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岛》风暴（1） 《美丽岛》杂志创办于1979年8 月16日，发行人是黄信介，社长是许信良，副 社长是黄天福、吕秀莲，总编辑是张俊宏，总经理是施明德，由姚嘉文、林义雄、 黄天福、吕秀莲、王拓主持日常工作。康宁祥、黄信介、许信良、张俊宏等61人为 社务委员。主要编撰人员有张俊宏、姚嘉文、施明德、许信良等70多人。台湾知名 的党外人士几乎均名列其中，杂志社成为党外势力的大本营。 《美丽岛》一成立，党外人士马上利用这一块阵地，进行了三大活动。 一是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发展关系。是年9 月3 日，康宁祥、许信良、张俊宏、 姚嘉文、林义雄等党外重要人物，通过台湾地方势力的元老吴三连，出面邀请国民 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新生代的代表人物关中和“立法委员”梁肃戎“餐叙”， 作陪的还有费希平、沈君山、杨国枢、胡佛等人。双方探讨新形势下的民主问题。 关中在另一场合还说，国民党“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敌人，对于岛内的非国民党 人士，政府愿意加强联系，对于少数偏激不满的人，政府也将以适当的方法加以化 解。”在此前后，党外人士还两次与国民党中央组工会副主任朱坚章举办政治座谈 会。 二是聚集党外活跃分子。《美丽岛》的创办，把党外势力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 调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批党外人士成为刊物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可以说当时在 台湾政坛和政论界稍有名气的党外行动分子，都已集中到社内，这在党外办刊史上 是第一次。杂志社还通过设在台湾各地的20多个办事处，及时互通信息，统一安排 党外活动，处理党外日常事务，这在党外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难怪当时人们已称其 为“没有党名的党”。 三是批判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行为。再看杂志的内容，观点鲜明，立场坚定，集 党外多年来所有政治观点和主张之大成，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如9 月8 日出版的 第一期上的《发刊词》称：“国民党政府应以最大的诚意与罪己悔过的心情，与1800 万同胞共同担当起适应变局的责任，以挽救人民对其道德怀疑的信任危机，……可 是，国民党政府却更加倚赖特务为统治工具。”当然，《美丽岛》最后酿成重大政 治事件，并非是因为该刊对当局的批评，而是其在行动上与当局的对抗。 《美丽岛》成立时间不长，可它的动作已成为全台湾注视的焦点，惊动了蒋经 国。《美丽岛》很快就成为蒋经国打击的头号目标，台湾全岛也笼罩在“山雨欲来 风满楼”、一方志在必胜与一方志在抗争到底的对立气氛之中。 1979年11月底，《美丽岛》杂志社决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30年纪 念日”举行“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及游行”。深受国民党牢狱之苦、富有好斗性的 施明德和以往一样，再次被选为总指挥。另一党外大老黄信介则被推为大会主持人。 根据5 人以上集会需要警察局批准的规定，大会筹备组的陈菊和周平德，向管辖杂 志社高雄服务处的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申请时间在12月10日下午6 时至11时之间、 地点为大统百货公司对面的扶轮公园、参加人数为3 万人的集会游行。既有人权敏 感问题，又是参加人数空前，警察局予以驳回。 在大会举行的前一天，党外和当局已经有过几次小的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只 等最后一搏。12月10日下午7 时左右，在施明德的指挥下，与会者高举火把，高喊 “还我言论自由！”、“废除戒严令！”、“反对特务统治！”、“打倒暴力集团！”、 “人民万岁！民主万岁！人权万岁！”、“人人经济平等”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 游行队伍很快与警察、宪兵发生冲突，直到次日凌晨2 点半，杂志社门前的军警和 民众全部散去，高雄市才恢复了平静。 在这次事件中，《美丽岛》杂志方面有40多人受伤，当局方面有183 人受伤， 其中伤势较重者有宪兵47人，警察16人。自第三天凌晨起，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全部 出动，在全岛范围搜捕与“美丽岛事件”有关的党外人士。 自12月13日开始行动，到次年2 月1 日，“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宣布，共逮 捕152 人，其中55人交保释放，40人交保候传，在押61人。“涉嫌叛乱”的有53人， 他们是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吕秀莲、陈菊、王拓、林义雄、周平德、纪万生、 张富忠、苏秋镇、杨青矗、陈忠信、邱奕彬、邱垂贞、施明德等。涉嫌藏匿人犯的 8人是许晴富、张温鹰、吴文、林文珍等。以此罪名被捕的还有1980 年4 月24日被 捕的“台湾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在平息高雄动乱后，《美丽岛》杂志被无限 期查封，分支机构勒令关闭。12月15日，警方宣布将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达“驱 逐出境”。次日，《美丽岛》宣传组长邱垂贞、《夏潮》的骨干苏庆黎向当局自首。 19日，台“行政院新闻局”宣布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和王拓主办的《春风》 无限期停刊。 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在镇压“高雄动乱者”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开明派，都是主张坚决镇压的，要说有分歧只是在具体方式和考 虑后果方面，双方的差距就在镇压之外，政治革新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保守派借镇 压动乱分子之机，趁机提出暂缓容易引起动乱的“革新”；开明派则主张动乱要镇 压，政治革新不能停。 蒋经国在对党外的处理上，采取了开明派的主张，除对制造街头动乱的肇事者 本人严惩外，对一般参与者采取较为温和的做法，给人以不想中断“民主化”进程 的形象。正如一些专门研究蒋经国的专著中指出的那样，在“高雄事件”善后问题 上，他在四个方面做了转向工作：降低处理事件的调门，表示当局绝不会借“高雄 事件”进行所谓“大整肃”；逐渐缩小打击面，为已经开始膨胀起来的打击党外势 力的高压政策减压；三是设法平息高雄地区民愤，将已入狱一年的党外大老余登发 “交保就医”；强调继续进行民主革新，表示高雄暴力事件“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 主法制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蒋经国的四个 方面的转向工作，显出他要比专制开明得多，比西方的民主要复杂得多，比保守派 要明智得多，比开明派要慎重得多，比党外要狡猾得多。他的四条，既可以应付保 守派，又可以让开明派满意，还可以让党外人士放心，即使在爱管东方人闲事的西 方人那里也就没话可说了。 蒋经国的任何主张和国民党内的任何决策都将落实在具体的审判中。1980年2 月20日，“警备总司令部的军事检察官”正式宣布，涉嫌“高雄事件”叛乱案的黄 信介、施明德、姚嘉文等8 人，已经侦查结束，并已起诉。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