚犯。在布痕瓦尔 德解放前八天，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局仍然顽固地继续发布处死令。于是发生了英 国军官珀金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被枪杀一事。 偶然被释放的任何一名德国囚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允许他居住的那个地方的 盖世太保分部报到。他离开集中营前，必须在政治处的一份声明书上签字，并宣誓保 证，对他在集中营里看到的一切和对囚犯的生活条件完全守口如瓶。一九四零年以 后，实际上已不再释放囚犯。 在布痕瓦尔德，俄国俘虏被送往政治处进行“特殊处理”。根据明确无误的命 令，“特殊处理”意味着死亡。他们先开枪打死政委，接着轮到军官，最后是共青 团领导人和共产党员。从关押“白”俄的俘虏营中挑选出来的密探被分派在拘留俄 国人的所有集中营里，以便发现有头衔或者是政治干部的人。 希姆莱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早在战前，他就对囚犯表白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是犯罪和堕落的残渣余孽……是身患脑水肿、斜视眼和驼背的人，半犹 太人，是无数劣种的家伙。真是一群乌合之众……总的看来，教育他们绝不能用任 何世界观的教程，而只能用规章，因为多数囚犯是奴隶，只有少数人有真正的品格 ……教育要用规章作开导，规章落实了，人们才能在干净的营房里生活。照章办事 只有我们德国人能做到，几乎没有哪一个民族会是如此的人道。” 党卫队部队以及国防军和党的代表团经常被安排进行参观访问。达豪集中营的 一个老囚犯发现，囚犯生活完全与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为了使来访者开心，他们 作了彩排演出，不过这些节目都是老一套，按顺序演出。首先由一个“穿绿色服装 的人”表演，他是从杀人犯中挑选出来的一个普通罪犯。接着维也纳的前市长施米 茨博士登场，然后是一名捷克的高级军官，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搞同性恋爱者和一 个吉卜赛人。最后走过场的是天主教主教或波兰教会里的要人或大学教授。来访者 沉醉在这些幽默之中纵声大笑。盖世太保把学者、具有高尚道德价值的、资产阶级 和宗教的显赫人物同狡猾的罪犯混淆在一起，经过长时期的考虑之后，制定了一项 计划，让那些从犯人中选出来的“监工”有决定囚犯生死的权利，其目的是要系统 地使人失去人性，蔑视和贬低敌对者。 一个纳粹的传奇人物说，导致这种堕落的是北欧种族无比优越的神圣不可侵犯 的信条。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一日，希姆莱向集中营司令官发布命令，只允许德国人 拷打德国囚犯，以示惩罚。这对也许死于拷打的那个人说来会是多大的安慰啊！ 盖世太保一面监督别人遵守这些古怪的规章制度，一面监督集中营管理部门的 干部行为，并按时向缪勒汇报。缪勒把这些报告转交给海德里希，而他再把它们呈 递给希姆莱。要是知道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某些干部由于在管理上存在某些缺点而受 到惩罚的话，那才怪呢。例如，集中营的医生可以不受惩罚地从囚犯中拉出两名年 轻的荷兰犹太人加以杀害，以便用他们两人头颅上的两副整齐洁白的牙齿制作一只 “装饰”写字台用的“独特的”镇纸器具。 在隔绝的、窒息的纳粹世界里存在着一种无情的逻辑。 我们逃过了它，是因为我们对它的标准感到陌生，但是用谋杀的方式来扩大工 业，我们认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对党卫队说来却是正常的行为，因为他们是执 行命令的。在我们看来，管理上的错误是件小事，但却被看作是有罪的，因为它损 害了党的原则，除了党的原则之外，便没有真理，没有幸福。 这些谋杀还在深深地震动着我们，将使人的良心百年不能平静，但是纳粹党人 并没有把它们看作是谋杀。谁会想到屠宰场那个上班准时的工作人员只不过是因为 杀死了一头牛或者切割了几只羊的喉管商被控告犯了谋杀罪呢？ 一个名符其实的纳粹党人则认为，“劣种”的成员或者“祖国的敌人”、“人 类的渣滓，，比牛羊还不如，他们不该博得同情，消灭他们是一种有益的工作。 没有被盖世太保送进集中营的俘虏很少获得自由，即使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罪 名也无济于事。相反，如果经过调查收集到了重要的材料或者因拷打而被诱逼出来 的坦白材料，就可以把这个“罪人”交付德国法庭，然后在巴黎的布瓦西当格拉街 开庭宣判。 法庭独自作出宣判，盖世太保不能对法庭施加任何压力。然而只要一宣判无罪 或有罪，盖世太保又可以任意支配他。调查期间俘虏被拘留在弗雷纳·桑特或切尔 米迪监狱，宣判之后，盖世太保认为把他们送交给法庭已一无用处，就把他们禁闭 在罗曼维尔堡里。 碉堡围墙内建立起来的“罗曼维尔集中营”一开始由国防军 管理，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开始由党卫队管理。它收容各种俘虏并成立一种经常性的 人质“后备队”，便于报复时好在任何情况下从中取人。 为了加强恐怖气氛，对暗刺进行报复，有意识地使用了一种原则，即无辜者在 监禁长达数月之后就被拉出去击毙。 政权和人与人的关系的这种基本观念深深地渗透到整个纳粹世界，致使他们中 没有一个领导人想采用其他治理方法。 罗曼维尔的俘虏被分成四个到五个等级。第一等称之为有权管理囚犯的人。他 们的人数不到五十个，极大部分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人，他们大部分往往是因告密而 被看作是反纳粹的，由于安全原因被捕，不过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控告。他们中间有 图书馆管理员、科室人员、医生、厨师。他们每星期可以收一封信和若干只包裹。 他们当中看来不存在人质问题。总之，几乎所有到罗曼维尔来的人迟早要被押 送出去。 第二类是因犯了法给占领军造成损害而被德国人逮捕的囚犯。这部分人中间甚 至有德国间谍和盖世太保的法国帮手，这些法国帮手曾经利用了这一点来欺骗他们 的“雇主”或偷窃他们的东西。有些人在以后受到法国法庭的审判。解放以后，他 们被判处死刑，少数囚犯被押送出去，待遇几乎与第一类相同。 十五岁以下的儿童也属于第二类。不论在罗曼维尔，还是在其他的集中营，许 多儿童同样受到禁闭，那里甚至还有一个七个月的婴孩。 第三类由政治犯和受到追踪的抵抗战士的妻子，母亲和女儿组成。她们的勇敢 行为和斗争精神对囚犯说来是莫大的安慰。她们在集中营里传播消息，因此多次遭 到严厉的报复。为了削弱她们的士气，德国人把女刑事犯和妓女混在她们当中。结 果遭到了明显的失败。即使是妓女也在这些坚强人的影响下赢得了人类的尊严。她 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押送出去。 第四类是秘密被捕或被“隔离”的政治犯。他们受到的待遇与上述三类相似， 例如信件和红十字会寄来的几只包裹必须经过仔细检查，同时还可以“散步”几分 钟。如果第五类的人数不足，可以从他们队伍中拿取人质。他们中的多数人被枪杀， 少数人获释，其他人则被押送别处。 以上四类的囚犯住在旧碉堡的空中楼阁里，这些房子通常用来作为兵营、办公 室和仓库。 第五类的那些不幸者被关在旧碉堡的防弹地下掩蔽室和拱形顶的地下室里。管 理人员不放过每个机会来提醒他们，迟早要带走和枪毙他们。这些人挤在一座散发 出霉味的稻草库里，一片漆黑，由于潮湿，地下室的拱形顶上不断地滴着水，地窖 的窗孔和门经常关闭着，角落处的厕所实在太小，连换件衣服都不可能，要洗手也 没有水，在这样的监狱里有的只是令人作呕的臭气。五十六个俘虏被关在一间八十 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达数星期之久。把他们挤在一起是上面的规章。几星期后，那些 满身都是虱子和患有疥疮的不幸者因见不到阳光而几乎成了瞎子。 伙食被限制在最低水平上。不允许收领信件和包裹。到了冬天由于寒冷和潮湿 那就更苦了。有些人质在这样的境况下忍受了八个月，十个月，甚至十二个月。有 时候强迫他们到令人恶心的地下水道去——一个相当于路易十三旧碉堡的阴沟，以 示惩罚。 大屠杀时，原则上从这类人当中提取人质。这里的大多数囚犯由德国 法庭判处死刑，但是其中也有人只被判处强制劳动或投入监狱，有时候也有人甚至 从来不到庭受审。 但是盖世太保按照个人的特征对他们作了区分：那些“地下抵抗分子”几乎全 部都是由于从事共产主义或戴高乐主义活动而被逮捕的。 纳粹主义培育出一批致人于死地的干部，其中一个名叫里肯巴赫的上尉，他统 治着这个苦难的世界，象一个残暴的、野蛮的雇佣兵，他懂得行政当局让他留在法 国的重要性，并乘机对这个国家浪费生产各种名酒进行深入的、有比较性的研究。 虽然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但是谁要是企图越狱，他就会暴跳如雷或者根据当时的 情绪和酒量说些讥讽的笑话。当里肯巴赫喝醉后，从碉堡斜坡上滚下来时，他几乎 总是挥舞着他的手枪，盲目地朝地下室窗户或者暴怒地向周围开枪。这种狂热性使 他从俘虏那里得到了“潘潘” （“朋朋”）的绰号。哨兵非常害怕他一边巡逻，一边鸣枪，所以乖巧地躲开 了他。他最感兴趣的娱乐就是让人缚住他要惩罚的一个俘虏的双手，放到碉堡的斜 坡上，然后笔直向不幸者正步走去，大家在等待开枪的命令，但是等了几分钟，命 令并没有下达。接着俘虏被带回到地下室里。自从两个囚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逃跑 以后，“潘潘”被撤了职。俘虏的真正主人就是党卫队中队长特拉普，据说他在法 国当过酒商。 如前所说，这些人质的“主要后备队”是“地下抵抗分子”，他们绝大部分都 在瓦勒里昂山遭到枪杀。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巴黎地区被捕的，而是不管在什么地 方发生重要情况，被捕者一律被送往巴黎，由盖世太保总部对他们进行审讯和立案 调查。一九四二年二月和三月间，法国盖世太保把在东南部逮捕的抵抗战士立即押 往巴黎，由警察局里的“大卫特别旅”看守，然后交给盖世太保，八月底把他们送 往罗曼维尔，塞在人质小组里。在调查过程中，他们中有七个人获释，有一个人在 罗曼维尔逃跑成功。其余的人均遭枪杀或被流放。在获得解放的集中营里，只有四 个人还活在人间。 枪决人质一事由国防军的命令决定，但是必须作为人质枪决的那些囚犯则由盖 世太保来决定。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为止，为了对行刺进行报复，在发生袭击以后立 即枪决人质。接着，根据希姆莱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按时发布枪杀令，枪杀人质 的数目按整个占领区发生行刺的方式和次数而定。因此，集体负责制趋于极端。在 法国发生的每一次暗害活动由陆军司令部，盖世太保和在每个陆军司令部派有代表 的谍报局提出报告。 这三份调查报告来自陆军参谋总部，空军参谋总部和海军参谋部，这种报告究 竟由谁来写，要看被害人或机关属于哪个军种而定。最后，由大使馆和宣传大队对 此发表意见，汇报居民的思想和情绪。 这些报告可以使案情水落石出，然后由凯特尔作最后决定。他首先向施图尔纳 格尔下达命令，枪杀数目已定的人质。其次向奥伯格下达命令，让他去准备执行和 负责公布执行的情况。这些措施（运送人质、选择地点以及确定日期和钟点）由索 塞街第二警务处执行。在巴黎枪杀令由治安警察提出，在省里由国防军或警察联队 提出。盖世太保 第四处负责挑选被枪决的人质，大多数人质从罗曼维尔俘虏中，有时候从弗雷 纳或者省里的德国监狱的囚犯中进行挑选。曾经发生过这样一种情况，在五十个已 被枪决的人质里只有一个囚犯在过去被德国法庭判处过死刑。另外，相当多的被判 死刑的人并没有被处死，而是被押送出境。 如果关在罗曼维尔地下室的囚犯数目不足，就要动用第四类被隔离的“政治犯”。 德国人把两个小组的囚犯看作是“替死鬼”。例如，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下达枪杀 五十个人质的命令，但是自七月十五日以来，好多“地下抵抗分子” 被运送到德国去了，罗曼维尔第二十二号地下室里只剩下了四十个俘虏，所以 随意地从第四类中带走了所缺的十名俘虏。 一九四二年九月发生过类似情况，当时德国士兵包场的巴黎“国王”电影院遭 到了袭击。因此盖世太保下达命令，要以枪杀一百二十五个人质来抵罪。不过到八 月十一日才枪决了八十八个“地下抵抗分子”，罗曼维尔的“后备队员” 人数也不够。那里只有四十六个“替死者”，他们被杀害在瓦勒里昂山上。后 来盖世太保又给波尔多地区下达命令，从关在哈堡的囚犯中枪决七十名。监禁长达 六个月之久的法国人就这样在距离巴黎六百公里的地方为了一次他们一无所知的偷 袭行动而含怨死去。 这种大规模的枪杀愈演愈烈，直至战争结束。用恐怖手段来吓唬居民的做法不 仅引起一些有身份的人的愤怒，而且促使了抵抗运动队伍的不断扩大。被枪杀在法 国的人质数目总共达二万九千六百六十个。如果把他们分派到各地区去，可以描绘 出一幅伟大的抵抗运动的地图。里昂和里摩日这两个地区是法国抵抗运动的“主要 城市”：被枪杀在里昂的人质有三千六百七十四个，在里摩日有二千八百六十三个。 仅巴黎地区的“光荣榜”上就有一万一千个。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