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太保史

第三章盖世太保巧胜军人军政府反对海德里希的特别队，不仅是因为存在着对抗，而且也是对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雷东德缔结的停战协定有不同的看法。协议的第三条可作多种解释：“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占领区行使占领国的一切权力。法国政府在行使这些权力中有责任竭尽全力支持和依靠法国行政当局执行所颁布的法令。因此，法国政府必须立即指出被占区的所有法国行政机关和行政部门遵行德国军事总督的命令，具体地与他们合作共事。” 最高统帅部打算如实地使用这些规定，把占领区的法国行政部门置于绝对控制之下。其目的是：由法国人自己管理被占领的法国行政机关，监督法国当局是否严格遵守德国的指示，德国军政府的作用就是控制和监督。军人们认为，这种解决方式有说不完的优点：法国人在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可以由他们自己去克服，而且管理方便，尤其让法国当局去执行德国指示的这种方法最为上策，它可以避免居民对由德国人引起的一切事情作出本能的反应。从这些方面说明了德国当局为什么对那些表示愿意同他们合作的法国人如此般的友好，他们并不想并吞法国，而是想把它引导到德国政策的路线上来。因此，从军人的观点看来，德国警察的一次直接行动恐怕是要把水“搅混”。他们所能容忍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唯一机构是由丹内克尔领导的反犹小组。他是伯梅尔堡的助手兼艾克曼在法国的直接代表。特奥·丹内克尔是慕尼黑人，二十七岁，属于盖世太保的人员。他于一九四零年九月抵达巴黎，经济上和组织上虽然隶属克诺亨，但并不隶属他的指挥。他的“ 工作”取决于艾克曼，由艾克曼直接向他下达指示。 “犹太问题的第一任总监”格扎维埃·瓦拉在他的诉讼中供认，丹内克尔是个 “暴跳如雷的纳粹分子”，他只要听到“犹太人”这几个字，就会“失去理智似地” 大发雷霆。当排犹措施生效时，他监督法国当局所作出的决断，并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抗议书，尽管他己对他们稍微施舍了一点仁慈。丹内克尔把他的两个办公室分别设在福熙大街三十一号和柳林街十一号。他立即起用法国的反犹者，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帮助他们建立犹太问题研究所，为此，他没收了豪斯曼大街一家犹太人企业的房间。在那里“研究”“犹太人问题”的法国人若无其事地成了盖世太保的房客，同时又是绝灭营的最活跃的供应者。德国的反犹宣传获得了成果。但是丹内克尔不会满足于做一个业余爱好者。一九四零年十月三日，维希政府公布一项“犹太人章程”。章程规定：祖父母三代人中的任何一人，凡是出身犹太族的，即使丈夫是犹太人，仍应视作犹太人。同时，该章程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和接受委任”，只允许一定数量的犹太人从事自由职业和经商。警察局给丹内克尔派来了十二名巡官，归他直接指挥，这样他得到了军人所要求的东西：德国人希望低贱的工作由法国人去做。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德国人的压力下颁布一项法律，它威胁说，要把参加反对“国家阴谋活动”的人送交特别法庭处以死刑。为了把德国人直接控制下的警官“夺回来”，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长Ｐ·皮舍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建立“反犹事务警察署”，“反共警察署”和“秘密团体”；这位部长对共济会会员横加迫害，从一九四零年八月十三日起，法律上不许他们担任公职，并把他们视为祖国的敌人监视起来。这些特别警察署是在外行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上述三个组织的领导人不是警官，而是在某些好斗的极右分子中间挑选出来的。于是反共警察署的领导权落到一个叫多里奥法国人民党的商人手里，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得到当时一万法郎的可观的月薪。该组织的人员同样由激进分子所组成，另外用高薪诱惑几名自愿的职业警察加以充实，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官员，他们觉得呆在如此糟糕的团体里感到非常沮丧，因而决心干同样的工作而“不使自己的手给玷污”。必须再次指出，纳粹党可以在各个政党的党员中招募他们的助手，这些人的爱国表现最为突出。军政府的打算落了空。因为凯特尔认为正规的诉讼是“无利可图的”，所以最高统帅部采取报复的方法，并规定，如果行刺一名占领国的人员就枪毙人质。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公布一项由施图尔纳格尔签署的命令，命令中说，所有被监禁在德国监狱的法国人，从八月二十三日起被视为人质。凡是要枪毙的人可从这个“后备军”中去提取，可“按罪行轻重”决定人数的多少。九月十九日，另一项命令把“所有法国男人”归在第一类人质范围内，“他们由于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活动而受到法国当局的监禁或者将要受到监禁”，从此时此刻起他们就是驻法国总司令的囚犯。在藐视海牙公约第五十条关于禁止拘捕人质的情况下，人质法概括了这些命令，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当奥托·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由他的表兄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接替之后，德国司令部在《巴黎日报》上发表警告时又作了下列补充：．“年龄超过十八岁的扰乱治安者，他们的男性亲属以及叔伯、表兄一概枪毙。有这种亲族关系的所有妇女被判处劳役。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的上述所有人员的孩子应该进教养所。” 在整个这段时伺里，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躲在幕后操纵。尽管他们在排除政府的隐患方面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但还是不断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克诺亨一开始就按照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模式把他的队伍分成六个部门，它与柏林总部的六个局及其任务相一致。他不可能公开行动，但也不处于静止状态。他利用时间，充分收集文件，从犯人登记表上和某些政党中，尤其在多里奥的法国人民党人员中招募法国助手。一九四一年以来，军人逐渐放松了对克诺亨及其组织的监督。秘密战地警察的任务过于繁重，因此，不得不允许盖世太保任意抄家，随时捕人。虽然详细汇报每个人的情况是他们的职责，但是这种形式通常被“遗忘”得干干净净。军政府迅速作出决定，争取克诺亨的组织参加调研工作，因为谍报局和秘密战地警察已不再参加调研工作。根据达成的协议，在民事和政治方面，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负责军队后方地区的安全，军事情报处则处理谍报局工作范围的事。但是两个部门之间的界限有时混淆不清，难以严格遵守。克诺亨的特工人员毫不在乎地随时超越界限，侵犯谍报局的权限，因此经常发生冲突。盖世太保和保安处与谍报局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对峙和竞争的状态，使德国的两个组织的头头结成了冤家。盖世太保和保安处用各种方式来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而提高克诺亨管辖下的各局的政治意义。一九四一年底，国防军负责下列一些事务：报纸、电台、戏剧和电影的检查，犹太人财产价值的鉴定和法国行政当局的经济问题。谍报局的其余部门全控制在克诺亨手里。在此期间，克诺亨建立了三个“外围点”：波尔多、第戎和鲁昂。希姆莱的代表——一个有钱人——早在占领初期就住在维希。他直接向希姆莱汇报“临时首都” 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整个组织工作——一场终于获得成功的顽强斗争——都是克诺亨一手了结。自从托马斯被撤回以来，他独自负责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虽然托马斯的职务由党卫队大队长比尔坎普接替，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弥补空位的人，因为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新首脑尚未到达。一九四二年四月，希姆莱终于得到希特勒的命令，他可以从军政府手里夺取警察指挥权，并委任一名新的私人代表。为了强调战胜国防军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他挑选了一个海德里希热情推荐的人，党卫队少将卡尔·奥伯格。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奥伯格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生在汉堡，他是医生卡尔·奥伯格博士的儿子。他在一九一四年十七岁的时候念完高中，一九一四年八月报名参加战时志愿兵，一九一七年九月，在法国前线升为少尉，战争结束后，他荣获两级铁十字勋章。当他重新回到汉堡以后，发现家里经济情况拮据，他当上了商人和一个纸张批发商的代理人。以后又在弗伦斯堡的克里斯蒂扬森酵母厂当职员。一九二三年，他在那里同比自己小五岁的弗里达·特拉姆结婚。三年以后，这对夫妇迁往汉堡，奥伯格在“西印第安香蕉经售公司”找到了工作。他呆在这家进口公司工作直至一九二九年租用一家名叫“班贾克”的竞争性的企业为止。他运气不好，十个月以后，即一九三零年秋，他还是赚不到一分钱。那时在德国有主百五十万失业者。不过卡尔。奥伯格不是那种垂头丧气或者在贫民施粥所和劳动局门前排队的人。依靠家里小额贷款的帮助，他在市中心的夏姆堡街上开设了一家烟草店。奥伯格在这期间被纳粹宣传所触动。他的那家小香烟店开设在一座几乎完全依赖于海外贸易的城市里，当时没有第二座城市象它那样经济普遍衰退。一九三一年六月，奥伯格参加国社党，党证号码为575205，十个月以后，加入党卫队，他很快在那里发挥一个有计划的组织者的才能。到了第二年，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海德里希来到汉堡视察这里的保安处。奥伯格自以为早就被党的保安处看中，这时经人推荐给海德里希，得到录用。他现在是个领薪俸的干部了，再也不必为金钱而奔波操劳。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他被提升为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少尉），分配在海德里希的参谋部工作。不久，他们两人成为最亲密的同事。一九三三年七月底，保安处迁到慕尼黑，他随同海德里希前往，同年九月去柏林筹建保安处的总部。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在保安处里成为海德里希私人参谋部的首脑，接着担任人事局局长。他领导这个局直至一九三五年。在反对罗姆的行动中，他起了积极的作用。奥伯格自愿退出保安处，重新积极地在党卫队里服役，并以冲击团队长（上校）的头衔接管第二十二冲击团（梅克伦堡）的指挥权。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为止，他一直是第四分区（汉诺威）的领导人。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担任茨维考的警察局长，四月份升为党卫队大队长（旅司令官）。一九四一年九月止，除了一个短小的插曲之外，战争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一九四一年四月，希姆莱任命他为不来梅的临时警察局长，但是那里的纳粹党魁已经指定了另外一个候补者，因而激烈反对奥伯格，于是希姆莱在一星期以后不得不把他调回茨维考。一九四——年九月，奥伯格前往波兰的拉多姆，担任党卫队队长兼警察局长。他在那里参加了屠杀犹太人和迫害波兰工人的事件。最后，他来到巴黎，担任党卫队旅队长和警察少将，这是九年前，这位突击队中队长的一段飞黄腾达的生涯。奥伯格受希姆莱派遣去法国时已经四十五岁了：他是个生气勃勃的北德人，高个子，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身强力壮，由于啤酒喝得太多，有点大腹便便。从他长长的脸上露出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从这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不是残酷和严厉，而是一种温和的注意力。一副厚玻璃的眼镜戴在他的长鼻子上，鼻梁骨向内弯曲，形成一个鹰嘴鼻，特别惹人注目。从侧面看，他的脸更加逗人发笑。从他过去的职务来看，他留给人们的回忆是一个沉着而耐性，对部下友好和善良的人。他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严肃的丈夫，婚后十三年成为三个孩子的爸爸。总的说来，希姆莱为法国选中的这个人在一群象猛兽那样的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员当中简直是个笨伯，实在是跑错了地方。不过奥伯格的一个特点别人是不能替代的：奥伯格严守纪律，绝对服从命令。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希姆莱决定派奥伯格到法国去。五月五日，奥伯格抵达巴黎。他的到来使德国警察和占领军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为了便于外人知道，奥伯格获得了“较高一级的党卫队队长和警长”以及“希姆莱的私人代表” 的头衔，而托马斯只不过是海德里希的代表。同时，授予奥伯格全部警察权力，委托他在党卫队首脑和德国警察首脑与驻法国的德国权威人士之间，即同驻法国的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上将，总司令韦斯特，陆军元帅格德·冯·伦斯德，奥托·阿贝茨大使，以及最后同法国政府建立和保持联系。为了说明并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希姆莱本人曾经想把在巴黎的奥伯格正式调进他的局。但是党卫队首脑和德国警察首脑的无数工作使这件事不能如愿以偿，这样他就只好委托海德里希去办。海德里希有礼貌地把奥伯格介绍给德法当局。为此，他以个人名义宴请在局里已工作两星期的警察局秘书长勒内·布斯凯和内政部秘书长伊莱尔。同时还宴请了法国政府在被占区的代表费尔南·德·布里昂和接替格扎维埃· 瓦拉的犹太人问题研究的新委员达基埃·德·佩尔普瓦。海德里希向他们作了简短的说话，他们应该尽可能地同占领军当局密切合作，每个人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应该为这项新的警察工作作出成绩。奥伯格将把这项 “为了大家幸福”的工作担当起来。海德里希以元首的名义提出一些要求，这些话作为要求的引言主要是针对勒内· 布斯凯的，因为它们首先同法国警察首脑有关。海德里希说，奥伯格已受权改组占领区的德国警察。从此，执行权由这个新的警察局，而不再是军事当局掌管。今后，后方地区部队的安全由警察和党卫队负责。希姆莱指示奥伯格：“你要注意，驻扎在海岸地区的部队不要遭受背后一击。”为了顺利地完成这项任务，他下达命令，被占区内的法国警察应该置于德国警察的领导之下。海德里希解释道，这一点按照停战条约的规定是合法的，因为占领国有权利和义务关心维持秩序。但是希特勒和希姆莱不相信法国警察会与他们进行忠诚的、有效的合作。因此，这位党卫队首脑要求彻底改革法国警察。他认为，法国警察应该由那些政党的可靠人员来领导并由它们的干部进行建设，这些人为了“建立新欧洲”而坦率地与德国当局合作。政党中首先是多里奥的法国人民党和达尔南的荣誉勋章授勋处。纳粹分子坚决要干掉他们的对手，所以让冲锋队去“维持秩序”，然后再雇佣一些把党的事业放在国家事业之上的人去执行警察任务。在法国，托马斯曾经设法把那些乐意为纳粹间谍效劳的人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内政部长皮舍也建立了三个专门机构：反犹事务警察署，反共警察署和秘密团体。海德里希本来希望，法国警察局的这位秘书长是一个软弱的人，然而使他惊讶的是遇到了断然的反抗。勒内·布斯凯拒绝把自己的警察置于他人监护之下，拒绝用极端主义政党的成员配备干部。相反，他这样回答说，只有让法国警察不受限制地履行自己的任务，德国人不使用轻率的报复手段，秩序才能得到恢复。看来海德里希承认布斯凯的这些理出。他说，他自己认为，如果布斯凯负责把法国警察纳入符合德国利益的轨道，两个组织之间建立密切和友好的合作，那么这些措施乃是不必要的。勒内·布斯凯对此作出保证，条件是：德国警察不能干涉法国警察的工作，双方组织可以各行其事。海德里希只好承认，他无权单独签订这样一种条约。只有当他向希姆莱和希特勒报告这件事情以后，他才能执行授予给他的那些命令。他带着这个默契回到了柏林。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巴黎。海德里希和布斯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的会晤使法国避免了一次严重的威胁。德国警察在波兰、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控制着全部的地方警察。在丹麦，几乎所有的警察遭到逮捕和驱逐。在捷克斯洛伐克，控制这种恐怖场面的是那个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梅伦的帝国保护者海德里希本人。在波兰，党卫队执行盖世太保旨在消灭各界居民的命令。然而，问题就在于最后使用这种解决办法正好适合德国警察的用意。一大批能干的法国警察全部保存下来，就是说，在关键时刻准备应战。这也说明，维持正常秩序愈来愈困难了，因为那时候居民要受占领军统治下的痛苦比法国警察少得多。秩序干扰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因此，为了“驯服” 这些倔强的居民，法国意味着将要受到曾经在中欧和东欧使用过的残酷的统治，最后，大家对这个协议表示满意。奥伯格立即着手重建由他领导的警察部队。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把负有监督法国警察任务的军政- 府并入保安警察（盖世太保+ 刑事警察）和保安处，秘密战地警察在其他方面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在它们二十五个小队中有二十三个已经解散；人员分配到保安警察和保安处或者派到俄国前线去。奥伯格所接收的都是国防军的遣散人员，他们在盖世太保和保安处的支配下干着特殊的工作。但是直至最后一天，军政府还是看管着监狱、集中营，掌握着关税事务和战地宪兵队的领导大权。这一切都是克诺亨的功劳，是他不断追求这一目的而长期工作的结果，该目的就是要设法保证党在德国和巴黎所拥有的对国防军的控制权。从那时起，依仗奥伯格所拥有的权力，这种统治权一再得到新的确认。从理论上说，阿贝茨大使在法国负有领导德国政治的任务，但是实际上德国政治是由警察部门领导的。按照德国警察组织的模式，奥伯格把他的警察人员分成二组：治安警察（ＯＲＰＯ）和保安警察一保安处（ＳＩＰＯ—ＳＤ）。每组由一名长官领导。治安警察的办公地址设在费桑德利街四十九号，由施韦尼兴领导，从一九四三年起谢尔接替此职。保安警察一保安处仍由克诺亨领导，它的办公地址在柳林街和福熙大街。根据政策，巴黎市外的最重要的地盘不能让给国防军，所以各区建立一个地方局；除了波尔多、鲁昂和第戎已成立的局之外又发展了七个局：昂热，马恩河畔的夏龙，南希，奥尔良，普瓦蒂埃，雷恩，圣康坦。因此，连同巴黎在内，当时共有十一个地方局。各地方局建立地方分支网，并在管辖区的重要城市里收罗间谍，于是鲁昂地方局扩展到了埃夫勒，卡昂和瑟堡，其次又在格朗维尔，迪埃普和勒阿弗尔发展了三个较小的部门。北部和东部地区不属于巴黎总部领导，主管北部和加来海峡地区的莱尔局合并归于布鲁塞尔总部，而施特拉斯堡的地方局则由一个德国分区领导。所有归属于巴黎领导的分局均按那里的总部模式进行组织，而总部本身则完全按照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模式组织。国家保安警察一保安处总部及其海外局共分为七个部门。他们通常的任务同在异国占领区的任务一模一样。第二处的实力（管理处）经过“第二警察署”的充实而增加了一倍。这个处就是过去那个军管小组，它同法国警察保持着联系，并负责监督他们和解释法律方面的问题。现在它正在设法同管理集中营和监狱的军政府的局保持联络。第三处（保安处）提供了“奥托”名单；这份名单最早是由控制报纸的那个宣传大队开列的。不管是犹太人或反纳粹的作家所写的作品，还是他们所论述的主题，一概被登记在这份名单里。第三处也负责监督德国购买站的事务，与行政长官沙克尔一起管理工资和就业问题。第四处同在德国的第四局一样，其前身是盖世太保。它的任务是与“国家敌人”、破坏者、恐怖主义者，以及活跃的反间谍分子作斗争。它的所在地成为本部门间谍或者第三处和第四处去跟踪不幸者的终点站。它还消灭了为伦敦工作的秘密电台，编著了“电台节目”的解说词。柏林派遣的一个代号为ＩＶＪ（以后改为ＩＶＢ4 ）的特别队隶属于第四处。它的任务是迫害犹太人。这个特别队由丹内克尔领导，他直接从在柏林的艾克曼那里接受命令。他正在为“迁移”犹太人进行准备工作，这就是说，他制定的措施，法国当局必须执行。那些由犹太人问题委员会指名搜捕的犹太人拘留在德朗西集中营，然后被押送到波兰，在一个绝灭营里遭到杀害。经常参加丹内克尔组织的讨论会的有：阿贝茨的一名代表蔡特舍尔，军事当局的两名成员恩斯特和布兰克，罗森堡参谋部的一名特派员贝尔。给法国人带来巨大牺牲的措施就是在这些会议上决定的。大使馆也指派了法国“专家”。这些“专家”是从通敌和反犹小组的领导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当中有Ｍ·布卡德，达基埃·德·佩尔普瓦，克里门蒂和一位假学者，“人类学家”乔治·蒙坦东。丹内克尔滥用他的独立性，他的傲慢态度引起了克诺亨的猜疑。考虑到维护他作为领导人的威信，克诺亨找了一个“由于纪律原因”的借口把他调离别处。丹内克尔因此于一九四二年九月离开巴黎，在索非亚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一九四三年五月，艾克曼派遣他的心腹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布吕纳带着任务到巴黎去，尽快加速撤运工作，因为据他估计，法国对“解决犹太人问题”“进展缓慢”，大大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布吕纳来自萨洛尼卡，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冷酷无情的粗人。艾克曼亲自把他带到巴黎。为了确证布吕纳活动有“良好的结果”，他到法国来了两次。以《示众报》为首的法国反犹报对犹太人在尼扎地区所获得的“犯罪的宽恕”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抗议运动。艾克曼就是为了这件事到那里去调查——正象这些报纸所断言的那样；—“法国的所有犹太人”是否真的都已经逃到尼扎这个地方去了。当布吕纳到达巴黎时，奥伯格得到希姆莱的命令，要他去“激励”那些在共同参加追捕犹太人时表现懒散的警察。但是布吕纳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他带来了一支连同机动车在内、由二十五个身强力壮的人员组成的特别队。他从柏林得到命令，然后让犹太人问题委员会里的法国人去执行，以此回避克诺亨。一九四三年八月初，德朗西特别营归德国人管理；法国宪兵队只负责外面的看守。这样布吕纳可以进一步“加快”撤运的速度。第四处的任务是见不得人的：被捕者当中，谁应该提交给正在布瓦西当拉格街举行会议的军事法庭，以及谁不经过审理就被撤运都由该处决定。此外，第四处具有极大的特权：他们一旦要报复的话，就把挑选出来的人质枪杀掉。合并到第四处的有：处理“特殊任务”的一个组织，第四科（5 ）和从事于反间谍的第四科（Ｎ）。最后，还有两个单位属于第四处，他们的人员学会“尊重”所有的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杀人集团编写了入侵报告，起草这份报告的主要部门设在维尔朱斯特街四十八号，是法国人民党和民兵中的突击队，其人员都是些声名狼藉的卡邦匪徒。如果保安处和盖世太保不想用他们的名义出现，特别队就要进行干预。他们的任务是袭击个别指定的组织、绑架或杀害知名人士。第二个单位是由埃尔泽塞尔·比克勒领导的“保安警察局第四科”；它拥有为盖世太保工作的法国人，并建立了一所培训助理间谍的特殊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两个小组使用的惯犯大多数是由他们从监狱里接出来的。这件事开始得很奇怪。一九三九年，一．个名叫亨利·张伯林的人被拘留在塞普瓦集中营里，此人以前是巴黎警察署餐厅里的侍者头目。他在集中营结识了几个同样被拘禁的德国间谍，后来同他们一起潜逃外出。自从克诺亨到达巴黎后，他就开始当密探，为盖世太保工作，不久经他“雇主”的提名担任队长。他在拉丰的名义下拼凑了一个小组，由他和前特派员博尼领导。办事处设在洛里斯通街九十三号。张伯林 —拉丰要求释放二十几个已判刑的人，用他们来建设自己的队伍。许多类似的罪恶活动场所相继出现，心怀鬼胎的马丁，人称“吕地·德·梅罗德”就是这些场所里的一分子。对这些刑事犯说来，虐待是流行的审讯法。他们凭着一张“特别证件” 肆意携带武器，犯下了无数罪行，他们趁抄家之际进行偷窃，擅自搜查有钱人的住宅，干尽了各种营私舞弊的勾当。这伙歹徒同时为盖世太保、保安处和谍报局工作。原则上，第四处同第五处（刑事警察）一起行使执行权，即进行逮捕、审讯和抄家。至一九四三年年底为止，它的头头一直是伯梅尔堡。当克诺亨着手筹建他的组织时，伯梅尔堡由于种种原因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他是个老牌职业警察，对国际上的警务、法律的惯例和方法了如指掌。他曾参加过国际警察的先驱国际刑事警察组织，该组织的秘书处当时设在维也纳。他通过这条渠道认识了法国最有名望的警察首脑。此外，他掌握法语，甚至通晓隐语。当时，他是德国中央供暖公司的二名“技术员”，长期住在巴黎。英国国王访问巴黎时，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派他到那里去同法国警察一起研究安全问题和对付国际恐怖分子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法国政府对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部长巴尔图成为马赛谋刺事件的牺牲品记忆犹新。当时，伯梅尔堡可以进行直接的接触。当他被任命为索塞街盖世太保的首脑之后，他也并没有错过机会去利用这些接触。但是到了一九四三年，伯梅尔堡突然感到上了年岁的痛苦。他的年龄似乎一下子把他制服了，当时令人担心的是，他的记忆力渐渐衰退，不能再当机立断，他的判断失去昔日的那种可靠性，这一切都发生在秘密抵抗组织和反对党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时刻。盖世太保进行了一场不打招呼的战争，其来势凶猛，残酷无情，年迈的伯梅尔堡一下子显出一副软弱无力的样子。奥伯格和克诺亨同德国中央保安局达成协议，寻找一个不会伤害保安局的解决办法。奥伯格派驻维希政府的代表盖斯勒被秘密抵抗组织打死后，有人对年龄的界限议论纷纷，想把盖斯勒的职务委托给伯梅尔堡。而伯梅尔堡的职务则由施廷特接替，他担任驻法国的盖世太保首脑直至占领结束为止。曾经伴随维希政府的伯梅尔堡撤出法国之后，在锡格马林根被分配在贝当手下的人那里工作。这是他最后的职务。第五处是刑事警察。它主要同黑市场作斗争。这只不过是从理论上说说而已，因为在许多场合下，德国当局本身就是黑市场牟取暴利的组织者。此外，刑事警察的任务就是配合盖世太保做些技术性的工作：测量囚犯的体长，验收指印、搜查武器、开具通缉令等诸如此类的事。第四处的任务是收集有关政治集团的情报和监视他们同国外的关系。该处在巴黎拥有七个特别队，他们经常接到特殊任务。以德国中央保安局突击队中队长潘维茨的名字命名的“潘维茨特别队”专程被派往巴黎，伙同第四处和第六处讨论“红色小乐队”事件，消灭在法国工作的苏联情报网。这个情报网收集德国部队活动的情报，了解其实力以及去法国整休和返回前开往东线去的师部情况；这些情报直接通过无线电台或在瑞士的中转站发往莫斯科。潘维茨特别队得到“广播剧—特别队”的支持。这个队由追踪地下电台的专家们组成。第三特别队负责来法国访问的德国高级干部的安全。它是由经过精心挑选的党卫队队员和治安警察组成的。第四队是根据它的领导人文格尔的名字命名的“文格尔特别队”。它主要监督护照的签发，而“瓦格纳特工部”则是监督比较高级的社会人士。另外一个技术队的任务是去发现秘密军队作伪装使用的车辆。该队在秘密军队成立的南部地区进行活动。第七队，也就是最后一个队，它专给德国部队预定的住房招募妓女，有时也为某些集中营的妓院招募妓女。实际上，在法国并没有第七处，只不过是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七局的专家们到巴黎来的次数多一些，研究法国反犹研究所的“工作”，把罗森堡特别工作处没收的书籍进行分门别类。罗森堡特别工作处设在杜蒙迪维尔街十二号，有计划地盗窃了艺术品、老式家具、书籍、银器、首饰和皮货。总之，在犹太人住宅里可以找到的一切昂贵的东西，这儿应有尽有。一九四二年五月初，纳粹党人在法国成立了一个同样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组织。这个组织德国人是早就熟悉的。现在一切权力都交给了它；它变得可怕起来了。从理论上说，虽然在法国的各个部门要按照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模式进行分工，但它们毕竟不象柏林总部的部门那样，互相封锁消息。特别是外交部门，它们的人员，包括行政人员在内不到一百人，这些特务在各个区域从事活动，每个月都不得不约束日益增加的镇压措施。与此同时，他们将情报工作交给当地招募来的法国辅助人员去办，并且依靠法国通敌组织和某些政党提供的报告和告密材料。所有属于“保安警察—保安处—特别队”的间谍穿着同样的制服，即左袖上有保安处袖章的党卫队制服。保安处这几个字并不说明它是属于原来保安处的第六局，而只能说明保安警察和保安处人员已经参加这种工作罢了。曾经归军政府掌握的权力现在落入盖世太保首脑的手里。因此军管处在任命法国被占区的干部时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当盖世太保获得独立自主以后，他们却提出，在每次任命时这可能涉及到警察任务的利害关系，他们有进行干预的权利。在—九四二年十一月占领南部地区之后，盖世太保提出要求，任命地方行政长官时必需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要推荐他们的候补者，这些无理要求遭到军管处和大使馆的拒绝。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第三处继续考查任命的官员，看看新的官员是否去阻碍镇压措施。最后，奥伯格成功地把他挑选的一个人安插到法国警察的领导岗位上，担任相当于达尔南这样的角色。盖世太保和谍报局除用通常途径获得消息外，还共同分享那个时候所特有的情报资料。由于缺乏大量原材料、食品和许多消费品，因而出现了黑市贸易，那里买卖不受数量的限制，生意非常兴隆。要对这种短缺现象负责的是德国经济，因为它象对待每一个被占国的经济一样，一开始就掠夺法国的经济产品。德国经济之所以遭受生产不足之苦，是因为它的工业区遭到空袭的破坏，生产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控制日益上升的战争费用愈来愈困难了。一九三九年，百分之四十二的战争费用由税收弥补，一九四二年，这部分费用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下降到百分之十九。从被占国那里拿来用作“占领费”的战时特种税达到六百六十亿，加上以巧立名目提出的或者敲诈来的捐款在内，大约达到一千亿马克。仅一个法国就支付了三百十亿马克的占领费，这是所有被占国中最高的战时特种税，不过仍然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因为德国的战争费用单单在战争第五个年头就上升到一千亿。法国运输部门实际上不能够继续提高所需供应的货物的装容量。所以德国当局改用第二种掠夺方法，即把黑市贸易列入它的预算之中。他们开设所谓的“采购处”，并决定同法国的一些部门一起进行正常的贸易。实际上，这些办事处成为营私舞弊的巨大温床。在那里达成了最难以置信的交易；进行交易的人占很大优势，因而他们享有不受处罚的特权，受到盖世太保的保护。无论什么货物和商品都在黑市上进行买卖和交换，如：钢、铜、钨、橡胶、水银、药品、羊毛、衣料、高级皮货、铁丝网、名酒和法国白兰地酒、未加工的皮、高级香水、长统丝袜、木材和铁路钢轨。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做买卖的人就是盖世太保和谍报局支付报酬的间谍。这样的买卖盈利很大。当时财产的来源就靠这一途径。他们不仅做黄金、外币和外汇的买卖，而且还向国防军的军需部供应必需品。要法国商人或者工业家去克服那种勉强的爱国主义的感情以及为这些采购处效劳，这并不难。盖世太保懂得如何把他们转化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情报间谍。为了不失去业务订货这个有利可图的肥缺，某些人接受了这个工作。全部采购处由“奥托组织”管理，它在巴黎拥有三个总办事处，波洛涅森林广场二十一至二十三号，阿斯多尔街二十五号和阿道夫一伊冯街六号，圣康和圣德尼船坞附近还拥有扩展的仓库。奥托组织由赫尔曼·布兰德尔，又称“奥托”和罗伯特·珀舍尔这两个德国人领导。他们的正式任务是把购买来的所有法国商品划入德国预算并由谍报局作掩护。据估计，他们个人所获的赢利达几十亿法郎。该组织的首脑是布兰德尔，他中等身材，长着一张椭圆形的脸，双下巴。他讲究文雅礼貌。他出于爱好或者为了洽谈业务经常出入巴黎的娱乐场所，这时候他总是穿得很时髦，喜欢把银灰色的头发梳到后面，使人觉得有点矫揉造作。奥托组织对样样东西都感兴趣。布兰德尔冷冰冰地看着那个洽谈业务的人，一言不发地听他讲。要是生意谈成功，他就叫人把香槟酒拿来。 “奥托”对交易所证券也感兴趣。该组织的特工人员经常拿着盖世太保没收或抢来的股票到交易所里进行活动。盖世太保对有价证券控制甚严。他们还对某些有钱的公司施加压力，目的是要它们让出一大批股票给德国公司，这些公司中有德国中央保安局派的代表。这样他们既可控制这些公司，又可分享它们的利润。布兰德尔是谍报局的上尉。他身边有一个不断同谍报局领导保持联系的助手。盖世太保通过他从采购处的顾客当中招募间谍。最令人可怕的人是弗雷德里克·马丹，又称“吕地·德·梅罗德”和乔治·德尔法纳，又称“毛伊”，他们的办事处设在亨利·马丁街一百零一号。一九四四年德国崩溃时，珀舍尔企图逃往西班牙，以便到南美享受他那笔巨大的财产。他预感到战争的结局，于是早就小心翼翼地在作逃跑的准备工作，再说在里斯本有人已经为他准备好资本。然而他在西班牙边境被盖世太保逮捕，押送回国，被判处死刑，而且是绞刑。布兰德尔带着自己的一部分财宝回到了德国。他沿途找了许多藏身之地，得以使自岂安然无恙。有人在香巴尼的一幢宫殿的侧楼里又发现了“奥托”埋藏的、里面放满宝石的灭火器。他先住在德国的慕尼黑，把宝石藏在水泥桶里，把名画藏在朋友家里，其中有西斯莱，勒努瓦，布丹，皮萨罗和德加的几幅画像，此外，还有壁毯，极其贵重的家具，稀有的邮票集，有价证券，古老的银器皿等。这些都是从法国那里进行四年有计划的攫取的精华。德国崩溃以后，布兰德尔改名换姓，住在达豪附近。 1946年夏天，他在那里被捕。后来在施塔德尔海姆监狱的牢房里自缢身死。两个同谋都得到同样的下场，自缢在一条绳子上。从那个神话般的“奥托财宝” 中只找回了一小部分。除了已经变黑的银器和正在分解的邮票之外，那些名画也许正在某些安全的隐蔽处腐烂变质。至于他们装运到葡萄牙和南美去的那些黄金、外汇和有价证券，哪个有钱的同谋如今是以此为生的呢？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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